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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作为一种包含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其空间媒介化的性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到来时，不少学者对媒介和城市空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然而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城市空间媒介化的研究才刚刚起步，主要集中于城市和媒介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微观层面探讨展开，即空间具有媒介性质，媒介也具有空间属性。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研究城市空间媒介化，是对未来城市传播和媒介城市进行思考与展望的方向。
关键词：后现代；空间媒介化；媒体城市；深圳华侨城；LED大屏
本文选取了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和后现代城市下的LED大屏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从具体实例出发论证传播的媒介不仅局限于大众媒介，也包括实体空间。[1]从案例中发现电子媒介信息技术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接受者，而是作为一种传播主体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并且后现代之下的城市空间概念更加被扩大化，智慧城市、信息城市、生态城市、创意城市等城市概念的兴起让城市空间在实体城市之外产生了“第三空间”“虚拟空间”“超空间”“流空间”等空间新样态，传播的介质从实体空间延伸到互联网等新媒介。以下两个案例体现出城市空间体现出媒介化的趋势，也表现了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的空间化倾向。城市空间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传播媒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一）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空间媒介化
后现代的去中心意识和多元的文化取向，让整个社会边界模糊。解构与再构，强调情感的回归，颠覆反抗，混搭与拼贴等都是后现代主义鲜明的特征。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下的深圳，作为一座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新型都市，更是表现出后现代城市的鲜明特点。20世纪60年代，媒介技术飞速发展，并逐渐和城市空间联系密切，数字城市、信息城市、智慧城市等城市描述随之提出。斯科特·麦奎尔在2013年提出：“媒体与建筑的关联已从‘扩大的现实’‘融合的现实’‘扩大的空间’和‘立体的现实’等角度得到了描述——这些描述全都致力于强调我们所谓的媒体城市的异质性空间体制。”（斯科特·麦奎尔，2013）[2]所以他提出“媒体城市”的概念，来表达媒体和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变化。电子媒介突破时间向度，重构了空间关联性，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经过改革开放的浪潮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媒介技术在深圳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OCT-LOFT 华侨城创意园位于深圳华侨城原东部工业区内，工业区的老建筑是80年代华侨城最早的一批建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位于边缘地带的工业区被融入城市中心范围内，工业区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不能相互适应，工业区产业逐渐调整外迁，造成了大量厂房闲置。但该园区地理位置优越，为了不浪费厂房资源，华侨城集团对部分工业建筑进行重新定义、改造和设计，既保留了工业建筑的历史意味，又为深圳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型空间。
（二）空间媒介化之下建筑实体对于周边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
工业厂区在使用功能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们比较完整地认识到建筑实体对于周边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现如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外在的建筑形态并没有改变，在室内装修上，在墙体绘画方面进行装饰和发挥，充分体现出后现代主义风格。工业厂房扮演了媒介的角色，体现出历史性和后现代性都十分鲜明的地理空间。有学者指出：“实体空间的特定场景，不仅提供了人们进行公共交往的平台，而且构筑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这种嵌入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对于城市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如在当今的建筑学界，甚至有‘建筑就是媒介’的说法，城市，即是‘建筑作为大众传播’的现实場景。”（孙玮，2012）[3]后现代城市更多地关注文化、娱乐和格调。不同的城市，构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文化产业在后现代城市中至关重要。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把不同的社会关系重组，打破了传统商业空间的区分限制，营造了新型的工作生活空间。创意园区有很高的艺术氛围和文化品质，融合了创意设计、文化艺术等多维元素，构建了酒吧、艺术馆、美术馆、设计、传媒、时装、音乐、摄影、演艺、娱乐等创意产业链，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构成了后现代城市创意文化体验的都市文化景观。
（三）空间媒介承载都市文化的传播
