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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监管到位，预计当前教辅材料市场存在的不良现象会得到有效治理。从价格方面，按照此次拟定的指导价水平，大部分教辅材料价格降低40%~50%。
偌大的水族箱已经干涸，但（中国）全品文教集团董事长肖忠远并无更多心思和精力花费在养鱼上，作为进入中国出版市场十几年的民营图书出版企业的负责人，近期他显得很焦虑。
这种焦虑自4月下旬，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下称《通知》）而来，根据通知要求，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中小学生使用的主要教辅材料，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监管到位，预计当前教辅材料市场存在的不良现象会得到有效治理。从价格方面，按照此次拟定的指导价水平，大部分教辅材料价格比目前市场价降低40%~50%。
在此背后，据记者调查，是目前国内教辅书市场庞杂无序的局面。不完全统计显示，尽管教辅图书销售码洋（一本书的定价或一批书的总定价）只占整个图书市场20%的零售比例，但却为整个出版行业带来了60%的利润。
250亿元教辅“蛋糕”
教辅图书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至今并未有一个权威说法。
据了解，这是市场庞杂使然，以至于无法精确统计其整个市场规模。而业内给出的从400亿元~600亿元不等的数据，还不包括教辅报刊、教辅电子音像制品和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教辅网站收益。
与国内400多家版权机构合作的数字出版商中文在线提供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教辅市场产值至少250亿元，尽管教辅的销售码洋占整个图书市场零售比例20%，却为整个出版行业带来了60%的利润。
这250亿元的产值，又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文在线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中1/3的教辅与教材一起征订，1/3的教辅依靠渠道直销，剩下的1/3教辅在零售卖场中实现销售。
上述统计亦显示，目前中国教辅图书市场整体竞争规模仍然比较分散。大部分出版社的码洋占有率水平并没有太大差距，而仅有北京教育出版社的码洋占有率在5%以上，大于1%的有27家，95%的出版社码洋占有率在1%以下。
“教材教辅图书出版几乎占到了图书出版产业60%的市场，以至于包括出版社、出版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兴盛’几乎是与教辅图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文在线常务副总裁谢广才说。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600家出版社中，90%在出版教辅。而其中全国民营策划和发行机构，涉及此领域的占60%，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还不包括众多的教育机构以及日益崛起并产生影响的“农民出版商”。
在全国3万多个书店中，目前有近80%的书店经营教辅图书，并依靠教辅而生存。大多数新华书店的发行与经营利润，主要来自于教材与教辅的发行。
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除了我国应试教育的体制使出版商趋之若鹜外，还因为教辅门槛低。”一位教辅出版商说。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国有出版社作为一个许可证的转发者，也就是走单本书外包之路，使得一些民营出版商应运而生，作为生产者，民营出版商依附于“书号”这种相对稀缺的资源上，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教辅图书市场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主要分三大块，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大众出版靠内容，专业出版要靠本事、要靠专业知识，只能是少部分专业人士搞，当时在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人更多琢磨教育出版。”肖忠远说，1992年，作为其中一员，他进入了教辅图书市场，并一发不可收。
《通知》的“矛头”
追溯教辅历史，它的年龄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中小学教材由国家投资，全国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下称“人教社”）一个版本的中小学教材，市场也由人教社垄断。
随着教材出版社的整体改制，即由事业单位转向企业，经营者的压力不断加大，于是对教辅的关注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应试教育及教学理念和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教辅图书在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市场。
