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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何经泰的作品，第一感觉是沉重。他镜头下的台北俨然是另一个台北。看何经泰的影像是一个反省和思考的过程，他的图像总是带着残缺和不完整，甚至会给人一种触目惊心的感觉。这些残缺不全的身体、累累伤痕逼迫我们不得不正视社会阴暗的一面。何经泰的影像就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大胆地直视社会的丑陋，时刻提醒自己，其实这些伤痛离我们并不远。
何经泰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是韩国的亚裔，19岁自釜山来到台湾政治大念哲学系。1956年出生的他，虽已年过半百，但精神抖擞，有着与年龄不太相符的穿着打扮，留着齐肩的短发。虽然现任《明报周刊》副总编，但仍亲自执行拍摄工作。访问当天，他风尘仆仆地拍摄归来，告诉我他今天去拍了一个明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难将他与“工伤摄影”这几个字结合起来。
有些沉重的工伤摄影
何经泰的作品之所以被誉为“工伤摄影”，是因为早在1995年，他就开始接触工厂的工人，走访工伤协会的新旧会员，将影像集结成册，出版了《工伤显影》一书。虽然在这之前，他已于1990年和1991分别出版过《都市底层》、《白色档案》，但似乎被人们提及最多的还是他的《工伤显影》。我问他之所以发掘出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带有人文性的关怀，带有强烈的同情心，何经泰说：“《都市底层》讲的是经济伤害，《白色档案》讲的是政治伤害，《工伤摄影》讲得是身体伤害，我拍摄的内容和台湾的大环境有关。当时的台湾社会在缓慢进步的路程上，还保留着太多顽强存在的制度性公益匮乏，以及它因急速产生的苦难，在这种由于公益匮乏过度、过久的社会而让受害者无力，让一般事不关己者麻木的情境里，我注视着，这是我无言的宣泄，也是我作为一名摄影师、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良知。”
拍摄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在拍摄？会不会觉得去揭开他们的伤疤有些残忍？何经泰说：“拍摄这些工伤者也算是机缘巧合，当时我在台北一家媒体跑社会新闻，经常去当时的老街区‘万华’，那些鲜为人知的画面触动了我的心弦，引发了我的思考。至于是否有些残忍，拿《工伤显影》来说，让他们把原本最痛、最想遮掩的身体部分裸露在镜头前，确实很难，唯有与工伤者贴身作战、共同面对才可能完成拍摄。不过比起拍摄工伤受害者的身体，拍摄工伤死亡更难，因为这其中牵涉太多家庭关系，会害怕惊扰亡者、怕勾起亲属的记忆，怕他们无法面对、怕引起长者不满等等。死亡终究是个禁忌，必须透过集体行动的能量与社会认同，才能牵动整个工人家庭，自主决定将伤痛曝光。我在沟通中，并没有费多大口舌，只是站在工伤者的角度去说，希望能够把阴暗的一面放在阳光下，让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所幸工伤者或亡者家属都能理解我做这件事的想法，能认识到台湾社会还保留着太多顽强存在的制度性给工人带来的苦难和创伤，很快地同意了我的拍摄要求。”
就这样何经泰用朴实的摄影语言，无言地将各自家庭的灾难展现在众人面前。受害者、空间、光线、神情，被编织进他独特的视觉语言中，在这样的旋律中不断地重复着，却并不会产生视觉疲劳。在何经泰的工伤影像里，都是将被摄对象正面、安静而尊严地展现，观者凝视他们，他们也尊严地凝视着看不见的观者，被摄者和观者之间是平等的。
简练的图片中没有煽情的视觉语言，却引发我们关注悲剧的思考，让观者在内心翻滚的绞痛中去更深刻地了解阅读的意义。与其说何经泰是在披露社会现象，不如说他是在记录社会的历史。
持续关注社会底层
