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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躯干国家制造向头脑国家制造的战略转型，是各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制造创新。发展实践表明，头脑国家制造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激励响应的结果。基于此，对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方面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文献梳理发现，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是国家动员机制与市场竞争机制交互作用、引发协同创新的产物。这是因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制度性结构优化；当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产生交互作用时，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存在着具有“大道”性质的路径选择问题。尽管如此，这一理论架构与实证研究还不尽如人意。
关键词：国家制造转型；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034-04
制造业回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制造战略转型。但这一制造业回归与以往传统制造业发展有所不同，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推动由躯干国家制造（拥有低端装备水平的国际装备制造分工角色）向头脑国家制造（拥有高端装备水平的国际装备制造分工角色）的战略转型。在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过程中，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问题。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问题研究，归根结底是政府有效干预机制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有效融合，提供其产业成长的持续激励，旨在简约式地刻画出国家制造转型的变迁景象与内在机理的影响作用。众所周知，政府在知识经济时代，扮演了共同投资者（co-investor）的角色，使其国家制造中的企业外部性内部化[1]；与此同时，国家制造中的装备制造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在政府规制产业规模与企业组织资源内部性限制之间，做出组织成长性的非均衡抉择[2]。基于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视角，本文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研究领域的文献，做出初步梳理与简要评价，试图勾画出躯干国家制造向头脑国家制造转型过程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互惠关系、有效的激励结构和路径选择的基本经验。
一、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理论分析
1.国家制造战略转型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进入新世纪以来，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对称的国家制造概念，是“世界工厂”的国际制造重心转移问题。日本通产省发布的《面向21世纪外经贸政策挑战》（2001）的贸易白皮书宣称：“日本国家制造充当亚洲经济领头羊的‘雁翅结构’已经终结。”诸多国际媒体和研究机构当即预言，因为国际产业重心转移，中国国家制造将成为新一轮的“世界工厂”。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全球化利益的交汇点聚焦到国家制造的战略转型研究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使得国家制造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潮流。所谓国家制造，其核心思想源自于国家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国际产业竞争优势形成与出口绩效改善制度结构（Porter，1990；Hausmann et al，2007）。按照波特（2003）的观点理解，将其视为一种国家地点制造业竞争效应的正向释放。依据全球化日益发展实践经验，国家制造是由国家引领制造、行业先进制造与企业自主制造构成的集合体[3]，目的是以此获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可持续性。当国家制造从微笑制造曲线向快乐制造曲线转换的跨越式成长过程中，各国已经意识到“躯干国家制造”（全球化产业链低端处的国际产业分工）向“头脑国家制造”（全球化产业链高端处的国际产业分工）战略转型的极端重要性，即在国家制造空间的能力竞赛中，因高端装备制造的复杂技术，可能获得国家制造领先地位。美国提出运用3D技术复制“月球工厂”，目的是引领太空间国家制造。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实践证明，中国在承担“世界工厂”的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制造业的总装备部——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是相当缓慢的，属于“躯干国家制造”。以高端装备制造成长绩效分析为例，关键核心部件和精密仪器均主要依靠发达国家进口，实现的装备制造业成长只是躯干组装的成长。胡春力（2002）认为，发展高端装备工业有助于延长国家制造的产业链。“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包括高端装备制造国家规划[4]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统统纳入头脑国家制造战略的范畴。旨在驱动头脑国家制造成长。
2.政府动员机制与市场机制利益均衡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国家制造转型，需要政府动员机制与市场配置生产要素机制在适应国际利益环境变化下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共融。这实质是经济机制优化设计问题。所谓经济机制，是指发生在经济活动一系列制度安排与非规范构型[5]的体系，对其利益主体行为实施的激励与约束。现行经济机制包括两类：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和市场自由选择机制。其机制之间的优劣源自于20世纪20至30年代，计划与市场机制偏好的大争论（Lange，1938；Lerner，1937、1944；Von Mises，1920、1935；Hayek，1935、1945）。尽管如此，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因快捷性、整齐性、均衡性等，以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命令式管理体制优势，在落后国家和贫困地区加速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大推进作用。