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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我受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之邀，以“原点”为主题，策划台湾摄影展览，邀请了8组作品、12名摄影创作者，于9月中旬来到平遥参与展览。在论坛会上接受《摄影世界》杂志编辑的邀约，拟以台湾摄影史为主题，梳理台湾的摄影发展史。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项极具挑战的难题，毕竟历史文化不是我的专长，不敢野人献曝，仅希望能尽绵薄之力，藉由本文让大陆爱好摄影人士对台湾摄影的发展轮廓有个初步的印象，以简述台湾摄影发展源流为撰写方向，在现有档案文献中整理出一个容易了解的台湾摄影发展脉络，不去讨论摄影家之间创作理念的细微差别和潜在的社会意义。
一部作品，是作者潜在的看法、美学观，及与复杂外在环境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而摄影则是这种结果最直接的具体呈现，穿越了时空、地域的限制，是集体记忆的轨迹。叙述台湾摄影发展源流与文化演变，无疑要把时间拉到殖民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及台湾岛屿本身文化特质的了解之上，因为任何时代，任何生活样式，都是跟着政治阶级的统治、社会形态的不断改变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反映在台湾历史年代转换之中，使得台湾摄影可以发展出自己特殊的影像文化语汇及独有的气质。
一、台湾摄影发生的踪迹（？-1895年）
17世纪的台湾就像未开发的处女地，在四百年历史的推演中，统治的主权几经变迁。先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分别窃据38年；继而有明郑复台后的23年；清代最长的212年；再则是乙未割台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50年又4个月；最后才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现代。对台湾而言，这些外来异邦人士、商人、军队等，先后上岸把台湾从原始社会推进到文明社会；对原本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先住民产生巨大的影响及冲击，反映在这块土地上成为最直接的人文生态影响，同时也造就后来台湾独有的岛屿文化特质。1842年，清道光年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放宽中外贸易，西方各国列强在军事、经济、文化上开始对中国入侵，商人、传教士、旅行冒险家陆续进出中国，其中以传教士占了大多数，他们除传教外，也将西方的科技带入中国，摄影技艺即在此时随之传进。据中国摄影博物馆公开史料记载，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3年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曾接受了璞鼎查本人及妻女的图像。1844年8月，耆英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分赠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四国官员“小照”。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小照”原为人们对画像的称呼，当摄影传入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借用“画小照”来称呼摄影，上述记载证明19世纪40年代摄影已经进入了中国。
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与列强在天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台湾的沪尾（淡水）、大稻埕（台北）、打狗（高雄）及安平（台南）被划为外国人居留地与通商口岸。据李干郎教授在雄狮图书出版的《摄影台湾》提到，推断能够得到的台湾最早的照片，很可能不会早于1858年。因此目前可以看到的台湾早期照片应始自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开放通商口岸后至1895年（日据之前）间的照片，应多为西方传教士或外商所摄。依据王雅伦教授所著《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一书指出，在法国奥赛美术馆搜集的一张1850年在台湾拍摄的一对原住民男女站立全身照，很有可能就是台湾地区最早的摄影作品。如此数据属实的话，就可以说明摄影在台湾很早就有发展线索。
