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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子：写新闻春秋，求新闻真理
甘惜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邻水县。年幼时家境贫困，3岁时父母双亡，依靠兄长挣扎度日。初中毕业后辍学，他在乡镇当小学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他常读上海出版的革命书刊，思想受到触动和激励，在邻水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他奔赴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他奉调到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有机会经常听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课，为甘惜分打下一生事业的思想基础。1939年秋他又调回抗大，不久跟随队伍远征敌后。进入晋察冀边区后，奉贺龙将军命令调到八路军120师，任高级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员，班上的学员几乎都是长征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授衔大都是中将或少将。1940年春，山西发生晋西事变，阎锡山妄图消灭新军，党中央命令120师星夜驰援晋西北，建立晋绥军区。高级干部研究班结束后，甘惜分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内战爆发，甘惜分在晋绥军区担任军事宣传工作。1945年奉命北上绥包前线，担任前线记者。1946年1月停战协议签字，根据组织安排，甘惜分仍留在绥蒙地区，不久转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成为《绥蒙日报》主要创建者之一。1947年甘惜分奉调回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委，每日向新华社发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惜分与晋绥地区几十个干部奉中央调令，南下到刘邓部队报到，参加解放大西南重镇重庆的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甘惜分和一批干部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建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并任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1954年，西南总分社随各大行政区撤销而结束，甘惜分奉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担任副教授。这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从事新闻实践工作，此后则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工作。用我们学生的话说，我们的老师前半生挥写新闻春秋，后半生探究新闻科学。
当时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一个特点是：全方位向苏联学习。在中国高校新闻教学中，从莫斯科大学和苏共中央党校新闻班搬来的教材内容极为贫乏。甘惜分在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时，为使这门课能够紧密地结合中国国情和新闻工作实际下了不少功夫，但也为以后被人“整肃”埋下了祸根。1958年，他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左”倾思潮泛滥，甘惜分被当作“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典型”遭批判。1961年春，甘惜分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澄清事实，中宣部派出以张磐石副部长为首的调查组到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甄别，宣布为甘惜分平反。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甘惜分又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平反昭雪。
改革开放以来，甘惜分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无畏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不倦的工作干劲，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事业之中。他先后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新闻学论集》主编等职务。1998年离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
从教60余年来，甘惜分致力于中国新闻学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和《甘惜分文集》（三卷本），主编《新闻学大辞典》和担任《新闻传播学大辞典》顾问，发表论文100多篇。
二、成果卓绝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
甘惜分教授是我国成果卓绝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这不仅由于他一生主要的精力用来从事马克思主義新闻理论的研究，而且还由于他的两本新闻理论巨著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新闻科学论文。
《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的性质、特点、功能的专著。在这本理论著作中，甘惜分对于新闻学的理论体系、理论范畴、基本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看法，还以批判性的笔触对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进行了梳理与评点。
我们之所以把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称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巨著，主要是因为，它是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系统梳理、提炼和阐发，而且力排众议，对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各种新闻理论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批评，是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思想解放的一项伟大成果。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敢于和能够拿出一部著作来回答种种社会思潮和新闻理念的挑战，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略。这部书成稿于1981年5月，甘惜分先后到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对于不同意见，他又很快以《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析意见的看法》为题公开作答，并附在这本书的后面。甘惜分的回答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说他“全部接受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新闻观点，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点，却只接受了一半，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办报思想，作者没有接受，被遗忘了或被回避了”。这一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从事报刊活动，他们的办报思想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甘惜分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以卓越的见识阐述了人民报刊的思想，他的人民报刊思想是贯彻始终、终生不渝的。甘惜分的不少论文和著述中曾经引用过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工作的论述。我作为甘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门弟子，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选题都以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为研究主题，足以说明甘老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重视。