但好心办好事的社会动员机制，存在着政府干预失败概率较高的致命弱点。在社会生产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入的水平约束下，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往往被锁定在管制、税收和补贴以及直接提供上，外部性经济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场机制设计则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相互作用[6]，实现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现与稀缺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头脑国家制造发展战略实施与效果的好坏，核心任务是有效地解决好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问题。这一政策顶层设计，则是国家公共安全与私人利益发展的互动均衡，最终实现政府出资、采购的政策市场与自由竞争的私人产品市场之间的制度契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作为抢占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的重要突破口[7]，基于这一制度化的契合，谋求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统筹优化。总而言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被视为政府公共产品市场与私人商品市场的机制偶合。 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性的层次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属于国家制造转型的政策顶端设计的演化结果。首先，体现在国家主导产业成长（Rostow，1960；Nelson，1984；Burgan，1985；Bart Los，2004）上，即国家制造由先导产业成长作为支撑，形成装备工业高成长性的社会动员发展优势。其次，体现在国家制造产业成长的规律性认知上，包括产业分工深化理论（斯密，1979；叶静怡，2004；Marshall，1919）、产业生命周期理论（Gort and Klepper，1989；Jovanovic and Macdonld，1994；Klepper and Gradd，1990；Gemser et al，1996；Agarwal et al， 1996；Klepper，1996；Chang and Tsai， 2000；Fleury A and Fleurym ，2003）、产业结构优化理论（钱纳里等，1989；库茨涅茨，1989；Patrick，1983；张培刚，1991；何炼成，2003）、制度创新理论（Lin，1989；Norton，1973；青木昌彦，2001）等方面。这些理论知识与技能，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理论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再次，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具有不同层面实践经验的探讨。从宏观角度看，罗斯托（1962）认为主导产业中的装备制造业成长，有利于形成高需求弹性的带动。宋泓明（2004）认为，装备产业关联度较大。李毅研究发现，装备制造业成长空间广阔。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则是现代生产部门对上下游产业的强劲带动与行业旁侧效应的进一步强化。从中观角度看，现代超大型工商企业成为其产业成长的“看得见手”（Chandler，1962、1990），使企业组织资源优势产生了管理资源协调能力，成就了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化成长的依托。因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强劲带动，由此演化出自我成长型与政府主导型两类装备制造业成长模式（薛伟贤、张志芳，2006）。美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经验（金碚，200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规律揭示（吴金明，2001）等等，为刻画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成长理论成为主流研究，是从其鼻祖Penrose（1959）专著公开出版开始的。在企业成长层面，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and Demsetz，1972）、资源理论（Baumol，1962）、能力理论（Zott，2003）、企业生命周期理论（Ardishvli，1998）、演化理论（Williams and Mitchell，2004；Mota and De Castro，2004；Owen，2005；Galan and Sanchez，2005；Steffens et al，2006）、企业战略成长理论（Ansoff，1965）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微观研究内容。
4.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交互机制。国家制造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驱动交互影响的结果。胡祖六（2012）研究认为，中国国家制造战略转型，关键是采取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同步推进的办法，实现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换。无论微观层面的企业成长机制研究（王云峰、贾建，1999；陈士俊、柳州，2004；邬爱其，2007a、2007b；侯合银、王浣尘，2003；曹兴、陈琦，2009；韩太祥，2002；毛蕴诗、周燕，2002），刻画了微观层面的创新机制构成与作用机理；还是宏观层面的产业成长机制研究（白凤峥，2002；陈玉罡、李善民，2007；程源、高建、杨湘玉，2005；杜传忠，2004；郭克莎，2003；郭南芸，2008；胡川，2007；李凯、李世杰，2004邱成利，2002；宋泓、柴瑜、张泰，2004；汪芳，2008；张贵，2005；赵玉林等，2009；赵玉林、李文超，2009；赵玉林、徐娟娟，2009；庄铭川，1997；赵玉林等，2012），重点关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功效，其研究结果都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研究交汇点，是集中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驱动的交互影响所产生的后果上。它为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激励结构、可持续性内在动力本质，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二、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实证研究
