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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8日在暨南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新媒体研究高端论坛，议题为我国新媒体研究与人才培养。没有领导讲话，没有论文宣读，只有深谈与互动，特邀嘉宾少而精，这一形式新颖的论坛更像学术沙龙。对话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新媒体研究所所长彭兰教授、暨南大学新媒体研究所所长谭天教授、香港城市大学互联网挖掘实验室创办人祝建华教授。三位新媒体研究前沿的学者就新媒体研究的重大问题进行了对话，对新媒体本体认知、研究范畴、学科支援以及目前新媒体研究和教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什么是新媒体？
谭天：我想和两位老师探讨一下新媒体研究的一些“大问题”。中国的新闻学花了30年的时间走进传播学，新媒体却让我发现只走进传播学是不够的，还要走出传播学——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视角，比如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来研究新媒体。当下很多学术会议都和“新媒体”沾边，去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研究新媒体本身的却很少。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彭兰：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新闻学过去一直在走进传播学，但是现在看来要走出传播学，这是谭老师一贯的观点，我是深有同感的。2000年左右，在我刚刚开始涉猎网络传播研究不久，看到一篇文章说，做新闻、做传播的人总在网络后面加上“媒体”这个词，但实际上网络绝不仅仅是个媒体。我当时认为，网络的属性，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媒体属性，更准确地说是“媒介”的属性。虽然这两个词经常被我们混用，但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媒介还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以及大众传播，而当我们说媒体的时候，基本是定位在大众传播。所以一开始，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研究网络时基本上把它当作大众传播的一个新平台、新渠道去研究，但事实上，哪怕是从传播的角度来说，网络也是包含了不同传播的媒介。第二个是技术属性。比我们更早关注网络的其实是技术界，比如IT。在我开始使用互联网之前，我注意到当时的《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技术界更多的是从互联网的技术属性来研究。除此之外，网络还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属性。当时我只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对此的体会越来越深刻。前一阵，《新闻战线》约我写了一篇中国互联网20年的文章，标题就是《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我认为，把网络当成一个社会来看的时候，我们的视野会更为开阔。正如谭老师刚才说的，用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来做网络研究，挖掘会更加深入。当然，对张朝阳、曹国伟他们来说，互联网更多的是经营的平台。
至于什么是新媒体，这的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清华大学熊澄宇老师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提这个问题，总在说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最开始用“New Media”这个词的时候，还不知道互联网这个概念，当时的CD-ROM（计算机只读光盘）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新的媒介。到了今天，我们谈论的还是新媒体吗？门户网站都说自己是传统媒体。从前年开始，我讲课的时候就说现在是一个新的新媒体时代。新的新媒体有新的特征，以一些新的技术作为支撑。比如社会化媒体的大范围普及和应用，移动传播把互联网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还有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对新媒体的界定如果需要在大部分情境下都有效的话，第一位的当然是数字化的技术。楼宇广告貌似出现的时间比较新，但如果只是粘贴纸质的东西，那不能称为新媒体。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是基础，比较重要的还有互动性、网络化。所有新的媒体形态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会产生丰富的联系，人与人之间也借助新的媒介，产生亲疏关系。数字化、网络化和交互性，应该是对任何时代的任何新媒体都适用的特点。