创意园区附近开发出锦绣中华、民俗村等一大批景点旅游项目，随后逐渐开发出欢乐谷、世界之窗等旅游服务产业，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认识到建筑景观实体对于周边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创意园周围开发出波托菲诺高档别墅住宅区、海岸城大型购物中心等。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作为深圳现代性起点的工厂建筑景观符号与周围城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更加体现出创意园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各种各样的城市建筑景观在传递各自媒介意义的同时也和周围空间发生意义互通，其媒介特征的城市空间文本得到充分的体现。像孙玮老师对外滩的描述那样，“实体空间的实物交流和媒介的虚拟交流，在都市场景中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承担着都市文明所要求的传播作用。”（孙玮，2011）[4]
二、后现代城市下LED大屏的媒介意义
（一）互动大屏成为城市媒介的重要元素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指出，“电子媒介跨越地理的边界而制造出‘情景合并’的‘无地方感’，是对实质性的人际交流模式的冲击，从而改变“地理边界”。（约书亚·梅罗维茨，1985）[5]电子媒介信息时代的来临，LED互动大屏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首先它可以单独出现在城市空间之中，成为构建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其次它向受众传播商业广告信息或者拥有来自政府或其他组织公共宣传的功能。在许多城市，借助LED大屏进行城市营销的案例已经不胜枚举。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我们都能看到LED大屏的魅力。在一些城市的重大事件中，都可以借助LED大屏来增强城市的影响力和表现力，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幕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纳斯达克是全球经济的焦点，决定了纳斯达克LED屏幕广告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登上纳斯达克大屏的次数越来越多，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声音。2008年8月9日，新华社报道了纳斯达克大屏幕在8月8日直播北京奥运会开幕的盛况。2016年4月2日中国企业家领袖集体影像首次系列荣登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LED大屏，展示了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纳斯达克LED大屏被赋予了更多符号意义。在一些大型购物商场，或者城市市民中心，我们也能看到各式各样的LED大屏，有的播放产品广告，有的是政府新闻事件，帮助企业做到更好的广告营销，或者更好地进行政府公共宣传。 在后现代城市，LED大屏的作用功能远远不局限于此，我们可以使用移动手机，通过二维码的扫描操控LED大屏。新型的LED大屏技术已经搭载触碰感应技术，大屏可以直接被人所控制。近些年欧美西方国家致力于大屏互动的技术开发应用上：如德国柏林一家公司通过大屏互动技术把爱情宣言的信息发送至LED大屏幕上，英国伦敦也有一些公交车站的大屏幕支持移动手机的特定程序，等车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交互游戏，真正实现了“人屏互动”。我们能够看到LED大屏扮演的角色更加多样，人与人的距离，人与科技的距离进一步被拉近，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
（二）LED户外大屏的“沉浸式”体验使时间空间边界消融
LED户外大屏的本质形式就是我们所体验的位置感丧失，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生活的空间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电子媒介的发展所带来的是时间空间界限的模糊。后现代城市空间边界渐渐消融、文化边界消融，全球共同体趋势进一步加强，明显可以感觉到地理差异一体化。在后现代大的语境之下，杰姆逊在后现代的“超空间”理论中提到：“身体与人工环境之间的这种惊人的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表明我们思维的无能为力已经更为严重。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思维無法把握全球性跨国的、非中心化的巨大商业网络，而我们发现自己作为个体置身于这样的商业网络之中。”（Jameson .F，1991）[6]
近些年还有一种LED互镜互动展览，屏幕会对人类的声音和动作作出反应，强调一种趣味而有意义的沉浸式体验。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个城市的LED大屏中，同一时刻看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人们。在后现代城市超空间的状态之下，我们充分体验时间和空间方式的改变，也造成了“拼贴社会”的文化特征。由此可见，后现代超空间消除了时空距离又营造出了新的生存空间。杰姆逊认为：“一种全新的心境或激情伴随着后现代的文化经验，尤其伴随着录像这一后现代主义‘最鲜明的新媒介’而来，并且‘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化霸权力量’。”（Jameson .F，1991）[7]
斯科特·麦奎尔在《媒体城市》中提到：“当代城市是个媒体-建筑复合体（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它源于空间化了的媒体平台的激增和杂合的空间整体的生产。”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LED大屏都是后现代媒体城市典型的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研究城市空间媒介化，是对未来城市传播和媒介城市进行思考与展望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3]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J].新闻大学，2012，（02）.
[2]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4]孙玮.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J].新闻大学，2011，（04）.