1.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国家制造转型经验。高端装备制造作为现代生产部门，具有特色鲜明的国家制造空间的集聚与扩散特征。佩鲁认为，这是国家制造由地理集中再到域外极化效应梯度扩散的过程[8]。徐康宁（2006）实证底特律早期汽车工业振兴经验[9]时发现，国家制造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具有积极的本地化效应。吴学花（2010）运用中国国家制造转型经验的证实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观点。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属于国家制造业的成长经验（朱高峰等，2003；刘平，2006；张国宝，2008；孙林岩，2009；郭长义，2009），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1）的竞争力模型、金碚（1996）竞争力因素模型，以及王仁曾（2002）、裴长洪等（2002）、黄祖辉等（2002）研究成果，证明提高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核心任务是促进本土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Saxenian（1994）认为，硅谷属于国家政策推动与市场创新有效结合的重要转型案例。以计算机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经验研究为例，美国国家制造经验成功之处，在于寡头竞争转化为产业模块化的技术演化的持续激励（Baldwin and Clark，2000）。组织模块化（Sanchez and Mahoney ，1996），模块市场化交易（Somaya and Teece，2000），以及模块生产化（派恩，2000），从不同的组织成长角度，解释了国家制造转型过程的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特征。青木昌彦和安藤晴彦（2003）将此归结为IT产业模块之间因充分的信息激励，构造了类似金字塔式组织架构的模块化成长范式。日本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国家制造经验，体现在政府政策支持与企业国际贸易竞争之间的均衡（伊藤元重等，1988），韩国国家制造转型经验，则更加突出国家制造的集体仿创，以获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国际竞争力（Dong-sung Choetal，2000）。 2.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预期结果，是诸多决定因素影响与作用的。首先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实现空间结构优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具有鲜明的国家地理空间收敛的基本特征，即国家制造领土上的产业空间集中分布性（Marshall，1961；Hoover，1948；Isard，1956；Jacbos，1969；Henderson，1974；韦伯，1997；宋泓明，2004；刘平，2006），重要空间节点的产业地理空间集聚，还包括中心城市的高端生产要素空间集中（查振祥，2010；周振华，2008；屠启宇、金芳等，2007；Frostand Spence，1991），以及城市空间组织重构（Coffey et al，1996；Coffey and Shearmur，2002；Airoldi et al，1997；Anne Aguilera，2003；Carmon ， 1999；Couch C. ， Fraser C. and Percy S. ， 2003；Hemphill et al， 2004；Hutton T. A.， 2004；Raco M.， 2003；Roberts P. & Sykes H.， 2000；熊孝刚等，2000；王建国，2003；任大文等，2004；李冬生等，2005；董菲，2006；于代松，2006；刘俊人，2006；魏后凯、白玟等，2010），和临港化的带状隆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李清均，2011；王辑宪，2010；孙林岩，2009；曲晓飞，2007）。其次，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所形成的技术扩散力量。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是技术资本域外逐利与新经济组织互动的结果（联合国贸发大会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0）。金芳（2006）认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技术扩散机制是比较复杂的。但它还可以通过信息化技术和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条实现技术扩散。由此看来，技术扩散机制实质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的决定因素。第三，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国际产业组织模块发展（青木昌彦、安藤晴彦，2003），产业组织持续创新，全球化产业链的联动发展，国际投资对新产业成长的推动，自主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等等，都属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范畴。第四，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制度创新激励。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对于产品差异化企业提出的持续威胁。它不仅需要设计界面的创新（Ernst and O’Connor，1992；Borrusetal，），更需要在制度创新层面寻求胜者通吃的竞争模式（Grove，1996），即从制度创新导致的市场均衡（Oliver Williamson，1975、1985、1996；Ronald Coase，1937），以增强国家制造、产业融合和企业扩张三个层面的成长性；在市场自由竞争的并购组织学习过程中（Carpenter and Lazonick，2000；Sako，1998；Doz，1996；Lazonick and O' Sullivan，
2000），在组织一体化发展（Teece and Pisano， 1994；Teece et al， 1998），等等，因组织获得了持续创新的能力，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可挖掘的组织成长资源；国内诸多学者从国有与非国有发展角度实证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制度创新支持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芮祥麟，2007；杜玉平，2010；高粱，2011；刑国均等，2012；唐晓华等，2012）。第五，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因素影响。环境管制既是传统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死结，也是催生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决定因素之一。Porter（1991）的国家制造优势注意到环境规制问题，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反驳与质疑（Walley and Whitehead，1994；Jaffe，1995；Haupt，2000）。但国内学者从中国国家制造转型角度，运用国家制造经验佐证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影响与作用（如徐滨士、刘世参、黄末，2006；赵德海、张微，2007；杨德胜等，2008；路甬祥，2010）。