摄影术进入台湾岛屿后，早期可以看到摄影的主要内容，主要是通商港口、山川河流、古迹、人物肖像等。清代除了外国海军摄影师外，一些西方商业摄影师和传教士，也各自为了商业记录或传教目的，在台湾做照相旅行活动。这些摄影师多出身画室，在技术上也能精确控制黑白摄影光影，及明暗调细节的处理。他们所拍的东方情调的景致和人物，普遍受到欧洲市场的欢迎，许多欧美人因台湾独有的原始山居形态所诱，渡海来台搜寻，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来台就最著名的例子。约翰·汤姆森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年少时是光学仪器作坊的学徒。早在1862年4月，他就踏上英国在东亚重要的殖民地——新加坡，并在当地开设照相馆，喜好在工作之暇拍摄当地的居民与地理景象。1871年，约翰·汤姆森前往厦门，并随同同样来自苏格兰的医师James Maxwell来到台湾，从打狗（高雄)港登陆，在高雄、台南一带活动，顺着南部海岸线拍摄一系列台湾南部的地理人文景象，在台南安平古堡拍下了《热兰遮城城门》，成为现存关于台湾最早可考的影像记录。
二、日治时期的台湾摄影幽光（1895年-1945年）
由于台湾一直是一个殖民地性格浓厚的岛屿，每当主权转换时，不但政治、社会结构都要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面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清代末期到日据初期，正是台湾人生活变动最剧烈的时代，台湾由中国领土的一小部分被无奈地割让为日本的殖民地，三百万在台湾生活的人民也由中国国人转变成为异国统治的住民，当然，在殖民的统治下，政经、社会、文化艺术也随之慢慢变化。
1895年（光绪21年）日本开始统治台湾后，因战争及占领的需要，摄影被大量应用在记录和倡导之上，台湾总督府大量聘用学者，进行治台所需人类、动植物昆虫、地理、地质、语言等文字与影像基础数据搜集。其后亦有民间报业与出版社派遣专业人士来台调查，编撰出版各式书籍，其中又以影像为主要佐证之“写真帖”书册或明信片居多。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从1896到1900年间前后四次抵台，在东部海岸兰屿离岛和知本溪以南，对部分山区居民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摄影。1899年发行的《人类学写真帖》(台湾红头屿的部分)，记载了兰屿红头村雅美族生活，是最早有关台民研究的写真帖。这些照片原版为玻璃板底片，共有834张，可以说是研究台湾早期摄影历史与影像风格的最重要数据，现完好保存于东京帝国大学综合研究资料馆内。
1900年至1919年间，台湾政治局势已趋平稳，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人们较有余力过休闲的生活，此时摄影也随势悄然登上表演舞台，出现了非常可观的照片。日本人初次得到殖民地，日本帝国以殖民心态用摄影为手段对新领土进行记录，好奇地搜集有利于其统治的资料。在一些研究台湾地理、资源及风土民情的出版物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照片，具有较高的质量。但到了日据后期，东亚各口岸间海运贸易鼎盛，大型日商集团逐步在东京、天津、上海、台北、广州、香港间建立商品产销供应链，来台的日本随军记者开始卸下军袍，从事一般的写真留影服务，在落脚的地区开设写真馆，他们也在一些台湾年青人的帮忙下，调教出台湾的第一代摄影师，为台湾的摄影埋下种子。比较著名的有台南的远藤陆郎、井上写真馆及台北的胜山吉作、吉田恒男、宫崎繁一等，照片内容除了一般居家人像照外，包括地理、民俗、生活习惯、风景等类别的记录照片也陆续出现。据《百年台湾摄影史料》调查数据显示，此时台湾地区的摄影技术，大部分来自香港、厦门以及日本等地。而当时台湾北部与南部地区写真馆所拍摄的作品，在光线照明与摆置风格的运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北部地区较受日本的影响，南部地区则可能受香港、厦门的影响较深。
