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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方小说《水在时间之下》塑造了水上灯、玫瑰红、李翠、慧如等分别具有新、旧伦理特性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不同的女性生存、抗争模式，揭示了女性的精神困境。
关键词：方方；《水在时间之下》；女性意识；精神困境
方方近年小说《水在时间之下》讲述了因迷信思想和家庭斗争而被亲母舍弃的女婴水滴的故事，揭示了主人公从在世间挣扎生存的弃女蜕变为汉口剧场中大名鼎鼎的名角儿水上灯，最终又归于街市巷口一位风烛老妪的平静生活的人生命运。《水在时间之下》是一部以女性为主的小说，以水上灯为叙述视角，并以其人生轨迹为线索安排情节，综合展示了水上灯、玫瑰红、李翠、慧如等几位典型女性角色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的生存困境及抗争模式。
一
小说从1920年进入，这是一个经历了“五四”启蒙后新旧观念、新旧伦理相互混杂和碰撞的时期。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无不沾染着新旧杂糅的气息。因此，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方方也大致分为了旧式女性和新女性两类。
小说中水上灯的亲母李翠就是典型的旧式女性，她的生存境遇和人生选择可以概括为“依附模式”。作为戏子的李翠被商人水成旺纳为妾室，从此步入上流社会。水成旺死后，在正房太太刘金荣的唆使下，被家庭权力继承者水文责令其抛弃亲女。为求自身荣华得保的李翠，最终屈服于家庭权力而舍弃骨肉。命运吊诡的是，李翠后来在水家的命运并非如她所愿，可以安享富贵，相反她被利用，抛头露脸为水家的生意赚取利益，继续充当她所依附人家的工具。从被水成旺纳为妾室，到被逼弃女，再到去茶馆主事，这三大人生选择都是作为旧式女性的李翠自己所不能选择的，她只得被动接受。由于启蒙思潮的社会影响，个体欲望苏醒，导致了她一方面渴望进入上流社会追求富贵荣华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深受旧式观念束缚，不能依靠自主独立的奋斗来获得选择的权力。所以她只能过这种没有自主权而依附于他人的生活，受制于其依附的家庭权力。
如果说李翠是在启蒙话语影响下依然被束缚的旧式女性形象，那么水滴养母慧如则是个体欲望冲破了旧式道德束缚的一类女性。小说对慧如的塑造主要是在与琴师吉宝私通的情节中完成。在玫瑰红的诱使下，慧如比起李翠更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个体欲望，然而这种欲望却又是在背弃道德的前提下完成的。慧如的形象凸显了女性的生命体验话语，她重视自身的生存状态，因此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并反抗。然而，慧如终究没能逃脱出旧式女性的“依附”特点，依然未能在对个体欲望追求的夙愿中萌生出独立意识。相反，她寄希望于吉宝，试图在对吉宝的依附中实现个体欲望。独立意识的缺乏是这类“反抗—依附”型旧女性的重要特点，反抗和依附之间的矛盾往往让这类女性陷入无尽的痛苦。在小说中表现为慧如在道德压力和个体欲望的释放之间痛苦挣扎，吉宝的始乱终弃，让慧如的依附梦想幻灭，最终只能通过死亡来解脱自己的困境。
二
笔者认为，所谓新旧女性的根本性差异在于有无“独立意识”，即通过自主的奋斗去获取个体生命之所需。因此前文所述的旧式女性李翠与慧如皆因独立意识之缺乏，而陷入女性生存困境。与之相反，在小说中方方浓墨重述的水上灯和玫瑰红对生存困境的抗争，表现在物质上打破了依附于男权的观念而独立生存，实现了不依附男人而物质上的独立，解决了因生存而导致的种种依附型困境。因此，玫瑰红和水上灯相比李翠和慧如而言，有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和更多的女性权力，彰显了新式女性的独立性特点。
玫瑰红在作为当红戏子之前，是以李翠的侄女珍珠的身份出现的。刚满十四岁的她在看到水家的奢侈生活后心生羡慕，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我就是不甘心过苦日子，汉口我会再来的。”[1]从此走上了独立奋斗的道路。她成功了，成为了汉剧名伶，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富人的生活，获得了一定的女性权利和尊重。
水上灯更多地体现了启蒙思想下新女性的独立、反叛和嫉恶如仇。童年的遭遇在水滴心里埋下的仇恨成为了她努力想要出人头地的动因，她想要报复所有欺压过她的人。从水滴成长为水上灯的过程中，命运不断地对她进行逼迫：出世即被抛弃，生长在社会地位极为卑贱的下河人家，从小受到社会歧视和欺压；被迫卖身葬父，沦落汉剧草台班，被七十多岁的老头儿糟蹋，以致走投无路。面对着种种命运的压迫，水上灯以最尖锐的方式积极地与生存困境抗争。最终成为了继玫瑰红之后的汉剧名伶，逃脱了物质层面的生存困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独立，得以傲视所有欺压过她的人。