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大道”经验证据。中国国家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经验，缘自于中国国家制造业重新崛起的路径演化。其基本经验锁定在两个方面：实施引进来战略，实现以市场换技术，在“换”中促进装备工业高端化发展；实施自主开发战略，在经济国际化竞争中，以“竞”促进装备工业高端化发展。其具有“大道”性质的经验①包括如下：首先是FDI与技术扩散。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使本国装备制造企业获得本土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必要技术（崔万田，2004；田志龙等，2010；谢代银，2008；胡春力，2002；吴树斌，2008；赵强华，2006），再现了国家制造中的外资战略的政策顶层设计与国家高端装备工业企业向中国扎堆的技术外溢。其次是技术消化与二次创新。实践证明，成熟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有利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孙文祥、彭纪生、仲为国，2007；高文新、李铁岗，2010；赵中华，2007；朱高峰等，2003），把国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级发展要素，可能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有效路径之一。第三，是R&D与人力资本提升。将研发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视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新路径（范德成、周豪，2008；GlommG，RavkumarB.，1992；BenabouR.，1996；才国伟，2010；林迎星等，2008；齐殿伟，2008；姜周，2006）。第四，是寻求本土化发展之路。包括优化发展环境（熊娜，2011；干春晖等人，2011；田志龙等人，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彭亮，2010；刘青林等，2010；寇宗来、石磊，2010；王凤彬等人，2011；张同斌、范庆泉，2011），实施反周期战略推进，优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路径选择（郭晓丹、宋维佳，201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10；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课题组，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 三、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制造业成长的研究局限
综上所述，前人理论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研究课题。但由于这一研究领域仍然处于学术研究的萌发期，其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还不尽如人意，存在至少如下的研究局限：
1.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文献梳理还不够系统。目前，前人虽然在企业成长研究、产业成长研究方面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不同版本的文献综述成果，但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方面的文献研究综述还处于空白状态。
2.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构建还不够完善。目前，前人只是从国家干预理论、市场竞争理论等角度，对其国家制造转型成长、产业融合成长、企业创新成长分别进行了论述，但还没有将其政府社会动员机制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制度层面的融会贯通，缺少一个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规律性论述还不够充分。从目前作者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具体成长现象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上，没有通过比较严格的数学建模进行深入的论证，对国家制造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一般规模性探究没有做出深入研究与系统分析，特别是成长机理构模以及大道定理论述等方面研究还处于边缘地带。
4.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实证分析还不够深入。由于国家制造转型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统计数据缺失和难以收集，无论国家制造成长层面，还是产业和企业成长层面都缺少国家制造战略转型经验实证、四位代码具体行业成长经验计量分析，以及微观企业的具体经验实证。
上述研究局限，可能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与领域，我们期待在这一方面有新的研究进展与新的研究发现。
参考文献：
[1]菲利普·阿吉翁.政府与经济增长[J].比较，2013，67（4）：37-43.
[2]伊迪丝·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5-120.
[3]李坤，于渤，李清均.“躯干国家”制造向“头脑国家制造”转型的路径选择——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机制路径选择的视角[Z].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工作论文），2013.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Z].2012.
[5][美]利奥尼德·赫维茨，斯坦利·瑞特.经济机制设计[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6]何炼成，李忠民.发展经济学——中国经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72-73.
[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10）——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129-131.
[8][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5.
[9]徐康宁.产业集聚形成的源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3.
