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夏天，一群人企图杀死一个中国劳工但最终未遂，罗伯特·格兰尼尔就参与了这次事件。
　　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在华盛顿州以及美国西部的很多州，类似的事不断上演。几个人押着这个“中国佬”，他嘴里叽里呱啦蹦出无数音节，“身子活像被抓进口袋里的黄鼠狼那样扭来扭去”。人们押着他，走到桥上，在一截桥孔的正上方停下来，准备把他扔到桥下的急流中去。对方在做最后的挣扎，哭嚷着含混不清的词语。
　　他成功了，顺利逃脱，像猴子一样吊在下一个桥孔的梁架上，交叉换手向前荡去，在网状结构的桥架上一路下行。有人为他的逃脱欢呼，更多的人虽然不太清楚他为何被追捕，却高喊着将他绳之以法的话。押送队的头儿掏出左轮枪，却为时已晚，“中国佬”已经不见了。
　　有如一群孩子在戏耍一只猴子，孩子们欢快不已，猴子惊恐万分。一方是平淡生活中寻求調剂的人，不能称其为恶人，甚至大部分是普通的善良之人;另一方是来自遥远世界的另一种人，操着他们不懂的语言，在他们眼里这个中国人和一只猴子没有什么分别。
　　他当然是幸运的，如果联想起同一时期远在大洋（大西洋）彼岸的另一群中国人，他的幸福指数更高。这几年，有14万之多的华工正在欧洲战场上劳动，时刻有生命危险，并且有一些人确实死在了那儿。即使是他所在的美国，一件比他的遭遇大得多的事曾发生在1903年，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赴旧金山公干期间，遭当地警察无理围殴、关押，竟“戴罪”出狱。谭氏受尽屈辱，愤而自尽。
　　这个华工“深刻”影响了格兰尼尔的一生。后者小时候，曾亲眼目睹一百多户中国家庭被驱逐出城。这群“古怪的人”爬上三截开放式货车车厢，说着鸟语，把孩子抱到中间。身材矮小、长着扁平脸的男人坐在火车边缘，膝盖绷得僵硬，双手被绑在小腿上。一群手拿斧子、手枪或机枪的人监视着他们。随着火车开动，这群有如马戏团动物般的奇怪物种离开了小镇，前往不可捉摸的命运。
　　和这些中国人比起来，格兰尼尔当然好多了，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他是一个伐木工人，俗称农民工。有一次他结束打工回到家，发现妻子和年幼的女儿在一场森林大火中不知所踪。他认定是那个中国佬诅咒了他，在他平淡的一生中只干过这一件昧心之事。他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接下来的漫长余生在对妻女的思念中度过，直到80多岁去世。
　　他有过一个爱人，一个女儿，一亩地，两匹马，一辆马车。他定期坐火车，多次坐汽车，乘过一次飞机（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没见过大海。生命的最后十年，只要进城就去看电视。他的人生起源于儿时一次记不清的火车之旅，快死的时候，他在镇上又看到火车，一个古怪的年轻人从车窗里伸出脑袋，向人们挥手。
　　这是他唯一一次见名人——埃尔维斯·普莱斯利，又称“猫王”。
　　他死于1968年11月的某一天，尸体躺在小屋里，度过了整个秋天和冬天。人们在春天发现了他，把他埋在小屋前的院子里。
　　以上故事来源于美国作家丹尼斯·约翰逊的小说《火车梦》，第一段正是这本小说的开头。这本书我读了两遍，被格兰尼尔平淡而又史诗般的一生深深吸引，这个被世界遗忘的小人物，呈现出一股强大的生命力量，催促着人类灵魂的进步。小说中偶尔出现的华工形象，着墨不多，也与主题无关，但却可窥出时代痕迹。一百年前的工业时代，两种劳工在各自的认识局限中碰面，而今，又是一个造梦的时代，工业化会把我们带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