二是有人指责他“坚持新闻事业是阶级舆论工具”的观点。甘老对此也给予了回答和分析。他说：“我们说新闻事业是阶级舆论工具，只不过表明新闻事业这种舆论工具是有阶级性的，它不属于这个阶级，就属于另一个阶级。世界上的新闻事业中不代表任何阶级、超阶级的新闻机构是没有的，我们绝对找不出任何一家新闻机构是超阶级的。”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说法是否正确，甘老认为，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说这个说法作为报纸的定义，认为报纸的唯一任务就是阶级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报纸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围绕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不但在现时不对，在过去时期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还说什么阶级斗争工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作用当然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舆论工具，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舆论工具，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新闻事业以从事阶级斗争作为它的职能的一个方面（不是唯一的职能），这是决不可少的。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比忽视这一点，对我们的事业更为有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闻事业今天仍然起着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这是没有错误的。”从甘老讲这些话以来，全球和国内30多年各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较量表明，甘老的这些新闻观点是正确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三是回答对甘惜分“统一舆论和组织舆论”观点的质疑。对于统一舆论之必要，甘惜分说，人民是伟大的，是历史的主宰，但人民不是铁板一块，人民有先进、落后和中间各部分，有左、中、右之分，当人民处于分散状态和无组织状态时，人民是软弱的，是易于被敌人击破的。所以人民需要领导，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坚强的领导，把他们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伟大的人民事业。在现代社会中，这只能由政党来领导。党以什么来说服人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制定的政策来说服人民，让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之下。党运用什么手段去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呢？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报纸等一切新闻舆论工具。这点已被各国的历史所证明，尤其为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证明。由此我们的结论就归结到这一点：新闻事业的作用在于统一思想和统一舆论。
对于组织舆论，甘惜分分析说，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领袖利用报纸来统一思想和团结同志借以建立党的组织，把报纸作为建党的组织者，在建党任务完成之后，这个具体“组织者”的作用确实已经消失了、过时了，但是报纸在党联系群众，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精神桥梁的这一组织者的作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之后，报纸的这一组织作用越发显得突出起来了。报纸的这种组织作用，也就是组织舆论的作用。新闻事业组织舆论，就是在党和群众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进行情况交流、思想交流、经验交流的总过程。党和群众之间的思想联系问题，是统一舆论和组织舆论的问题。甘惜分进一步指出，组织舆论是现代新闻事业的日常工作，无论哪一个阶级的新闻事业都逃不了这个规律。
《新闻论争三十年》是甘惜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新闻学论文的自选本，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观点、新闻工作客观规律、唯物辩证法与新闻工作、新闻学与历史学、新闻与宣传等新闻界论争中的代表性论题所发表的15篇论文。这些论文表明，仅仅过了5年时间，甘惜分的新闻观点有了很大的发展，表明他对新闻真理的追求和严格的自我反省。这部著作中有一篇名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他指出，“左”的思想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视它也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是调节阶级关系的工具。第二个表现是片面强调党报是党的报纸，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它也是人民的报纸。第三个表现是浮夸之风。首先是报喜不报忧。其次是讲话不讲分寸，不留余地，不顾后果。再次是崇尚空谈，不着边际，尽说“伟大的空话”。第四个表现是重实践，轻理论，轻视新闻理论研究。第五个表现是不注意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独创性。
这部著作收集的另一篇论文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集中讨论新闻工作者的方法论原则。甘惜分在文中指出：“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方法论，是指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不属于新闻业务的范畴。这种思想方法问题是每个新闻工作者每天必须思考的问题，他的工作的成功或失败常常有赖于他对方法的掌握如何而定。”接着，他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分别论述了20个题目。其中有辨利弊、分敌我、观全局、明冷热、务虚实、判真伪、兼褒贬、顾上下、操攻守、表主客、见点面、察快慢、求异同、论质量、定正反、审动静、掂轻重、重奇突、别内外、通古今等20个方面的辩证思考。这里有科学的观察，有智慧的选择，有现实的考量，也有作为一位老新闻工作者60余年经验的运作。作为学生，我特别喜欢老师对这20个题目辩证的深刻的阐发。
甘惜分老师的上述两本专著，以及这两本专著所阐发的新闻学观点，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当时全国40余万名新闻工作者中间，《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发行超过20万册，不少新闻院校都将这本书作为教材。
三、新时期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
甘惜分教授是我国特别是新时期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其标志性成果是1986年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与研究的学术机构，甘惜分是首任所长。他为该所拟定的宗旨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舆论调查与研究，其任务有三：第一，及时准确地进行民意测验，沟通和传导社会舆情，分析社会舆论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政府有关部门了解民意及施政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第二，调查新闻传播效果，为我国舆论机构提供实证研究和数据资料。第三，在舆论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的建构、特点及功能。
