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逝世。斯密不会想到，在其后200多年时间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歇。《国富论》广为颂扬，被誉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典籍。但在伟大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眼里，斯密却不过是一个苏格兰的小海关工作人员，对重商主义略有浅见而已。而作为道德哲学家的斯密及其伟大的作品《道德情操论》却在很长时间里被忽视了。
　　不过回顾《道德情操论》出版时的历史，却又是另一番景象。1759年《道德情操论》出版，斯密声名鹊起。当年春天，好友休谟写信给斯密说：您的书很不幸。愚蠢的人们带着不耐烦的心情找寻它，一班徒有其名的文人學士已经开始高声赞扬它。共有三位主教，两位公爵，一位勋爵表达了对此书的兴趣。当然还有不计其数的文学女青年。时隔不久，《道德情操论》再版，《每月评论》和《年鉴》对《道德情操论》都给予极大的赞美，此书不仅是全英年度畅销书，更是思想界的盛事，上流社会如果不谈论此书，那恐怕也是落伍的表现了。凡此种种，皆说明《道德情操论》之盛行。以至于1776年《国富论》出版的时候，斯密在作者介绍中特别注明：《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但后来《国富论》比《道德情操论》更为流行，反而掩盖了《道德情操论》的光芒，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道德情操论》之后的传播。一个流行的说法是，1776年世界上发生了两件惊天动地的事情，一件是莱克星顿的枪声，另外一件是出版了《国富论》。《国富论》的流行可能是因为其更偏重实务话题的讨论，正好适应了当时英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而《道德情操论》更适合在学院里讲授，实际上，那时斯密的80多个学生中大多数都是现在的中学生的年纪。有鉴于此，斯密的文风是相当典雅又通俗易懂的。虽然斯密本人认为《道德情操论》（修订6次）比《国富论》（修订3次）重要，但公众的认知却与此截然相反，《国富论》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道德情操论》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当然，学者们并没有忘记它。德国历史学派的学者提出了所谓的“斯密问题”，认为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关注人的同情心后被简单处理成“利他”，和《国富论》关注“利己”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1853年，柯念思在其《基于历史方法的政治经济学》居心叵测地认为在《道德情操论》中将同情心作为社会行为基础的那位道德哲学家，由于1776年在巴黎撞见了唯物主义思想，所以在思想上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同情转变为《国富论》中的自我中心主义。而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发动了对斯密自由放任主义的讨伐，这种挞伐后来波及到了斯密的人品。他们推测，在陪伴贵族子弟游历法国的近两年里，斯密广泛拜访了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多名重要思想家。毫不设防的法国人，其言论被斯密偷偷记下带回家乡，运用修辞手法整在一起就成了《国富论》。一句话，斯密也许是偷了法国人的东西。
　　而又因为斯密烧掉了自己认为不合格的手稿，学界难有证据理清事实的真相。直到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讲义被陆续发掘出来，才洗刷了德国人加在斯密头上的不白之冤。除了斯密死后发表的《天文学史》和《哲学论文集》外，《论语言的起源》、《法学讲义》、《神学笔记》等斯密的课堂笔记也被整理出来，一个涉猎广泛思想深邃的大师逐渐浮出水面。以《道德情操论》中同情心为基础，斯密搭建了一个由“同情共感”构建的理解人类社会的理论框架，《国富论》是在政治经济领域的一个具体应用，交易得以实现并不仅仅因为人的自利，而且还基于人能设身处地“同情他人”，更关键的是，人的内心有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在审视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是否合宜。而斯密在神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语言学、历史学以及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其他研究，都是在反复佐证这一点。
　　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斯密生于1723年6月5日，是一个典型的双子座人士。据称双子座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广泛的兴趣，这或许能部分解释斯密所涉猎的研究领域何以如此宽泛。2006年，罗卫东的《情感 秩序 美德——亚当•斯密的伦理学世界》和布坎的《真实的亚当•斯密》一中一西，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做出了还原斯密的努力，尤其是在消解《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之间的冲突上，贡献突出。这也汇入了国际斯密复兴运动的大潮之中。近期，中国总理温家宝推荐了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和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温家宝也许没有意识到在斯密最后一次修订的《道德情操论》的第七卷中，大段引用了斯多亚学派的观点，其中就有马可•奥勒留。相信更多关注的目光持续聚焦，将有助于我们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