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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古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上承上古汉语，下启近代汉语，从词汇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古词汇能够体现出上古词汇演变的情况，也能为近代新词新义的出现提供来源。然而在词汇学领域，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最为薄弱，既没有上古词汇研究那样源远流长的历史，也没有近代汉语词汇的厚积薄发。近三十年来，中古词汇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论著，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断代研究，由于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几部书上，专书研究也仍然有很多空白。在这一情况下，从词汇学角度对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作品的研究就体现出了它的价值。
关键词：中古汉语；三曹；词汇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5-0114-04
要研究三曹作品的词汇，就不能回避语言学的分期问题。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他们生活的年代自东汉末年至魏初，从语言学的分期来看，应当属于中古汉语的研究范畴。
一、中古汉语专书、专题词汇研究现状
1中古汉语断代问题
秦汉以前归属于上古汉语，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也称近古汉语）的划界尚有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唐宋时期的归属上。以语音为划分标准的主要有高本汉、黄典诚、唐作藩等。高本汉把六朝到唐代划定为中古汉语。[1]（P21～27）黄典诚主张将中古期划定为7世纪至12世纪。[2]（P178～181）唐作藩把中古期划定为晋至中唐时期，并将中古期划分为三段。[3]（P184）王力主张以语法作为汉语史分期的标准，但也兼顾语音，他认为中古期起止时间为4世纪到12世纪半，即南宋前半；12、13世纪为过渡期。[4]（P14～32）周祖谟则主张综合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体等角度考虑汉语史分期问题，他认为中古期起止时间应从公元220年至公元588年，即魏晋南北朝时期。[5]（P1～18）
从词汇学角度讲，以上几种划分方式不尽符合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方言的活跃、外来语的加入、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俗语词”的出现等都影响着词汇的整体面貌。吕叔湘提出：“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从三国到唐末，这七百年该怎么划分？这个时期的口语肯定跟秦汉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传统文字之外另有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认为“中古，即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中相当于第四期。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6]（P10～63）王云路把中古汉语的划界“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7]（P70）
根据上述理论，“三曹”作品创作于汉末魏初，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无疑当属中古汉语语料。
2理论研究
在汉语史研究的各部分中，词汇学研究一直比较滞后。两汉时期和清代语言学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研究的焦点基本集中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词汇学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中古以后的词汇学研究，由于汉末魏晋时代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掺杂了许多方言俗语外来语词汇，语言面貌与前代大不相同，复音词也大量增多。学者多以上古汉语词汇为“雅”，中古近古词汇研究几近空白。近三十年来，在郭在贻先生的倡导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出现了很大的突破，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成果卓著。
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历程做梳理总结的主要有如下几篇论文：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2期），史光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方一新、郭晓妮《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董志翘《汉语史的分期与20世纪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郭作飞《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的总结与思考——百年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述略》（前沿，2011年第6期），王云路、黄沚青《本世纪以来（2000—2011）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论》（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邱冰《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研究回顾与展望》（宁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学者们一致肯定了近些年来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尤其是在俗语词研究和佛经词汇研究方面，填补了长期以来词汇学研究的空白。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材料不断丰富，语言学家对常用词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语料库，编纂了中古汉语的词典，这些都对研究上古词汇的发展脉络，追寻近代词汇的来源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古汉语词汇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仍然有许多未竟的工作，还需要继续整理语料，对中古时期各个阶段的词汇研究都要引起重视。
对中古汉语词汇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如下几部：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2009），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王云路《中古汉语论稿》（中华书局，2011）。在这几部专著中，学者们介绍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情况，总结了中古汉语复音词的构成、外来语对词汇的影响、翻译佛经出现的新词新义等问题，填补了词汇研究的空白，也为中古词汇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方向。