除了工伤摄影，何经泰还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的生活，如《都市底层》中那些无家可归、衣不蔽体，睡在路边、地下通道的乞丐。他们是被人忽视的一群人，既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注意，也被视为污染环境的因子，极少有人愿意走进他们的内心，关心他们。而何经泰的恻隐之心指引他将镜头对准了他们。何经泰坦言，虽不指望通过摄影画册的出版能改善他们的悲苦命运，但至少让他们得到社会的关注。为了接近他们，何经泰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一直在桥洞附近走来走去，不时地观察桥洞底下乞丐们的一举一动，他的“可疑”举止引起了一名男乞丐的注意，以为他也是一个乞丐，给他扔过去一张草席。何经泰将错就错，一屁股蹲下去，就此聊开。如此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何经泰跟乞丐已混得很熟，他提出拍摄想法后，对方答应了他的要求。令何经泰感动的是，可能是为了表示对他和摄影的尊敬，乞丐特意整了整自己蓬乱的头发，拾起叶子擦了擦脸，才在何经泰面前站好，露出纯朴的笑容。
让农民呐喊
2011年9月，何经泰带着自己的新作《农民哗声》来到第三届大理影会。何经泰说，现代生活经常被微缩为城市生活，乡村因此被遗忘了。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因为没有了农村、农业与农民，都市化的进程也为不可能。这组约四十张的相片，是他进入台湾谷仓的云嘉南，也就是供应城市食物的地区，让劳动者站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对农业政策的感触和复杂的心声。平时很难接触到的农民们，将透过相片和声音的中介，直接面对观者，这也是让观者直接面对农民，以农村的多彩、丰富，作为另一种侧写方式，在快速变化的都市生活里，正向表达生命和土地最亲近的关系、想法以及创造力。这组影像不光有静态的图像，还有音频部分，真正地做到了让农民将心声呐喊出来的效果。但由于展览场地所限，只展出了照片的部分。
摄影师简介
何经泰，曾任《天下》、《民生报》、《工商时报》等刊摄影记者；《Playboy》中文版摄影指导、《Smart》智富月刊摄影主编、《非凡新闻e周刊》摄影主任，现任《明报周刊》副总编辑。1982于美国文化中心展出《我的感觉》，1992于香港展出《都市底层》、《白色档案》，1993参加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1995于诚品书店及台北摄影艺廊展出《工伤显影》，2002参加观想艺术中心《期许、批判与宣泄——台湾政治艺术联展》，2003年荣获第7届台北文化奖，《劳动群像》联展于高雄，于台北NGO会馆中心展出《工伤显影II——家族阴影》并出版摄影集《木棉的颜色》，2009于新港文化馆展出《农民哗声》。
何经泰不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而是韩国的亚裔，19岁自釜山来到台湾政治大念哲学系。1956年出生的他，虽已年过半百，但精神抖擞，有着与年龄不太相符的穿着打扮，留着齐肩的短发。虽然现任《明报周刊》副总编，但仍亲自执行拍摄工作。访问当天，他风尘仆仆地拍摄归来，告诉我他今天去拍了一个明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很难将他与“工伤摄影”这几个字结合起来。
有些沉重的工伤摄影
何经泰的作品之所以被誉为“工伤摄影”，是因为早在1995年，他就开始接触工厂的工人，走访工伤协会的新旧会员，将影像集结成册，出版了《工伤显影》一书。虽然在这之前，他已于1990年和1991分别出版过《都市底层》、《白色档案》，但似乎被人们提及最多的还是他的《工伤显影》。我问他之所以发掘出这样的题材，是不是带有人文性的关怀，带有强烈的同情心，何经泰说：“《都市底层》讲的是经济伤害，《白色档案》讲的是政治伤害，《工伤摄影》讲得是身体伤害，我拍摄的内容和台湾的大环境有关。当时的台湾社会在缓慢进步的路程上，还保留着太多顽强存在的制度性公益匮乏，以及它因急速产生的苦难，在这种由于公益匮乏过度、过久的社会而让受害者无力，让一般事不关己者麻木的情境里，我注视着，这是我无言的宣泄，也是我作为一名摄影师、一名新闻工作者的良知。”
