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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方法运用是博士学位论文的重要环节，直接决定和影响研究的质量。对2011-2017年间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发现，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运用呈现如下特征：定性研究占据主导、混合研究占比大且呈现上升趋势、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呈现多元化与综合化趋势。同时，也存在量化研究不足、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不到位、阐述不完整、规范意识不强等问题。应当强化方法意识、增加量化研究的运用，推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合理安排课程、强化日常训练，提高研究方法学习的实效性;加快完善标准、强化全面深入指导，提升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
关键词 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生培养;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07-0035-07
“一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该学科呈现其前沿性研究的重要途径”[1]，能反映出某一时期某一学科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的发展状况。正是其所承载的多重内涵引发了诸多学科的研究者基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特别是对深化认识、提升研究质量的追求使得研究者更热衷于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期望通过方法的创新推动研究的突破。教育学领域，有学者分别对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学前教育等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趋势等进行了研究。职业教育学科与此相关的仅有林克松等[2]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定量分析对研究方法、主题等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但其研究着重于整体研究现状的描述，且其样本收集时间截至为2011年。专门对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涵盖收集与分析资料方法的研究更是匮乏。
从2002年开始培养博士至今[3]，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取得了突出成就，培养体系更加完备，层次更加多元，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伴随近年来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和内涵式发展，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等方面不断呈现新的变化，对其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进行系统考察，歸纳其特征、分析存在的问题，不仅可以把握我国职业教育研究的前沿动向与发展趋势，对于提高职业教育研究的质量乃至促进学科发展等都不无裨益。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的对象与样本采集
本文以中国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以研究方法为研究内容。文中出现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是指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完成并通过答辩，且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不包括除此之外的论文。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论文中所阐明的研究方法类型;二是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即具体的技术、工具和手段等。
研究的样本采集以中国知网中“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来源，以“学科专业名称”为检索条件，以“职业技术教育学”为检索词，将时间限定在2011年1月至2017年8月，共检索到72篇博士学位论文，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对所检索到的论文逐一进行审阅，删除不是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对象或未明确说明研究方法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67篇，涉及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六所高校。
（二）研究方法分类
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依然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及当前职业教育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将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四种类型。
思辨研究是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4]，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语义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5]，包括案例研究、叙事研究、实地研究、观察法、民族志等。量化研究是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6]，包括实验研究法、准实验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等。混合研究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7]。此外，借鉴张慧等构建的“职业教育研究框架”[8]并结合论文实际运用的方法建构了研究方法分类框架，见表1，据此对论文所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进行归类。
（三）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首先，将67篇样本论文进行编码。其中，通过答辩年份以“Y”加具体年份表示，如Y2012。授予单位以“U”加该单位拼音或英文名称的首字母表示，若首字母重复，则加上第二个字的拼音或英文首字母，研究主题以“T”加阿拉伯数字1、2来表示，如Y2012—Ut—T1就表示2012年度t高校以“1”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其次，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阅读论文的摘要、目录、研究方法、附录等来判明其在整体上运用的方法类型。再次，依据研究方法分类框架对论文所采用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方法进行归类，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研究方法运用的总体状况