对中古词汇研究的重视也带动了专题词汇的全面研究，除《世说新语》《三国志》词汇研究外，很多曾经被忽视的词汇专题也得到了广泛重视，出现了一些有独到见解的成果，其中大多数都是博士论文。如张巍《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呼叙利《魏书复音同义词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吴金花《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栗学英《中古汉语副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等。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复音词研究。古汉语词汇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要关注上古汉语这一特定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单音词是研究的重点。由于中古这一特定时期语言的变化促使汉语复音词大量出现，复音词不得不成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中心。如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一书，除涉及中古时期单音词、虚词研究外，还设章节分析中古时代复音词的来源、产生原因、发展趋势、类型、判别标准等，并且运用语义理论对复音词做详细分析，使读者对中古汉语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徐正考《〈论衡〉同义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次在同义词研究领域内将复音词与单音词共同作为研究的对象。呼叙利《魏书复音同义词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开创性地只选择了复音同义词研究。在一些考释词义的论著中，如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蔡静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1997年），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都收录了一些复音词并做出了考释，这些都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成绩。
第二，关注常用词。研究上古词汇的论著内容多以考释生僻词为主流，研究对象主要为“字面生涩而义晦”“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语词。实际上，这还相当于训诂学研究范畴，对于词的常用义项即词汇研究的核心内容却很少关注。然而，词汇学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词义系统的梳理展现词汇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在语言变革期，词汇如何演变主要依靠常用词的常用义项来体现，这是更值得关注的，也是新时期词汇学研究异于训诂学研究之处。如果以旧时训诂学的眼光来研究词汇，势必会忽视常用词的重要价值。“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从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从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8]（P401）中古时期的词汇研究对常用词的研究非常重视。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2009）论述了中古汉语词的构成和类型，分析了词汇复音化的原因，第五章中古汉语词汇专题研究详细阐释了中古常用词演变的原因、类型、方法。汪维辉《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用词演变研究》（古汉语研究，1999）论证了常用词演变的意义，在《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中，他考察了中古时期41组常用词演变的情况。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不仅在理论方面对常用词有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还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对一些虚词的替换更迭问题做了研究。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十三章探讨了常用词的研究方法。赖积船《〈论语〉与其汉魏注中的常用词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等论文也以常用词作为研究的重点。研究常用词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涵盖常用词的演变、词义研究、词语搭配、文化内涵等各个方面。
第三，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诗歌、佛经方面，尤其是《世说新语》、《三国志》、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与上古汉语语料相比，中古汉语语汇有如下特征：“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小说、书简等方面。[9]（P1）”中古汉语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俗语词。包含最多俗语词、最能反映当时口语实际情况的有汉魏六朝诗歌、农学书籍、医书、乐府民歌等。但并不应该把眼光局限于几部典籍，也不能只研究俗语词，忽略了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常用词词义研究。现有的佛经语词研究、魏晋小说语词研究、《世说新语》语词研究等已经成果丰硕，但还有很多相对“冷门”的语言材料也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却没有得到重视，如科技类书籍、出土文书、金石碑帖等等。专书语词研究和断代语词研究的著作已经很多，但还缺乏系统的专题词语研究著作。选取研究语料时，也要对中古时期每个阶段的语言材料都引起重视，尤其是东汉时期的。东汉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的过渡期，探寻这一时期的词汇特征对研究词义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二、“三曹”研究现状
“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由个人独立创作、风格相近的文学团体，他们生前留下了大量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目前可查阅的相关论文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其诗歌、散文的艺术手法、行文思路等，对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评价。此外还有少数整理语料的论著，如，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以上著作对曹氏父子的作品做了梳理、校对、翻译工作，为进一步研究专题词汇、语言现象打下了基础。