三
在男性话语本位的社会权力压迫下，女性终难逃脱成为牺牲品的命运。“独立意识”带来的物质上的自主，虽然给水上灯和玫瑰红换回更多的女性权利和话语空间，然而却依然难逃来自社会强势的压迫。这种压迫的力量给这类女性的独立带来了新的困境，作为弱势的女性群体，往往只能通过妥协来“解困”。吊诡在于，这种“解困”虽从现实问题层面得以实现，但因妥协导致的进一步的精神困境却同时产生。
在爱情的选择上，玫瑰红和水上灯一开始都是独立自主的，分别选择了自己真爱之人万江亭和陈仁厚。然而现实的困境下，最终的结局是玫瑰红嫁给肖锦富，水上灯嫁给张晋生。
玫瑰红不愿意放弃在汉口既得的优越生存条件和在汉剧演艺界的名气，在代表着权势的肖锦富的逼迫下，放弃了与爱人万江亭私奔，这是强势力量的逼迫下在爱情和优越生活之间作出的现实抉择。选择与肖锦富结婚是玫瑰红的妥协，这次妥协实现了现实层面的“解困”。婚后的玫瑰红虽然从物质上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却失掉了自己所爱的汉剧和万江亭，陷入心灵的空虚，没有生活自由。至此，以妥协的方式来解现实之困，背后所导致的更深入的精神层面的困境产生了，于是她通过吸食鸦片自我遗忘和自我堕落，最终因水上灯报复性的掌掴而逼至疯癫。
水上灯嫁给张晋生是因在战时纷乱的社会中意欲寻找一个依靠，她的婚姻选择表面上基于自主选择，本质却是在社会的逼迫下弱势女性的生存妥协。妥协的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心灵的满足和充实，相反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婚后不久就发现了张晋生在外已有家室，至此精神追求幻灭。张晋生为长期占有水上灯而计杀肖锦富，张晋生自己也因水上灯被水文施计杀死，至此玫瑰红和水上灯的爱情和婚姻都宣告彻底失败。这样的结局不免带有作者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寻求独立自由的悲观主义倾向，表达了女性在男权话语本位的社会中寻求独立自由的艰难和无奈。
“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着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意识。”[2]方方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在这种矛盾的黑夜意识中挣扎，水上灯和玫瑰红的爱情破灭和人生悲剧，也源于在这种独立和妥协之间的被迫游走和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各种困境。
注释：
[1]方方：《水在时间之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2] 翟永明：《女人》，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方方；《水在时间之下》；女性意识；精神困境
方方近年小说《水在时间之下》讲述了因迷信思想和家庭斗争而被亲母舍弃的女婴水滴的故事，揭示了主人公从在世间挣扎生存的弃女蜕变为汉口剧场中大名鼎鼎的名角儿水上灯，最终又归于街市巷口一位风烛老妪的平静生活的人生命运。《水在时间之下》是一部以女性为主的小说，以水上灯为叙述视角，并以其人生轨迹为线索安排情节，综合展示了水上灯、玫瑰红、李翠、慧如等几位典型女性角色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的生存困境及抗争模式。
一
小说从1920年进入，这是一个经历了“五四”启蒙后新旧观念、新旧伦理相互混杂和碰撞的时期。在启蒙思潮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人物形象无不沾染着新旧杂糅的气息。因此，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方方也大致分为了旧式女性和新女性两类。
小说中水上灯的亲母李翠就是典型的旧式女性，她的生存境遇和人生选择可以概括为“依附模式”。作为戏子的李翠被商人水成旺纳为妾室，从此步入上流社会。水成旺死后，在正房太太刘金荣的唆使下，被家庭权力继承者水文责令其抛弃亲女。为求自身荣华得保的李翠，最终屈服于家庭权力而舍弃骨肉。命运吊诡的是，李翠后来在水家的命运并非如她所愿，可以安享富贵，相反她被利用，抛头露脸为水家的生意赚取利益，继续充当她所依附人家的工具。从被水成旺纳为妾室，到被逼弃女，再到去茶馆主事，这三大人生选择都是作为旧式女性的李翠自己所不能选择的，她只得被动接受。由于启蒙思潮的社会影响，个体欲望苏醒，导致了她一方面渴望进入上流社会追求富贵荣华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又深受旧式观念束缚，不能依靠自主独立的奋斗来获得选择的权力。所以她只能过这种没有自主权而依附于他人的生活，受制于其依附的家庭权力。
