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民营企业好，中国经济才会真的好。
但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营企业似乎陷入了群体性困境，企业家们则表现出集体性焦虑。
企业家们反映说，环保“一刀切”、处置金融风险、政策“急剎车”、大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加剧了企业的困境。
一方面民企越来越重要，但另一方面民企也越来越困难。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民企悖论”。
其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产权保护意见的出台，还是高规格发文肯定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又或是大规模减税降费，无不彰显中央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倚重。这种倚重史无前例。
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关心支持爱护民营企业。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
那么，民企之困从何而来？企业家们又在焦虑些什么？民企的出路又在哪里？
一困：税费之重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
两项相加，2018年减税降费目标超过1.1万亿元。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达到万亿级别的减税降费规模。
新一届政府履职半年多来，“减税降费”一直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针对“减税降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强调，“已经部署的工作必须抓紧落实，对没有落实的或落实不力的要追责”“对减税降费落实情况，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动拿出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但从企业的实际感受来看，政策的落实情况与中央的要求仍有距离。
从2018年5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
“增值税税率由17%降为16%，这本来是对企业的利好，但随之而来的缴纳社保政策的调整，使得企业社保支出额度大幅增高，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费用支出，减税的红利一下子被抵消掉了。”粤北中小企业协会会长蔡仲光说。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这被认为是社保费征管的强化之策，其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企业得按照实际工资为员工缴社保。
几乎在同一时间，常州一家企业被追征10年社保。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恐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推动降费的政策力度可谓空前。
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区、市）自主清理本地区行政事业性收费超过770项，其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平均减少至12项左右，其中涉企收费平均减少至3项左右。
然而，各项收费还是让企业家们苦不堪言。
湖南一家环保企业的执行董事长说，“虽然国家出台了大量为企业降低成本的举措，但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却减轻不多。”他以所在的环保行业为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缴纳的费用还较多，如环评、安评、水评等评估报告收费仍然过高，人防建设费、地铁建设费、工会经费等费用名目繁多。
企业家们普遍反映，除去人工要素成本上升，土地、水、电、气等要素成本均处于高位，特别是土地和房产价格上涨幅度很大，增加了投资成本，也降低了民间投资的意愿。
二困：高杠杆与去杠杆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去杠杆，市场资金抽紧，导致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消耗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困难。”今年5月初，位列全国500强的盾安集团自称各项有息负债超过450亿元，恳请浙江省政府出手救援。
盾安集团并非个案。今年以来，民营企业频频曝出债券违约事件，同时，大股东股权质押爆仓、一块钱转让控股权、卖身国有企业的事件接二连三。
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链何以告急？是否像盾安集团在其向浙江省政府的紧急报告中所言，都是去杠杆惹的祸？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9月发布的研报称，与以往几轮信用违约爆发不同，2018年这轮信用违约与经济和行业景气度下行关系不大，主要由于“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信用收缩引发。
同时，中金固收认为，本轮违约中民企较多，除了融资渠道受限外，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民企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和内控偏弱的问题。部分案例中还存在大股东或管理层掏空公司，侵蚀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况。过去几年宽信用环境下，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企业，是本轮信用风险爆发的“重灾区”。
一家零售公司的副总经理称，前些年，来钱容易，银行追着放款，定增、发债，还有其他渠道都能来钱，投资确实有些盲目，“投的项目很多都不赚钱”。
另有一家环保公司高管坦言，过去几年，环保企业争抢PPP项目，大量依赖融资，企业自身资金不足的时候，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今年，PPP政策忽然收紧，举债的项目被冰冻或者被提前终止，企业顿时陷入困境，甚至资金链断裂。
此外，从已“爆雷”的多家公司来看，多数公司存在短债长投的问题，如盾安集团就是如此。
除了企业自身过度加杠杆导致资金链风险外，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也迫使民企承受更大的压力。