统计显示，2011-2017年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产出博士学位论文72篇，占此期间职业教育专业总体学位论文的72%。为保证研究的的可靠性，对所检索到的论文逐一进行审阅，删除不是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对象或未明确说明研究方法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67篇。其中，天津大学产出31篇，占比46.3%。华东师范大学产出22篇，占比32.8%。西南大学产出8篇论文，占比11.9%。此外，上海师范大学产出3篇，占比4.5%，南京师范大学产出2篇，占比3%，辽宁师范大学产出1篇，占比1.5%。 依据研究方法分类框架（表1）对67篇学位论文进行分类统计，见表2。混合研究32篇，占比47.8%。思辨研究22篇，占比32.8%。有12篇运用了质性研究，占比17.9%。量化研究仅有1篇。总体上，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定性研究仍占主导，量化研究不足。
（二）研究方法运用的年度分布状况与趋势
统计显示，不同年度的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呈现出差异，见图1。2011-2017年间，思辨研究虽占比仍然较大，但整体上呈现逐年减少趋势，当前的12篇质性研究虽然总量上占比较低（17.9%），但呈现上升趋势。混合研究显著增加，仅2011年就产生了11篇运用混合研究的论文，2013年占比46.7%、2014年占比68.9%，2015、2017年占比均为50%。量化研究方面，自2013年出现了1篇量化研究的学位论文，此后一直未见增长。
（三）收集与分析资料方法的运用状况
由表3可知，67篇学位论文中，文献法依然是主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使用频次达62次，占比92.5%，访谈法和量表（问卷）法的占比分别达到了59.7%、49.3%，田野考察法的使用频次也达到19次，占比28.3%。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实验法也相继出现在研究中，但使用频次都比较低。分析资料的方法方面，67篇论文中，有33篇运用了比较分析（49.3%），26篇运用了统计描述（38.8%）、21篇运用了案例分析（31.3%），13篇运用了内容分析（19.4%），统计推断和定性分析的使用率都比较低，分别占比12%和4.5%。此外，67篇学位论文中，87%的论文运用了两种以上方法来收集资料，其中，51%的论文都使用3～4种方法来收集资料。82%的论文运用了两种以上分析方法。这也表明了研究方法运用的多元化和综合化趋势。
（四）不同研究主题中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
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并没有统一的研究主题分类框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67篇论文逐一进行分析，借鉴已有的研究主题分类，并结合论文标明的研究方向和实际情况，将当前职业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分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等12个类别，见表4。对照67篇论文逐一进行分析与归类，上述12个主题能完整涵盖和反映样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据此进一步对67篇论文中不同主题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见表5。
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职教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五个主题的论文总量达55篇，占比81.9%，无疑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等6个主题的论文数量都在4篇以下，特别是职业教育史主题的论文仅有1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62.5%的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领域论文和55.5%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领域论文运用了思辨研究。除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外，其他所有9个主题中，混合研究的比例都在50%以上，尤其是在职教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主题的论文中，占比均在70%以上。质性研究当前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分散在各个主题之中，仅有的1篇量化研究应用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领域。
（五）不同培养单位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
由表6可知，各培养单位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其中，天津大学的学位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了四种研究方法类型，主要以混合研究（45.1%）为主，思辨研究（29%）次之，质性研究的论文占到所有此类论文的58.3%，仅有的1篇量化研究也来自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22篇论文中，思辨研究占比45.4%、混合研究占比31.8%、质性研究占比22.7%。西南大学所的8篇论文中，除1篇属思辨研究外，其他7篇全部运用混合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的3篇论文全部使用混合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的3篇论文中，有2篇属于思辨研究，另1篇属混合研究。
进一步分析发现，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的选择有一定关系。天津大学论文的研究主题除了普职沟通与中高職衔接没有涉及外，涵盖了其他所有主题。其中，主要以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为主，因而，混合研究和思辨研究占比较高。近年来，混合研究迅速发展，广泛应用于各个主题的研究中，而思辨研究一直是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主要集中于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领域，因而思辨研究占比最大。西南大学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领域，更强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的研究主题分散在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等领域，主要以思辨和混合研究为主。
三、呈现特征
（一）定性研究占据主导