关键词：国家制造转型；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市场竞争机制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034-04
制造业回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国家制造战略转型。但这一制造业回归与以往传统制造业发展有所不同，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推动由躯干国家制造（拥有低端装备水平的国际装备制造分工角色）向头脑国家制造（拥有高端装备水平的国际装备制造分工角色）的战略转型。在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过程中，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问题。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问题研究，归根结底是政府有效干预机制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有效融合，提供其产业成长的持续激励，旨在简约式地刻画出国家制造转型的变迁景象与内在机理的影响作用。众所周知，政府在知识经济时代，扮演了共同投资者（co-investor）的角色，使其国家制造中的企业外部性内部化[1]；与此同时，国家制造中的装备制造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在政府规制产业规模与企业组织资源内部性限制之间，做出组织成长性的非均衡抉择[2]。基于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视角，本文对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研究领域的文献，做出初步梳理与简要评价，试图勾画出躯干国家制造向头脑国家制造转型过程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政府、企业与市场之间互惠关系、有效的激励结构和路径选择的基本经验。
一、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理论分析
1.国家制造战略转型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进入新世纪以来，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对称的国家制造概念，是“世界工厂”的国际制造重心转移问题。日本通产省发布的《面向21世纪外经贸政策挑战》（2001）的贸易白皮书宣称：“日本国家制造充当亚洲经济领头羊的‘雁翅结构’已经终结。”诸多国际媒体和研究机构当即预言，因为国际产业重心转移，中国国家制造将成为新一轮的“世界工厂”。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今天，全球化利益的交汇点聚焦到国家制造的战略转型研究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回归，使得国家制造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成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潮流。所谓国家制造，其核心思想源自于国家科技创新驱动下的国际产业竞争优势形成与出口绩效改善制度结构（Porter，1990；Hausmann et al，2007）。按照波特（2003）的观点理解，将其视为一种国家地点制造业竞争效应的正向释放。依据全球化日益发展实践经验，国家制造是由国家引领制造、行业先进制造与企业自主制造构成的集合体[3]，目的是以此获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可持续性。当国家制造从微笑制造曲线向快乐制造曲线转换的跨越式成长过程中，各国已经意识到“躯干国家制造”（全球化产业链低端处的国际产业分工）向“头脑国家制造”（全球化产业链高端处的国际产业分工）战略转型的极端重要性，即在国家制造空间的能力竞赛中，因高端装备制造的复杂技术，可能获得国家制造领先地位。美国提出运用3D技术复制“月球工厂”，目的是引领太空间国家制造。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实践证明，中国在承担“世界工厂”的国际分工深化过程中，制造业的总装备部——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是相当缓慢的，属于“躯干国家制造”。以高端装备制造成长绩效分析为例，关键核心部件和精密仪器均主要依靠发达国家进口，实现的装备制造业成长只是躯干组装的成长。胡春力（2002）认为，发展高端装备工业有助于延长国家制造的产业链。“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包括高端装备制造国家规划[4]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统统纳入头脑国家制造战略的范畴。旨在驱动头脑国家制造成长。
2.政府动员机制与市场机制利益均衡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国家制造转型，需要政府动员机制与市场配置生产要素机制在适应国际利益环境变化下的良性互动与相互共融。这实质是经济机制优化设计问题。所谓经济机制，是指发生在经济活动一系列制度安排与非规范构型[5]的体系，对其利益主体行为实施的激励与约束。现行经济机制包括两类：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和市场自由选择机制。其机制之间的优劣源自于20世纪20至30年代，计划与市场机制偏好的大争论（Lange，1938；Lerner，1937、1944；Von Mises，1920、1935；Hayek，1935、1945）。尽管如此，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因快捷性、整齐性、均衡性等，以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命令式管理体制优势，在落后国家和贫困地区加速工业化进程中，起到了大推进作用。但好心办好事的社会动员机制，存在着政府干预失败概率较高的致命弱点。在社会生产的社会边际成本等于社会边际收入的水平约束下，政府社会动员机制往往被锁定在管制、税收和补贴以及直接提供上，外部性经济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市场机制设计则通过价格、供求、竞争等相互作用[6]，实现生产要素的价格发现与稀缺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头脑国家制造发展战略实施与效果的好坏，核心任务是有效地解决好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问题。这一政策顶层设计，则是国家公共安全与私人利益发展的互动均衡，最终实现政府出资、采购的政策市场与自由竞争的私人产品市场之间的制度契合。