从我的视野观察，甘老师自从创设和领导舆论研究所以来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更加关心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更加同情普通民众的民主要求。由于各地民众常有冤情投诉无门的情况发生，他们往往误认为舆论研究所是上访机构。甘老常教导我们要关心这些来所投诉的民众，尽各自所能做好接待与解释工作。在老师的教诲与感召下，我们都能热情负责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其二，在了解、研判民意舆情的过程中，推动着对舆论学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甘惜分教授在领导舆论研究所的过程中，先后提出和研究过“多声一向论”“新闻信息三环理论”等新闻舆论的基础性论题。甘惜分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所有新闻事业应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应毫无例外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不容许有反社会主义倾向存在。在这一总的政治方向下，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其他非党报纸则与党的机关报有所区别，应从各自不同特点反映人民的多种意见、多种建议、多种批评、多种表扬、多种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如果发现违反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任何人均可对其进行批评或批判，但也容许其反批评和申辩。如确有反社会主义言行，按纪律和法律处置。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相互沟通，有利于消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有利于培养新闻人才，有利于提高中国新闻事业在人民中以至在全世界的威望，有利于实现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心情舒畅的局面。这就是甘惜分主张的“多声一向论”的主要观点。
甘惜分提出的“新闻信息三环理论”，把信息、新闻、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他称之为发布新闻）三者区别为新闻信息的三个层次。信息是最广泛的范畴，是自然界和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是宇宙间任何事物在运动中对外界发出的一切信号。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信息，生命也就停止了。地球上出现了生物，特别是生长了高级生物之后，它们感知信息，并相互传递信息，但这也只属于动物的本能。只有出现了有思维能力的人类，才能认识外界的信息并以一定的符号沟通信息以改造世界。这种被人类认知了的最新信息相互传递，这就是新闻。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新闻，一般不带有利害关系，仅把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新近变化或奇闻逸事向亲友轉述，这类新闻的数量极大。人类发明了纸、笔和印刷术，使新闻传播的手段为之一变，出现了专门发布新闻的机构，最早是报纸，而后通讯社、广播、电视相继产生，新闻传播更加迅速。但由于任何新闻机构总是有其控制者，他们相互对立，各有利害关系，所以发布的新闻都是从万千事件中经过严格挑选并从自己的立场对事件加以解释，才予以发布的。发布的新闻不但只占每天发生事件的极小部分，而且不同程度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纯客观报道较少）。这样，信息和新闻信息就存在着三种状态：第一大环是每日发生的无穷无尽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信息;第二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新闻;第三环是新闻机构从每日万千新闻中挑选出来加以发布供广大受众接受的新闻。甘惜分提出的三环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区分这三者的不同性质，尤其在于打破发布新闻的起源混同于生物本能的旧观点，那种旧观点的实质是掩盖现代新闻界的倾向性。 甘惜分教授主持和指导舆论研究所近30年，是中国现代舆情调查和研究的开拓者。他领导实施的多次调查结果曾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著名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调查及其发现，成为至今最有影响力的舆论调查和研判的成功项目。
四、人格魅力，学术勇气，理论胆略
甘惜分教授在他的一本著作的封底，写过这样的“自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没有引吭高歌和摇旗呐喊
却也难于沉默不语
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着自己的追求
不幸的是我搞了一门学问叫作新闻学
就是这样受命运的安排自投罗网
闯进这个“无学之学”的圈子里面来研究新闻学
人生之旅并不都是铺的红地毯
也有乱石堆云、惊涛骇浪
追逐名利而又想学术上有所成就
二者兼而得之只是一种幻想
科学是不能依靠权力与金钱占有的
这些“自白”，令我们做弟子的深为老师的人格魅力、学术勇气和理论胆略所折服。每每温习老师的这些“自白”，总难以忘却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不断被批判、被靠边、被关牛棚的经历，难以忘却他的一本名为《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的著作，奔走十年在内地不得出版最终只能到香港（地区）付梓的辛酸。
1996年元旦，甘老的博士们到他家聚会，大家提议，在他80大寿（是年4月17日）时出一本新集子，以志庆祝。老人欣然同意，而且立即动手，经过3个月已经编就，并在生日之前的4月15日写完“自序”。其中，甘老写道：
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10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正统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思维方式。我那些年之所以被不少朋友和学生称为正统派，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经过最近40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探索新闻的规律，再加上40年来中国各方面情况包括新闻工作情况的几次急剧变化，我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第二种思维方式转移，即向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这一转移令我自己吃惊，也使一些朋友和学生惊异：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几十年的一个老干部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转折？
回答是清楚的：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一步步向真理靠拢。我在《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书的扉页上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今天我仍然恪守这句箴言。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也煞费周折。最早想取名《在地狱的入口处》，是窃取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入口犹如地狱的入口，我搞的这门新闻之学，到处都是雷区，有如地狱之门，在门外徜徉尚可，一深入堂奥，便可能触及禁条，知难而返。……而一门科学之未能触及核心，始终在门外徜徉，必不能致真理之精微。
可就是这样一本讲真话、求真理的新闻理论家的倾心之作，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他们的理由是：文中有较多的批评，或者有较多的自我批评。而这些批评或自我批评可能触及当时的禁条。有的出版社竟然提出，如果我童兵敢签字，担保此书出版不会受到指责，他们就出版。甘老自己，我的师弟们，特别是王锋师弟，找了十几家出版社都没谈成，结果只好转到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正应了甘老当初取书名的感觉：在地狱的入口处，而且徘徊了十年之久！