统计显示，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达34篇，其中思辨研究22篇，质性研究12篇，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更是如此，虽然思辨研究在探讨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本质、价值等方面不可替代，但对“科学”“规律”等的追求以及从职业教育整体研究质量提升的角度来看，单纯的思辨研究显然是乏力的，定性研究占据主导，定量研究严重不足的局面也不利于这一诉求的实现。特别对于职业教育这样一个特别强调实践应用的学科，思辨研究主观性强、可重复性低、实践应用性差等不足往往容易导致与实践的错位和脱节，因而，从整体上看，只能将其所擅长的逻辑演绎、推理运用于相关研究中，而不能长期成为职业教育研究中的主导，职业教育研究中重思辨、轻实证的局面也应当得以扭转。
（二）混合研究占比较大且呈现上升态势
统计显示，在67篇学位论文中，混合研究32篇，占比47.8%，且呈现出上升态势。这对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发展及研究质量的提升而言显然是一个积极征兆。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混合研究主张问题导向的混合方法，避免了单一方法的局限性，超越了定量与定性研究间非此即彼的论争。一方面，有效地弥合了定量研究所宣扬的“客观主义”对复杂教育问题无法量化的部分认识上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悬置了人们对主张“解释主义”的思辨研究所表征的模糊性、不可证伪等的质疑和诟病。多种方法的结合使得“客观主义”和“解释主义”在同一框架内实现了平衡，同时也丰富了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研究者更有可能根据他们的研究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一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预先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通过缩小定量和定性研究者之间的分歧，释放更大的能量。”[9] （三）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呈现多元化与综合化趋势
博士学位论文通常会围绕核心研究问题生成若干子问题，通过一系列子问题的探讨来回答核心研究问题，而针对不同的子问题或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采用不同的收集与分析资料的方法则成为众多研究者的选择。近年来，随着博士学位论文对研究的深度、创新性、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方法越来越乏力，研究方法多元化、综合化运用的趋势愈益明显。67篇学位论文中，运用两种以上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论文分别占比87%、82%。收集资料方面，除9篇论文仅运用了单一的文献研究来收集资料外，其他论文综合运用了量表（问卷）、访谈、观察等多种方法来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方法方面也同样如此，除12篇论文仅运用了单一的分析方法外，其他论文全部综合运用了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统计描述等多种分析方法。
四、存在不足
（一）量化研究不足
在所有67篇论文中，量化研究仅有1篇，相对于其他方法类型，量化研究严重不足，特别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更是欠缺，这对于职业教育研究质量的提升和职业教育深入转型发展而言显然是一个短板，研究的科学性和学科健康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整体水平偏低、实践指导力差等，过度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演绎、过多的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分析、研究方法的单一及研究不规范等被认为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包括量化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的综合化与多元化被认为是改变这一局面的必然抉择。量化研究对研究问题的量化处理及其所注重的结构化、可重复性和迁移性等，有利于对规律的探讨与趋势的研判，能有效避免和弥合純粹的思辨研究的不确定性和迁移性低等不足，尤其对于重大政策的制定而言，大规模的、系统的量化研究更是不可或缺。
（二）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不到位
“研究方法是指一项研究的具体研究过程，即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的选取、数据采集、调查方式等，以及在研究过程中采取的研究分析工具。”其包括理论、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理论处理的是科学的逻辑层面，资料收集处理的是观察的层面，资料分析则是比较逻辑预期和实际观察，进而寻找可能的模式[10]。我国学者陈向明教授认为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从“方法论”“研究方法或方式”和“具体的技术和技巧”三个层面来进行。其中，“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研究方法或方式”是指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具体的技术和技巧”是指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11]。
研究发现，当前部分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够清晰。一是将研究思路或研究策略等同于研究方法。如“本文将理性思维和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运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Y2017—Ush—T2），采用“多学科研究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Y2011—Ut—T5），“采取实施过程研究、文件分析等方式进行实证研究”（Y2016—Ut—T1）。二是将研究的性质、类型等视为研究方法。通常，根据研究的目的可以将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根据研究的层次分为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四种类型，或者根据研究取向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但有些研究者却将研究的类型当作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应用研究法、描述和解释的方法”（Y2017—Uec—T4）、“规范研究法”（Y2012—Uec—T2）、“典型研究与一般研究相结合”（Y2014—Ut—T5）……。
（三）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阐述不够完整