祝建华：我想从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办的一个传播与新媒体硕士专业谈起。1995年，我第一次从美国到香港城市大学英文系访问，系里的一些老师已经开了跨文化传播和商业传播的课程。当时系里想搞一个硕士专业，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建议是新媒体。1995年互联网刚刚起步，我当时在美国工作，借助地利参与了一些互联网早期的实验。经过长时间的审批，香港城市大学的新媒体专业在1998年正式开始招生。在确定专业名称的时候，有过几个不同的方案，其中一种是叫“多媒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脑上装一个CD-ROM之后，除了可以读软件、看文件，还能看小电影。多媒体在当时是比互联网更与大众用户贴近的一种媒体技术，互联网还仅限于从事科研和信息检索的小部分高端用户。差不多同时，美国和欧洲的一些院校也开始设置Digital Media（数字媒体/数码媒体）专业。我当时还是坚持了新媒体，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也许几年十几年后多媒体就不热了，我们希望搞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专业，新媒体不会随着新技术的流行而过时。也许是这个理由说服了同事，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负责这个专业，学院尊重了我的意思，定了传播与新媒体。16年来，我们一直沿用这个名称，而且课程设置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十几门课程中只有两三门做了一些调整。从名称上看，我们始终在做时代最前言最新潮的教学和研究。当然，这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疑问，比如新媒体到底是什么，新媒体专业到底在做什么？
问“新媒体是什么”，大概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特色，尹鸿老师一看谭老师要开新媒体研讨会就说，先别开会，先来给我讲清楚什么是新媒体。他说他看了很多相关的论文和讨论，没有一个答案是他满意的。我非常理解，这种要求恰恰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希望任何事物一开始都必须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希望能有一个得到大家共识的定义。其实当我们回顾这20年，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各大学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不同叫法的专业，绝大部分的办学者和参与者并不热衷或者纠结于定义。什么是新媒体？什么是多媒体？什么是数字媒体？什么是社会化媒体？做的人和学的人大概都能领会，“你懂的”。媒体技术、媒介组织形态、用户的使用等都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如果从一开始就设定一个非常准确而且能得到共识的定义应该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去强求。新媒体，用相当于没说的话来说，就是以前不存在的媒体。但这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我们这些正在研究或实操的人的一些感觉。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媒体基本以多媒体为主；当下，新媒体是以社交和移动网络为平台的媒体，其中的内容制作、发布，消费形态和过去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平心而论，主体还是过去所没有的。20年后，我相信新媒体和现在会大不相同。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和彭老师有小的不同，我认为20年后的网络应该不再是计算机网络了。 彭兰：所谓的网络，未来的技术可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祝建华：是的。今天，我们赞美和批判互联网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便利、喜悦和烦恼，而这一切也许在今后的20年，最多30年会被完全崭新的技术和生态所替代。比如，不止一位研究者所预言的生物技术。未来，新媒体也就不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媒体，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前瞻性。或许，我用以描述新媒体的那句“以前不存在的媒体”20年后也还适用。如果我们香港城市大学新媒体专业还在，研究的可能就是生物媒体，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彭兰：接着祝老师的话，我再补充几句。我特别赞同祝老师说的不要纠结于做定义，可能也有同学看过我写的教材，会发现里面的定义很少。我觉得做定义是一个非常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不希望把一个内涵丰富的事物人为地定义为几句话，好让学生们背下来或者写论文的时候引用。我不太做定义，更倾向于在不同阶段对研究对象做不同的观察和思考。面对什么是新媒体这个问题，我刚才只是对新媒体的特征进行了描述。我所说的网络，指的不只是今天的计算机网络，而是终端之间、信息之间的联系，至于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系恐怕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就像祝老师说的，现在的计算机是电子计算机，是用电子信号模拟的，未来可能是生物的、分子的，更接近于人脑的思考、运算方式的。所以在各个场合，不论是给本科生、研究生还是校外的同学讲课，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技术永远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只有这一点是不变的，其他的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谭天：我也很同意二位的观点，新媒体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同时，我也把新媒体看成研究的对象。