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国家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作为抢占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的重要突破口[7]，基于这一制度化的契合，谋求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统筹优化。总而言之，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被视为政府公共产品市场与私人商品市场的机制偶合。 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性的层次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属于国家制造转型的政策顶端设计的演化结果。首先，体现在国家主导产业成长（Rostow，1960；Nelson，1984；Burgan，1985；Bart Los，2004）上，即国家制造由先导产业成长作为支撑，形成装备工业高成长性的社会动员发展优势。其次，体现在国家制造产业成长的规律性认知上，包括产业分工深化理论（斯密，1979；叶静怡，2004；Marshall，1919）、产业生命周期理论（Gort and Klepper，1989；Jovanovic and Macdonld，1994；Klepper and Gradd，1990；Gemser et al，1996；Agarwal et al， 1996；Klepper，1996；Chang and Tsai， 2000；Fleury A and Fleurym ，2003）、产业结构优化理论（钱纳里等，1989；库茨涅茨，1989；Patrick，1983；张培刚，1991；何炼成，2003）、制度创新理论（Lin，1989；Norton，1973；青木昌彦，2001）等方面。这些理论知识与技能，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理论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再次，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具有不同层面实践经验的探讨。从宏观角度看，罗斯托（1962）认为主导产业中的装备制造业成长，有利于形成高需求弹性的带动。宋泓明（2004）认为，装备产业关联度较大。李毅研究发现，装备制造业成长空间广阔。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则是现代生产部门对上下游产业的强劲带动与行业旁侧效应的进一步强化。从中观角度看，现代超大型工商企业成为其产业成长的“看得见手”（Chandler，1962、1990），使企业组织资源优势产生了管理资源协调能力，成就了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化成长的依托。因产业规模化发展的强劲带动，由此演化出自我成长型与政府主导型两类装备制造业成长模式（薛伟贤、张志芳，2006）。美国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经验（金碚，200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规律揭示（吴金明，2001）等等，为刻画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微观角度看，企业成长理论成为主流研究，是从其鼻祖Penrose（1959）专著公开出版开始的。在企业成长层面，团队生产理论（Alchianand Demsetz，1972）、资源理论（Baumol，1962）、能力理论（Zott，2003）、企业生命周期理论（Ardishvli，1998）、演化理论（Williams and Mitchell，2004；Mota and De Castro，2004；Owen，2005；Galan and Sanchez，2005；Steffens et al，2006）、企业战略成长理论（Ansoff，1965）等，它们极大地丰富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微观研究内容。
4.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过程中的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交互机制。国家制造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驱动交互影响的结果。胡祖六（2012）研究认为，中国国家制造战略转型，关键是采取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同步推进的办法，实现制造业从低端向高端的转换。无论微观层面的企业成长机制研究（王云峰、贾建，1999；陈士俊、柳州，2004；邬爱其，2007a、2007b；侯合银、王浣尘，2003；曹兴、陈琦，2009；韩太祥，2002；毛蕴诗、周燕，2002），刻画了微观层面的创新机制构成与作用机理；还是宏观层面的产业成长机制研究（白凤峥，2002；陈玉罡、李善民，2007；程源、高建、杨湘玉，2005；杜传忠，2004；郭克莎，2003；郭南芸，2008；胡川，2007；李凯、李世杰，2004邱成利，2002；宋泓、柴瑜、张泰，2004；汪芳，2008；张贵，2005；赵玉林等，2009；赵玉林、李文超，2009；赵玉林、徐娟娟，2009；庄铭川，1997；赵玉林等，2012），重点关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机制功效，其研究结果都表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研究交汇点，是集中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驱动的交互影响所产生的后果上。它为帮助人们进一步认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激励结构、可持续性内在动力本质，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视角。
二、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实证研究