通常，学位论文需明确、完整地阐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论、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需要说明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形成清晰完整的逻辑链，以便于接受专业的审查、检验和评判，进而实现复制和推广，这是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和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当前的学位论文中，一些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阐述不够完整。70%的研究者对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的说明都在1页以内，有的论文只是寥寥数语对研究方法的简单释义。“尽管研究方法表述的篇幅多少并不能完全代表研究者研究方法意识的强弱，但在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中，寥寥几句研究方法的描述不能反映研究者具有清晰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是没有异议的。”[12]更重要的是，论文中没有论证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之间的适切性。很多论文只是说明该研究方法如何好、如何重要，对于该研究为何要用、为何可以用及如何使用这些关键部分却语焉不详。此外，一些论文没有明确说明所运用的资料分析方法。
（四）研究者使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意识不强
很多论文的研究方法部分表述千奇百怪，既凸显了对研究方法不甚熟悉，更体现了规范意识差。当前，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或者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及混合研究是学界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方法分类，这些方法类型下又分别有多种具体方法。很多论文并没有遵循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基本分类和固定表述，将方法论、研究类型、研究目的当作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法”“规范研究法”“应用研究法”“描述和解释的方法”等，诸如“国别比较法”“国际比较法”（Y2012—Uec—T4）“目标分类法”（Y2014—Ut—T11）、“网络通讯法”（Y2013—Uec—T1）、“文档法”（Y2012—Ut—T4）更是如此。
规范意识不强还体现为“虎头蛇尾”的运用过程中，即在研究方法说明部分声称使用了某一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却没有明确体现出来。比如，声称使用了访谈，整篇论文中都没有呈现访谈内容和访谈提纲（Y2013—Ut—T5、Y2012—Uec—T4）;声称使用了问卷调查，论文中只有少许调查结果，没有说明问卷的编制过程，未进行信度、效度检验，也没有说明引用了谁的问卷（Y2017—Uec—T2、Y2013—Ut—T5、Y2014—Ut—T5）;声称采用了调查研究，整篇论文中没有呈现任何调查研究的方法和过程（Y2011—Ut—T5）。 五、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方法意识、增加量化研究的运用，推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
长期以来，回应职业教育现实困境和对改善学科形象、提升学科地位的追求驱使人们关注职业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然而，与这一诉求格格不入的是，当前的研究中，研究成果总量大、发展快，有较强解释力的少;理论演绎的多，有建树的少;对实践经验的归纳多，起实质作用的少;思辨研究多，量化研究少。倘若职业教育研究长期依赖于普通教育学的方法，对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独特的教育类型不能给予足够重视;倘若职业教育研究长期停留于概念演绎和闭门造车式的“文学创作”，对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研究的解释力、批判力和建构力必然会受到影响。因而，提升研究质量必须强化方法意识，祛除对某一方法的盲信和漠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广泛吸收一切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对当前量化研究严重不足的情况而言，推动量化研究的运用尤为紧迫。对于职业教育这样一个复杂学科而言，单一方法的乏力愈益明显，量化研究基础上的定性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愈发受到认同，“教育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它有一定的活动程度和规模，具有鲜明的“量”的特征，“定量”能使我们更科学地定性”[13]。
推动量化研究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的运用，首先要提升研究者的量化研究能力。包括问题意识、研究设计、数据的收集、统计与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很多情况下，包括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虽然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但由于缺乏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处理的能力，面对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而束手无策，分析不出随机数据背后的教育规律，……造成经验型、总结型文章多，但却上升不到理论高度”[14]。其次，推动量化研究的应用要遵循方法围绕问题、方法回答问题的逻辑，避免陷入“方法主义”而被方法所奴役。此外，尽管量化研究有诸多优势，但也应当清楚其局限和前提条件，如涉及教育的本质等问题时，量化研究很多时候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其只能应用于某些可以量化的现象和问题中，对于复杂的教育问题，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必然抉择，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应当成为共识。
（二）合理安排课程、强化日常训练，提高研究方法学习的实效性
对研究方法理解不到位、阐述不够完整主要在于學习和训练不足。对所涉及的6所高校的培养计划看，大多高校都开设了研究方法相关的课程，但很多都将其作为选修课，且学习时长只有一学期。同时，各高校对博士生的课程学习要求比较灵活，只要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除专业必修课外，其他课程基本都是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层面不做强制要求。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优先选择专业必修课，学分一旦修够，选修其他课程的动力就会下降。非制度化的课程安排和日常训练的不足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效果等都会受到影响。据此，首先，为提升研究方法学习的实效性，应当将研究方法课作为必修课。其次，日常的研究方法训练也应当成为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内容，应当着重加强通过学术论文的写作来提升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再次，对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应当贯穿博士生培养的全过程，不应仅限于课程学习，日常的学习活动都应加强对方法的探讨，不断强化和提升方法学习与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加快完善标准、强化全面深入指导，提升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