由于殖民的社会稳定，手持相机游走于街道乡间者日众，照片的生产就非常普遍了。许多家庭经济状况许可的台湾青年怀着朝圣的心理，纷纷至日本学习摄影术或在照相馆内当学徒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成为台湾摄影界的奠基者，如彭瑞麟、张才、邓南光、李鸣雕、林寿镒等人。于是台湾在1920年以后，陆续出现本地人开设的写真馆，像基隆的“蓝写真馆”，台北的“太平写真馆”、“罗芳梅写真馆”、桃园的“徐写真馆”，台中的“林写真馆”等。当时台湾人士赴日留学学习摄影术，或到日本“营业摄影坊”当学徒，大都是以经济生活为主要考虑。这些台湾早期的摄影师或照相师，不少是从“精炭画像”开始接触摄影，因摄影术能够准确再现客观事物的形象，且远比画像快速精准，这种强烈的真实性使其他艺术或工艺望尘莫及。因而摄影在日据中期，逐渐受到画师的重视。摄影比起画像，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形象更逼真，顾客越来越多，给画像行业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很多画师设法学习照相技术，改业经营照相。他们一脉相传，逐渐由点扩及面，成为今天台湾各地照相馆的先辈。
这些台湾首批本土专业摄影家留下的大量珍贵的人像摄影作品，呈现了各自不同特质的写实风貌，在早期台湾摄影发展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股写实风潮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郎静山为首，讲究唯美的画意派摄影从大陆引进之后，写实摄影与沙龙摄影才形成分庭抗礼之局面。
清末、日治时期两代的台湾摄影史，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列强与日本人在台湾所建立留下的摄影痕迹，是研究台湾摄影史不可或缺的资产，必须赖以对照参考。这些由西方人士与日本人的摄影美学及观看方式，逐渐潜移默化地植入当时封闭的台湾岛，深深地影响了台湾摄影文化的发展。
三、光复后台湾影像轨迹（1945年-1980年）
1945年，台湾由国民政府接收，一切建设百废待举。物资条件极度缺乏，摄影是一个奢侈的嗜好，是经济富裕家庭才可拥有的高级娱乐，普通家庭根本玩不起，更不用说发展兴趣了。不过此时台湾摄影玩家逐渐摆脱以往日本人影响的心态与观点，开始用自己的视角与手法去判断、去按快门，虽然迟延了些，但总算有一个新起点。1953年，“美而廉画廊”成立，喜欢摄影的老板陈雁宾经常招待摄影同好喝咖啡，张才、李鸣雕、邓南光、汤思、黄则修等人更定期于此讨论影艺，美而廉画廊免费提供场地展示摄影作品、美术展览以及举办演讲活动等活动，开启了台湾摄影艺廊史的“美而廉时代”，是五十年代摄影展览及相关艺术活动的中枢。
台湾光复之后，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郎静山的“中国摄影学会”在此复会，与张才、邓南光、李鸣雕等人也于此创立“台北摄影沙龙”，大力倡导摄影艺术因而带动一股摄影热潮,吸引一些爱好摄影人士加入，其唯美与画意的影像主张，掌握了一段台湾很长的摄影方向。台北摄影沙龙的主要成员都在日本教育之下长大，对当时日本摄影主流文化的写实主义有所认同，因此在沙龙摄影全盛时期，也不乏受到当时在日本盛行的写实主义摄影影响的报道摄影的例子。1970年左右，此时期的摄影经长期的累积和酝酿，摄影创新表现终于得到启蒙，新生代摄影者接续前辈的足迹而起。1965年，“郑桑溪、张照堂现代摄影展”在台北美而廉举行首展，后巡回台中、高雄。作品超现实、高反差、粗颗粒及大逆光表现手法，颠覆了当时摄影美学的看法，引起正反两面极端的评价，但对台湾风格的转向与思考却极具宣告的意涵。
1969年，受西方思潮影响，来自设计界的胡永、张国雄、凌明声、叶政良和摄影界的谢震基、谢春德、周栋国、刘华震、张照堂等联合于台北精工舍画廊举办“现代摄影九人展”，或许受到当时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启蒙，以摄影的方式呈现现代都会的氛围，作品也呈现向未知探索的旺盛企图心和对台湾土地的认同。影像的结构思考，异于画意唯美的要求的捕捉，将文学路线的探讨也转移到摄影身上，反映台湾现实社会写实报道的风格也渐为摄影主要的理念。这些成员后来也变成台湾现代摄影团体“V-10”的成员。成员之一、资深摄影家庄灵曾介绍，“V-10 视觉设计群”没有任何书面宣言或成立仪式，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领域，凭借对摄影的爱好与热诚自由组织而成。与其说它有别于当时主流的沙龙摄影，不如说是反官方意识型态沙龙摄影与反美学、反传统的自由团体。
在同一时期的台湾第一代摄影家之中，也有许多不受唯美主义影响，爱好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写实主义摄影家。由于这些摄影家幼年都受过日本教育或日本摄影文化熏陶，有的甚至积极参加日本摄影杂志举办的摄影比赛，寻求在台湾沙龙摄影主流意识中无法得到的认同与肯定。这一代摄影家有：陈耿彬、林寿镒、陈石岸、许苍泽、林权助、谢震隆、黄伯骥等。他们用自己的影像语言描绘出对土地的情感和认知，也守候住时代的缩影。
