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梁先生：
　　七月间接奉手书，承告正受台湾《联合文学》委托，辟划“钱锺书专辑”，深感欣喜，因为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承约写稿，我乐于从命，却也很踟蹰。亲炙钱氏其人其书，如对醇醪，不饮自醉，但要认真地加以品评，却并非易事。我自知浅陋，隔靴搔痒，徒然唐突高明，贻笑读者，也将无以对您的嘱咐。但小言詹詹，适性随心，作友好促膝清谈之资，不管牝牡骊黄，见仁见智，譬如野老负暄闲话，牧童短笛无腔，任它随风而逝，或者也无不可。
　　我近来常想，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究竟生得其时，还是生不逢辰，真是难说得很。一方面是世界性政治地图的重绘，独立自由的钟声响彻云霄，核子时代的物质文明灿烂辉煌，我辈何幸，觏此盛世！但另一方面，却是战祸连绵，内忧外患不断，意识领域剧烈冲突，心理平衡严重失调，新社会难产的长期阵痛。知识分子卷在翻滚的时代涡流里，随着潮涨潮落，载浮载沉，有的不幸惨遭灭顶；只有少数人如崖岸壁立，经得住骇浪怒涛，坚忍不拔，表明历史考验人，人也考验历史。将钱氏的为学为人，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面来考察，也许能更平实地权衡他的份量。
　　在拙作《墨磨人》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话：“文字生涯，冷暖甜酸，休咎得失，际遇万千。象牙塔，十字街，青云路，地狱门，相隔一层纸。我最向往这样的境界：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清湛似水，不动如山，什么疾风骤雨，嘻笑怒骂，桂冠荣名，一例处之泰然。但这需要大智慧大学问，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够企及的。”钱氏正是这样的人。他的存在几乎就是迎接不断的挑战：政治动荡的挑战，宗派成见的挑战，世俗的挑战，乃至荣誉的挑战。但他却如驾轻舟，击浪中流，容与自在，以静穆对喧嚣，以冷隽对狂热，以不变对万变。
　　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溶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才的警句。渊博与睿智，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锺书了。
　　钱氏健谈，口若悬河，舌粲莲花，隽思妙语，议论风生，令人忘倦。但他更解得“沉默是金”的真谛。《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围城》，无一不受过“左”派抨击，有的秽词恶语，令稍有洁癖者不愿复述；《宋诗选注》受过声势浩大的“严肃”批判，他一例恝然置之，如菩萨低眉，拈花微笑。十余年前，大陆运动成风，动辄唇枪舌剑，力竭声嘶，争前恐后，或用以自救，或被迫自渎，或卖人自卖，演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他却消极怠工，效老僧入定，金人缄口，因此曾被一些人指摘、猜疑、示意督促，而未闻他有片言只语，贻为口实。试一设想，眼看举世汹汹，众醉独醒，是一种什么心态，什么情景，事后思量，很值得低徊吟味。最难能的是，在“忧天将压，避地无之”的险恶环境中，他有本事做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凝神静气，一心经营他的名山事业。《谈艺录》和《管锥编》，就都是这样的“忧患之书”。
　　他还有个“怪僻”，不肯参加任何“学会”。近年来，这一类团体如雨后春笋，他一概谢绝挂名，因此也颇得罪了一些热心的发起人。两年前，爱读他著作的人计划成立“钱学研究会”，出版刊物，他全力阻止。他对我说：“我是不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没想到自己成为组织‘学会’的借口，真是‘人生的讽刺了’！人生的讽刺是免不了的，只希望‘缓刑’到人死以后。”