“学术规范通过明确开展学术活动的具体规则，对学术行为进行约束，……约束范围包括选题、文献搜集与综述、数据采集及其方法选择、成果表达等方面。”[15]就方法的运用而言，在67篇论文中，规范意识不强和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不到位等造就了形形色色的问题。通过研究涉及高校的课程安排看，大多学校在博士生培养期间都没有开设学术规范、论文写作相关的课程，有的学校虽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也只是作为选修课，且学分比较低，这种情况下，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不能得以有力地激发，而学习的不足使得学生对学术规范没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论文中的种种不规范的现象即是规范教育不足和训练缺失的反映。此外，“目前没有一部切实可行的细化的学术规范手册”[16]，已有相关政策文件整体上仍略显笼统，如研究方法的规范运用等并没有得到明晰。针对性好和操作性强的指导标准的缺失使得各培养单位在制定相关规范文件时没有明确的依据。
据此，强化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国家层面须尽快出台或修订内容全面、操作性强的规范或标准，使得论文写作规范有据可依，强化其规范性;二是学校应切实开设针对性较强的学术规范相关的课程，加强其在日常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运用的训练和指导，将其作为培养过程的常态化工作，强化其实效性;三是导师或评审专家须严格把好论文的质量关，对日常学习、论文开题、写作过程、评审、答辩等进行全过程指导和审查，多方面引导学生对学术规范形成正确的认识和运用，并将其内化为行为习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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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博士生培养;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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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该学科呈现其前沿性研究的重要途径”[1]，能反映出某一时期某一学科研究方法、研究主题等的发展状况。正是其所承载的多重内涵引发了诸多学科的研究者基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特别是对深化认识、提升研究质量的追求使得研究者更热衷于对研究方法的探讨，期望通过方法的创新推动研究的突破。教育学领域，有学者分别对高等教育、比较教育、学前教育等学科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趋势等进行了研究。职业教育学科与此相关的仅有林克松等[2]基于博士学位论文的定量分析对研究方法、主题等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探讨，但其研究着重于整体研究现状的描述，且其样本收集时间截至为2011年。专门对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特别是涵盖收集与分析资料方法的研究更是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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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的对象与样本采集
本文以中国大陆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为研究对象，以研究方法为研究内容。文中出现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是指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完成并通过答辩，且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不包括除此之外的论文。研究方法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论文中所阐明的研究方法类型;二是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即具体的技术、工具和手段等。
研究的样本采集以中国知网中“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检索来源，以“学科专业名称”为检索条件，以“职业技术教育学”为检索词，将时间限定在2011年1月至2017年8月，共检索到72篇博士学位论文，为保证研究的可靠性，对所检索到的论文逐一进行审阅，删除不是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对象或未明确说明研究方法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67篇，涉及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六所高校。
（二）研究方法分类
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并未形成独立的研究方法，依然运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已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及当前职业教育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将职业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和混合研究四种类型。
思辨研究是研究者在个体理性认识能力及直观经验基础上，通过对概念、命题进行逻辑演绎推理以认识事物本质特征的研究方法[4]，包括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语义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5]，包括案例研究、叙事研究、实地研究、观察法、民族志等。量化研究是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检验研究者自己关于该事物的某些理论假设的研究方法[6]，包括实验研究法、准实验研究法、调查研究法、内容分析法等。混合研究是研究者在同一研究中综合调配或混合定量研究或质性研究的技术、方法、手段、概念或语言的研究类别[7]。此外，借鉴张慧等构建的“职业教育研究框架”[8]并结合论文实际运用的方法建构了研究方法分类框架，见表1，据此对论文所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进行归类。
（三）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首先，将67篇样本论文进行编码。其中，通过答辩年份以“Y”加具体年份表示，如Y2012。授予单位以“U”加该单位拼音或英文名称的首字母表示，若首字母重复，则加上第二个字的拼音或英文首字母，研究主题以“T”加阿拉伯数字1、2来表示，如Y2012—Ut—T1就表示2012年度t高校以“1”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其次，运用内容分析法，通过阅读论文的摘要、目录、研究方法、附录等来判明其在整体上运用的方法类型。再次，依据研究方法分类框架对论文所采用的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方法进行归类，并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研究方法运用的总体状况