尽管目前没有以三曹作品为语料做系统性研究的语言学论文可供查阅，这并不代表这些语料没有研究价值。由于三曹的作品力求通脱，简易而接近口语，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语言的实际，因此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汉语，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此外，由于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时又经常使用修辞方式，因此在整理语料、确定同义词的时候可以运用错综的修辞方式来判断同义词的语义关系，为语料选择增加了准确性。
“三曹”作品除诗歌外还包括大量的散文。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氏父子创作的诗歌作品文学性极高，广为传颂。无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语言学角度，大多数学者都将曹氏父子的诗歌作品作为研究的重点，散文作为应用性文字，其研究价值并没有得到重视。我们认为，“三曹”散文，尤其是其中的“令”体文，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情况和作者的政治主张、军事思想，不但具备独特的文本价值，而且带有口语化色彩，反映出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在判定“三曹”作品中的同义词时，以傅亚庶师《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为底本。这本书由曹操集、曹丕集、曹植集三大板块构成，每个板块又分为诗集与文集两部分。因为散文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内容，更加口语化，我们选择本书中“文集”部分作为语料来源进行研究。 在汉语史研究工作中，断代研究和专书研究是最为基础的工作。程湘清曾讨论过选择专书的条件，“是否‘适当’，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看口述或撰写某部专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这需要作一番专书及其作者的辨伪的工作。第二，要看专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该断代的口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第三，要看专书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篇幅太小，不足以对词汇、语法、语音各要素进行描写和分析，则不宜确定为专书研究的语料。[10]（P8）” 选取三曹作品为语料有充分的理由。首先，《三曹诗文全集译注》是在前人辑佚、研究基础上编撰的，语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一个封闭的语义场。选取的篇目可以确定属于汉末魏初这一历史时期，时代确凿，免除了辨伪的困难。其次，三曹作品的通俗化、口语化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受辞赋的影响，汉代散文作品出现了骈偶化和冗长繁复的倾向，辞藻华丽，内容空洞。三曹散文则打破了这种格局，涵盖范围广、内容实用、风格随意、用词简约。如曹丕文：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蒲萄说，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麹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艺文类聚》八十七）文章风格类似小品文，用极贴近生活的语言描述了葡萄的鲜美。题材通俗，用词简练。另外，如果单选择曹操一个人的作品作为语料研究同义词，会因材料过少而受限。曹氏父子三人创作时间跨度不大，写作风格相似，又有前辈时贤将其作品汇聚成集，语料能够反映某一时代语言特点，所以选择三曹文集作为语料研究是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1]高本汉，赵元任，李方桂，等合译.中国音韵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黄典诚.汉语语音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3] 唐作藩.汉语语音史讲义·关于汉语史分期的一点思考[J].前沿，2009，（2）.
[4]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汉语发展的历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6]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7]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J].古汉语研究，2003，（2）.
[8]张永言，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J].中国语文，1995（6）.
[9]蒋礼鸿.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序[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
[10]程湘清.汉语史专书复音词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关键词：中古汉语；三曹；词汇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5-0114-04
要研究三曹作品的词汇，就不能回避语言学的分期问题。三曹是指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他们生活的年代自东汉末年至魏初，从语言学的分期来看，应当属于中古汉语的研究范畴。
一、中古汉语专书、专题词汇研究现状
1中古汉语断代问题
秦汉以前归属于上古汉语，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也称近古汉语）的划界尚有许多争议，争议的焦点问题集中在唐宋时期的归属上。以语音为划分标准的主要有高本汉、黄典诚、唐作藩等。高本汉把六朝到唐代划定为中古汉语。[1]（P21～27）黄典诚主张将中古期划定为7世纪至12世纪。[2]（P178～181）唐作藩把中古期划定为晋至中唐时期，并将中古期划分为三段。[3]（P184）王力主张以语法作为汉语史分期的标准，但也兼顾语音，他认为中古期起止时间为4世纪到12世纪半，即南宋前半；12、13世纪为过渡期。[4]（P14～32）周祖谟则主张综合语音、语法、词汇、文字、语体等角度考虑汉语史分期问题，他认为中古期起止时间应从公元220年至公元588年，即魏晋南北朝时期。[5]（P1～18）
从词汇学角度讲，以上几种划分方式不尽符合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方言的活跃、外来语的加入、口语与书面语的脱节，“俗语词”的出现等都影响着词汇的整体面貌。吕叔湘提出：“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从三国到唐末，这七百年该怎么划分？这个时期的口语肯定跟秦汉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传统文字之外另有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日本学者太田辰夫认为“中古，即魏晋南北朝，在汉语史的时代划分中相当于第四期。这个时期是古代汉语的质变期。”“‘中古’一词，中国多指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从语言史的角度来看，晚唐时代白话的萌芽和形成十分突出，唐代应属‘近代汉语’时期……隋代历时很短，故不另加考虑，权且划归中古。”[6]（P10～63）王云路把中古汉语的划界“暂定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西汉可以看作是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的过渡期，初唐、中唐可以看作是从中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过渡期。”[7]（P70）