甘老自己对这本书的命运也感叹不已。他继1996年的自序之后，2000年听说有出版希望了，又写了一个“又序”，表示自己没有更多精力对全书文稿再作一次认真的修订感到遗憾，同时又进一步强调了这样一个见解：科学研究在于探索事物的规律。新闻的规律，一言以蔽之：扩大信息量，反映真实情况，反映时代真相，反映社会舆论状况，表达人民的舆论意志，引导人民思想健康。一切与此相反的方针和政策，我看都是不对的。
事实又一次让老师失望。又过了5年，希望再次降临，即可以到香港一家出版社付梓。为此，甘老又写了一个短序：再说几句话。他在其中说：“还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内容，记录的是一个学术思想的历程，而不是一个人的回忆录。”正由于此，他表示对过去的文章一个字也不改，除非是错别字或技术上的差错必须改正之外，思想和学术观点完全不必改动。因为这些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录，就应该让它作为历史而存在，让读者对它作为一种历史产物认识和评判吧！
这本书所载的论文，的确让我们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甘惜分。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闻理论家。他的论文和他的观点都是他真诚研究的结果。我们从这些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学者坚持真理、敬畏真相、修正错误、与时俱进的高贵学术品格。这里略举几个例子：
1979年10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组会议上，甘惜分发言强调：报纸是人民的，是属于人民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当充满人民的声音，应关心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为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而努力奋斗。他还特别强调指出，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指导思想，认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政策最迅速地同群众见面。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应当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它是人民的喉舌，把人民的声音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力量，对党、對国家、对社会产生一种监督力量。
1979年9月23日，甘惜分有个学术发言，提出要打破批评的禁区。他说，应当坚信，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而且一般地说，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应当坚信，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会立刻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引发生机勃勃的反应，党的威信会更加提高，群众的政治热情会更加昂扬，社会风气会更加健康，不正之风将逐渐减少。如果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对干部开展无私的批评也将使那些违法乱纪者、玩弄特权者、官僚主义者知所畏惧。干部作风正，则群众也将学习效法，目前我国人民深为忧虑的社会风气问题必将大为改观。 1991年甘惜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的学术报告，后由香港友人译成英文在美国《交流》季刊1994年夏季号全文发表。在这篇长文中，他就新闻媒体的功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掌握新闻规律、舆论导向与客观公正的关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批评、新闻指导性等七个问题作了长篇、详尽的分析与阐发。甘惜分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也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民族。正因为酷爱自由，所以常在争论中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争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愈辩愈明，有如燧石相击，越打越亮。中国新闻界的历史，就是一部争论不休的历史。甘惜分评述了新闻界不断争论的问题，建构了自己的观念，表达了对这些争论问题的立场。应该说，这篇长文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又十分简洁的新闻若干理论的系统阐述，我们从中可以再次领略这位百岁新闻理论家的人格魅力、学术勇气和理论胆略。
五、言传身教培育新闻后辈
甘惜分教授1978年开始指导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时，已经62岁了。他常对我们说，我们这辈人让一个又一个运动荒废了许多时光，现在要抓紧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里，主要结合甘老指导我怎样做人为文，谈点感想。
1981年我碩士毕业时很想回老家找个学校教书，以便家人团聚和照看年迈的父母。甘老为了动员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特地在星期天从城里赶到学校跟我谈心。他把我带到人民大学西门原新闻系所在的两层楼旁边，指着一个楼道说，“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造反派就是在这里把系主任套上绳索拉下来的，现在新闻系的老师都有一股劲，要重新让新闻系焕发青春，可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你们这批小青年来接班。
甘老更多的是通过他的人格魅力，引导我们学会做人，学会做学问。这里简要记叙一点他同王中教授相处的情景。1980年5月，西北五报召开新闻学术研讨会，甘老带我一起赴会。这个会虽由西北五报召集，但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与会者有100多人，而且借兰州军区会堂举行，声势颇为浩大。报到时听说复旦大学的王中老师也到会，他便对我说，王中是你的老师（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但那时王中已不在新闻系任教），我想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向他当面表示道歉，因为我在1957年“反右派”时批判过他，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当天晚上，肖华将军到甘老房间看望他，甘老和肖华在延安时相识，甘老向肖华也谈到第二天准备向王中道歉的想法，肖华表示支持。谁知第二天正式开会时安排几位长者致辞，王中老师讲话时谈到当年被打成“右派”，说有几个人批判过他，会场上就有一位。当时搞得甘老十分尴尬，但他会后还是同王中见了面，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事后，甘老在一篇文章中还写道：我对王中欠了债，我决不赖账，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认账。他还说过，王中同志的不幸，就如同其他各条战线敢于直言的同志一样，要你无声你却偏要说话，撞到了大鸣大放诱敌深入这个枪口上，倒下了。这不只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民族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党的不幸。这个历史教训，千万不可忘记。后来他还对我说过，1957年我写过两篇文章批判过王中，我不是赶浪头，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分歧。据我分析，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所处环境和所受教育不同造成的。1988年他去上海调研，还专程到王中府上探视。回京后他对我说：“你老师身体太差了，我很担心。”1994年12月他刚从国外归来，听到王中逝世，遥望南国，不禁黯然神伤。问我，有人写了悼念文章没有，我回说没见到，他当即说：“我写一篇。”不久他以《满怀凄恻祭王中》为题的悼文发表在上海《新闻记者》上。