相对于民企，国企的融资环境则是另一番风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这几年国企融资大幅改善，而民企融资在持续恶化。从融资规模来看，过去3年国有企业平均融资规模迅速上升，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54亿元，民营企业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而从融资成本来看，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营企业。 三困：一刀切与大掉头
“一刀切”，记者近期采访的诸多企业界人士频频提到这个敏感词。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9月撰文称，“比如说‘三大攻坚战’中的环保风暴，毫无疑问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如果环境破坏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制止，中国经济也不会有未来。但问题是上头一号令，下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执行，而且层层加码。很多地区的很多工厂一夜之间被迫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崩盘式的下降。我最近去西部调研，就发现有一个地区因环保风暴而导致今年的GDP缩水80%。”
不光如此，标准的缺失也让中小企业头疼。湖南邵阳，一家小企业的老板说，“上面一说督察，全部关了。我们也想上环保设施复产，但走了好多部门，没有一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做到什么样才能复产。”
相对于政策法规执行环节的“一刀切”，政策“急转弯”甚至180度的“大掉头”，更让企业无所适从，受伤深重。
今年初，财政部开始规范地方PPP项目，严防地方借不规范的PPP项目变相融资举债、开发房地产等行为。随后，不少省份大规模叫停PPP项目。
有业内人士说，去年还召集企业培训怎么做PPP项目，今年就叫停，一些已经进入的企业就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一家药用辅料企业也因政策转向栽了一个大跟头。该企业董事长称，2015年国务院7号文、卫计委的70号文提出药品单独分组政策，授权各省份制定分组策略，可对单个药品单独定价、单独招标。
他由此判断，企业独家的某产品有望赢得突破市场的机会，制定了非常激进的销售政策。“最后呢，所有药品取消单独分组政策，公司囤了很多货”。公开数据显示，这对其业绩带来极大拖累。
“铁打的机关流水的官”“新官不理旧账”现象也让企业担忧。
据了解，最近，国中水务旗下的国水污水处理公司建设的昌黎县污水处理厂就被昌黎县人民政府要求提前解除特殊经营权30年的BOT合同。14年前签订的合同，现任政府一个会议就可以随时限期解除。
执行层面为何会出现这种种让企业备受困扰的现象？
中部一省份某县一位官员认为，当前层层督查考核的压力很大，基层官员的一些做法看起来过激，却能够比较快地解决问题。
湖南一家休闲食品制造企业董事长表示，“我们不怕做企业，如果给足够长的时间，也能追上国际大型企业，但前提是政策要稳定、连续，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四困：国进民退？
“如果政策很难推进，今年将是民企的卖身年——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这句话一度很火爆，不过，它出自12年前一位民企老板之口。
有学者曾说：“200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体会到的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那段时间里，有德隆之死，也有郎顾之争，且以顾雏军锒铛入狱告终，正是“国进民退”论肇始之时。
12年过去，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的地位有何变化？2005年，民营经济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比GDP 49.7%，现在占比超过60%。既然从上一波“国进民退”论高潮至今，民营经济始终高歌猛进，那民营企业家们真正焦虑的是什么？
市场对公平的渴望，对所有制歧视的抵触，最是触动人心。
“以近几年快速走热的PPP项目为例，70%～80%的PPP项目实际上被国企或者央企拿走了，中小型的民企，特别是具有专有技术、专有运营管理能力的民营企业，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参与进来。大部分地方政府偏爱与国有企业合作，一些地方政府在PPP项目招标过程中会通过设置各种不必要的条件来避免民企竞标，民营企业不得不采取二次承标或者联合国企，戴上国企帽子的方式来参与PPP项目。”一家参与竞争PPP项目的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一位企业家对记者分析说，“央企来做项目，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要小很多，但项目若给了民企，地方政府就担心出问题被问责。说白了就是不想担当，地方政府懒政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央的各项政策都很好，但关键是落实，问题也出在这里。”
当然，在产业的转型升级中，民营企业也希望得到国家更多的补贴支持。
“产业升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补贴大部分流向了国企，而创新成果更多是由民企贡献的。”珠三角地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接受采访说，实体企业在转型升级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因此，他希望国家对实体企业的科研创新给予更多补贴支持。
五困：产权保护与企业家信心
为稳住企业家的信心，中央可谓不遗余力。
多年以来，企业家最大的不安，来自对财产权的不安。也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努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以打消企业家对财产权的焦虑。
2016年11月底，中央出台产权保护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产权保护意见”）直击产权保护的要害，首次提出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中央下定决心要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