四、解严后摄影的自觉与蜕变（1987年-2000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蒋经国提出5年内陆续完成“十大建设计划”，正式开始在台进行基础建设，发展新兴工业。1975年蒋介石辞世后，台湾逐渐从两极化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解放开来，再加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在副刊上开始掀起乡土文学论战的波澜，使得文艺思潮回归乡土。台湾人开始关心脚下的土地，摄影也无例外地受到影响。
1985年，陈映真在乡土论战的社会氛围下受美国《生活》（Life）杂志影响，创办了台湾第一本完整报道摄影《人间》杂志，强调用图片故事和文字报道去见证、记录和评论社会。风格强烈的摄影图片、文字记录以及丰富的社会关怀，为台湾报道摄影开启一扇大门，也为台湾培育出大量报道摄影人才，包括王信、关晓荣、蔡明德、李文吉等。此时期较为活跃的摄影家有陈传兴、谢春德、梁正居、阮义忠、张照堂、林添福、林柏梁，这些人可说是台湾纪实摄影风格的先锋。藉由对西方经典作品形式与内容的解读而成为解严前后纪实摄影家学习的典范，普遍影响了当时的摄影家在拍摄题材的动机与选择。在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藉由摄影与社会脉络的探讨支配了台湾在80年代末期的摄影创作方式。摄影的实践，是为弱势代言的使命感，使得拍摄题材聚焦于当时台湾社会的庶民与中下阶层，范围包括了体力劳动者、弱势族群，以及在历史事件或是当时社会上的受难者。摄影家藉由这些影像与议题的突显，找寻社会需要改造动力的证据，从内容上强调人道关怀的精神，又在形式上强调影像证据价值，混合着纪实摄影特质、人道关怀精神与社会批判的摄影观成为一种影像的思考方式。这样的思考方式为台湾摄影的发展跨出历史性的一步，同时也几乎完全主导了从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年轻后进的视野。这个时期的摄影家以阮义忠表现最为积极，他除了著有相当多摄影相关文章与书籍，同时引进西方纪实摄影家作品和思想，展览与出版自己摄影集、成立暗房工作室从事摄影教学，致力于推动当时人们统称为“报道摄影”的街头摄影、社会纪实摄影，为自己建立阮氏独有的影像风格与坚持。
由此可见，台湾纪实摄影认同回归和本土化的摄影观点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是全盛期。这段时期台湾摄影文化的主流顺理成章地从原先的沙龙摄影易主为报道摄影。
1987年7月14日，台湾解除戒严令，来年1月1日解除报禁，台湾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能量激烈的被释放出来，加上外来信息大量输入，整个社会结构重新组合调整，新的思维、新的事物相继不断冲击社会体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彼此也能表彰不同的主张，对于摄影而言因新闻媒体的解禁，台湾的报道与纪实摄影工作者在解严后达到一个全盛状态。许多年轻学子走出校门后就投身新闻摄影行列，成为解严后转型社会街头运动纪录与报道摄影的生力军。这时期有蔡文祥、刘正祥、潘小侠、谢三泰、黄子明、叶清芳、周清辉、林俊安、何经泰、沈昭良、张苍松等人。台湾解严后，历史、政治议题的社会批判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台湾艺术的展现是多元且开放的，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开放思潮与多元化观点影响直接促发了台湾前卫艺术的火苗。
80年代的台湾迈进了一个前卫艺术的新纪元，大量海外艺术家回流，引进了崭新的创作形式及观念，解构了原以学院艺术系所及商业画廊为主导的艺术文化环境。摄影无可避免地开始倾向找寻新的摄影风格，或是对旧有形式加以思考或反动。在众多视觉艺术的刺激和鼓励下，摄影家追求的摄影表现形式也开始走向多样化。摄影除延续纪实报道摄影的风格外，与艺术结合为现代摄影的新方向，成为摄影创作者寻求作品自我解放的思考。游本宽、高重黎、陈春禄、姚瑞中、郭英声、吴天章、章光和、钟顺龙、侯淑姿等人的作品全是新意识型态的创作，从不同的方向跨领域结合艺术概念和影像装置，以摄影理论移植和建构方式，试图在台湾新旧摄影交替间争夺彼此的发言权。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艺术家对摄影艺术传统方法与风格的突破，还表现在对文化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多重层面的观照。台湾摄影创作者在现阶段所拥有的文化自觉，不只丰富与发展了自身的摄影历史，也为整个摄影注入了新观念。