甘老这种光明磊落、胸襟开阔的品格，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我们这些学生。在这样的导师带领下，耳濡目染，我们怎么会不进步？
对我这样的“老学生”，甘老不仅政治上开导，学术上指点，连健康、作息、营养各个方面都严格检查，细心关照。有一次学院组织外出秋游，家属可以同行，甘老对我夫人说：“童兵同志教学科研担子都很繁重，你要照顾好他，现在猪肉不贵，七八毛钱一斤，多买点给他补补。”我夫人笑着说：“甘老，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价钿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顺便在此提一下，甘老前些年的起居饮食全由师母文老师精心照料，甘老完全不必为家务事操心，“油瓶倒了老甘都不会扶一下”（师母语）。师母也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干部，又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任职，但对我们这些学生十分关爱。她还烧得一手好菜，我们都特喜欢吃她烧的饭菜，尤其是那个陈皮牛肉，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流口水。可惜师母不幸于1995年8月21日因心脏病猝死。甘老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对师母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就此打住吧，文章够长的了。愿我们的老师、新闻学界泰斗甘惜分教授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争取活到120岁！”
（写于2015.2.7—9）
（注：本文引用的甘惜分教授的文字，全部摘自他的著作，恕不一一注明，请读者海涵，并向甘老表示由衷的谢忱。）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编校：张红玲
甘惜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1916年4月17日生于四川邻水县。年幼时家境贫困，3岁时父母双亡，依靠兄长挣扎度日。初中毕业后辍学，他在乡镇当小学教员。“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深，他常读上海出版的革命书刊，思想受到触动和激励，在邻水县组织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2月他奔赴延安，先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秋他奉调到马列学院学习。在这里有机会经常听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和讲课，为甘惜分打下一生事业的思想基础。1939年秋他又调回抗大，不久跟随队伍远征敌后。进入晋察冀边区后，奉贺龙将军命令调到八路军120师，任高级干部研究班政治教员，班上的学员几乎都是长征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授衔大都是中将或少将。1940年春，山西发生晋西事变，阎锡山妄图消灭新军，党中央命令120师星夜驰援晋西北，建立晋绥军区。高级干部研究班结束后，甘惜分担任晋绥军区政治部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45年8月日本投降，内战爆发，甘惜分在晋绥军区担任军事宣传工作。1945年奉命北上绥包前线，担任前线记者。1946年1月停战协议签字，根据组织安排，甘惜分仍留在绥蒙地区，不久转为新华社绥蒙分社记者，成为《绥蒙日报》主要创建者之一。1947年甘惜分奉调回到晋绥边区首府兴县，担任新华社晋绥总分社编委，每日向新华社发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惜分与晋绥地区几十个干部奉中央调令，南下到刘邓部队报到，参加解放大西南重镇重庆的工作。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甘惜分和一批干部接管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建立新华社西南总分社，并任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1954年，西南总分社随各大行政区撤销而结束，甘惜分奉调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担任副教授。这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从事新闻实践工作，此后则从事新闻教学与科研工作。用我们学生的话说，我们的老师前半生挥写新闻春秋，后半生探究新闻科学。
当时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一个特点是：全方位向苏联学习。在中国高校新闻教学中，从莫斯科大学和苏共中央党校新闻班搬来的教材内容极为贫乏。甘惜分在讲授“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课程时，为使这门课能够紧密地结合中国国情和新闻工作实际下了不少功夫，但也为以后被人“整肃”埋下了祸根。1958年，他随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左”倾思潮泛滥，甘惜分被当作“修正主义新闻路线典型”遭批判。1961年春，甘惜分给党中央写信要求澄清事实，中宣部派出以张磐石副部长为首的调查组到中国人民大学调查甄别，宣布为甘惜分平反。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甘惜分又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步平反昭雪。
改革开放以来，甘惜分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无畏探索真理的勇气和不倦的工作干劲，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研究生的事业之中。他先后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特邀理事、《新闻学论集》主编等职务。1998年离休，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老教授协会特聘教授。
从教60余年来，甘惜分致力于中国新闻学理论教学和科研工作，为我国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著有《新闻理论基础》《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甘惜分自选集》和《甘惜分文集》（三卷本），主编《新闻学大辞典》和担任《新闻传播学大辞典》顾问，发表论文100多篇。
二、成果卓绝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
甘惜分教授是我国成果卓绝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家。这不仅由于他一生主要的精力用来从事马克思主義新闻理论的研究，而且还由于他的两本新闻理论巨著在中国新闻理论研究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含量的新闻科学论文。
《新闻理论基础》是新中国成立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全面阐述新闻传播规律及新闻事业的性质、特点、功能的专著。在这本理论著作中，甘惜分对于新闻学的理论体系、理论范畴、基本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看法，还以批判性的笔触对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进行了梳理与评点。