1997年以前，市场上的教辅书极少，各地图书批发市场里几乎没有专门的教辅代理商。而到现在，据了解，各地的批发市场，70%~80%的商号在做教辅。
而根据《通知》对涉及监管范围的规定，其所称中小学教辅为“与中小学教科书配套、供中小学生使用的各种学习辅导、考试辅导等方面的图书。”
“走零售是靠本事的，我们戏称之为‘非处方教辅’，这部分基本上民营企业所占比例较高，后部分是‘处方教辅’，基本是几大出版社的事，我们民营企业基本是捡漏的，当然也是一种考验。这次四部委所出的文件基本针对这一块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出版商说。
据上述民营出版商介绍，所谓“处方教辅”，即指进课堂的教辅图书，有如处方药直销，医药代表需要找大夫，找药房主任；进课堂的教辅图书，就需要找校长、找主任。他也将教辅图书销售分为三个境界，最低的境界是一本本地卖；中级境界为以学校或县为单位一堆堆地卖；最高境界则为以教委和省为单位，一片片地卖。
“包括人教社等出版社自然是最高境界的，但在他们‘联合收割机’横扫时，前前后后总有顾及不到的，我们则占据了这块市场。”该资深人士表示。
据了解，学生教辅材料经济负担重，原因之一便是对经营者定价缺乏必要的指导约束。由于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这为一些出版商、中间商高定价回扣提供了条件，使得高定价成为一些经销商的主要营销手段。
据统计，目前教辅材料平均印张（书籍出版术语，指印一本书需多少纸张）单价在1.5元以上，是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教科书价格的几倍，在高定价教辅材料中，包含了大量向中间环节给予的折扣回扣费用，最终所有费用均由学生承担。
也是由此，此次《通知》内容，不仅涉及教辅书的监管范围，同时也在教辅材料的编写、出版、发行、选用等多个环节多管齐下。
作为教辅图书市场的主要出版社之一——占60%市场的人教社版权部门在邮件中表示，目前市场上大约90%的产品都是侵权的，到了秋季，如果四部委文件可以达到很好的落实，关于教辅图书市场的侵权状况会有所改观。
而对于像肖忠远这样打拼十几年的民营出版商，“这消息，我们年前就知道了，说心里话，对于我们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毕竟船大掉头并不容易，而本来利就不高。不过，国家的政策还是要执行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应对策略。”肖忠远说。
高回报是传说？
“蛋糕是诱人，但说实话，在头十几年，我们并没有赚多少钱，因为在早期，理论上你是非法的，中国的法律不允许。”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说。
由于民营出版机构不具备出版权，其策划编写的图书必须通过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才能出版，前者一般向后者支付书号费、审稿费、管理费等费用。一些民营出版商每年单是支付书号的费用就达10亿元以上。
到了2010年，包括肖忠远在内的一些民营教辅出版商的日子看似好过一点。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该文件指出，要引导和规范个体、私营资本投资组建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以内容提供、项目合作、作为国有企业一个部门等方式，有序参与科技、财经、教辅、音乐艺术、少儿读物等专业图书出版活动。
“这种感觉就像可以给你买房，也可以和你住，但还是不能领结婚证，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没有出版权。”该资深出版商笑着说道。
既便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因为竞争惨烈，民营出版商利润并不高。
这主要是整体格局比较混乱。一方面由于涉入者较多，造成产品供过于求，品种同质化现象严重，退货率高，市场已由拼质量、拼品牌、拼营销转为比时间、比封面、比折扣，形成了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进入教辅行业编、印、发系统的门槛偏低，而且盗版猖獗，出现部分区域市场被众多“农民出版商”占据的独特现象。
“在这种恶性竞争下，比如一本10元的教辅书，基本是2折发给代理商，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你6折是没人要的，而代理商到老师，这中间，他们也是要获利的。至于最终是6折、8折还是原价到了学生手里，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上述出版商透露。
该出版企业每年的利润就是销售码洋的两个百分点。
坊间的说法则称，因为这种恶性竞争，使得有的出版单位，以每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速度在丢失教辅书市场。而对于其中盗版猖獗情况，人教社更是“有苦难言”，“目前市场上大约90%的产品都是侵权的”便是真实写照。
最近几年，人教社一直在加大维权力度，采取向出版单位发函、发律师函和民事诉讼等方式。
但单位发函效果不是很好，律师函的效果稍好，而部分到法院的案子情况不一样，北京法院都能够按照审限审理，外地情况不一。比如人教社有三个案子在江苏省某法院，诉江苏省的三家出版单位著作权侵权，起诉至今已经2年多了，一审还没有判决。