目前学界的新媒体研究大致有两大类取向：一是以新媒体为载体，研究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里的问题；二是以新媒体为对象，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研究新闻传播领域里的问题。我们到底在研究新闻传播学问题还是在研究社会学、经济学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界定我们的研究范畴。我是从媒体转型到高校的，我一直认为研究应当关注当下，要接地气。比如，当前中国传媒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报社亏损，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学术界的研究者们能够提供哪些理论依据或决策参考？我感觉现在很多新媒体研究者研究的不是新媒体，而是新媒介。媒介是个传播学的概念，而媒体则是个传媒经济学的概念。那么，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传统媒体该如何转型、如何与新媒体融合。无论是彭兰老师讲的“门户论”，还是我提出的“平台论”，其实都是对媒介组织形态的考察，我们都发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很大差别。我认为，新媒体其实并不是“媒体”，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当然，也可以用别的说法来解释，只要抓住新媒体的本质就可以。我们可以研究新媒体的方方面面，但是新媒体的本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是应该集中力量研究清楚。我发现，新媒体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研究对象方面做一些努力？不知二位怎么看。
二、新媒体研究的对象和范畴
彭兰：我现在理解谭老师抛出第一个问题的用意了，毕竟您有传统媒体工作的背景，更多地关注在新技术冲击之下传统媒体的未来生存。可能您谈的新媒体主要是与传统媒体的比较，包括业务形态和体制思维等问题。最近有些词用得很滥，但是又能帮助我们想些问题，即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基因”。如果从媒体的运营角度来说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个人感觉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新媒体对于产品的意识会更强烈。当然传统媒体都在说积极地向新媒体学习，把过去的内容变成产品，但是如果只是把过去登在报纸上的一篇篇文章、放在电视上的一个个节目改口叫成产品，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当年我在研究中国网络媒体最早的发展的时候，注意到很多关于产品的理论在市场营销学中已经研究得非常充分和透彻。比如产品五个不同层次的表现，从核心价值到一般表现形式，再到用户期待的条件，以及产品发生的演变等等。这可以解释新媒体，尤其是商业网站是怎样做内容的。传统媒体号称占据内容的资源优势，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媒体人，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内容放在自己的网站上没什么人看，但是放在新浪、搜狐或者网易上，就会有好多人开始关注、点击。内容从新华网搬到新浪网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用传统媒体的思维是无法解释的。但如果从产品的五个不同层次的角度来看，其核心价值没有发生变化，但其他四个层次的确发生了变化。外在的包装至少是改了，至少标题更吸引人。另外，出现的位置也和新华网不一样，新华网首页上领导人的活动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但新浪网会把网民关注的民生以及其他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组合之下放在不同页面上的时候，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判断：这个网站能够和我产生更多共鸣，那个网站对我来说过于高深。第二个方面是在产品包装的层面上，经过一点点的变化，就能使得产品的价值得到更大的提升。当然，商业网站很早就注意到把内容作为社交的润滑剂。内容的作用不仅仅是教化，更重要的是变成话题让大家互动。新浪内部有一个关于新闻选择的标准让我印象深刻，新闻是能作为人们谈资的东西。课堂上老师们用的可能都是陆定一的定义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新闻，而新浪网有一种对普通网民的天然感觉的判断，把内容推向社交的领域，变成跟帖、分享的对象。对于如何认识将内容变成产品，或许我们可以借鉴营销学的一些理论。这也许是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在内容方面比较大的优点。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在于生产的主体。我在一篇论文里用过一个词叫“封装”，指的是传统媒体按照自身的价值判断、对于新闻事件“5W”事实的挖掘，把看起来无限的事件信息人为地装进了所谓的新闻作品之中。新媒体则是一个开放的生产平台，网民称之为生产的主体。对于网民力量的挖掘和利用或许比单纯依靠精英思维更好一些。
谭天：不知您刚提到的“产品”的内涵是什么，我的理解产品有内容产品和服务产品。 彭兰：我说的是内容产品，服务产品还没来得及展开。
谭天：基于我的意义经济学理论，我认为新媒体是提供意义服务的。2011年全美的报业营收不及一个Google，传统媒体中报纸做的内容是最好的，但却不敌根本不做内容的搜索引擎。传统媒体是“内容为王”，但新媒体是“服务为王”。前不久我问一个同学看不看“春晚”，他说看了一半去“抢红包”了。抢红包的魅力比“春晚”还大？互联网提供了金融以及更多的服务项目。传统媒体可读、可看、可听，新媒体还可用、可玩。新媒体的内涵和外延早已不断扩大。