统计显示，2011-2017年间，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产出博士学位论文72篇，占此期间职业教育专业总体学位论文的72%。为保证研究的的可靠性，对所检索到的论文逐一进行审阅，删除不是以职业技术教育为研究对象或未明确说明研究方法的论文，最终得到论文67篇。其中，天津大学产出31篇，占比46.3%。华东师范大学产出22篇，占比32.8%。西南大学产出8篇论文，占比11.9%。此外，上海师范大学产出3篇，占比4.5%，南京师范大学产出2篇，占比3%，辽宁师范大学产出1篇，占比1.5%。 依据研究方法分类框架（表1）对67篇学位论文进行分类统计，见表2。混合研究32篇，占比47.8%。思辨研究22篇，占比32.8%。有12篇运用了质性研究，占比17.9%。量化研究仅有1篇。总体上，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定性研究仍占主导，量化研究不足。
（二）研究方法运用的年度分布状况与趋势
统计显示，不同年度的学位论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呈现出差异，见图1。2011-2017年间，思辨研究虽占比仍然较大，但整体上呈现逐年减少趋势，当前的12篇质性研究虽然总量上占比较低（17.9%），但呈现上升趋势。混合研究显著增加，仅2011年就产生了11篇运用混合研究的论文，2013年占比46.7%、2014年占比68.9%，2015、2017年占比均为50%。量化研究方面，自2013年出现了1篇量化研究的学位论文，此后一直未见增长。
（三）收集与分析资料方法的运用状况
由表3可知，67篇学位论文中，文献法依然是主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使用频次达62次，占比92.5%，访谈法和量表（问卷）法的占比分别达到了59.7%、49.3%，田野考察法的使用频次也达到19次，占比28.3%。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实验法也相继出现在研究中，但使用频次都比较低。分析资料的方法方面，67篇论文中，有33篇运用了比较分析（49.3%），26篇运用了统计描述（38.8%）、21篇运用了案例分析（31.3%），13篇运用了内容分析（19.4%），统计推断和定性分析的使用率都比较低，分别占比12%和4.5%。此外，67篇学位论文中，87%的论文运用了两种以上方法来收集资料，其中，51%的论文都使用3～4种方法来收集资料。82%的论文运用了两种以上分析方法。这也表明了研究方法运用的多元化和综合化趋势。
（四）不同研究主题中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
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并没有统一的研究主题分类框架。本文运用内容分析法对67篇论文逐一进行分析，借鉴已有的研究主题分类，并结合论文标明的研究方向和实际情况，将当前职业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分为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职业教育基本理论等12个类别，见表4。对照67篇论文逐一进行分析与归类，上述12个主题能完整涵盖和反映样本论文的研究内容，据此进一步对67篇论文中不同主题所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见表5。
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职教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五个主题的论文总量达55篇，占比81.9%，无疑是当前的研究热点。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职业教育评估与质量保障、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等6个主题的论文数量都在4篇以下，特别是职业教育史主题的论文仅有1篇。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62.5%的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领域论文和55.5%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领域论文运用了思辨研究。除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区域职业教育发展外，其他所有9个主题中，混合研究的比例都在50%以上，尤其是在职教教师培养与专业发展、普职沟通与中高职衔接主题的论文中，占比均在70%以上。质性研究当前在职业教育领域的应用分散在各个主题之中，仅有的1篇量化研究应用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领域。
（五）不同培养单位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
由表6可知，各培养单位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也呈现出一定差异。其中，天津大学的学位论文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了四种研究方法类型，主要以混合研究（45.1%）为主，思辨研究（29%）次之，质性研究的论文占到所有此类论文的58.3%，仅有的1篇量化研究也来自天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22篇论文中，思辨研究占比45.4%、混合研究占比31.8%、质性研究占比22.7%。西南大学所的8篇论文中，除1篇属思辨研究外，其他7篇全部运用混合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的3篇论文全部使用混合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的3篇论文中，有2篇属于思辨研究，另1篇属混合研究。
进一步分析发现，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的选择有一定关系。天津大学论文的研究主题除了普职沟通与中高職衔接没有涉及外，涵盖了其他所有主题。其中，主要以职业教育基本理论为主，因而，混合研究和思辨研究占比较高。近年来，混合研究迅速发展，广泛应用于各个主题的研究中，而思辨研究一直是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等领域的主要研究方法。华东师范大学主要集中于国际与比较职业教育领域，因而思辨研究占比最大。西南大学主要聚焦于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领域，更强调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混合研究。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辽宁师范大学的研究主题分散在比较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等领域，主要以思辨和混合研究为主。
三、呈现特征
（一）定性研究占据主导
统计显示，当前我国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中，定性研究达34篇，其中思辨研究22篇，质性研究12篇，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职业教育基本理论和国际与比较职业技术教育领域更是如此，虽然思辨研究在探讨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本质、价值等方面不可替代，但对“科学”“规律”等的追求以及从职业教育整体研究质量提升的角度来看，单纯的思辨研究显然是乏力的，定性研究占据主导，定量研究严重不足的局面也不利于这一诉求的实现。特别对于职业教育这样一个特别强调实践应用的学科，思辨研究主观性强、可重复性低、实践应用性差等不足往往容易导致与实践的错位和脱节，因而，从整体上看，只能将其所擅长的逻辑演绎、推理运用于相关研究中，而不能长期成为职业教育研究中的主导，职业教育研究中重思辨、轻实证的局面也应当得以扭转。