我们之所以把这部近20万字的著作称为中国新闻理论研究的巨著，主要是因为，它是对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系统梳理、提炼和阐发，而且力排众议，对刚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及“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各种新闻理论观点进行了分析与批评，是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理论界思想解放的一项伟大成果。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敢于和能够拿出一部著作来回答种种社会思潮和新闻理念的挑战，需要有极大的理论勇气和学术胆略。这部书成稿于1981年5月，甘惜分先后到一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征求意见听取批评，对于不同意见，他又很快以《对新闻理论几点分析意见的看法》为题公开作答，并附在这本书的后面。甘惜分的回答主要涉及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说他“全部接受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新闻观点，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点，却只接受了一半，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办报思想，作者没有接受，被遗忘了或被回避了”。这一指责，与事实完全不符。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都在从事报刊活动，他们的办报思想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甘惜分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代就以卓越的见识阐述了人民报刊的思想，他的人民报刊思想是贯彻始终、终生不渝的。甘惜分的不少论文和著述中曾经引用过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报刊工作的论述。我作为甘老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开门弟子，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选题都以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新闻思想为研究主题，足以说明甘老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重视。
二是有人指责他“坚持新闻事业是阶级舆论工具”的观点。甘老对此也给予了回答和分析。他说：“我们说新闻事业是阶级舆论工具，只不过表明新闻事业这种舆论工具是有阶级性的，它不属于这个阶级，就属于另一个阶级。世界上的新闻事业中不代表任何阶级、超阶级的新闻机构是没有的，我们绝对找不出任何一家新闻机构是超阶级的。”至于“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说法是否正确，甘老认为，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说这个说法作为报纸的定义，认为报纸的唯一任务就是阶级斗争，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报纸一切为了阶级斗争，一切围绕阶级斗争，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不但在现时不对，在过去时期也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现在阶级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不存在了，还说什么阶级斗争工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事业的主要作用当然应当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舆论工具，是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舆论工具，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当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的时候，新闻事业以从事阶级斗争作为它的职能的一个方面（不是唯一的职能），这是决不可少的。充分估计到这一点比忽视这一点，对我们的事业更为有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闻事业今天仍然起着阶级斗争工具的作用，这是没有错误的。”从甘老讲这些话以来，全球和国内30多年各种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较量表明，甘老的这些新闻观点是正确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三是回答对甘惜分“统一舆论和组织舆论”观点的质疑。对于统一舆论之必要，甘惜分说，人民是伟大的，是历史的主宰，但人民不是铁板一块，人民有先进、落后和中间各部分，有左、中、右之分，当人民处于分散状态和无组织状态时，人民是软弱的，是易于被敌人击破的。所以人民需要领导，需要有一个正确的坚强的领导，把他们团结起来，把力量集中起来，这样才能创造一个伟大的人民事业。在现代社会中，这只能由政党来领导。党以什么来说服人民？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及根据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情况相结合而制定的政策来说服人民，让人民的思想统一在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之下。党运用什么手段去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呢？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报纸等一切新闻舆论工具。这点已被各国的历史所证明，尤其为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证明。由此我们的结论就归结到这一点：新闻事业的作用在于统一思想和统一舆论。
对于组织舆论，甘惜分分析说，历史经验证明，无产阶级领袖利用报纸来统一思想和团结同志借以建立党的组织，把报纸作为建党的组织者，在建党任务完成之后，这个具体“组织者”的作用确实已经消失了、过时了，但是报纸在党联系群众，在党和群众之间架起一座精神桥梁的这一组织者的作用不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政权之后，报纸的这一组织作用越发显得突出起来了。报纸的这种组织作用，也就是组织舆论的作用。新闻事业组织舆论，就是在党和群众之间、群众和群众之间进行情况交流、思想交流、经验交流的总过程。党和群众之间的思想联系问题，是统一舆论和组织舆论的问题。甘惜分进一步指出，组织舆论是现代新闻事业的日常工作，无论哪一个阶级的新闻事业都逃不了这个规律。
《新闻论争三十年》是甘惜分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新闻学论文的自选本，收集有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基本观点、新闻工作客观规律、唯物辩证法与新闻工作、新闻学与历史学、新闻与宣传等新闻界论争中的代表性论题所发表的15篇论文。这些论文表明，仅仅过了5年时间，甘惜分的新闻观点有了很大的发展，表明他对新闻真理的追求和严格的自我反省。这部著作中有一篇名为《论我国新闻工作中的“左”的倾向》。他指出，“左”的思想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片面强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视它也是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工具，是调节阶级关系的工具。第二个表现是片面强调党报是党的报纸，不同程度地忽视了它也是人民的报纸。第三个表现是浮夸之风。首先是报喜不报忧。其次是讲话不讲分寸，不留余地，不顾后果。再次是崇尚空谈，不着边际，尽说“伟大的空话”。第四个表现是重实践，轻理论，轻视新闻理论研究。第五个表现是不注意发挥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独创性。
这部著作收集的另一篇论文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我们笔下》，集中讨论新闻工作者的方法论原则。甘惜分在文中指出：“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方法论，是指新闻宣传工作中的思想方法，也就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法，这属于认识论的范畴，而不属于新闻业务的范畴。这种思想方法问题是每个新闻工作者每天必须思考的问题，他的工作的成功或失败常常有赖于他对方法的掌握如何而定。”接着，他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论原则，分别论述了20个题目。其中有辨利弊、分敌我、观全局、明冷热、务虚实、判真伪、兼褒贬、顾上下、操攻守、表主客、见点面、察快慢、求异同、论质量、定正反、审动静、掂轻重、重奇突、别内外、通古今等20个方面的辩证思考。这里有科学的观察，有智慧的选择，有现实的考量，也有作为一位老新闻工作者60余年经验的运作。作为学生，我特别喜欢老师对这20个题目辩证的深刻的阐发。
甘惜分老师的上述两本专著，以及这两本专著所阐发的新闻学观点，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当时全国40余万名新闻工作者中间，《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发行超过20万册，不少新闻院校都将这本书作为教材。