至于背后的原因，一些出版商认为，原告在被告的地盘上起诉，难以避免遇到地方保护。因此，维权之路也是非常艰难。而如果以“版权”为核心的“教辅市场”得不到真正保护的话，乱局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民营出版商艰难掉头
“市场混乱，政府出手是对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反对。”肖忠远说。
不过，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既然市场是多而滥，调整自然是应由这种状态转为“少而精”。要转变有两种，一是靠市场竞争自然进化，二是提高准入门槛，前者则需要时间的代价，后者是增加出版商的成本。
此次，《通知》要求，为切实解决教辅材料“过多过滥过贵”的问题，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和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统一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教辅材料编写、出版、发行、选用等多个环节多管齐下。
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教辅材料出版发行资质和印刷质量管理，把好市场准入关，由新闻出版部门牵头，进一步严格相关市场准入资质，另外，由教育部门牵头，建立教辅材料择优公告制度，通过集体评议、统一选出质量好、适合教学要求的教辅材料供学生选用。
“其实，作为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是欢迎后者的。再加之新闻出版总署所出的文件，也曾有提高门槛的问题。”该出版商表示。
人教社则表示，2012年，依据新闻出版总署和四部委文件，请求各地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大对教科书权利人的保护力度，也许可以达到市场初步规范的效果。另外，也会加大民事诉讼的力度，寻求人民法院的法律救济。
“但这样的应对是不是长久之计，我想这不仅仅是此次受此《通知》影响的教辅类企业所应该思考的，而是整个民营出版业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肖忠远认为。
谢广才则认为，面对市场压力与挑战，包括教辅在内的民营出版企业可以采取三种措施来应对，一是与大的国有出版集团合作，利用自己在产品、策划、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做好这个市场，其次是向数字出版转型，最后是多元化经营。
治理教辅乱象应对症下药
250亿元相当于中国一些企业的每年一半的利润，怎么就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这是在教辅市场荏苒了青春岁月的一位中年男人的伤感，肖忠远忧思，也许自己还能够继续活下去，但从长远看，在这个行业里不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家企业去分食，这不正常。
对于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下称《通知》），这是继今年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之后，我国有关部门再次发文治理中小学教辅““过多”“过滥”“过贵”乱象。
“不可否认，教辅图书市场存在一定的问题，近几年关于各地的教辅材料多、贵、滥的反映很多，有的地方人员甚至因为获取中间的灰色利益收入，触犯了法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多、滥是教辅图书市场的问题所在，如果从根本上要解决问题则是“对症下药”，而要降价，市场的力量更重要。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政府部门治理教辅乱象的基本逻辑是，对教辅材料进行评议推荐，获得推荐的教辅进入教辅目录，校方可按目录对学生进行推荐，学生根据学校的推荐自愿购买，按照这一逻辑，获得评议推荐的教辅，将按照政府指导价定价，由此也就可以降低学生的负担。
“这一逻辑是很完美的，可是，实现这一逻辑，是需要各环节完全从学生利益出发，高度自觉、遵纪守法的，如果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完全变样。”熊丙奇表示。
比如，学生根据学校的推荐自愿购买，是否会变成了自愿名义下的强制购买，这就可能让此前的评议推荐为强制购买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近年来政府部门反复发文要求学校不能“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不按规定代购、从代购教辅材料中收取回扣”，可还是有不少学校、个人违规。
而这正是治理教辅乱象的最难之处。
“如果能管住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教辅的问题其实就解决了大半。”熊丙奇认为。
因为如果完全根据学生自愿原则，学生（及家长）就有可能根据价格和自身的需求，根本不购买教辅。而假如强制或变相强制问题不解决，单本教辅书的价格降低了，但有关利益方，是可以通过向学生多推荐几本教辅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的，诸如以前推荐3本（实质是变相强制买3本），每本20元，现在每本定价12元，则向同学推荐5本，其结果是，经济负担没减轻，学业负担反而加重。而且，对于这种情况，很多家长可能会理解和配合：花同样的钱，现在给孩子买了更多的教辅材料，可以让孩子多学一些。