（二）混合研究占比较大且呈现上升态势
统计显示，在67篇学位论文中，混合研究32篇，占比47.8%，且呈现出上升态势。这对于研究方法的多元发展及研究质量的提升而言显然是一个积极征兆。作为“第三条道路”的混合研究主张问题导向的混合方法，避免了单一方法的局限性，超越了定量与定性研究间非此即彼的论争。一方面，有效地弥合了定量研究所宣扬的“客观主义”对复杂教育问题无法量化的部分认识上的先天不足。另一方面，悬置了人们对主张“解释主义”的思辨研究所表征的模糊性、不可证伪等的质疑和诟病。多种方法的结合使得“客观主义”和“解释主义”在同一框架内实现了平衡，同时也丰富了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研究者更有可能根据他们的研究问题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不是根据一些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预先形成的关于研究范式的偏见来选择研究方法和手段，通过缩小定量和定性研究者之间的分歧，释放更大的能量。”[9] （三）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呈现多元化与综合化趋势
博士学位论文通常会围绕核心研究问题生成若干子问题，通过一系列子问题的探讨来回答核心研究问题，而针对不同的子问题或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采用不同的收集与分析资料的方法则成为众多研究者的选择。近年来，随着博士学位论文对研究的深度、创新性、质量等的要求越来越高，单一的方法越来越乏力，研究方法多元化、综合化运用的趋势愈益明显。67篇学位论文中，运用两种以上方法来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论文分别占比87%、82%。收集资料方面，除9篇论文仅运用了单一的文献研究来收集资料外，其他论文综合运用了量表（问卷）、访谈、观察等多种方法来收集资料。分析资料方法方面也同样如此，除12篇论文仅运用了单一的分析方法外，其他论文全部综合运用了比较分析、案例分析、统计描述等多种分析方法。
四、存在不足
（一）量化研究不足
在所有67篇论文中，量化研究仅有1篇，相对于其他方法类型，量化研究严重不足，特别是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更是欠缺，这对于职业教育研究质量的提升和职业教育深入转型发展而言显然是一个短板，研究的科学性和学科健康发展必然会受到影响。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整体水平偏低、实践指导力差等，过度依赖于对其他学科的理论演绎、过多的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分析、研究方法的单一及研究不规范等被认为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而包括量化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的综合化与多元化被认为是改变这一局面的必然抉择。量化研究对研究问题的量化处理及其所注重的结构化、可重复性和迁移性等，有利于对规律的探讨与趋势的研判，能有效避免和弥合純粹的思辨研究的不确定性和迁移性低等不足，尤其对于重大政策的制定而言，大规模的、系统的量化研究更是不可或缺。
（二）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不到位
“研究方法是指一项研究的具体研究过程，即研究设计、研究对象的选取、数据采集、调查方式等，以及在研究过程中采取的研究分析工具。”其包括理论、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理论处理的是科学的逻辑层面，资料收集处理的是观察的层面，资料分析则是比较逻辑预期和实际观察，进而寻找可能的模式[10]。我国学者陈向明教授认为对研究方法的探讨可以从“方法论”“研究方法或方式”和“具体的技术和技巧”三个层面来进行。其中，“方法论”是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包括基本的理论假设、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研究方法或方式”是指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具体的技术和技巧”是指在研究的某一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11]。
研究发现，当前部分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够清晰。一是将研究思路或研究策略等同于研究方法。如“本文将理性思维和研究方法有机结合，运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的方法”（Y2017—Ush—T2），采用“多学科研究法”“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Y2011—Ut—T5），“采取实施过程研究、文件分析等方式进行实证研究”（Y2016—Ut—T1）。二是将研究的性质、类型等视为研究方法。通常，根据研究的目的可以将研究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或根据研究的层次分为描述、解释、预测和控制四种类型，或者根据研究取向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但有些研究者却将研究的类型当作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应用研究法、描述和解释的方法”（Y2017—Uec—T4）、“规范研究法”（Y2012—Uec—T2）、“典型研究与一般研究相结合”（Y2014—Ut—T5）……。
（三）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阐述不够完整
通常，学位论文需明确、完整地阐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方法论、研究方法、收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需要说明研究方法、研究过程与研究结果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形成清晰完整的逻辑链，以便于接受专业的审查、检验和评判，进而实现复制和推广，这是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和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当前的学位论文中，一些研究者对研究方法的阐述不够完整。70%的研究者对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的说明都在1页以内，有的论文只是寥寥数语对研究方法的简单释义。“尽管研究方法表述的篇幅多少并不能完全代表研究者研究方法意识的强弱，但在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中，寥寥几句研究方法的描述不能反映研究者具有清晰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是没有异议的。”[12]更重要的是，论文中没有论证研究方法与研究目的之间的适切性。很多论文只是说明该研究方法如何好、如何重要，对于该研究为何要用、为何可以用及如何使用这些关键部分却语焉不详。此外，一些论文没有明确说明所运用的资料分析方法。
（四）研究者使用研究方法的规范意识不强