不到一年，2017年9月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全文发布。中央首次高规格发文肯定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并特别强调了“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提出要保护企业家的三大权益：企业家财产权、企业家创新权益、企业家自主经营权。
紧接着，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决定再审张文起、顾雏军、许荣华等3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决策层的一系列举措，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工商界、企业界、投资界人士，不仅始终予以密切关注，也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平反满怀期待。
但在司法实践中，产权纠纷案件纠错之难，以及所面临的重重阻力，仍让不少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大部署能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存有疑虑。
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2016年底产权保护意见出台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中央多次强调，要推动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但在具体个案上始终难见进展。有申诉中的企业家感叹说，“涉及产权的冤案平反比登天还难。”
司法系统相关人士向记者坦陈，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难以平反，既有历史形成时间跨度较长、成因复杂等原因，也因为产权案牵涉利益主体众多阻力较大，还因为司法系统内部不愿意自揭其丑，更担心后续的追责等一列问题。“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司法系统内部缺乏动力甚至阻挠产权纠纷案件的甄别纠正。”
六困：新形势与新打法
企业的呼声，已经得到从决策层到地方各级部门的回应。
“商务部和海关最近到公司调研，贸易战、融资难、社保这些敏感问题都谈了，我感觉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很重视，也很了解。”湖南某粮油企业高管对记者说。
同时，破解当前困局，除了外部的支持，企业自身的反思与调整对应对当前的挑战尤为必要。
高库存、管理粗放、高杠杆甚至盲目举债扩张几乎是这一轮陷入困境民企的共同特征。
“这一轮所谓的民营企业生存危机，更多确实是因为企业过往经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在外部环境变化时的一次集中爆发。”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对记者说。
擺在第一位的无疑是清醒地审视当前的市场形势。
华菱钢铁原董事长、现湖南省经信委主任曹慧泉告诉记者，“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钢铁市场的巅峰期已经过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8亿吨钢已经是极限，不太可能再增长。”
对于轨道交通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认为，轨道交通2009年之前年均30%的增长，这几年是平稳增长。国内只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已经不可能。
与此同时，行业洗牌之后，市场集中度也在快速提升。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称，“过去还有些小企业，现在这些基本都关门了，行业的格局已经向大企业集中了。”
更为迫切的是要适应改革大势。
如同财经媒体人秦朔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国企要改革，政府要改革，民企也要改革，要提升素质。国企、政府、民企，三改齐发，“民企之困”才能走向“民企之春”。
但近一段时间以来，民营企业似乎陷入了群体性困境，企业家们则表现出集体性焦虑。
企业家们反映说，环保“一刀切”、处置金融风险、政策“急剎车”、大环境的不确定性等直接或间接的因素加剧了企业的困境。
一方面民企越来越重要，但另一方面民企也越来越困难。这被经济学家称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民企悖论”。
其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产权保护意见的出台，还是高规格发文肯定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又或是大规模减税降费，无不彰显中央对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的倚重。这种倚重史无前例。
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始终关心支持爱护民营企业。我们毫不动摇地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保护民营经济发展。
那么，民企之困从何而来？企业家们又在焦虑些什么？民企的出路又在哪里？
一困：税费之重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全年再为企业和个人减税8000多亿元;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全年要为市场主体减轻非税负担3000多亿元。
两项相加，2018年减税降费目标超过1.1万亿元。这已经是连续第3年达到万亿级别的减税降费规模。
新一届政府履职半年多来，“减税降费”一直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
针对“减税降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曾强调，“已经部署的工作必须抓紧落实，对没有落实的或落实不力的要追责”“对减税降费落实情况，国务院督查组和审计署要加强督查推动，各部门都要从国家大局出发，主动拿出进一步减轻市场主体负担的措施，让企业和群众切实有感受”。
但从企业的实际感受来看，政策的落实情况与中央的要求仍有距离。
从2018年5月1日起，制造业等行业增值税税率从17%降至16%，交通运输、建筑、基础电信服务等行业及农产品等货物的增值税税率从11%降至10%。
“增值税税率由17%降为16%，这本来是对企业的利好，但随之而来的缴纳社保政策的调整，使得企业社保支出额度大幅增高，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费用支出，减税的红利一下子被抵消掉了。”粤北中小企业协会会长蔡仲光说。