如果说李翠是在启蒙话语影响下依然被束缚的旧式女性形象，那么水滴养母慧如则是个体欲望冲破了旧式道德束缚的一类女性。小说对慧如的塑造主要是在与琴师吉宝私通的情节中完成。在玫瑰红的诱使下，慧如比起李翠更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个体欲望，然而这种欲望却又是在背弃道德的前提下完成的。慧如的形象凸显了女性的生命体验话语，她重视自身的生存状态，因此对现实生活表示不满并反抗。然而，慧如终究没能逃脱出旧式女性的“依附”特点，依然未能在对个体欲望追求的夙愿中萌生出独立意识。相反，她寄希望于吉宝，试图在对吉宝的依附中实现个体欲望。独立意识的缺乏是这类“反抗—依附”型旧女性的重要特点，反抗和依附之间的矛盾往往让这类女性陷入无尽的痛苦。在小说中表现为慧如在道德压力和个体欲望的释放之间痛苦挣扎，吉宝的始乱终弃，让慧如的依附梦想幻灭，最终只能通过死亡来解脱自己的困境。
二
笔者认为，所谓新旧女性的根本性差异在于有无“独立意识”，即通过自主的奋斗去获取个体生命之所需。因此前文所述的旧式女性李翠与慧如皆因独立意识之缺乏，而陷入女性生存困境。与之相反，在小说中方方浓墨重述的水上灯和玫瑰红对生存困境的抗争，表现在物质上打破了依附于男权的观念而独立生存，实现了不依附男人而物质上的独立，解决了因生存而导致的种种依附型困境。因此，玫瑰红和水上灯相比李翠和慧如而言，有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和更多的女性权力，彰显了新式女性的独立性特点。
玫瑰红在作为当红戏子之前，是以李翠的侄女珍珠的身份出现的。刚满十四岁的她在看到水家的奢侈生活后心生羡慕，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我就是不甘心过苦日子，汉口我会再来的。”[1]从此走上了独立奋斗的道路。她成功了，成为了汉剧名伶，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富人的生活，获得了一定的女性权利和尊重。
水上灯更多地体现了启蒙思想下新女性的独立、反叛和嫉恶如仇。童年的遭遇在水滴心里埋下的仇恨成为了她努力想要出人头地的动因，她想要报复所有欺压过她的人。从水滴成长为水上灯的过程中，命运不断地对她进行逼迫：出世即被抛弃，生长在社会地位极为卑贱的下河人家，从小受到社会歧视和欺压；被迫卖身葬父，沦落汉剧草台班，被七十多岁的老头儿糟蹋，以致走投无路。面对着种种命运的压迫，水上灯以最尖锐的方式积极地与生存困境抗争。最终成为了继玫瑰红之后的汉剧名伶，逃脱了物质层面的生存困境，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独立，得以傲视所有欺压过她的人。
三
在男性话语本位的社会权力压迫下，女性终难逃脱成为牺牲品的命运。“独立意识”带来的物质上的自主，虽然给水上灯和玫瑰红换回更多的女性权利和话语空间，然而却依然难逃来自社会强势的压迫。这种压迫的力量给这类女性的独立带来了新的困境，作为弱势的女性群体，往往只能通过妥协来“解困”。吊诡在于，这种“解困”虽从现实问题层面得以实现，但因妥协导致的进一步的精神困境却同时产生。
在爱情的选择上，玫瑰红和水上灯一开始都是独立自主的，分别选择了自己真爱之人万江亭和陈仁厚。然而现实的困境下，最终的结局是玫瑰红嫁给肖锦富，水上灯嫁给张晋生。
玫瑰红不愿意放弃在汉口既得的优越生存条件和在汉剧演艺界的名气，在代表着权势的肖锦富的逼迫下，放弃了与爱人万江亭私奔，这是强势力量的逼迫下在爱情和优越生活之间作出的现实抉择。选择与肖锦富结婚是玫瑰红的妥协，这次妥协实现了现实层面的“解困”。婚后的玫瑰红虽然从物质上得到了更大的满足，却失掉了自己所爱的汉剧和万江亭，陷入心灵的空虚，没有生活自由。至此，以妥协的方式来解现实之困，背后所导致的更深入的精神层面的困境产生了，于是她通过吸食鸦片自我遗忘和自我堕落，最终因水上灯报复性的掌掴而逼至疯癫。
水上灯嫁给张晋生是因在战时纷乱的社会中意欲寻找一个依靠，她的婚姻选择表面上基于自主选择，本质却是在社会的逼迫下弱势女性的生存妥协。妥协的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心灵的满足和充实，相反是无边无际的空虚。婚后不久就发现了张晋生在外已有家室，至此精神追求幻灭。张晋生为长期占有水上灯而计杀肖锦富，张晋生自己也因水上灯被水文施计杀死，至此玫瑰红和水上灯的爱情和婚姻都宣告彻底失败。这样的结局不免带有作者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寻求独立自由的悲观主义倾向，表达了女性在男权话语本位的社会中寻求独立自由的艰难和无奈。
“每个女人都面对自己的深渊——不断泯灭和不断认可的私心痛楚与经验——远非每一个人都能抗拒着均衡的磨难直到毁灭……女性的真正力量就在于既对抗自身命运的暴戾，又服从内心召唤的真实，并在充满矛盾的二者之间建立起黑夜意识。”[2]方方笔下的女性几乎都在这种矛盾的黑夜意识中挣扎，水上灯和玫瑰红的爱情破灭和人生悲剧，也源于在这种独立和妥协之间的被迫游走和这种矛盾所产生的各种困境。
注释：
[1]方方：《水在时间之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2] 翟永明：《女人》，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