祝建华：你们谈到了很多话题，我还是回到谭老师一开始说的做新媒体研究应该面对当下、接地气的问题。新媒体研究的一个大问题是传统媒体面临很多挑战，说得重一点是危机重重，更严重一点是死到临头，我们能做什么？传统媒体的问题一部分是体制问题，学者无能为力；另一部分是从业人员，尤其是管理层的观念问题，学者们可以给予帮助。假定我们有资格为传统媒体看病的话，关键在于病人要意识到自己的病。如果病人不相信药效，或者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眼下的冲击过一阵就会过去的，医生也就无能为力了。除了在座的二位，我比较关注的学者还有汕头大学的范东升老师，他有丰富的媒体实务经验、管理经验，而且在海外很多年，现在在做传统媒体的研究，三种角色都扮演过。他在美国《侨报》工作的时候就关注到美国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当时金融危机还没爆发，后来也一直追踪关注，并出版了《拯救报纸》一书，记录的是美欧报业接连面临的困境，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是全球普遍的。当时中国的报业还是风景这边独好，显示出社会制度的优越。但回过头去看，他描述的当年美国报业的衰败正是这几年中国报业的困境。他在和国内一些传统媒体互动的过程中发现，部分从业人员，尤其是主管们要么把问题归结于体制问题，要么归结于眼下经济不景气，觉得是个短期的现象，依旧坚持以“内容为王”，不服输。如果这种观念不转变，学者能做的就很有限。但是如果从传媒经济学的维度来看，还是有可为。
谭老师以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太认同，但我也认为媒体一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国企，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态中，媒体是个经济体，也必然遵循一定的生存和灭亡的必然规律，而且具有全球普遍性。我不是在提倡媒介经济学，我对这个有相当多的保留，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在媒体最发达的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很少有学者研究媒介经济学。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媒体除了内容和服务，其他则是一般企业所共有的经营和管理问题。媒体的会计和一般企业的会计没什么差别，媒体的印刷、制播和一般企业的生产流程、技术质量检测没有太大的不同。至于媒体独特的产品或者说创意内容，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谭老师说，30年来新闻学走进传播学，现在要走出去，那要走到哪儿？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我觉得走进传播学是对的，还应该继续往前走，走到另外一个境界。
谭天：我说的“既要走进，也要走出”不是指应该走向哪里，而是说不局限于传播学的范畴。
祝建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新闻学走进传播学增加了什么，理论思潮、研究方法，比如对受众或者用户的研究，对传播效果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达到更高的层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平台或者说是媒体生态——互联网。互联网也经历了从Web1.0到Web2.0，什么时候进入Web3.0不得而知，至少现在Web2.0的生命力非常旺盛。我认为，以原有的传播学学科来研究互联网、研究新媒体基本管用，而且学科本身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提升。现在说走出传播学有点早了，20年30年之后或许有这个可能性。综观20年来各学科对于互联网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历来是比较边缘的，这个学科本身通常被认为学术性不强，传统底蕴不厚。但是，传播学在互联网研究中的重要性，或者中心性正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不是某一位学者的努力，而是整个学科，包括以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者建立的基础。可能我们对自己的学科信心不足，但在别的学科看来还是很管用的。举个例子来说，7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网络研究所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设计一种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企事业单位服务的专业信息抓取工具。研究所的老师和同学虽然掌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抓取方法和技巧，但是不知道应该抓取什么，于是问我：社科一般关心什么，需要哪些信息？我说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概括，就是传播学中最基础的“5W”模式——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我猜测这个工具的精英用户们希望检索到的80%信息不外乎这“5W”，他们也觉得这个模型非常管用。于是基于“5W”模式，我们开发了好些工具，推进了很多事情。他们还问我要了我翻译的《传播模式论》那本小书，称赞我们学科有这么多好用的框架和模型，我反而被感动了。因为在我们学科内，大家都觉得“5W”太浅显，而且不少学者批评这个模型过于简单，比如没有包含反馈、忽略了外部环境。其实这“5W”勾画出了信息体系中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而我们有些学者往往追求阳春白雪、期待锦上添花。总的说来，回答一下谭老师研究新媒体研究什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超脱现实地寻找新课题，不妨思考一下社会化媒体、移动互联网，或是新媒体技术、平台和生态中这“5W”是怎样的状态。