台湾岛屿地理和自然环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荟萃的交汇点，这是无法改变的宿命，过往的一切都是滋养台湾摄影发展的养分，世界摄影的演进，应该是以加法的多元方式呈现。台湾摄影主体意识的转变，其实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转换过程，这是台湾社会在自乡土运动及解严后逐渐释放的必然结果。有关台湾摄影性格、意识、价值等理论尚未建构之前，许多不明确、混乱、狭窄的台湾摄影观一定会夹杂其中，继而数字时代的摄影新美学正方兴未艾，更容易使缺乏摄影教育的台湾摄影的未来受到质疑与冲击。台湾摄影需要跨文化的平等共识，才能不失自己的立场，向未来迈步前进。
（本文作者系台湾摄影家、策展人）
参考资料：
林志明《多重叙事之必要：摄影史书写问题初探》；庄灵《从1871从2011筑构台湾影像长河的人文与艺术篇章》；黄明川《一段模糊的历史、台湾摄影史简论》雄狮美术月刊No.175。 P.158-168；张照堂《台湾写实摄影发展报告》；王雅伦《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1850～1920)─摄影与历史的对话》；简永彬《镜像寓喻的对话--日治时期写真馆的影像追寻》；吴嘉宝《台湾摄影简史》；庄淑惠 《仍待开发与深耕─台湾摄影艺术发展历程与现况》；《回首台湾百年摄影幽光》等。
一部作品，是作者潜在的看法、美学观，及与复杂外在环境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而摄影则是这种结果最直接的具体呈现，穿越了时空、地域的限制，是集体记忆的轨迹。叙述台湾摄影发展源流与文化演变，无疑要把时间拉到殖民时期政治环境的影响及台湾岛屿本身文化特质的了解之上，因为任何时代，任何生活样式，都是跟着政治阶级的统治、社会形态的不断改变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样的影响反映在台湾历史年代转换之中，使得台湾摄影可以发展出自己特殊的影像文化语汇及独有的气质。
一、台湾摄影发生的踪迹（？-1895年）
17世纪的台湾就像未开发的处女地，在四百年历史的推演中，统治的主权几经变迁。先有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分别窃据38年；继而有明郑复台后的23年；清代最长的212年；再则是乙未割台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50年又4个月；最后才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现代。对台湾而言，这些外来异邦人士、商人、军队等，先后上岸把台湾从原始社会推进到文明社会；对原本居住在这块土地的先住民产生巨大的影响及冲击，反映在这块土地上成为最直接的人文生态影响，同时也造就后来台湾独有的岛屿文化特质。1842年，清道光年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清廷被迫开放五口通商放宽中外贸易，西方各国列强在军事、经济、文化上开始对中国入侵，商人、传教士、旅行冒险家陆续进出中国，其中以传教士占了大多数，他们除传教外，也将西方的科技带入中国，摄影技艺即在此时随之传进。据中国摄影博物馆公开史料记载，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耆英，1843年和英国人璞鼎查打交道时，曾接受了璞鼎查本人及妻女的图像。1844年8月，耆英到澳门同法国使臣拉萼尼谈判签约时，分赠意大利、英国、美国、葡萄牙等四国官员“小照”。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请奴才小照，均经给予”。“小照”原为人们对画像的称呼，当摄影传入中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仍借用“画小照”来称呼摄影，上述记载证明19世纪40年代摄影已经进入了中国。
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与列强在天津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后，台湾的沪尾（淡水）、大稻埕（台北）、打狗（高雄）及安平（台南）被划为外国人居留地与通商口岸。据李干郎教授在雄狮图书出版的《摄影台湾》提到，推断能够得到的台湾最早的照片，很可能不会早于1858年。因此目前可以看到的台湾早期照片应始自1858年，清朝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开放通商口岸后至1895年（日据之前）间的照片，应多为西方传教士或外商所摄。依据王雅伦教授所著《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一书指出，在法国奥赛美术馆搜集的一张1850年在台湾拍摄的一对原住民男女站立全身照，很有可能就是台湾地区最早的摄影作品。如此数据属实的话，就可以说明摄影在台湾很早就有发展线索。