根据上述理论，“三曹”作品创作于汉末魏初，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无疑当属中古汉语语料。
2理论研究
在汉语史研究的各部分中，词汇学研究一直比较滞后。两汉时期和清代语言学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但研究的焦点基本集中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词汇学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尤其是中古以后的词汇学研究，由于汉末魏晋时代语言发生了很大的变革，掺杂了许多方言俗语外来语词汇，语言面貌与前代大不相同，复音词也大量增多。学者多以上古汉语词汇为“雅”，中古近古词汇研究几近空白。近三十年来，在郭在贻先生的倡导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出现了很大的突破，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专著和论文，成果卓著。
对中古汉语词汇发展历程做梳理总结的主要有如下几篇论文：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述》（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2期），史光辉《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方一新、郭晓妮《近十年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古汉语研究，2010年第3期），董志翘《汉语史的分期与20世纪前的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郭作飞《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的总结与思考——百年中古近代汉语专书词汇研究述略》（前沿，2011年第6期），王云路、黄沚青《本世纪以来（2000—2011）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综论》（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邱冰《中古汉语词汇复音化研究回顾与展望》（宁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等。学者们一致肯定了近些年来中古汉语词汇的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尤其是在俗语词研究和佛经词汇研究方面，填补了长期以来词汇学研究的空白。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材料不断丰富，语言学家对常用词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语料库，编纂了中古汉语的词典，这些都对研究上古词汇的发展脉络，追寻近代词汇的来源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中古汉语词汇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仍然有许多未竟的工作，还需要继续整理语料，对中古时期各个阶段的词汇研究都要引起重视。
对中古汉语词汇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主要有如下几部：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2009），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方一新《中古近代汉语词汇学》（商务印书馆，2010），王云路《中古汉语论稿》（中华书局，2011）。在这几部专著中，学者们介绍了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情况，总结了中古汉语复音词的构成、外来语对词汇的影响、翻译佛经出现的新词新义等问题，填补了词汇研究的空白，也为中古词汇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方向。
对中古词汇研究的重视也带动了专题词汇的全面研究，除《世说新语》《三国志》词汇研究外，很多曾经被忽视的词汇专题也得到了广泛重视，出现了一些有独到见解的成果，其中大多数都是博士论文。如张巍《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呼叙利《魏书复音同义词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吴金花《中古汉语时间介词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栗学英《中古汉语副词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等。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视复音词研究。古汉语词汇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主要关注上古汉语这一特定的范围，这也意味着单音词是研究的重点。由于中古这一特定时期语言的变化促使汉语复音词大量出现，复音词不得不成为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中心。如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一书，除涉及中古时期单音词、虚词研究外，还设章节分析中古时代复音词的来源、产生原因、发展趋势、类型、判别标准等，并且运用语义理论对复音词做详细分析，使读者对中古汉语有了更加全面的认知。徐正考《〈论衡〉同义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次在同义词研究领域内将复音词与单音词共同作为研究的对象。呼叙利《魏书复音同义词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开创性地只选择了复音同义词研究。在一些考释词义的论著中，如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年），蔡静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方一新《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1997年），王云路《六朝诗歌语词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都收录了一些复音词并做出了考释，这些都是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成绩。