谭天：新媒体研究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还是得用到新闻传播理论。
祝建华：对，这是我们的强项。
谭天：我和彭老师都是理工科背景出身，但都没有研究新媒体技术问题。
彭兰：其实理工科的看到我们的研究会很陌生，和他们差得比较远。
谭天：我们探讨的实质是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问题，乃至新媒体商业模式的问题。研究商业模式，那就还得需要经济学的支撑。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和祝老师不太一样。
祝建华：我发现我们有共同的地方，但着重点确实不一样。经济问题不是我所关心的，我还是侧重在传播学，在“5W”。 谭天：除了“5W”，我还关心别的。“5W”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更希望把学科的视野拓展，甚至可以包括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都可以为我所用。
祝建华：当然，新媒体研究是非常多元、视野广阔的，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关心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传播学视角下的新媒体研究是我们能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所做的。
三、新媒体研究需要哪些学科的支援？
祝建华：我们研究媒体，研究新的旧的传播现象本身就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这是不言而喻的。跨学科合作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的取向，一个是“泛”，传播学需要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个清单可以无限拓展。本科4年，硕士2～3年，博士3～4年，所有的时间加在一起，听这么多门课程都来不及。这种倾向往往是经验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到跨学科的研究，才会觉得什么都需要补充。但是，我认为是有主次的，什么是主？什么是次？只有经历过跨学科研究才知道。另一个是觉得自家的三分地已经够用了。我刚才说到，对于互联网、新媒体的研究还是应该以“5W”为主，意思是目标和方向应该很明确，并不等于说我们要关起门来。我们可以采纳其他学科的方法，但并不意味着要把目标和方向扔掉。和谭老师的侧重点不同，我说的不要走出传播学就是不要放弃传播学本身。“5W”第一个“W”就是传播者，包含了组织、机制和管理问题。不是说完全不需要传媒经济学，而如果从“5W”的体系来看，它只是一个小类。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完全可以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大的学科研究。
当下有哪些学科和传播学比较密切？最近有些热门的讨论，如大数据、计算机、信息技术，我因为近几年一直和计算机学科打交道，也慢慢了解到计算机学科的四大类，比如最抽象的是计算理论，之上是计算技术，然后是计算应用等。与新闻传播领域、新媒体研究关系最密切的也许是文本分析、信息检索技术。我们要学的并不是这整套技术，而是要了解搜索引擎等相关技术带来的根本性改变。谭老师讲到了Google，Google确实是个奇怪的现象，不创造任何信息，却是目前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或许阿里巴巴在上市之后的两三年内市值会超过Google，但从使用范围、广度，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来说，Google是无法比拟的。我们今天使用的各种社会化媒体都源于以搜索引擎为核心的相关技术，稍微了解这些技术对于理解为何新媒体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会有所助益。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阶段的技术平台都有所不同，我刚才也展望了或许20年后是生物技术，到那个时候信息检索技术就不再重要了。
谭天：如果做新媒体研究要选择传播学之外的三个学科，您会选什么？
祝建华：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有我个人的偏见，我会倾向于计算机、经济学、心理学。
彭兰：之前谭老师提到的走出传播学，我的理解和谭老师的理解是一致的，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我们的老本行。2000年我描述互联网的四重属性的时候，也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内全面开花，我们也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内都有研究成果。视野的开阔是前提，但必须还要有重点，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从事研究的一个重要体会。要看得开，还要找到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价值所在。对于在座的同学们来说，我们的研究主要还是在传播学领域内。正如祝老师所说，我们可能不经意的一些理论、方法，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启发。我感慨很深的是有一次参加一个和大数据有关的会，那儿坐的牛人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看就是在大数据计算方面需要仰望的人物。当他谈到大数据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的时候，PPT中出现了我特别眼熟的文字，一看就是来自我的论文。他们做技术的的确在很多地方很牛，他们集中在对信息的处理以及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像我们一样思考信息对人有什么意义，以及人借助信息产生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各有侧重，也各有优势。不是说我们只能够仰望他们，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一些方法、思维可以给他们提供借鉴。所以，在视野开阔的前提下，一定要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所在。