摄影术进入台湾岛屿后，早期可以看到摄影的主要内容，主要是通商港口、山川河流、古迹、人物肖像等。清代除了外国海军摄影师外，一些西方商业摄影师和传教士，也各自为了商业记录或传教目的，在台湾做照相旅行活动。这些摄影师多出身画室，在技术上也能精确控制黑白摄影光影，及明暗调细节的处理。他们所拍的东方情调的景致和人物，普遍受到欧洲市场的欢迎，许多欧美人因台湾独有的原始山居形态所诱，渡海来台搜寻，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来台就最著名的例子。约翰·汤姆森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年少时是光学仪器作坊的学徒。早在1862年4月，他就踏上英国在东亚重要的殖民地——新加坡，并在当地开设照相馆，喜好在工作之暇拍摄当地的居民与地理景象。1871年，约翰·汤姆森前往厦门，并随同同样来自苏格兰的医师James Maxwell来到台湾，从打狗（高雄)港登陆，在高雄、台南一带活动，顺着南部海岸线拍摄一系列台湾南部的地理人文景象，在台南安平古堡拍下了《热兰遮城城门》，成为现存关于台湾最早可考的影像记录。
二、日治时期的台湾摄影幽光（1895年-1945年）
由于台湾一直是一个殖民地性格浓厚的岛屿，每当主权转换时，不但政治、社会结构都要改变，每一个人的生活面也自然随之发生变化。清代末期到日据初期，正是台湾人生活变动最剧烈的时代，台湾由中国领土的一小部分被无奈地割让为日本的殖民地，三百万在台湾生活的人民也由中国国人转变成为异国统治的住民，当然，在殖民的统治下，政经、社会、文化艺术也随之慢慢变化。
1895年（光绪21年）日本开始统治台湾后，因战争及占领的需要，摄影被大量应用在记录和倡导之上，台湾总督府大量聘用学者，进行治台所需人类、动植物昆虫、地理、地质、语言等文字与影像基础数据搜集。其后亦有民间报业与出版社派遣专业人士来台调查，编撰出版各式书籍，其中又以影像为主要佐证之“写真帖”书册或明信片居多。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者鸟居龙藏(1870-1953)从1896到1900年间前后四次抵台，在东部海岸兰屿离岛和知本溪以南，对部分山区居民进行人类学式的调查摄影。1899年发行的《人类学写真帖》(台湾红头屿的部分)，记载了兰屿红头村雅美族生活，是最早有关台民研究的写真帖。这些照片原版为玻璃板底片，共有834张，可以说是研究台湾早期摄影历史与影像风格的最重要数据，现完好保存于东京帝国大学综合研究资料馆内。
1900年至1919年间，台湾政治局势已趋平稳，社会秩序渐渐恢复，人们较有余力过休闲的生活，此时摄影也随势悄然登上表演舞台，出现了非常可观的照片。日本人初次得到殖民地，日本帝国以殖民心态用摄影为手段对新领土进行记录，好奇地搜集有利于其统治的资料。在一些研究台湾地理、资源及风土民情的出版物上也可以看到不少照片，具有较高的质量。但到了日据后期，东亚各口岸间海运贸易鼎盛，大型日商集团逐步在东京、天津、上海、台北、广州、香港间建立商品产销供应链，来台的日本随军记者开始卸下军袍，从事一般的写真留影服务，在落脚的地区开设写真馆，他们也在一些台湾年青人的帮忙下，调教出台湾的第一代摄影师，为台湾的摄影埋下种子。比较著名的有台南的远藤陆郎、井上写真馆及台北的胜山吉作、吉田恒男、宫崎繁一等，照片内容除了一般居家人像照外，包括地理、民俗、生活习惯、风景等类别的记录照片也陆续出现。据《百年台湾摄影史料》调查数据显示，此时台湾地区的摄影技术，大部分来自香港、厦门以及日本等地。而当时台湾北部与南部地区写真馆所拍摄的作品，在光线照明与摆置风格的运用上，也有明显的差异，北部地区较受日本的影响，南部地区则可能受香港、厦门的影响较深。
由于殖民的社会稳定，手持相机游走于街道乡间者日众，照片的生产就非常普遍了。许多家庭经济状况许可的台湾青年怀着朝圣的心理，纷纷至日本学习摄影术或在照相馆内当学徒学得一技之长，后来成为台湾摄影界的奠基者，如彭瑞麟、张才、邓南光、李鸣雕、林寿镒等人。于是台湾在1920年以后，陆续出现本地人开设的写真馆，像基隆的“蓝写真馆”，台北的“太平写真馆”、“罗芳梅写真馆”、桃园的“徐写真馆”，台中的“林写真馆”等。当时台湾人士赴日留学学习摄影术，或到日本“营业摄影坊”当学徒，大都是以经济生活为主要考虑。这些台湾早期的摄影师或照相师，不少是从“精炭画像”开始接触摄影，因摄影术能够准确再现客观事物的形象，且远比画像快速精准，这种强烈的真实性使其他艺术或工艺望尘莫及。因而摄影在日据中期，逐渐受到画师的重视。摄影比起画像，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形象更逼真，顾客越来越多，给画像行业造成了很大威胁，于是很多画师设法学习照相技术，改业经营照相。他们一脉相传，逐渐由点扩及面，成为今天台湾各地照相馆的先辈。