根据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的要求，自2019年1月1日起社会保险费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
这被认为是社保费征管的强化之策，其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后，企业得按照实际工资为员工缴社保。
几乎在同一时间，常州一家企业被追征10年社保。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恐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推动降费的政策力度可谓空前。
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区、市）自主清理本地区行政事业性收费超过770项，其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平均减少至12项左右，其中涉企收费平均减少至3项左右。
然而，各项收费还是让企业家们苦不堪言。
湖南一家环保企业的执行董事长说，“虽然国家出台了大量为企业降低成本的举措，但企业实际税费负担却减轻不多。”他以所在的环保行业为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需要缴纳的费用还较多，如环评、安评、水评等评估报告收费仍然过高，人防建设费、地铁建设费、工会经费等费用名目繁多。
企业家们普遍反映，除去人工要素成本上升，土地、水、电、气等要素成本均处于高位，特别是土地和房产价格上涨幅度很大，增加了投资成本，也降低了民间投资的意愿。
二困：高杠杆与去杠杆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去杠杆，市场资金抽紧，导致企业发行债券融资难，融资成本高，消耗了大量的自有资金，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困难。”今年5月初，位列全国500强的盾安集团自称各项有息负债超过450亿元，恳请浙江省政府出手救援。
盾安集团并非个案。今年以来，民营企业频频曝出债券违约事件，同时，大股东股权质押爆仓、一块钱转让控股权、卖身国有企业的事件接二连三。
部分民营企业的资金链何以告急？是否像盾安集团在其向浙江省政府的紧急报告中所言，都是去杠杆惹的祸？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部9月发布的研报称，与以往几轮信用违约爆发不同，2018年这轮信用违约与经济和行业景气度下行关系不大，主要由于“金融去杠杆”背景下的信用收缩引发。
同时，中金固收认为，本轮违约中民企较多，除了融资渠道受限外，很大程度上暴露出民企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和内控偏弱的问题。部分案例中还存在大股东或管理层掏空公司，侵蚀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情况。过去几年宽信用环境下，盲目扩张加杠杆的企业，是本轮信用风险爆发的“重灾区”。
一家零售公司的副总经理称，前些年，来钱容易，银行追着放款，定增、发债，还有其他渠道都能来钱，投资确实有些盲目，“投的项目很多都不赚钱”。
另有一家环保公司高管坦言，过去几年，环保企业争抢PPP项目，大量依赖融资，企业自身资金不足的时候，常常是拆东墙补西墙。今年，PPP政策忽然收紧，举债的项目被冰冻或者被提前终止，企业顿时陷入困境，甚至资金链断裂。
此外，从已“爆雷”的多家公司来看，多数公司存在短债长投的问题，如盾安集团就是如此。
除了企业自身过度加杠杆导致资金链风险外，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难题也迫使民企承受更大的压力。
相对于民企，国企的融资环境则是另一番风景。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这几年国企融资大幅改善，而民企融资在持续恶化。从融资规模来看，过去3年国有企业平均融资规模迅速上升，从2015年的7.15亿元上升到2017年的22.54亿元，民营企业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而从融资成本来看，国有企业通过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和其他融资方式的融资成本都低于民营企业。 三困：一刀切与大掉头
“一刀切”，记者近期采访的诸多企业界人士频频提到这个敏感词。
对此，北京大学教授黄益平9月撰文称，“比如说‘三大攻坚战’中的环保风暴，毫无疑问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如果环境破坏的现象不能得到有效制止，中国经济也不会有未来。但问题是上头一号令，下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执行，而且层层加码。很多地区的很多工厂一夜之间被迫关门，直接导致了经济活动崩盘式的下降。我最近去西部调研，就发现有一个地区因环保风暴而导致今年的GDP缩水80%。”
不光如此，标准的缺失也让中小企业头疼。湖南邵阳，一家小企业的老板说，“上面一说督察，全部关了。我们也想上环保设施复产，但走了好多部门，没有一个地方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做到什么样才能复产。”
相对于政策法规执行环节的“一刀切”，政策“急转弯”甚至180度的“大掉头”，更让企业无所适从，受伤深重。
今年初，财政部开始规范地方PPP项目，严防地方借不规范的PPP项目变相融资举债、开发房地产等行为。随后，不少省份大规模叫停PPP项目。
有业内人士说，去年还召集企业培训怎么做PPP项目，今年就叫停，一些已经进入的企业就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一家药用辅料企业也因政策转向栽了一个大跟头。该企业董事长称，2015年国务院7号文、卫计委的70号文提出药品单独分组政策，授权各省份制定分组策略，可对单个药品单独定价、单独招标。
他由此判断，企业独家的某产品有望赢得突破市场的机会，制定了非常激进的销售政策。“最后呢，所有药品取消单独分组政策，公司囤了很多货”。公开数据显示，这对其业绩带来极大拖累。
“铁打的机关流水的官”“新官不理旧账”现象也让企业担忧。
据了解，最近，国中水务旗下的国水污水处理公司建设的昌黎县污水处理厂就被昌黎县人民政府要求提前解除特殊经营权30年的BOT合同。14年前签订的合同，现任政府一个会议就可以随时限期解除。
执行层面为何会出现这种种让企业备受困扰的现象？
中部一省份某县一位官员认为，当前层层督查考核的压力很大，基层官员的一些做法看起来过激，却能够比较快地解决问题。
湖南一家休闲食品制造企业董事长表示，“我们不怕做企业，如果给足够长的时间，也能追上国际大型企业，但前提是政策要稳定、连续，给企业稳定的预期。”
四困：国进民退？
“如果政策很难推进，今年将是民企的卖身年——不是给国企当‘小妾’，就是给外企当‘二奶’。”这句话一度很火爆，不过，它出自12年前一位民企老板之口。
有学者曾说：“2005年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体会到的民营经济最为艰难的一年。”那段时间里，有德隆之死，也有郎顾之争，且以顾雏军锒铛入狱告终，正是“国进民退”论肇始之时。