至于到底要借鉴什么样的学科，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毫无疑问计算机科学给我打下的基础对我做新媒体研究有帮助。但是，有人问我如果招博士的话是不是要计算机背景，我的答案是NO！好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招过有计算机背景的博士。我觉得学计算机实际上给我更多的是思维方法的训练，编程对我逻辑性的训练超过任何的学科或者课程，这一点让我一辈子感谢我选了计算机这样一个专业。另外一方面，它会让我对技术有一种持续的关注，让我至少不害怕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新的东西。学计算机的学生一进校就要做好所学的知识一出校门就会过时的思想准备，但是这种思维方法依然是有效的。我想这可能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计算机专业的训练价值。当然，当我们要去做一些研究，像刚才祝老师提到的内容分析，可能我们今天很难用一种传统的人工的方式去做，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计算机科学的信息挖掘技术，就能够更好地提升我们研究的方法。另外一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社会学，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个人体验是在2005、2006年的时候，我从本能上觉得我研究新媒体需要了解更多的社会学，但是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潮流或方向。有一天我在人大的一个小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书，当然很多内容是通过翻译国外著作或者整合资料而来，但是当时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就是它解决了过去在传播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手段的问题。我们过去总在说意见领袖，后来也一直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研究意见领袖，但是像新媒体这种领域，怎么去衡量意见领袖？如果只是做文本分析，可能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但是那本《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提到了社会网络，就是刚才祝老师提到的这个中心性的这样一个衡量和计算的问题，解决了我多年研究中的一个困惑。所以我赶紧把那本书买了下来，而且很快就在我的课程里介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一直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借鉴一些其他学科，不一定说它推翻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而是它帮助我们以更好的视角以及更好的方法去充实、提升我们的研究。所以，可能社会学对于我来说也是意义比较深刻的。当然，心理学我也比较认同，因为说到底我们研究的还是人，人的这种现象到底是不是会因为互联网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看100年以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再对照今天，也许我们会有答案。很多年以前，祝老师在人大的演讲中提到一句话，但是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持有同样的观点，或者因为语境不同了，观点表达也变化了。当时您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其实互联网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我觉得，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互联网是没有改变人的这种本性的，那当然我们可能需要借助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包括很多年以前的这些研究去对照，我们才可能得到一些更准确的判断。所以如果三个学科的话，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 祝建华：如果你容许我再加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加统计学。如果只允许我选三个的话，我愿意拿统计学换经济学，顺便补充一下我为什么这么选择。就整个社会科学来说，经济学是演绎的，从逻辑、命题演化下来，它对人演绎能力的训练是最好的。而心理学是从底层往上的，叫做归纳，这种训练也是我们同时需要的。所有的其他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更不用说传播学，都是这两门学科的综合应用。比如社会网络分析，说到底是经济学的演绎。我大部分统计应用的方法都是在美国学到的，对以后的发展比较有帮助。为什么我要强调统计学？因为统计学不仅在操作软件，其实还训练了计算思维，以及统计思维。统计思维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比如在医院看病，医生说你长了不该长的肿瘤，80%的可能性会转化为恶性，然后就得动手术，同时手术还有多少概率的风险等等。