[5][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7][美]Michael J. Dear著.后现代都市状况[M].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73；76.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
关键词：后现代；空间媒介化；媒体城市；深圳华侨城；LED大屏
本文选取了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和后现代城市下的LED大屏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从具体实例出发论证传播的媒介不仅局限于大众媒介，也包括实体空间。[1]从案例中发现电子媒介信息技术突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整体。城市不再是冷冰冰的接受者，而是作为一种传播主体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并且后现代之下的城市空间概念更加被扩大化，智慧城市、信息城市、生态城市、创意城市等城市概念的兴起让城市空间在实体城市之外产生了“第三空间”“虚拟空间”“超空间”“流空间”等空间新样态，传播的介质从实体空间延伸到互联网等新媒介。以下两个案例体现出城市空间体现出媒介化的趋势，也表现了城市作为一种媒介的空间化倾向。城市空间被看作是一个巨大的传播媒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
（一）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空间媒介化
后现代的去中心意识和多元的文化取向，让整个社会边界模糊。解构与再构，强调情感的回归，颠覆反抗，混搭与拼贴等都是后现代主义鲜明的特征。而在后现代的语境之下的深圳，作为一座开放包容、创新发展的新型都市，更是表现出后现代城市的鲜明特点。20世纪60年代，媒介技术飞速发展，并逐渐和城市空间联系密切，数字城市、信息城市、智慧城市等城市描述随之提出。斯科特·麦奎尔在2013年提出：“媒体与建筑的关联已从‘扩大的现实’‘融合的现实’‘扩大的空间’和‘立体的现实’等角度得到了描述——这些描述全都致力于强调我们所谓的媒体城市的异质性空间体制。”（斯科特·麦奎尔，2013）[2]所以他提出“媒体城市”的概念，来表达媒体和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变化。电子媒介突破时间向度，重构了空间关联性，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经过改革开放的浪潮成为现代化大都市，媒介技术在深圳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OCT-LOFT 华侨城创意园位于深圳华侨城原东部工业区内，工业区的老建筑是80年代华侨城最早的一批建筑。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位于边缘地带的工业区被融入城市中心范围内，工业区的工业生产和城市发展不能相互适应，工业区产业逐渐调整外迁，造成了大量厂房闲置。但该园区地理位置优越，为了不浪费厂房资源，华侨城集团对部分工业建筑进行重新定义、改造和设计，既保留了工业建筑的历史意味，又为深圳创意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型空间。
（二）空间媒介化之下建筑实体对于周边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
工业厂区在使用功能上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我们比较完整地认识到建筑实体对于周边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现如今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外在的建筑形态并没有改变，在室内装修上，在墙体绘画方面进行装饰和发挥，充分体现出后现代主义风格。工业厂房扮演了媒介的角色，体现出历史性和后现代性都十分鲜明的地理空间。有学者指出：“实体空间的特定场景，不仅提供了人们进行公共交往的平台，而且构筑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这种嵌入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对于城市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如在当今的建筑学界，甚至有‘建筑就是媒介’的说法，城市，即是‘建筑作为大众传播’的现实場景。”（孙玮，2012）[3]后现代城市更多地关注文化、娱乐和格调。不同的城市，构造了不同的文化空间，文化产业在后现代城市中至关重要。华侨城创意文化园把不同的社会关系重组，打破了传统商业空间的区分限制，营造了新型的工作生活空间。创意园区有很高的艺术氛围和文化品质，融合了创意设计、文化艺术等多维元素，构建了酒吧、艺术馆、美术馆、设计、传媒、时装、音乐、摄影、演艺、娱乐等创意产业链，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构成了后现代城市创意文化体验的都市文化景观。
（三）空间媒介承载都市文化的传播
创意园区附近开发出锦绣中华、民俗村等一大批景点旅游项目，随后逐渐开发出欢乐谷、世界之窗等旅游服务产业，我们可以比较完整地认识到建筑景观实体对于周边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创意园周围开发出波托菲诺高档别墅住宅区、海岸城大型购物中心等。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作为深圳现代性起点的工厂建筑景观符号与周围城市景观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这种对比更加体现出创意园地理空间的结构性意义。各种各样的城市建筑景观在传递各自媒介意义的同时也和周围空间发生意义互通，其媒介特征的城市空间文本得到充分的体现。像孙玮老师对外滩的描述那样，“实体空间的实物交流和媒介的虚拟交流，在都市场景中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承担着都市文明所要求的传播作用。”（孙玮，2011）[4]
