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是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大师、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他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清末进士，父亲汤用彤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是贯通中西的国学大师。而今，汤一介先生遗作《我们三代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书写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变迁中的政治命运，以及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守望。
　　汤一介很看重传承，书的封底印有汤家祖训：“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祖父汤霖曾经在清朝时历任多地知县，平日最喜欢用乡音吟诵《桃花扇》中的《哀江南》，汤一介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句知名的“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汤用彤在只有三岁的时候，就会学着汤霖的腔调吟诵《哀江南》了，让父母大吃一惊。汤用彤在有了儿女后，又将这个习惯传了下来。“祖父和父亲都喜欢诵这首，大概是因为他们都生在乱世，借以抒发胸中的郁闷之情”。这种忧国忧民的思想，对汤一介影响至深。
　　汤一介以近乎中性的立场，记录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心态及交往。书中写到，父亲汤用彤是蜚声中外的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因为汤用彤性格不喜欢参与争论，也没有门户之见，所以与胡适、钱穆、傅斯年、熊十力、吴宓等大师都是至交好友。“正如钱穆伯父所说，我父亲为人一团和气，在昆明时常与金岳霖先生交换着看侦探小说，偶尔我父母与闻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将。”汤一介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百年文化史的线索，而知识分子的心态和骄傲，写得也很清楚。所以说，这本回忆录堪称一部二十世纪学术大师们的交往史。
　　汤一介对父亲的学问、成就非常敬仰，他认为父亲是个伟大的学者。书中写到了父亲对他的唯一一次责骂。1957年春，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后，编辑曾找到汤一介，问是否可将《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汤一介原本想父亲身体很不好，书早些出版该是好事。谁知汤用彤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认为那只是一个初稿，还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父亲做学问的严谨，汤一介发出深深感叹：如今学术研究已日趋急功近利，“或以学术为做官之敲门砖，或以文章为谋利之本钱，使得今日相当多的学术著作成为应急的‘急就章’，敗坏了学术风气。”
　　汤一介写了各种各样的真相，不回避，不隐瞒。书中充满了汤一介作为国学大家对自我的批评和反省。他所挂念的自己人生中所犯的“错误”，是指“文革”期间他参加“梁效”的一些经历。他用一万多字的篇幅，写了《我与“梁效”》，并反思道：“这事虽已过近三十年，但在我心中总是个问题，我应该做一个交代。”他还不断彻底地反思自己，“孟子可以说‘以德抗位’，陶渊明可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我把中国知识分子这些可贵的美德全部都丢掉了。”面对问题，汤一介不是怪罪环境，而是充满自责，而这，也体现了一位大家的风范。
　　汤一介的治学、读书与人生感悟，始终是全书的主线。汤一介提及他早年的一些阅读，初中时，他先是爱看巴金的《家》、《春》、《秋》，也看《三国演义》、《水浒传》，好像特别喜欢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后来看钱穆的《国史大纲》。这种经历，对他以后爱好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父亲告诉他，一个诗书之家应该有“家风”，而他感到愧疚，由于时代原因，他的子女们都远去美国落户，孙子和外孙女都出生于美国。“我父亲留学美国，五年而归，我儿子已去十年，‘有去无回’。”字里行间，充满了一种深深的自责。 （古滕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