第二，关注常用词。研究上古词汇的论著内容多以考释生僻词为主流，研究对象主要为“字面生涩而义晦”“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语词。实际上，这还相当于训诂学研究范畴，对于词的常用义项即词汇研究的核心内容却很少关注。然而，词汇学研究的价值在于通过对词义系统的梳理展现词汇发展的规律，尤其是在语言变革期，词汇如何演变主要依靠常用词的常用义项来体现，这是更值得关注的，也是新时期词汇学研究异于训诂学研究之处。如果以旧时训诂学的眼光来研究词汇，势必会忽视常用词的重要价值。“不对常用词作史的研究，就无从窥见一个时期的词汇面貌，也无从阐明不同时期之间词汇的发展变化，无从为词汇史分期提供科学的依据。”[8]（P401）中古时期的词汇研究对常用词的研究非常重视。周俊勋《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巴蜀书社，2009）论述了中古汉语词的构成和类型，分析了词汇复音化的原因，第五章中古汉语词汇专题研究详细阐释了中古常用词演变的原因、类型、方法。汪维辉《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用词演变研究》（古汉语研究，1999）论证了常用词演变的意义，在《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一书中，他考察了中古时期41组常用词演变的情况。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汉语大辞典出版社，1999）不仅在理论方面对常用词有关问题做了深入研究，还将理论运用于实践，对一些虚词的替换更迭问题做了研究。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十三章探讨了常用词的研究方法。赖积船《〈论语〉与其汉魏注中的常用词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丁喜霞《中古常用并列双音词的成词和演变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等论文也以常用词作为研究的重点。研究常用词的论文更是不胜枚举，涵盖常用词的演变、词义研究、词语搭配、文化内涵等各个方面。
第三，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诗歌、佛经方面，尤其是《世说新语》、《三国志》、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词汇研究。与上古汉语语料相比，中古汉语语汇有如下特征：“所谓‘中古汉语’，和前汉以上的‘上古汉语’有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口语化。这个口语化的现象表现在汉译佛经、小说、书简等方面。[9]（P1）”中古汉语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俗语词。包含最多俗语词、最能反映当时口语实际情况的有汉魏六朝诗歌、农学书籍、医书、乐府民歌等。但并不应该把眼光局限于几部典籍，也不能只研究俗语词，忽略了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常用词词义研究。现有的佛经语词研究、魏晋小说语词研究、《世说新语》语词研究等已经成果丰硕，但还有很多相对“冷门”的语言材料也具备极高的研究价值却没有得到重视，如科技类书籍、出土文书、金石碑帖等等。专书语词研究和断代语词研究的著作已经很多，但还缺乏系统的专题词语研究著作。选取研究语料时，也要对中古时期每个阶段的语言材料都引起重视，尤其是东汉时期的。东汉是上古汉语与中古汉语的过渡期，探寻这一时期的词汇特征对研究词义演变有着重要意义。
二、“三曹”研究现状
“三曹”指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由个人独立创作、风格相近的文学团体，他们生前留下了大量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目前可查阅的相关论文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分析其诗歌、散文的艺术手法、行文思路等，对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做出评价。此外还有少数整理语料的论著，如，安徽亳县《曹操集》译注小组《曹操集译注》（中华书局1979年），河北师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三曹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以上著作对曹氏父子的作品做了梳理、校对、翻译工作，为进一步研究专题词汇、语言现象打下了基础。
尽管目前没有以三曹作品为语料做系统性研究的语言学论文可供查阅，这并不代表这些语料没有研究价值。由于三曹的作品力求通脱，简易而接近口语，较为客观地反映了当时语言的实际，因此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汉语，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此外，由于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品，文学创作时又经常使用修辞方式，因此在整理语料、确定同义词的时候可以运用错综的修辞方式来判断同义词的语义关系，为语料选择增加了准确性。
“三曹”作品除诗歌外还包括大量的散文。作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氏父子创作的诗歌作品文学性极高，广为传颂。无论是从文学角度还是语言学角度，大多数学者都将曹氏父子的诗歌作品作为研究的重点，散文作为应用性文字，其研究价值并没有得到重视。我们认为，“三曹”散文，尤其是其中的“令”体文，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情况和作者的政治主张、军事思想，不但具备独特的文本价值，而且带有口语化色彩，反映出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在判定“三曹”作品中的同义词时，以傅亚庶师《三曹诗文全集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为底本。这本书由曹操集、曹丕集、曹植集三大板块构成，每个板块又分为诗集与文集两部分。因为散文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内容，更加口语化，我们选择本书中“文集”部分作为语料来源进行研究。 在汉语史研究工作中，断代研究和专书研究是最为基础的工作。程湘清曾讨论过选择专书的条件，“是否‘适当’，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看口述或撰写某部专书的作者是否属于该断代，这需要作一番专书及其作者的辨伪的工作。第二，要看专书的语言是否接近或反映该断代的口语，这是最重要的一条标准。第三，要看专书的篇幅大小是否具备相当的语言容量。篇幅太小，不足以对词汇、语法、语音各要素进行描写和分析，则不宜确定为专书研究的语料。[10]（P8）” 选取三曹作品为语料有充分的理由。首先，《三曹诗文全集译注》是在前人辑佚、研究基础上编撰的，语料翔实，内容丰富，是一个封闭的语义场。选取的篇目可以确定属于汉末魏初这一历史时期，时代确凿，免除了辨伪的困难。其次，三曹作品的通俗化、口语化为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受辞赋的影响，汉代散文作品出现了骈偶化和冗长繁复的倾向，辞藻华丽，内容空洞。三曹散文则打破了这种格局，涵盖范围广、内容实用、风格随意、用词简约。如曹丕文：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蒲萄说，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麹米。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艺文类聚》八十七）文章风格类似小品文，用极贴近生活的语言描述了葡萄的鲜美。题材通俗，用词简练。另外，如果单选择曹操一个人的作品作为语料研究同义词，会因材料过少而受限。曹氏父子三人创作时间跨度不大，写作风格相似，又有前辈时贤将其作品汇聚成集，语料能够反映某一时代语言特点，所以选择三曹文集作为语料研究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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