患者和家属就会觉得这个医生不负责，告诉的不是一个很精准的、绝对的答案，而是一种可能性，然后把责任全推到患者身上，要求患者自主做决定。其实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是这么一种寻找白和黑的关系，百分之百精准和肯定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而我们需要适应这种用可能性概率的思维，考虑可能承受的风险，这就是统计思维，这种统计思维跟我们的常识其实经常是相悖的。不光在我们这个社会，在大部分的社会里这还被认为不是科学，是一种模糊思想，因为讲来讲去还是没讲明白到底会不会发生地震。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越来越是这种情况，统计不单是计算的问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四、当下新媒体研究和教学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彭兰：我个人的感觉，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是比较核心的问题。像我刚才说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中还是较早关注的，然而很困惑的就是怎么去实现它、怎么去计算它的所谓的这些中心性等。当时我在课堂上讲完之后，一个学生尝试着在他的硕士论文里运用。他完全用手工做出来了一个社会网络图，因为他研究的对象也不是那么多，允许他用手工的方式去画。但是现在，他至少可以用UCNET画出来了。还存有困惑的是，这些数据我们怎么去抓取？我发现武汉大学的沈阳老师在这方面非常得心应手，他手上有大量的数据，天天面对这些数据。过去他还困惑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些数据，当他有了这个框架之后，他就可以很好地去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微博或者是其他网络中的数据抓取出来，把它变成可以放到UCNET或者其他工具里使用，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和其他学科结合的一个体现。如果真的拥有这些技术和手段，并拥有一定的将它们和研究思路结合的想法，我们的研究未来也许会有进一步的突破。
我们一直都在谈新媒体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就是和专业设置的关系。在新媒体教育中，培养学生更多的不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为了从事新媒体工作。这些年我也在课堂上教授一些应用课程，早期的网页制作、多媒体新闻，现在的信息图表，以后也试图向数据新闻方向发展。我发现我们的学生在两个方面有很大的障碍。一个是技术方面，这可能是一个需要用到很多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双学士模式，就是让学生先学计算机，在计算机专业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学新闻传播学。另一个方面，比如信息图表，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软件做出来，但不太漂亮美观，尤其对媒体来说。当我们转向一些新媒体产品的时候，艺术表现力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学生们从小受到的美术方面的熏陶不够多，这恐怕也不是我们老师所能解决的。所以要在一门课上既解决技术问题，又解决新闻传播的视野、方法和选题、策划，还要解决艺术表现力问题，我们真的显得捉襟见肘，一个老师恐怕很难同时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如果从新媒体教学来说，技术、内容和艺术三者的结合，甚至在课堂上融合的问题，是另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谭天：今天我们说产学研结合，就是说跟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结合，和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人才培养与媒体需求结合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你们刚才讲的这几门学科，都要涉猎、都要懂一点。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可能把经济学、管理学放在前面，当然社会学、计算机学科这些都需要。我记得中大有一个专业叫数字媒体，早期从文科里面招生，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学，后来从理科里招。去年我有个研究生去了腾讯产品设计部门工作，当时她非常忐忑地和她的顶头上司说自己是学传播学的，怕不行，没想到她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中文出身。各人有各人的位置，iPhone设计得这么好也和乔布斯早年修过书法课程有关。虽然不是他自己设计的，但是他懂得通过设计来提高用户体验。