储朝晖认为，单靠行政的办法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可以考虑“专业+市场”结合起来的力量会更好，行政力量更多在于监督。
熊丙奇认为，从根本上说，教辅材料满天飞，主要缘于我国的应试教育体系，这一体系要求学生进行题海战术训练，以提高应试能力，所以，在不少家长看来，是多多益善，“宁滥无缺”。
储朝晖表示，对于教辅的内容等，这一定是需要专业人士参与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相关人士认为，治理教辅问题，必须针对根源，不然，通知一道又一道，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孩子们的学习负担会日益沉重。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5月16日）
偌大的水族箱已经干涸，但（中国）全品文教集团董事长肖忠远并无更多心思和精力花费在养鱼上，作为进入中国出版市场十几年的民营图书出版企业的负责人，近期他显得很焦虑。
这种焦虑自4月下旬，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下称《通知》）而来，根据通知要求，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中小学生使用的主要教辅材料，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监管到位，预计当前教辅材料市场存在的不良现象会得到有效治理。从价格方面，按照此次拟定的指导价水平，大部分教辅材料价格比目前市场价降低40%~50%。
在此背后，据记者调查，是目前国内教辅书市场庞杂无序的局面。不完全统计显示，尽管教辅图书销售码洋（一本书的定价或一批书的总定价）只占整个图书市场20%的零售比例，但却为整个出版行业带来了60%的利润。
250亿元教辅“蛋糕”
教辅图书市场规模究竟有多大？至今并未有一个权威说法。
据了解，这是市场庞杂使然，以至于无法精确统计其整个市场规模。而业内给出的从400亿元~600亿元不等的数据，还不包括教辅报刊、教辅电子音像制品和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教辅网站收益。
与国内400多家版权机构合作的数字出版商中文在线提供的统计数据则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教辅市场产值至少250亿元，尽管教辅的销售码洋占整个图书市场零售比例20%，却为整个出版行业带来了60%的利润。
这250亿元的产值，又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中文在线提供的资料显示，其中1/3的教辅与教材一起征订，1/3的教辅依靠渠道直销，剩下的1/3教辅在零售卖场中实现销售。
上述统计亦显示，目前中国教辅图书市场整体竞争规模仍然比较分散。大部分出版社的码洋占有率水平并没有太大差距，而仅有北京教育出版社的码洋占有率在5%以上，大于1%的有27家，95%的出版社码洋占有率在1%以下。
“教材教辅图书出版几乎占到了图书出版产业60%的市场，以至于包括出版社、出版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兴盛’几乎是与教辅图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文在线常务副总裁谢广才说。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600家出版社中，90%在出版教辅。而其中全国民营策划和发行机构，涉及此领域的占60%，这还是一个保守的数字，还不包括众多的教育机构以及日益崛起并产生影响的“农民出版商”。
在全国3万多个书店中，目前有近80%的书店经营教辅图书，并依靠教辅而生存。大多数新华书店的发行与经营利润，主要来自于教材与教辅的发行。
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除了我国应试教育的体制使出版商趋之若鹜外，还因为教辅门槛低。”一位教辅出版商说。
上世纪90年代，一些国有出版社作为一个许可证的转发者，也就是走单本书外包之路，使得一些民营出版商应运而生，作为生产者，民营出版商依附于“书号”这种相对稀缺的资源上，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教辅图书市场自然成为重中之重。
“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主要分三大块，大众出版、专业出版和教育出版。大众出版靠内容，专业出版要靠本事、要靠专业知识，只能是少部分专业人士搞，当时在计划经济时期，许多人更多琢磨教育出版。”肖忠远说，1992年，作为其中一员，他进入了教辅图书市场，并一发不可收。
《通知》的“矛头”
追溯教辅历史，它的年龄并不长。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中小学教材由国家投资，全国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下称“人教社”）一个版本的中小学教材，市场也由人教社垄断。
随着教材出版社的整体改制，即由事业单位转向企业，经营者的压力不断加大，于是对教辅的关注提到了议事日程。在应试教育及教学理念和指导思想的影响下，教辅图书在中国形成了巨大的市场。
