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消花上两分钟，从正平街沿着南坡走上几十米，就来到那块挂着“隋代花园”横匾的绛守居园池入口，进去后左拐，有一座三层高的嘉禾楼，拾级而上来到月台，整个新绛县城便在脚底下一览无余了。往最远处看，西北是姑射山雄峙，东南是汾河浍河环绕。将视线稍稍回收，在一片低矮稠密的北方瓦舍之间，一西一东，依次屹立着高大巍峨的13层龙兴寺唐塔，以及一座名列全国四大哥特教堂之一的绛州天主教堂。这种干干净净，由教堂佛塔宗教建筑撑起来的城市天际线，还那么平易近人，唾手可得，相比国内城市栉比鳞次、争奇斗艳的摩天大楼群，还真是独特的存在，哪怕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而在我身处的这片高垣后面，除了这座隋代花园遗存，还有梁思成、林徽因曾经在民国探访过的著名绛州大堂和绛州三楼。
　　哪怕位列历史文化名城，新绛也是默默无闻。古名绛州，老城在唐代因形似卧牛而被称为“卧牛城”。一条大街纵贯南北为牛脊，左右62巷为牛肋，南北城门分别为牛眼和牛肾，南门内东西天池为牛眼，北部唐塔为牛尾（那时还没有教堂）。不同于一般县城的“方城十字，对称中轴”，整座城池皆依自然地势修建而 成。
　　当我把视线收回，在我的眼皮底下，却是让人唏嘘的一幕：在一排简易的平房前，有女人在用洗衣机洗衣服。她把洗衣机排出来的水，小心翼翼地用脸盆接起来重新回灌到一个水槽里，以便再次利用。
　　山西自古就是出了名的缺水。巧的是，这座名声在外的绛守居园池，其建成也居然是缘于一次与水荒的抗争。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臨汾县令梁轨体察民情，看到风不调雨不顺，常常有旱灾威胁百姓，城池附近井水又多卤咸无法饮用，决定从距县城北30 华里的“鼓堆泉”引来清凉的泉水。这些泉水除了浇灌沿途田地，还流入街市和城郊，不但解决了饮水和灌溉问题，还在衙门附近蓄起了水池。后来经过几个朝代的添建修饰，亭台沼池、竹木花柳，才渐成园池格局。
　　最先让绛守居园池出名的，是绛州刺史、唐代散文家樊宗师写于823年的《绛守居园池记》。这篇777个字的文章因为写得非常艰涩，不知历代花费了多少好奇人的心血来解读它，为它注释，结果还是不能通读了解。在奇文的推波助澜之下，园池还引出了北宋庆历年间的一次重大的园中文人雅集，参与者有当时的名士范仲淹、欧阳修和梅尧臣。据史料记载，1045年仲秋的一天，这些庆历变法失败后的落魄文人聚集在这里。他们表面上吟诗作赋，唱咏园池美景，实际上鞭挞樊宗师那篇佶屈聱牙的的园池，其实是借古讽今，浇心中块垒。欧阳修的老丈人家就在绛州，他曾经对樊宗师的涩文提出过批评。甚至，在收入语文课本的一篇杂文《以震其艰深》里，鲁迅还引用这篇园池记的开头“绛即东雍”，来讽刺那些国学者。

　　国家文物局老局长王冶秋在1960年代访问过绛守居园池，在他看来，“虽然樊文‘涩’到如此地步，可是毕竟留下了关于这座园子的最初描述和考证。”比如上面说过的水和池的缘起就是樊宗师说的。再比如在樊宗师当刺史的年代，还可以看到三丈多高的瀑布。今天的中国人如果想知道古代中国隋唐时期的“自然山水园林”风格是什么样子，翻遍典籍，也就只有这篇奇文能告诉你。
　　也许是受疫情影响，和山西不少景点一样，园池面临着“没着没落”的共同命运。眼下正值深秋，但整个园子处处呈现着缺乏修饬的破败之相。樊氏笔下的“两岛”已然干涸，“茅亭”边也看不到秋菊迎风独立。但骨架还在，走在高高隆起、横贯南北的子午樑上，你还是可以想象得出东西两边厢的春夏秋冬四时美景。一千多年来，绛守居园池有幸经历了从隋唐时期的“自然山水园林”到宋元时期的“建筑山水园林”，直至明清时期的“写意山水园林”一脉相承形成的北方园林发展面貌。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其实是清代李寿芝重建、民国初年修建的写意风格。 　　王冶秋去新绛其实是无心插柳，他原本是奔着龙兴寺里的碧落碑去的。这块唐代的碧落碑，也是艰涩之作。它不涩在内容，而是形式上。用小篆笔法书写甲骨文、钟鼎文、石鼓文，据说在中国书法史上也是一个创造。该碑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多次出现的同一个字，极少有相同写法，且字字有源有据。在我看来，这碧落碑和园池记，在文体上和孔乙己的“回字有多少种写法”一样，是中国古代文人迂腐病的巅峰之作。