三、新时期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
甘惜分教授是我国特别是新时期现代舆情调查与研究的开拓者，其标志性成果是1986年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这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从事舆情民意调查与研究的学术机构，甘惜分是首任所长。他为该所拟定的宗旨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舆论调查与研究，其任务有三：第一，及时准确地进行民意测验，沟通和传导社会舆情，分析社会舆论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政府有关部门了解民意及施政决策提供参考，为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第二，调查新闻传播效果，为我国舆论机构提供实证研究和数据资料。第三，在舆论调查的基础上，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的建构、特点及功能。
从我的视野观察，甘老师自从创设和领导舆论研究所以来有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更加关心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更加同情普通民众的民主要求。由于各地民众常有冤情投诉无门的情况发生，他们往往误认为舆论研究所是上访机构。甘老常教导我们要关心这些来所投诉的民众，尽各自所能做好接待与解释工作。在老师的教诲与感召下，我们都能热情负责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其二，在了解、研判民意舆情的过程中，推动着对舆论学基础理论的深入研究。甘惜分教授在领导舆论研究所的过程中，先后提出和研究过“多声一向论”“新闻信息三环理论”等新闻舆论的基础性论题。甘惜分认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所有新闻事业应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事业，应毫无例外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针，不容许有反社会主义倾向存在。在这一总的政治方向下，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报是党的喉舌，其他非党报纸则与党的机关报有所区别，应从各自不同特点反映人民的多种意见、多种建议、多种批评、多种表扬、多种来自不同渠道的信息。如果发现违反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任何人均可对其进行批评或批判，但也容许其反批评和申辩。如确有反社会主义言行，按纪律和法律处置。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相互沟通，有利于消除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隔阂，有利于培养新闻人才，有利于提高中国新闻事业在人民中以至在全世界的威望，有利于实现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心情舒畅的局面。这就是甘惜分主张的“多声一向论”的主要观点。
甘惜分提出的“新闻信息三环理论”，把信息、新闻、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他称之为发布新闻）三者区别为新闻信息的三个层次。信息是最广泛的范畴，是自然界和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是宇宙间任何事物在运动中对外界发出的一切信号。信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没有信息，生命也就停止了。地球上出现了生物，特别是生长了高级生物之后，它们感知信息，并相互传递信息，但这也只属于动物的本能。只有出现了有思维能力的人类，才能认识外界的信息并以一定的符号沟通信息以改造世界。这种被人类认知了的最新信息相互传递，这就是新闻。但这种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新闻，一般不带有利害关系，仅把自己所看到或听到的新近变化或奇闻逸事向亲友轉述，这类新闻的数量极大。人类发明了纸、笔和印刷术，使新闻传播的手段为之一变，出现了专门发布新闻的机构，最早是报纸，而后通讯社、广播、电视相继产生，新闻传播更加迅速。但由于任何新闻机构总是有其控制者，他们相互对立，各有利害关系，所以发布的新闻都是从万千事件中经过严格挑选并从自己的立场对事件加以解释，才予以发布的。发布的新闻不但只占每天发生事件的极小部分，而且不同程度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纯客观报道较少）。这样，信息和新闻信息就存在着三种状态：第一大环是每日发生的无穷无尽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信息;第二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传播的新闻;第三环是新闻机构从每日万千新闻中挑选出来加以发布供广大受众接受的新闻。甘惜分提出的三环理论的意义，不仅在于区分这三者的不同性质，尤其在于打破发布新闻的起源混同于生物本能的旧观点，那种旧观点的实质是掩盖现代新闻界的倾向性。 甘惜分教授主持和指导舆论研究所近30年，是中国现代舆情调查和研究的开拓者。他领导实施的多次调查结果曾经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和重视。著名的“首都知名人士龙年展望”调查及其发现，成为至今最有影响力的舆论调查和研判的成功项目。
四、人格魅力，学术勇气，理论胆略
甘惜分教授在他的一本著作的封底，写过这样的“自白”：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
没有引吭高歌和摇旗呐喊
却也难于沉默不语
生就一副犟脾气继续着自己的追求
不幸的是我搞了一门学问叫作新闻学
就是这样受命运的安排自投罗网
闯进这个“无学之学”的圈子里面来研究新闻学
人生之旅并不都是铺的红地毯
也有乱石堆云、惊涛骇浪
追逐名利而又想学术上有所成就
二者兼而得之只是一种幻想
科学是不能依靠权力与金钱占有的
这些“自白”，令我们做弟子的深为老师的人格魅力、学术勇气和理论胆略所折服。每每温习老师的这些“自白”，总难以忘却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不断被批判、被靠边、被关牛棚的经历，难以忘却他的一本名为《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的著作，奔走十年在内地不得出版最终只能到香港（地区）付梓的辛酸。
1996年元旦，甘老的博士们到他家聚会，大家提议，在他80大寿（是年4月17日）时出一本新集子，以志庆祝。老人欣然同意，而且立即动手，经过3个月已经编就，并在生日之前的4月15日写完“自序”。其中，甘老写道：
就我自己来说，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又在新华社工作过10年，我的新闻思维方式开始是完全正统的，也可以说是官方的思维方式。我那些年之所以被不少朋友和学生称为正统派，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经过最近40年的长期研究，对科学真理的追求，探索新闻的规律，再加上40年来中国各方面情况包括新闻工作情况的几次急剧变化，我的思维方式逐渐向第二种思维方式转移，即向严格的科学思维方式转移。这一转移令我自己吃惊，也使一些朋友和学生惊异：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几十年的一个老干部会发生如此巨大的思想转折？
回答是清楚的：认识真理是逐步的，有一个发展过程。我运用自己的独立思考，一步步向真理靠拢。我在《新闻论争三十年》一书的扉页上引用的马克思的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今天我仍然恪守这句箴言。
关于这本书的书名也煞费周折。最早想取名《在地狱的入口处》，是窃取马克思的思想，科学的入口犹如地狱的入口，我搞的这门新闻之学，到处都是雷区，有如地狱之门，在门外徜徉尚可，一深入堂奥，便可能触及禁条，知难而返。……而一门科学之未能触及核心，始终在门外徜徉，必不能致真理之精微。
可就是这样一本讲真话、求真理的新闻理论家的倾心之作，却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出版。他们的理由是：文中有较多的批评，或者有较多的自我批评。而这些批评或自我批评可能触及当时的禁条。有的出版社竟然提出，如果我童兵敢签字，担保此书出版不会受到指责，他们就出版。甘老自己，我的师弟们，特别是王锋师弟，找了十几家出版社都没谈成，结果只好转到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版。正应了甘老当初取书名的感觉：在地狱的入口处，而且徘徊了十年之久！