　　钱氏从不标榜什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颂今非古，颂古非今，重洋轻中，重中轻洋，滔滔者天下皆是，惟钱氏能植根华夏，冶中外古今于一炉，追来溯往，抽丝剥茧，排比参照，融汇贯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通雅淹博而没有学院气和学究气。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驳杂不纯，装腔作势，语言无味，依然是通病。钱氏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与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这种难以企及的佳境，除了清醒的头脑，卓异的识力加深厚的功底，无法作更合理的解释。《谈艺录》《管锥篇》的文字，则是道地的文，典雅奥丽，手挥目送，俯仰自得。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性著作为什么用文言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这两句简单的话里，自有许多慷慨苍凉的弦外之音。但我却别有一些个人的私见：笔记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笔精墨妙，挥洒自如，以简御繁，有余不尽，可惜五四后几成绝响。钱氏以最经济曼妙的文字，凝聚长年累月的心得，将浩浩如长江大河的古籍经典，点化评析，萃于一编，正是量体裁衣，称身惬意的形式。更便于流传久远，嘉惠后人。文言艰深，难以普及，但未必即是一失，因为这一类煌煌巨制，原非为消闲解闷而作。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为了披荆辟草，使新生的白话文能够站定脚跟，把文言赶尽杀绝，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常见的文字贫血现象：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祖国语言不纯的问题，有心人已引为隐忧。学点文言，让不赶时髦，不以经商为写作第一要诀的文学专业户进一点补，正是一大功德。钱氏究心学术之余，不废吟咏，清辞丽句，忧世感时，偶有披露，读者争传，于以见作者的情深性挚。但钱氏认为还不到时间，至今无意结集问世。
　　在左雾弥天之世，钱氏著作长期遭受歧视，却从来不乏知己。近年来形势一变，钱氏的声望如云烂星辉，特别引人瞩目，学士通人，对他倾心折服；一般读者，对他如醉如痴。《围城》一再重版，而仍然购求不易，西安工业大学学生，把仅有的一册抢着传读，至于废寝忘餐，丧时旷课，俨如“交谈不说《围城》记，纵读诗书也枉然。”(我曾经看到那个大学生的日记)今春我在北京，听说交道口一家新开的理发室，即以“围城”命名，陈书柜窗，以资号召。但盛名所累，不免干扰钱氏宁静淡泊的生涯。尽管他杜门避嚣，逃名如逃役，不速之客，必复之信，也使他疲于应付。他不喜交游，而笃于风谊，亲故之间，也不免有些旧情牵挂，例如已故戏剧家陈西禾，落落寡交，钱氏却对他时有存问，西禾在沪病危，他闻讯远道代为延医求诊，关念备至。他有一次来信诉苦，说“世故缠人，不克续吐胸中未尽之奇，以酬良友知赏，徒呼负负，抱憾终身而已。”读后惆怅累日，不能去怀。
　　钱氏和夫人杨绎，伉俪同负重名，索落自甘，如出一辙。她兼擅著译，珠玉纷陈，而自谦为“坛下人”，意谓她游移于文坛之下，和《红楼梦》中妙玉自称“槛外人”相似。我生平出书，都是自己写序文，只有列为《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的《柯灵》一集，求她作序，视为殊荣。数年前，在北京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李健吾高谈阔论，一力揄扬钱氏；夏衍说“你捧锺书，我要捧杨绎。”一吹一唱，传为文苑逸闻。夏衍平时谈到钱氏夫妇，则常以赞叹口吻，说“这是一对特殊的人物。”我听说《钱著七种》，杨译《堂吉诃德》和她新著的长篇小说，都将在台湾印行，我深信两岸读者，必将在文字因缘中共证同心。
　　大陆报刊品藻钱氏，日益频繁，有的作者指出，钱氏的学术造诣，已经超越前贤。根据进化原理，后来居上，应是正常现象，但由此也足见舆论对钱氏的推崇之深。我们惯于替作家排座位，一如《水浒》中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这虽然是很有趣味的事，但风雅异韵，体态万殊，寸长尺短，各有千秋，最不宜刻舟求剑。以钱氏的惊才绝艳，可以和少数公认的权威同登“无双谱”，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吧？
　　拉杂写来，聊抒所感，是否可供补白，幸乞尊裁。此请文安
　　
　　柯灵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