拍摄的时候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在拍摄？会不会觉得去揭开他们的伤疤有些残忍？何经泰说：“拍摄这些工伤者也算是机缘巧合，当时我在台北一家媒体跑社会新闻，经常去当时的老街区‘万华’，那些鲜为人知的画面触动了我的心弦，引发了我的思考。至于是否有些残忍，拿《工伤显影》来说，让他们把原本最痛、最想遮掩的身体部分裸露在镜头前，确实很难，唯有与工伤者贴身作战、共同面对才可能完成拍摄。不过比起拍摄工伤受害者的身体，拍摄工伤死亡更难，因为这其中牵涉太多家庭关系，会害怕惊扰亡者、怕勾起亲属的记忆，怕他们无法面对、怕引起长者不满等等。死亡终究是个禁忌，必须透过集体行动的能量与社会认同，才能牵动整个工人家庭，自主决定将伤痛曝光。我在沟通中，并没有费多大口舌，只是站在工伤者的角度去说，希望能够把阴暗的一面放在阳光下，让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发生。所幸工伤者或亡者家属都能理解我做这件事的想法，能认识到台湾社会还保留着太多顽强存在的制度性给工人带来的苦难和创伤，很快地同意了我的拍摄要求。”
就这样何经泰用朴实的摄影语言，无言地将各自家庭的灾难展现在众人面前。受害者、空间、光线、神情，被编织进他独特的视觉语言中，在这样的旋律中不断地重复着，却并不会产生视觉疲劳。在何经泰的工伤影像里，都是将被摄对象正面、安静而尊严地展现，观者凝视他们，他们也尊严地凝视着看不见的观者，被摄者和观者之间是平等的。
简练的图片中没有煽情的视觉语言，却引发我们关注悲剧的思考，让观者在内心翻滚的绞痛中去更深刻地了解阅读的意义。与其说何经泰是在披露社会现象，不如说他是在记录社会的历史。
持续关注社会底层
除了工伤摄影，何经泰还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人民的生活，如《都市底层》中那些无家可归、衣不蔽体，睡在路边、地下通道的乞丐。他们是被人忽视的一群人，既得不到相应的尊重和注意，也被视为污染环境的因子，极少有人愿意走进他们的内心，关心他们。而何经泰的恻隐之心指引他将镜头对准了他们。何经泰坦言，虽不指望通过摄影画册的出版能改善他们的悲苦命运，但至少让他们得到社会的关注。为了接近他们，何经泰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一直在桥洞附近走来走去，不时地观察桥洞底下乞丐们的一举一动，他的“可疑”举止引起了一名男乞丐的注意，以为他也是一个乞丐，给他扔过去一张草席。何经泰将错就错，一屁股蹲下去，就此聊开。如此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何经泰跟乞丐已混得很熟，他提出拍摄想法后，对方答应了他的要求。令何经泰感动的是，可能是为了表示对他和摄影的尊敬，乞丐特意整了整自己蓬乱的头发，拾起叶子擦了擦脸，才在何经泰面前站好，露出纯朴的笑容。
让农民呐喊
2011年9月，何经泰带着自己的新作《农民哗声》来到第三届大理影会。何经泰说，现代生活经常被微缩为城市生活，乡村因此被遗忘了。这种状况令人忧虑，因为没有了农村、农业与农民，都市化的进程也为不可能。这组约四十张的相片，是他进入台湾谷仓的云嘉南，也就是供应城市食物的地区，让劳动者站在自己的工作场所，用自己的语言，说出对农业政策的感触和复杂的心声。平时很难接触到的农民们，将透过相片和声音的中介，直接面对观者，这也是让观者直接面对农民，以农村的多彩、丰富，作为另一种侧写方式，在快速变化的都市生活里，正向表达生命和土地最亲近的关系、想法以及创造力。这组影像不光有静态的图像，还有音频部分，真正地做到了让农民将心声呐喊出来的效果。但由于展览场地所限，只展出了照片的部分。
摄影师简介
何经泰，曾任《天下》、《民生报》、《工商时报》等刊摄影记者；《Playboy》中文版摄影指导、《Smart》智富月刊摄影主编、《非凡新闻e周刊》摄影主任，现任《明报周刊》副总编辑。1982于美国文化中心展出《我的感觉》，1992于香港展出《都市底层》、《白色档案》，1993参加布鲁塞尔国际艺术节，1995于诚品书店及台北摄影艺廊展出《工伤显影》，2002参加观想艺术中心《期许、批判与宣泄——台湾政治艺术联展》，2003年荣获第7届台北文化奖，《劳动群像》联展于高雄，于台北NGO会馆中心展出《工伤显影II——家族阴影》并出版摄影集《木棉的颜色》，2009于新港文化馆展出《农民哗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