甘老自己对这本书的命运也感叹不已。他继1996年的自序之后，2000年听说有出版希望了，又写了一个“又序”，表示自己没有更多精力对全书文稿再作一次认真的修订感到遗憾，同时又进一步强调了这样一个见解：科学研究在于探索事物的规律。新闻的规律，一言以蔽之：扩大信息量，反映真实情况，反映时代真相，反映社会舆论状况，表达人民的舆论意志，引导人民思想健康。一切与此相反的方针和政策，我看都是不对的。
事实又一次让老师失望。又过了5年，希望再次降临，即可以到香港一家出版社付梓。为此，甘老又写了一个短序：再说几句话。他在其中说：“还要说明的是，这本书的内容，记录的是一个学术思想的历程，而不是一个人的回忆录。”正由于此，他表示对过去的文章一个字也不改，除非是错别字或技术上的差错必须改正之外，思想和学术观点完全不必改动。因为这些已成为一种历史的记录，就应该让它作为历史而存在，让读者对它作为一种历史产物认识和评判吧！
这本书所载的论文，的确让我们能够认识一个真实的甘惜分。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了不起的新闻理论家。他的论文和他的观点都是他真诚研究的结果。我们从这些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学者坚持真理、敬畏真相、修正错误、与时俱进的高贵学术品格。这里略举几个例子：
1979年10月1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组会议上，甘惜分发言强调：报纸是人民的，是属于人民的，党报同时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当充满人民的声音，应关心他们的疾苦，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我们要为办好一张人民的报纸而努力奋斗。他还特别强调指出，长期以来我们都有一个指导思想，认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政策最迅速地同群众见面。这个思想是正确的，但并不全面。应当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还在于它是人民的喉舌，把人民的声音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力量，对党、對国家、对社会产生一种监督力量。
1979年9月23日，甘惜分有个学术发言，提出要打破批评的禁区。他说，应当坚信，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必由之路，而且一般地说，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应当坚信，打破报纸批评的禁区，会立刻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引发生机勃勃的反应，党的威信会更加提高，群众的政治热情会更加昂扬，社会风气会更加健康，不正之风将逐渐减少。如果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对干部开展无私的批评也将使那些违法乱纪者、玩弄特权者、官僚主义者知所畏惧。干部作风正，则群众也将学习效法，目前我国人民深为忧虑的社会风气问题必将大为改观。 1991年甘惜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争论有益于新闻科学的发展》的学术报告，后由香港友人译成英文在美国《交流》季刊1994年夏季号全文发表。在这篇长文中，他就新闻媒体的功能、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掌握新闻规律、舆论导向与客观公正的关系、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新闻批评、新闻指导性等七个问题作了长篇、详尽的分析与阐发。甘惜分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也是一个酷爱自由的民族。正因为酷爱自由，所以常在争论中表达自己的自由意志。争论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愈辩愈明，有如燧石相击，越打越亮。中国新闻界的历史，就是一部争论不休的历史。甘惜分评述了新闻界不断争论的问题，建构了自己的观念，表达了对这些争论问题的立场。应该说，这篇长文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又十分简洁的新闻若干理论的系统阐述，我们从中可以再次领略这位百岁新闻理论家的人格魅力、学术勇气和理论胆略。
五、言传身教培育新闻后辈
甘惜分教授1978年开始指导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时，已经62岁了。他常对我们说，我们这辈人让一个又一个运动荒废了许多时光，现在要抓紧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这里，主要结合甘老指导我怎样做人为文，谈点感想。
1981年我碩士毕业时很想回老家找个学校教书，以便家人团聚和照看年迈的父母。甘老为了动员我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特地在星期天从城里赶到学校跟我谈心。他把我带到人民大学西门原新闻系所在的两层楼旁边，指着一个楼道说，“文化大革命”中有几个造反派就是在这里把系主任套上绳索拉下来的，现在新闻系的老师都有一股劲，要重新让新闻系焕发青春，可我们年纪都大了，需要你们这批小青年来接班。
甘老更多的是通过他的人格魅力，引导我们学会做人，学会做学问。这里简要记叙一点他同王中教授相处的情景。1980年5月，西北五报召开新闻学术研讨会，甘老带我一起赴会。这个会虽由西北五报召集，但因为是“文化大革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与会者有100多人，而且借兰州军区会堂举行，声势颇为浩大。报到时听说复旦大学的王中老师也到会，他便对我说，王中是你的老师（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但那时王中已不在新闻系任教），我想利用这次开会的机会，向他当面表示道歉，因为我在1957年“反右派”时批判过他，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当天晚上，肖华将军到甘老房间看望他，甘老和肖华在延安时相识，甘老向肖华也谈到第二天准备向王中道歉的想法，肖华表示支持。谁知第二天正式开会时安排几位长者致辞，王中老师讲话时谈到当年被打成“右派”，说有几个人批判过他，会场上就有一位。当时搞得甘老十分尴尬，但他会后还是同王中见了面，诚恳地说，我们之间的新闻观点，是可以争论一辈子的，但是1957年我对你无限上纲，现在向你当面道歉。事后，甘老在一篇文章中还写道：我对王中欠了债，我决不赖账，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认账。他还说过，王中同志的不幸，就如同其他各条战线敢于直言的同志一样，要你无声你却偏要说话，撞到了大鸣大放诱敌深入这个枪口上，倒下了。这不只是个人的不幸，而是民族的不幸，国家的不幸，党的不幸。这个历史教训，千万不可忘记。后来他还对我说过，1957年我写过两篇文章批判过王中，我不是赶浪头，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思想分歧。据我分析，这可能是我们之间所处环境和所受教育不同造成的。1988年他去上海调研，还专程到王中府上探视。回京后他对我说：“你老师身体太差了，我很担心。”1994年12月他刚从国外归来，听到王中逝世，遥望南国，不禁黯然神伤。问我，有人写了悼念文章没有，我回说没见到，他当即说：“我写一篇。”不久他以《满怀凄恻祭王中》为题的悼文发表在上海《新闻记者》上。
甘老这种光明磊落、胸襟开阔的品格，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我们这些学生。在这样的导师带领下，耳濡目染，我们怎么会不进步？
对我这样的“老学生”，甘老不仅政治上开导，学术上指点，连健康、作息、营养各个方面都严格检查，细心关照。有一次学院组织外出秋游，家属可以同行，甘老对我夫人说：“童兵同志教学科研担子都很繁重，你要照顾好他，现在猪肉不贵，七八毛钱一斤，多买点给他补补。”我夫人笑着说：“甘老，你这是‘乾隆年间’的价钿了，不过你放心，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顺便在此提一下，甘老前些年的起居饮食全由师母文老师精心照料，甘老完全不必为家务事操心，“油瓶倒了老甘都不会扶一下”（师母语）。师母也是参加革命工作多年的干部，又在革命历史博物馆任职，但对我们这些学生十分关爱。她还烧得一手好菜，我们都特喜欢吃她烧的饭菜，尤其是那个陈皮牛肉，现在想起来都不免流口水。可惜师母不幸于1995年8月21日因心脏病猝死。甘老在一本书的后记里对师母有一段深情的回忆。
就此打住吧，文章够长的了。愿我们的老师、新闻学界泰斗甘惜分教授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要争取活到120岁！”
（写于2015.2.7—9）
（注：本文引用的甘惜分教授的文字，全部摘自他的著作，恕不一一注明，请读者海涵，并向甘老表示由衷的谢忱。）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文科资深教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