很多论文的研究方法部分表述千奇百怪，既凸显了对研究方法不甚熟悉，更体现了规范意识差。当前，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定量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和混合研究（Mixed Research）或者思辨研究、量化研究、质性研究及混合研究是学界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可的方法分类，这些方法类型下又分别有多种具体方法。很多论文并没有遵循学界对研究方法的基本分类和固定表述，将方法论、研究类型、研究目的当作研究方法，如“实证研究法”“规范研究法”“应用研究法”“描述和解释的方法”等，诸如“国别比较法”“国际比较法”（Y2012—Uec—T4）“目标分类法”（Y2014—Ut—T11）、“网络通讯法”（Y2013—Uec—T1）、“文档法”（Y2012—Ut—T4）更是如此。
规范意识不强还体现为“虎头蛇尾”的运用过程中，即在研究方法说明部分声称使用了某一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却没有明确体现出来。比如，声称使用了访谈，整篇论文中都没有呈现访谈内容和访谈提纲（Y2013—Ut—T5、Y2012—Uec—T4）;声称使用了问卷调查，论文中只有少许调查结果，没有说明问卷的编制过程，未进行信度、效度检验，也没有说明引用了谁的问卷（Y2017—Uec—T2、Y2013—Ut—T5、Y2014—Ut—T5）;声称采用了调查研究，整篇论文中没有呈现任何调查研究的方法和过程（Y2011—Ut—T5）。 五、对策与建议
（一）强化方法意识、增加量化研究的运用，推进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
长期以来，回应职业教育现实困境和对改善学科形象、提升学科地位的追求驱使人们关注职业教育研究的科学性与有效性，然而，与这一诉求格格不入的是，当前的研究中，研究成果总量大、发展快，有较强解释力的少;理论演绎的多，有建树的少;对实践经验的归纳多，起实质作用的少;思辨研究多，量化研究少。倘若职业教育研究长期依赖于普通教育学的方法，对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独特的教育类型不能给予足够重视;倘若职业教育研究长期停留于概念演绎和闭门造车式的“文学创作”，对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不能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研究的解释力、批判力和建构力必然会受到影响。因而，提升研究质量必须强化方法意识，祛除对某一方法的盲信和漠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广泛吸收一切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特别是对当前量化研究严重不足的情况而言，推动量化研究的运用尤为紧迫。对于职业教育这样一个复杂学科而言，单一方法的乏力愈益明显，量化研究基础上的定性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愈发受到认同，“教育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活动，它有一定的活动程度和规模，具有鲜明的“量”的特征，“定量”能使我们更科学地定性”[13]。
推动量化研究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的运用，首先要提升研究者的量化研究能力。包括问题意识、研究设计、数据的收集、统计与分析等方面的能力。很多情况下，包括职业教育实践工作者在内的许多研究者虽然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但由于缺乏对数据和资料进行处理的能力，面对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而束手无策，分析不出随机数据背后的教育规律，……造成经验型、总结型文章多，但却上升不到理论高度”[14]。其次，推动量化研究的应用要遵循方法围绕问题、方法回答问题的逻辑，避免陷入“方法主义”而被方法所奴役。此外，尽管量化研究有诸多优势，但也应当清楚其局限和前提条件，如涉及教育的本质等问题时，量化研究很多时候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其只能应用于某些可以量化的现象和问题中，对于复杂的教育问题，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必然抉择，基于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和综合化发展应当成为共识。
（二）合理安排课程、强化日常训练，提高研究方法学习的实效性
对研究方法理解不到位、阐述不够完整主要在于學习和训练不足。对所涉及的6所高校的培养计划看，大多高校都开设了研究方法相关的课程，但很多都将其作为选修课，且学习时长只有一学期。同时，各高校对博士生的课程学习要求比较灵活，只要修满规定的学分即可，除专业必修课外，其他课程基本都是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层面不做强制要求。这种情况下，很多学生优先选择专业必修课，学分一旦修够，选修其他课程的动力就会下降。非制度化的课程安排和日常训练的不足使得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效果等都会受到影响。据此，首先，为提升研究方法学习的实效性，应当将研究方法课作为必修课。其次，日常的研究方法训练也应当成为博士生培养的重要内容，应当着重加强通过学术论文的写作来提升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再次，对方法的学习和训练应当贯穿博士生培养的全过程，不应仅限于课程学习，日常的学习活动都应加强对方法的探讨，不断强化和提升方法学习与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加快完善标准、强化全面深入指导，提升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
“学术规范通过明确开展学术活动的具体规则，对学术行为进行约束，……约束范围包括选题、文献搜集与综述、数据采集及其方法选择、成果表达等方面。”[15]就方法的运用而言，在67篇论文中，规范意识不强和对研究方法的理解不到位等造就了形形色色的问题。通过研究涉及高校的课程安排看，大多学校在博士生培养期间都没有开设学术规范、论文写作相关的课程，有的学校虽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也只是作为选修课，且学分比较低，这种情况下，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不能得以有力地激发，而学习的不足使得学生对学术规范没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论文中的种种不规范的现象即是规范教育不足和训练缺失的反映。此外，“目前没有一部切实可行的细化的学术规范手册”[16]，已有相关政策文件整体上仍略显笼统，如研究方法的规范运用等并没有得到明晰。针对性好和操作性强的指导标准的缺失使得各培养单位在制定相关规范文件时没有明确的依据。
据此，强化研究方法运用的规范性应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国家层面须尽快出台或修订内容全面、操作性强的规范或标准，使得论文写作规范有据可依，强化其规范性;二是学校应切实开设针对性较强的学术规范相关的课程，加强其在日常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运用的训练和指导，将其作为培养过程的常态化工作，强化其实效性;三是导师或评审专家须严格把好论文的质量关，对日常学习、论文开题、写作过程、评审、答辩等进行全过程指导和审查，多方面引导学生对学术规范形成正确的认识和运用，并将其内化为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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