这些台湾首批本土专业摄影家留下的大量珍贵的人像摄影作品，呈现了各自不同特质的写实风貌，在早期台湾摄影发展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这股写实风潮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郎静山为首，讲究唯美的画意派摄影从大陆引进之后，写实摄影与沙龙摄影才形成分庭抗礼之局面。
清末、日治时期两代的台湾摄影史，几乎可以说是西方列强与日本人在台湾所建立留下的摄影痕迹，是研究台湾摄影史不可或缺的资产，必须赖以对照参考。这些由西方人士与日本人的摄影美学及观看方式，逐渐潜移默化地植入当时封闭的台湾岛，深深地影响了台湾摄影文化的发展。
三、光复后台湾影像轨迹（1945年-1980年）
1945年，台湾由国民政府接收，一切建设百废待举。物资条件极度缺乏，摄影是一个奢侈的嗜好，是经济富裕家庭才可拥有的高级娱乐，普通家庭根本玩不起，更不用说发展兴趣了。不过此时台湾摄影玩家逐渐摆脱以往日本人影响的心态与观点，开始用自己的视角与手法去判断、去按快门，虽然迟延了些，但总算有一个新起点。1953年，“美而廉画廊”成立，喜欢摄影的老板陈雁宾经常招待摄影同好喝咖啡，张才、李鸣雕、邓南光、汤思、黄则修等人更定期于此讨论影艺，美而廉画廊免费提供场地展示摄影作品、美术展览以及举办演讲活动等活动，开启了台湾摄影艺廊史的“美而廉时代”，是五十年代摄影展览及相关艺术活动的中枢。
台湾光复之后，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郎静山的“中国摄影学会”在此复会，与张才、邓南光、李鸣雕等人也于此创立“台北摄影沙龙”，大力倡导摄影艺术因而带动一股摄影热潮,吸引一些爱好摄影人士加入，其唯美与画意的影像主张，掌握了一段台湾很长的摄影方向。台北摄影沙龙的主要成员都在日本教育之下长大，对当时日本摄影主流文化的写实主义有所认同，因此在沙龙摄影全盛时期，也不乏受到当时在日本盛行的写实主义摄影影响的报道摄影的例子。1970年左右，此时期的摄影经长期的累积和酝酿，摄影创新表现终于得到启蒙，新生代摄影者接续前辈的足迹而起。1965年，“郑桑溪、张照堂现代摄影展”在台北美而廉举行首展，后巡回台中、高雄。作品超现实、高反差、粗颗粒及大逆光表现手法，颠覆了当时摄影美学的看法，引起正反两面极端的评价，但对台湾风格的转向与思考却极具宣告的意涵。
1969年，受西方思潮影响，来自设计界的胡永、张国雄、凌明声、叶政良和摄影界的谢震基、谢春德、周栋国、刘华震、张照堂等联合于台北精工舍画廊举办“现代摄影九人展”，或许受到当时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的启蒙，以摄影的方式呈现现代都会的氛围，作品也呈现向未知探索的旺盛企图心和对台湾土地的认同。影像的结构思考，异于画意唯美的要求的捕捉，将文学路线的探讨也转移到摄影身上，反映台湾现实社会写实报道的风格也渐为摄影主要的理念。这些成员后来也变成台湾现代摄影团体“V-10”的成员。成员之一、资深摄影家庄灵曾介绍，“V-10 视觉设计群”没有任何书面宣言或成立仪式，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领域，凭借对摄影的爱好与热诚自由组织而成。与其说它有别于当时主流的沙龙摄影，不如说是反官方意识型态沙龙摄影与反美学、反传统的自由团体。
在同一时期的台湾第一代摄影家之中，也有许多不受唯美主义影响，爱好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的写实主义摄影家。由于这些摄影家幼年都受过日本教育或日本摄影文化熏陶，有的甚至积极参加日本摄影杂志举办的摄影比赛，寻求在台湾沙龙摄影主流意识中无法得到的认同与肯定。这一代摄影家有：陈耿彬、林寿镒、陈石岸、许苍泽、林权助、谢震隆、黄伯骥等。他们用自己的影像语言描绘出对土地的情感和认知，也守候住时代的缩影。
四、解严后摄影的自觉与蜕变（1987年-2000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蒋经国提出5年内陆续完成“十大建设计划”，正式开始在台进行基础建设，发展新兴工业。1975年蒋介石辞世后，台湾逐渐从两极化意识形态的对抗中解放开来，再加上《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在副刊上开始掀起乡土文学论战的波澜，使得文艺思潮回归乡土。台湾人开始关心脚下的土地，摄影也无例外地受到影响。