二、后现代城市下LED大屏的媒介意义
（一）互动大屏成为城市媒介的重要元素
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指出，“电子媒介跨越地理的边界而制造出‘情景合并’的‘无地方感’，是对实质性的人际交流模式的冲击，从而改变“地理边界”。（约书亚·梅罗维茨，1985）[5]电子媒介信息时代的来临，LED互动大屏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首先它可以单独出现在城市空间之中，成为构建城市文化的重要元素，其次它向受众传播商业广告信息或者拥有来自政府或其他组织公共宣传的功能。在许多城市，借助LED大屏进行城市营销的案例已经不胜枚举。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我们都能看到LED大屏的魅力。在一些城市的重大事件中，都可以借助LED大屏来增强城市的影响力和表现力，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大屏幕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称为“世界的十字路口”。纳斯达克是全球经济的焦点，决定了纳斯达克LED屏幕广告的国际影响力。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登上纳斯达克大屏的次数越来越多，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声音。2008年8月9日，新华社报道了纳斯达克大屏幕在8月8日直播北京奥运会开幕的盛况。2016年4月2日中国企业家领袖集体影像首次系列荣登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纳斯达克LED大屏，展示了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纳斯达克LED大屏被赋予了更多符号意义。在一些大型购物商场，或者城市市民中心，我们也能看到各式各样的LED大屏，有的播放产品广告，有的是政府新闻事件，帮助企业做到更好的广告营销，或者更好地进行政府公共宣传。 在后现代城市，LED大屏的作用功能远远不局限于此，我们可以使用移动手机，通过二维码的扫描操控LED大屏。新型的LED大屏技术已经搭载触碰感应技术，大屏可以直接被人所控制。近些年欧美西方国家致力于大屏互动的技术开发应用上：如德国柏林一家公司通过大屏互动技术把爱情宣言的信息发送至LED大屏幕上，英国伦敦也有一些公交车站的大屏幕支持移动手机的特定程序，等车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交互游戏，真正实现了“人屏互动”。我们能够看到LED大屏扮演的角色更加多样，人与人的距离，人与科技的距离进一步被拉近，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已经不那么明显。
（二）LED户外大屏的“沉浸式”体验使时间空间边界消融
LED户外大屏的本质形式就是我们所体验的位置感丧失，我们能深刻体会到我们生活的空间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电子媒介的发展所带来的是时间空间界限的模糊。后现代城市空间边界渐渐消融、文化边界消融，全球共同体趋势进一步加强，明显可以感觉到地理差异一体化。在后现代大的语境之下，杰姆逊在后现代的“超空间”理论中提到：“身体与人工环境之间的这种惊人的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象征，表明我们思维的无能为力已经更为严重。至少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思维無法把握全球性跨国的、非中心化的巨大商业网络，而我们发现自己作为个体置身于这样的商业网络之中。”（Jameson .F，1991）[6]
近些年还有一种LED互镜互动展览，屏幕会对人类的声音和动作作出反应，强调一种趣味而有意义的沉浸式体验。我们甚至可以在一个城市的LED大屏中，同一时刻看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人们。在后现代城市超空间的状态之下，我们充分体验时间和空间方式的改变，也造成了“拼贴社会”的文化特征。由此可见，后现代超空间消除了时空距离又营造出了新的生存空间。杰姆逊认为：“一种全新的心境或激情伴随着后现代的文化经验，尤其伴随着录像这一后现代主义‘最鲜明的新媒介’而来，并且‘很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文化霸权力量’。”（Jameson .F，1991）[7]
斯科特·麦奎尔在《媒体城市》中提到：“当代城市是个媒体-建筑复合体（media-architecture complex），它源于空间化了的媒体平台的激增和杂合的空间整体的生产。”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LED大屏都是后现代媒体城市典型的体现。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研究城市空间媒介化，是对未来城市传播和媒介城市进行思考与展望的方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3]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J].新闻大学，2012，（02）.
[2]斯科特·麦奎尔.媒体城市[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4]孙玮.作为媒介的外滩：上海现代性的发生与成长[J].新闻大学，2011，（04）.
[5][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6][7][美]Michael J. Dear著.后现代都市状况[M].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73；76.
作者单位：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