1997年以前，市场上的教辅书极少，各地图书批发市场里几乎没有专门的教辅代理商。而到现在，据了解，各地的批发市场，70%~80%的商号在做教辅。
而根据《通知》对涉及监管范围的规定，其所称中小学教辅为“与中小学教科书配套、供中小学生使用的各种学习辅导、考试辅导等方面的图书。”
“走零售是靠本事的，我们戏称之为‘非处方教辅’，这部分基本上民营企业所占比例较高，后部分是‘处方教辅’，基本是几大出版社的事，我们民营企业基本是捡漏的，当然也是一种考验。这次四部委所出的文件基本针对这一块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民营出版商说。
据上述民营出版商介绍，所谓“处方教辅”，即指进课堂的教辅图书，有如处方药直销，医药代表需要找大夫，找药房主任；进课堂的教辅图书，就需要找校长、找主任。他也将教辅图书销售分为三个境界，最低的境界是一本本地卖；中级境界为以学校或县为单位一堆堆地卖；最高境界则为以教委和省为单位，一片片地卖。
“包括人教社等出版社自然是最高境界的，但在他们‘联合收割机’横扫时，前前后后总有顾及不到的，我们则占据了这块市场。”该资深人士表示。
据了解，学生教辅材料经济负担重，原因之一便是对经营者定价缺乏必要的指导约束。由于学生往往处于被动接受地位，这为一些出版商、中间商高定价回扣提供了条件，使得高定价成为一些经销商的主要营销手段。
据统计，目前教辅材料平均印张（书籍出版术语，指印一本书需多少纸张）单价在1.5元以上，是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教科书价格的几倍，在高定价教辅材料中，包含了大量向中间环节给予的折扣回扣费用，最终所有费用均由学生承担。
也是由此，此次《通知》内容，不仅涉及教辅书的监管范围，同时也在教辅材料的编写、出版、发行、选用等多个环节多管齐下。
作为教辅图书市场的主要出版社之一——占60%市场的人教社版权部门在邮件中表示，目前市场上大约90%的产品都是侵权的，到了秋季，如果四部委文件可以达到很好的落实，关于教辅图书市场的侵权状况会有所改观。
而对于像肖忠远这样打拼十几年的民营出版商，“这消息，我们年前就知道了，说心里话，对于我们影响多多少少还是有的，毕竟船大掉头并不容易，而本来利就不高。不过，国家的政策还是要执行的，我们也有自己的应对策略。”肖忠远说。
高回报是传说？
“蛋糕是诱人，但说实话，在头十几年，我们并没有赚多少钱，因为在早期，理论上你是非法的，中国的法律不允许。”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说。
由于民营出版机构不具备出版权，其策划编写的图书必须通过与国有出版社合作才能出版，前者一般向后者支付书号费、审稿费、管理费等费用。一些民营出版商每年单是支付书号的费用就达10亿元以上。
到了2010年，包括肖忠远在内的一些民营教辅出版商的日子看似好过一点。
2010年，新闻出版总署“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该文件指出，要引导和规范个体、私营资本投资组建的非公有制文化企业以内容提供、项目合作、作为国有企业一个部门等方式，有序参与科技、财经、教辅、音乐艺术、少儿读物等专业图书出版活动。
“这种感觉就像可以给你买房，也可以和你住，但还是不能领结婚证，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没有出版权。”该资深出版商笑着说道。
既便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因为竞争惨烈，民营出版商利润并不高。
这主要是整体格局比较混乱。一方面由于涉入者较多，造成产品供过于求，品种同质化现象严重，退货率高，市场已由拼质量、拼品牌、拼营销转为比时间、比封面、比折扣，形成了恶性循环；另一方面进入教辅行业编、印、发系统的门槛偏低，而且盗版猖獗，出现部分区域市场被众多“农民出版商”占据的独特现象。
“在这种恶性竞争下，比如一本10元的教辅书，基本是2折发给代理商，这真的是没有办法，你6折是没人要的，而代理商到老师，这中间，他们也是要获利的。至于最终是6折、8折还是原价到了学生手里，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上述出版商透露。
该出版企业每年的利润就是销售码洋的两个百分点。
坊间的说法则称，因为这种恶性竞争，使得有的出版单位，以每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速度在丢失教辅书市场。而对于其中盗版猖獗情况，人教社更是“有苦难言”，“目前市场上大约90%的产品都是侵权的”便是真实写照。
最近几年，人教社一直在加大维权力度，采取向出版单位发函、发律师函和民事诉讼等方式。
但单位发函效果不是很好，律师函的效果稍好，而部分到法院的案子情况不一样，北京法院都能够按照审限审理，外地情况不一。比如人教社有三个案子在江苏省某法院，诉江苏省的三家出版单位著作权侵权，起诉至今已经2年多了，一审还没有判决。
至于背后的原因，一些出版商认为，原告在被告的地盘上起诉，难以避免遇到地方保护。因此，维权之路也是非常艰难。而如果以“版权”为核心的“教辅市场”得不到真正保护的话，乱局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民营出版商艰难掉头
“市场混乱，政府出手是对的，这一点，我们并不反对。”肖忠远说。
不过，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既然市场是多而滥，调整自然是应由这种状态转为“少而精”。要转变有两种，一是靠市场竞争自然进化，二是提高准入门槛，前者则需要时间的代价，后者是增加出版商的成本。