1.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国家制造转型经验。高端装备制造作为现代生产部门，具有特色鲜明的国家制造空间的集聚与扩散特征。佩鲁认为，这是国家制造由地理集中再到域外极化效应梯度扩散的过程[8]。徐康宁（2006）实证底特律早期汽车工业振兴经验[9]时发现，国家制造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具有积极的本地化效应。吴学花（2010）运用中国国家制造转型经验的证实结果也证明了这一观点。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属于国家制造业的成长经验（朱高峰等，2003；刘平，2006；张国宝，2008；孙林岩，2009；郭长义，2009），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2001）的竞争力模型、金碚（1996）竞争力因素模型，以及王仁曾（2002）、裴长洪等（2002）、黄祖辉等（2002）研究成果，证明提高国家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核心任务是促进本土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Saxenian（1994）认为，硅谷属于国家政策推动与市场创新有效结合的重要转型案例。以计算机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经验研究为例，美国国家制造经验成功之处，在于寡头竞争转化为产业模块化的技术演化的持续激励（Baldwin and Clark，2000）。组织模块化（Sanchez and Mahoney ，1996），模块市场化交易（Somaya and Teece，2000），以及模块生产化（派恩，2000），从不同的组织成长角度，解释了国家制造转型过程的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特征。青木昌彦和安藤晴彦（2003）将此归结为IT产业模块之间因充分的信息激励，构造了类似金字塔式组织架构的模块化成长范式。日本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国家制造经验，体现在政府政策支持与企业国际贸易竞争之间的均衡（伊藤元重等，1988），韩国国家制造转型经验，则更加突出国家制造的集体仿创，以获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国际竞争力（Dong-sung Choetal，2000）。 2.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预期结果，是诸多决定因素影响与作用的。首先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实现空间结构优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具有鲜明的国家地理空间收敛的基本特征，即国家制造领土上的产业空间集中分布性（Marshall，1961；Hoover，1948；Isard，1956；Jacbos，1969；Henderson，1974；韦伯，1997；宋泓明，2004；刘平，2006），重要空间节点的产业地理空间集聚，还包括中心城市的高端生产要素空间集中（查振祥，2010；周振华，2008；屠启宇、金芳等，2007；Frostand Spence，1991），以及城市空间组织重构（Coffey et al，1996；Coffey and Shearmur，2002；Airoldi et al，1997；Anne Aguilera，2003；Carmon ， 1999；Couch C. ， Fraser C. and Percy S. ， 2003；Hemphill et al， 2004；Hutton T. A.， 2004；Raco M.， 2003；Roberts P. & Sykes H.， 2000；熊孝刚等，2000；王建国，2003；任大文等，2004；李冬生等，2005；董菲，2006；于代松，2006；刘俊人，2006；魏后凯、白玟等，2010），和临港化的带状隆起（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9；李清均，2011；王辑宪，2010；孙林岩，2009；曲晓飞，2007）。其次，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所形成的技术扩散力量。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是技术资本域外逐利与新经济组织互动的结果（联合国贸发大会跨国公司与投资司，2000）。金芳（2006）认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技术扩散机制是比较复杂的。但它还可以通过信息化技术和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条实现技术扩散。由此看来，技术扩散机制实质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的决定因素。第三，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包括国际产业组织模块发展（青木昌彦、安藤晴彦，2003），产业组织持续创新，全球化产业链的联动发展，国际投资对新产业成长的推动，自主创新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等等，都属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研究范畴。第四，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制度创新激励。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直接后果之一，是破坏性技术（Disruptive Technologies）对于产品差异化企业提出的持续威胁。它不仅需要设计界面的创新（Ernst and O’Connor，1992；Borrusetal，），更需要在制度创新层面寻求胜者通吃的竞争模式（Grove，1996），即从制度创新导致的市场均衡（Oliver Williamson，1975、1985、1996；Ronald Coase，1937），以增强国家制造、产业融合和企业扩张三个层面的成长性；在市场自由竞争的并购组织学习过程中（Carpenter and Lazonick，2000；Sako，1998；Doz，1996；Lazonick and O' Sullivan，
2000），在组织一体化发展（Teece and Pisano， 1994；Teece et al， 1998），等等，因组织获得了持续创新的能力，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提供了可挖掘的组织成长资源；国内诸多学者从国有与非国有发展角度实证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制度创新支持因素的决定性作用（芮祥麟，2007；杜玉平，2010；高粱，2011；刑国均等，2012；唐晓华等，2012）。第五，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因素影响。环境管制既是传统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死结，也是催生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决定因素之一。Porter（1991）的国家制造优势注意到环境规制问题，有人从不同角度进行反驳与质疑（Walley and Whitehead，1994；Jaffe，1995；Haupt，2000）。但国内学者从中国国家制造转型角度，运用国家制造经验佐证了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影响与作用（如徐滨士、刘世参、黄末，2006；赵德海、张微，2007；杨德胜等，2008；路甬祥，2010）。