1985年，陈映真在乡土论战的社会氛围下受美国《生活》（Life）杂志影响，创办了台湾第一本完整报道摄影《人间》杂志，强调用图片故事和文字报道去见证、记录和评论社会。风格强烈的摄影图片、文字记录以及丰富的社会关怀，为台湾报道摄影开启一扇大门，也为台湾培育出大量报道摄影人才，包括王信、关晓荣、蔡明德、李文吉等。此时期较为活跃的摄影家有陈传兴、谢春德、梁正居、阮义忠、张照堂、林添福、林柏梁，这些人可说是台湾纪实摄影风格的先锋。藉由对西方经典作品形式与内容的解读而成为解严前后纪实摄影家学习的典范，普遍影响了当时的摄影家在拍摄题材的动机与选择。在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藉由摄影与社会脉络的探讨支配了台湾在80年代末期的摄影创作方式。摄影的实践，是为弱势代言的使命感，使得拍摄题材聚焦于当时台湾社会的庶民与中下阶层，范围包括了体力劳动者、弱势族群，以及在历史事件或是当时社会上的受难者。摄影家藉由这些影像与议题的突显，找寻社会需要改造动力的证据，从内容上强调人道关怀的精神，又在形式上强调影像证据价值，混合着纪实摄影特质、人道关怀精神与社会批判的摄影观成为一种影像的思考方式。这样的思考方式为台湾摄影的发展跨出历史性的一步，同时也几乎完全主导了从70年代初期到80年代末期年轻后进的视野。这个时期的摄影家以阮义忠表现最为积极，他除了著有相当多摄影相关文章与书籍，同时引进西方纪实摄影家作品和思想，展览与出版自己摄影集、成立暗房工作室从事摄影教学，致力于推动当时人们统称为“报道摄影”的街头摄影、社会纪实摄影，为自己建立阮氏独有的影像风格与坚持。
由此可见，台湾纪实摄影认同回归和本土化的摄影观点发展，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是全盛期。这段时期台湾摄影文化的主流顺理成章地从原先的沙龙摄影易主为报道摄影。
1987年7月14日，台湾解除戒严令，来年1月1日解除报禁，台湾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能量激烈的被释放出来，加上外来信息大量输入，整个社会结构重新组合调整，新的思维、新的事物相继不断冲击社会体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彼此也能表彰不同的主张，对于摄影而言因新闻媒体的解禁，台湾的报道与纪实摄影工作者在解严后达到一个全盛状态。许多年轻学子走出校门后就投身新闻摄影行列，成为解严后转型社会街头运动纪录与报道摄影的生力军。这时期有蔡文祥、刘正祥、潘小侠、谢三泰、黄子明、叶清芳、周清辉、林俊安、何经泰、沈昭良、张苍松等人。台湾解严后，历史、政治议题的社会批判成为共同关注的焦点。台湾艺术的展现是多元且开放的，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开放思潮与多元化观点影响直接促发了台湾前卫艺术的火苗。
80年代的台湾迈进了一个前卫艺术的新纪元，大量海外艺术家回流，引进了崭新的创作形式及观念，解构了原以学院艺术系所及商业画廊为主导的艺术文化环境。摄影无可避免地开始倾向找寻新的摄影风格，或是对旧有形式加以思考或反动。在众多视觉艺术的刺激和鼓励下，摄影家追求的摄影表现形式也开始走向多样化。摄影除延续纪实报道摄影的风格外，与艺术结合为现代摄影的新方向，成为摄影创作者寻求作品自我解放的思考。游本宽、高重黎、陈春禄、姚瑞中、郭英声、吴天章、章光和、钟顺龙、侯淑姿等人的作品全是新意识型态的创作，从不同的方向跨领域结合艺术概念和影像装置，以摄影理论移植和建构方式，试图在台湾新旧摄影交替间争夺彼此的发言权。这种多元性不仅表现在艺术家对摄影艺术传统方法与风格的突破，还表现在对文化历史与社会现实的多重层面的观照。台湾摄影创作者在现阶段所拥有的文化自觉，不只丰富与发展了自身的摄影历史，也为整个摄影注入了新观念。
台湾岛屿地理和自然环境本来就是一个文化荟萃的交汇点，这是无法改变的宿命，过往的一切都是滋养台湾摄影发展的养分，世界摄影的演进，应该是以加法的多元方式呈现。台湾摄影主体意识的转变，其实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转换过程，这是台湾社会在自乡土运动及解严后逐渐释放的必然结果。有关台湾摄影性格、意识、价值等理论尚未建构之前，许多不明确、混乱、狭窄的台湾摄影观一定会夹杂其中，继而数字时代的摄影新美学正方兴未艾，更容易使缺乏摄影教育的台湾摄影的未来受到质疑与冲击。台湾摄影需要跨文化的平等共识，才能不失自己的立场，向未来迈步前进。
（本文作者系台湾摄影家、策展人）
参考资料：
林志明《多重叙事之必要：摄影史书写问题初探》；庄灵《从1871从2011筑构台湾影像长河的人文与艺术篇章》；黄明川《一段模糊的历史、台湾摄影史简论》雄狮美术月刊No.175。 P.158-168；张照堂《台湾写实摄影发展报告》；王雅伦《法国珍藏早期台湾影像(1850～1920)─摄影与历史的对话》；简永彬《镜像寓喻的对话--日治时期写真馆的影像追寻》；吴嘉宝《台湾摄影简史》；庄淑惠 《仍待开发与深耕─台湾摄影艺术发展历程与现况》；《回首台湾百年摄影幽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