12年过去，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的地位有何变化？2005年，民营经济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比GDP 49.7%，现在占比超过60%。既然从上一波“国进民退”论高潮至今，民营经济始终高歌猛进，那民营企业家们真正焦虑的是什么？
市场对公平的渴望，对所有制歧视的抵触，最是触动人心。
“以近几年快速走热的PPP项目为例，70%～80%的PPP项目实际上被国企或者央企拿走了，中小型的民企，特别是具有专有技术、专有运营管理能力的民营企业，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参与进来。大部分地方政府偏爱与国有企业合作，一些地方政府在PPP项目招标过程中会通过设置各种不必要的条件来避免民企竞标，民营企业不得不采取二次承标或者联合国企，戴上国企帽子的方式来参与PPP项目。”一家参与竞争PPP项目的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
一位企业家对记者分析说，“央企来做项目，地方政府承担的责任要小很多，但项目若给了民企，地方政府就担心出问题被问责。说白了就是不想担当，地方政府懒政的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中央的各项政策都很好，但关键是落实，问题也出在这里。”
当然，在产业的转型升级中，民营企业也希望得到国家更多的补贴支持。
“产业升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但国家的创新补贴大部分流向了国企，而创新成果更多是由民企贡献的。”珠三角地区一家上市公司董事长接受采访说，实体企业在转型升级方面面临很多困难，因此，他希望国家对实体企业的科研创新给予更多补贴支持。
五困：产权保护与企业家信心
为稳住企业家的信心，中央可谓不遗余力。
多年以来，企业家最大的不安，来自对财产权的不安。也因此，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一直在努力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以打消企业家对财产权的焦虑。
2016年11月底，中央出台产权保护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下称“产权保护意见”）直击产权保护的要害，首次提出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中央下定决心要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
不到一年，2017年9月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全文发布。中央首次高规格发文肯定企业家的价值和地位，并特别强调了“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提出要保护企业家的三大权益：企业家财产权、企业家创新权益、企业家自主经营权。
紧接着，2017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决定再审张文起、顾雏军、许荣华等3起重大涉产权案件。
决策层的一系列举措，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响十分强烈，尤其是工商界、企业界、投资界人士，不仅始终予以密切关注，也对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平反满怀期待。
但在司法实践中，产权纠纷案件纠错之难，以及所面临的重重阻力，仍让不少企业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的重大部署能否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存有疑虑。
现实的情况是，即使在2016年底产权保护意见出台之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中央多次强调，要推动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但在具体个案上始终难见进展。有申诉中的企业家感叹说，“涉及产权的冤案平反比登天还难。”
司法系统相关人士向记者坦陈，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难以平反，既有历史形成时间跨度较长、成因复杂等原因，也因为产权案牵涉利益主体众多阻力较大，还因为司法系统内部不愿意自揭其丑，更担心后续的追责等一列问题。“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司法系统内部缺乏动力甚至阻挠产权纠纷案件的甄别纠正。”
六困：新形势与新打法
企业的呼声，已经得到从决策层到地方各级部门的回应。
“商务部和海关最近到公司调研，贸易战、融资难、社保这些敏感问题都谈了，我感觉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很重视，也很了解。”湖南某粮油企业高管对记者说。
同时，破解当前困局，除了外部的支持，企业自身的反思与调整对应对当前的挑战尤为必要。
高库存、管理粗放、高杠杆甚至盲目举债扩张几乎是这一轮陷入困境民企的共同特征。
“这一轮所谓的民营企业生存危机，更多确实是因为企业过往经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在外部环境变化时的一次集中爆发。”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对记者说。
擺在第一位的无疑是清醒地审视当前的市场形势。
华菱钢铁原董事长、现湖南省经信委主任曹慧泉告诉记者，“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钢铁市场的巅峰期已经过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8亿吨钢已经是极限，不太可能再增长。”
对于轨道交通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认为，轨道交通2009年之前年均30%的增长，这几年是平稳增长。国内只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已经不可能。
与此同时，行业洗牌之后，市场集中度也在快速提升。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称，“过去还有些小企业，现在这些基本都关门了，行业的格局已经向大企业集中了。”
更为迫切的是要适应改革大势。
如同财经媒体人秦朔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国企要改革，政府要改革，民企也要改革，要提升素质。国企、政府、民企，三改齐发，“民企之困”才能走向“民企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