此次，《通知》要求，为切实解决教辅材料“过多过滥过贵”的问题，根据国务院有关要求和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统一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教辅材料编写、出版、发行、选用等多个环节多管齐下。
主要措施包括：加强教辅材料出版发行资质和印刷质量管理，把好市场准入关，由新闻出版部门牵头，进一步严格相关市场准入资质，另外，由教育部门牵头，建立教辅材料择优公告制度，通过集体评议、统一选出质量好、适合教学要求的教辅材料供学生选用。
“其实，作为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是欢迎后者的。再加之新闻出版总署所出的文件，也曾有提高门槛的问题。”该出版商表示。
人教社则表示，2012年，依据新闻出版总署和四部委文件，请求各地新闻出版和教育行政部门加大对教科书权利人的保护力度，也许可以达到市场初步规范的效果。另外，也会加大民事诉讼的力度，寻求人民法院的法律救济。
“但这样的应对是不是长久之计，我想这不仅仅是此次受此《通知》影响的教辅类企业所应该思考的，而是整个民营出版业共同面对的一个问题。”肖忠远认为。
谢广才则认为，面对市场压力与挑战，包括教辅在内的民营出版企业可以采取三种措施来应对，一是与大的国有出版集团合作，利用自己在产品、策划、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共同做好这个市场，其次是向数字出版转型，最后是多元化经营。
治理教辅乱象应对症下药
250亿元相当于中国一些企业的每年一半的利润，怎么就成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这是在教辅市场荏苒了青春岁月的一位中年男人的伤感，肖忠远忧思，也许自己还能够继续活下去，但从长远看，在这个行业里不可能只有那么一两家企业去分食，这不正常。
对于发改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价格监管的通知》（下称《通知》），这是继今年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教辅材料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之后，我国有关部门再次发文治理中小学教辅““过多”“过滥”“过贵”乱象。
“不可否认，教辅图书市场存在一定的问题，近几年关于各地的教辅材料多、贵、滥的反映很多，有的地方人员甚至因为获取中间的灰色利益收入，触犯了法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多、滥是教辅图书市场的问题所在，如果从根本上要解决问题则是“对症下药”，而要降价，市场的力量更重要。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政府部门治理教辅乱象的基本逻辑是，对教辅材料进行评议推荐，获得推荐的教辅进入教辅目录，校方可按目录对学生进行推荐，学生根据学校的推荐自愿购买，按照这一逻辑，获得评议推荐的教辅，将按照政府指导价定价，由此也就可以降低学生的负担。
“这一逻辑是很完美的，可是，实现这一逻辑，是需要各环节完全从学生利益出发，高度自觉、遵纪守法的，如果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可能完全变样。”熊丙奇表示。
比如，学生根据学校的推荐自愿购买，是否会变成了自愿名义下的强制购买，这就可能让此前的评议推荐为强制购买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近年来政府部门反复发文要求学校不能“强制或变相强制学校或学生购买教辅材料、不按规定代购、从代购教辅材料中收取回扣”，可还是有不少学校、个人违规。
而这正是治理教辅乱象的最难之处。
“如果能管住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教辅的问题其实就解决了大半。”熊丙奇认为。
因为如果完全根据学生自愿原则，学生（及家长）就有可能根据价格和自身的需求，根本不购买教辅。而假如强制或变相强制问题不解决，单本教辅书的价格降低了，但有关利益方，是可以通过向学生多推荐几本教辅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的，诸如以前推荐3本（实质是变相强制买3本），每本20元，现在每本定价12元，则向同学推荐5本，其结果是，经济负担没减轻，学业负担反而加重。而且，对于这种情况，很多家长可能会理解和配合：花同样的钱，现在给孩子买了更多的教辅材料，可以让孩子多学一些。
储朝晖认为，单靠行政的办法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可以考虑“专业+市场”结合起来的力量会更好，行政力量更多在于监督。
熊丙奇认为，从根本上说，教辅材料满天飞，主要缘于我国的应试教育体系，这一体系要求学生进行题海战术训练，以提高应试能力，所以，在不少家长看来，是多多益善，“宁滥无缺”。
储朝晖表示，对于教辅的内容等，这一定是需要专业人士参与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相关人士认为，治理教辅问题，必须针对根源，不然，通知一道又一道，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孩子们的学习负担会日益沉重。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