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大道”经验证据。中国国家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经验，缘自于中国国家制造业重新崛起的路径演化。其基本经验锁定在两个方面：实施引进来战略，实现以市场换技术，在“换”中促进装备工业高端化发展；实施自主开发战略，在经济国际化竞争中，以“竞”促进装备工业高端化发展。其具有“大道”性质的经验①包括如下：首先是FDI与技术扩散。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使本国装备制造企业获得本土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必要技术（崔万田，2004；田志龙等，2010；谢代银，2008；胡春力，2002；吴树斌，2008；赵强华，2006），再现了国家制造中的外资战略的政策顶层设计与国家高端装备工业企业向中国扎堆的技术外溢。其次是技术消化与二次创新。实践证明，成熟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有利于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孙文祥、彭纪生、仲为国，2007；高文新、李铁岗，2010；赵中华，2007；朱高峰等，2003），把国外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级发展要素，可能是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有效路径之一。第三，是R&D与人力资本提升。将研发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视为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新路径（范德成、周豪，2008；GlommG，RavkumarB.，1992；BenabouR.，1996；才国伟，2010；林迎星等，2008；齐殿伟，2008；姜周，2006）。第四，是寻求本土化发展之路。包括优化发展环境（熊娜，2011；干春晖等人，2011；田志龙等人，2010；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彭亮，2010；刘青林等，2010；寇宗来、石磊，2010；王凤彬等人，2011；张同斌、范庆泉，2011），实施反周期战略推进，优化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路径选择（郭晓丹、宋维佳，2011；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10；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课题组，2009；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1）。 三、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制造业成长的研究局限
综上所述，前人理论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研究课题。但由于这一研究领域仍然处于学术研究的萌发期，其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还不尽如人意，存在至少如下的研究局限：
1.国家制造战略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文献梳理还不够系统。目前，前人虽然在企业成长研究、产业成长研究方面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形成不同版本的文献综述成果，但基于国家制造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方面的文献研究综述还处于空白状态。
2.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构建还不够完善。目前，前人只是从国家干预理论、市场竞争理论等角度，对其国家制造转型成长、产业融合成长、企业创新成长分别进行了论述，但还没有将其政府社会动员机制与市场资源配置机制进行制度层面的融会贯通，缺少一个国家制造转型视角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理论分析框架。
3.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规律性论述还不够充分。从目前作者掌握的文献资料看，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具体成长现象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上，没有通过比较严格的数学建模进行深入的论证，对国家制造转型视角下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的一般规模性探究没有做出深入研究与系统分析，特别是成长机理构模以及大道定理论述等方面研究还处于边缘地带。
4.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机制设计与路径选择实证分析还不够深入。由于国家制造转型中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成长的统计数据缺失和难以收集，无论国家制造成长层面，还是产业和企业成长层面都缺少国家制造战略转型经验实证、四位代码具体行业成长经验计量分析，以及微观企业的具体经验实证。
上述研究局限，可能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与领域，我们期待在这一方面有新的研究进展与新的研究发现。
参考文献：
[1]菲利普·阿吉翁.政府与经济增长[J].比较，2013，67（4）：37-43.
[2]伊迪丝·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15-120.
[3]李坤，于渤，李清均.“躯干国家”制造向“头脑国家制造”转型的路径选择——基于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成长机制路径选择的视角[Z].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工作论文），2013.
[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Z].2012.
[5][美]利奥尼德·赫维茨，斯坦利·瑞特.经济机制设计[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
[6]何炼成，李忠民.发展经济学——中国经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72-73.
[7]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产业发展报告（2010）——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129-131.
[8][法]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85.
[9]徐康宁.产业集聚形成的源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