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假如一个人同时缺乏食物、安全、爱和尊重，通常对食物的需求量是最强烈的，其他需要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只有当人从生理需要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时，才可能出现更高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的需要，如安全的需要。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中国古代的思想流派庞杂，支流众多，但大体上可归纳为五类：兵、法、儒、道、佛，其他派系或是其中一条支流的河汊，或是多条支流的融汇。
　　兵即兵家，指军事家或用兵之人，兵学就是在战场上御敌制胜的学问。法即法家，以法制为核心思想，主张通过具体的刑名赏罚来进行统治，少不了权谋之术。儒家则主张仁与礼，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道家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佛家则认为万物皆空，一切都是徒劳。
　　如果以“入世”程度和主观积极性来衡量，从兵家到法家，再到儒家，最后到道家和佛家，即：兵→法→儒→道→佛，则构成依次递减的逻辑关系。越靠前，越“入世”，越现实；越靠后，越“出世”，越超脱。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学术空前繁荣，秦一统天下后法家独享庙堂。虽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开始，儒家便一直是国家和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其他思想流派在一定范围内或多或少存在，有时它们的作用甚至也会凸现出来。
　　国家处在不同阶段或不同环境，所需要的思想支撑不同。或者说，面临不同的困境，遭遇不同的病症，需要不同的药方。兵、法、儒、道、佛，好像五味“思想药”，被用来医治不同的病症。
　　如果一个国家身处乱世，国力弱小，而且强敌环伺，蠢蠢欲动，提升军事力量和战略思想水平则是当务之急，兵家和法家思想应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年孟子面见梁惠王（即魏惠王）时，梁惠王就问孟子：“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对我国有利的政策可以教我吗？”孟子以“仁義”而对。此时正处战国乱世，礼崩乐坏，弱肉强食，梁惠王亟需富国强兵之策，自然不会对高大上的“仁义”感兴趣。如果整个社会意识颓废，末世心态泛滥，则需要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来提升社会士气，鼓励建功立业，否则国将不国。当然，如果社会奢糜之风盛行，道家的回归自然和佛家的崇尚简朴的思想，都是一剂良药。
　　对症下药的典型例子是西汉初期的无为而治。西汉统治者面对秦朝暴政和多年战争留下的烂摊子，采取了道家的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对他们不过多干预，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致使国力大增。这使后来的汉武帝能够对付匈奴的外部威胁。
　　国家如此，个人亦然。每个人处在不同人生阶段和不同环境，也需要不同的思想支撑。范蠡早期辅佐越王勾践富国强兵，依凭的自然是儒家和法家之术。随后在征讨并灭亡吴国的过程中，他摇身一变，成了军事家。范蠡心里明白，勾践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最后范蠡功成身退，逍遥江湖，俨然道家风范。如果当年范蠡贪恋荣华富贵，继续留守庙堂，难免不像文种那样，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也不会有后来的巨富陶公了。范蠡是传统智慧的集大成者，他的一生，是亦兵、亦法、亦儒、亦道的一生。
　　曾国藩早年精研儒家经典，热衷科举，以此作为进身之梯。进入官场后，他又热衷法家的申韩之学。后来他受命领兵打仗，兵法是他的常读之书。蔡锷摘录曾国藩与胡林翼的论兵言论编成的《曾胡治兵语录》成了兵学经典。当初他创办团练遇遭挫折时，想到了老庄，一遍又一遍读《道德经》，终于参悟了进退之道。他一改早年一味冒进的心态，以柔克刚，亦进亦退，以退为进，终成一代中兴名臣。
　　（选自《华声·观察》2017年第12期。荐稿人：心香一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