　　用心的致敬之作也有。几年前我去香港游玩，住九龙的酒店，顺便去附近的钻石山看花巨资修建起来的南莲园池。这园池对外宣称，其设计正是以这隋唐郡府园林绛守居园池为蓝本，以樊宗师的《绛守居园池记》及学者专家的研究为依据，按唐代诗人柳宗元提出的“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的原则修建，重新建构唐代园林的艺术特色。我和父亲两人在园子里走了两个来回，目光所及都是游人，而远处，又是无遮拦的香港的高楼大厦，整个园池感觉陷入了一个大坑里。虽然布局整体感觉良好，且以水为主体，也种了很多名花异草，但苦于没有新绛那样独特的地理环境，这个唐代园池在我脑海里没留下任何深刻印记。
　　我绕着园池走了一圈，想从北门虚掩的大门混入隔壁的绛州大堂，却被警觉的保安逮个正着。绛州大堂处于维修状态，时日已久。这座和霍州大堂齐名的古代衙署，面阔七间，显然是僭越之作（元代州级衙署正厅一座五间）。当年梁林曾经探访这里并测绘拍照，可惜后来其文字在战乱中散佚。返回路上，几個来自吕梁的工人正在捯饬一块园池里的宴节楼石碑。节楼在隋唐时期是地方迎接节度使的地方，也用来存放旌节。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连环画里张骞手擎旌节出使西域的画面。事实上，在同一个方向上（自东向西），从距今400年的1620年开始，受当地乡绅所托，以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为首的西方传教士陆续从上海等地来到绛州开教。跟随其后的，还有大名鼎鼎的《利玛窦札记》作者、比利时传教士金尼阁，以及后来献身于绛州的意大利传教士高一志。
　　为何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县城，能为当时最具盛名的传教士看重？台湾学者黄一农教授在《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一书里详细回顾梳理了明清天主教在绛州的发展，回顾了当时在上海的绛州商人韩霖、段衮等人在整个事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并称绛州为当时耶稣会在中国最成功的传教区之一。黄教授在1990年代亲自前往新绛做田野考察，参观了民国期间在原址上重建的天主教堂。

　　沿着一条小路，我在黄昏时分抵达绛州天主教堂。这的确是我在国内见过最宏伟的教堂，钟楼高耸入云，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哥特装饰不掩筒瓦虎头封廓檐。正好是周五的晚课，在1930年代被国人赞誉的“无梁大殿”下，有四五十个教友正在一位青年牧师带领下唱祷文，助手是一位年迈的秉烛老者。整个教堂被灯光照射得灯火通明，和之前佛寺里的昏暗形成对比。没有管风琴，但高殿下的诵读声因为空间开阔而声声入耳。五十多米的廊道尽头，挂在墙上的耶稣圣像显得朴素而渺小。出来的时候，我把御寒的帘布抬起来等了等后面来的一位教友，那位教友接过帘布之后，就一直举着，直到里面的人基本上都出来为 止。
　　我和那位教友攀谈起来。得知我的摄影师身份，他问我有没有无人机。
　　“这座教堂所占的地方，过去是晚明时期国戚段王爷的府邸。王爷跟着高一志神父信了教后，就捐给了教会。后来民国设计的这个教堂，从空中鸟瞰屋顶，是个‘羊’字形呢，寓意为‘基督的羊栈’，可好看了。”
　　虽然我不是信徒，但如此有心的设计，让我忍不住去Google地图里搜那个羊字形的屋顶（国内版地图拉那么近就变成不可见了）。我还留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东西两座塔的高度。天主教堂的钟楼，在教堂门口的铭牌上清楚地写着“双尖钟楼高43米”，再去查东边的龙兴寺唐塔，是43.7米。这让人想起之前网上流传的那幅金尼阁彩色粉笔画，出自著名画家鲁本斯之手，应该是神父1612年从中国返回欧洲后，在欧洲募集资金、招募来华传教士、采购7000本西文图书时，路过比利时所画下的。画中的金尼阁，一身他在华传教时的中式装扮，峨冠博带，神情怡然。
　　入乡随俗。正如那让出来的70厘米，这是一个西方外来者对东方的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