祝建华：我也是文科出身的，在座的绝大部分同学应该也是文科生，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渣，我们是宝。我们学文科的怎么能够不被别人认为是“渣”？第一，我们千万不要抗拒技术，不要抗拒数学。当然学习过程本身是很痛苦的，各科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文科的思维方式和计算机的不一样，计算机的思维方式和统计的其实也不一样。但是，首先你始终要知道你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码农”，也不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彭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学生缺两种训练，一种是计算训练，另一种是艺术训练。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传播与新媒体专业迎新会的时候，我就发言说我们不是要培养programmer（程序员），也不是要培养graphic designer（平面设计师）。中国不缺码农，中国缺少有创意的艺术家。但是艺术家不是靠教育培养出来的，艺术家靠的是天赋、长期的训练和手把手的教育。机器生产线式的教育是培养不出艺术家的。那我们想培养的是什么人才呢？懂一点技术，能够掌握跟技术人员、码农们沟通的基本词汇，也有点艺术修养，能跟搞创意的人基本对话的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其实就是项目经理。学生们去腾讯也好、去阿里巴巴也好，其实他们做的就是项目经理的工作。而完全不懂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是无法胜任这些工作的。所以，做好了我们不是渣，我们是宝。又讲回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我们做好了，起的作用就是桥梁。码农和搞艺术的，他们各自是紧密连接的，在媒体里面还有一伙人是搞内容的，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记者、编辑。如果你能够跟这三种人都沟通好，你就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人。 彭兰：我同意刚才祝老师说的，其实我们的课堂没有办法在三个方面培养出同时具备三种品鉴能力的人，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懂一点基本的技术，特别是能够跟技术人员交流的能力，这也是我一直在课堂上讲的。我有时候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他们可能得花好几个星期去完成，然后觉得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做这方面的作业了。这没有关系，不是说以后要你去做技术，做技术你肯定做不过学计算机的。但是当你有这样一个体验之后，你会知道技术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以后要去指挥这些技术人员为你服务的时候，大概有这样一种跟他对话的基本能力。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会听你的。同样的，在艺术方面，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慢慢的审美修炼。你不可能做顶尖的艺术人才，但是要有一种基本的审美判断能力，知道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现在的媒体越来越注重产品外在的形式，而我们在这样一个领域里的确过于忽视了这种能力。
谭天：我们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培养的更多的只是一种写作的人才，写文章写得快，但未必比学中文的写得好。对于新媒体研究我还有一个体会，我们要面向传媒业，通过传媒实践来寻找研究的课题，包括传统媒体的转型、媒介融合等，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新媒体发展得那么快，如果我们不能跟进的话，学界和业界将会脱节。以前很多学者觉得这些不是我们的任务，这是业界的问题，学界要保持学术的纯粹，而我觉得对这些应该有一些基础研究。当然，新闻传播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基础研究也应当体现这种应用性。另外，有一个问题想问祝老师，您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关注全球的学术动态，能跟我们讲一讲国外新媒体研究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祝建华：前一阵我参加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关于新闻传播改革的论坛，会前我做了一些准备，谈了一下以美国为主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新媒体或者数字媒体专业最近在招什么老师。讲话稿去年已经在《新闻大学》上刊登了。我通过对收集到的招聘信息进行分析，大体上按照两个纬度来理解，归纳出大概有四类。一个纬度是强调技术操作，或者是强调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务实还是务虚。这个纬度当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取向，理论派和制作派。有的是从理论上理解、分析、解读现在的新媒体，有的是强调制作。另外一个纬度就涉及怎么讲故事，研究也好，制作也罢，核心都是讲故事。讲故事对应的英文是“story telling”，这已经变成人人都能接受的了，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准确的说法，做媒体其实就是讲故事。讲故事也有两种基本的策略，一种是讲个案，一种是讲数据。靠数据还是靠个案？这是一个问题。以前都是讲个案的，数据新闻应该最近才流行。所以，这两个纬度的交叉，形成了四种取向，各个院系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已有的基础以及学校的使命来选择，分别有自己的侧重。
国内的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条件，这是跟新闻教育比较相关的。从新媒体的研究来讲，我们实验室找了当前已有的研究——传播者研究、受众研究、内容研究、渠道以及效果研究的一些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对已有的知识，可以是理论，可以是方法，可以是渠道、手段等等，有很大的冲击或者是有很大的填补的。我们搜集了大概20个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案例，当然大部分是别人做的。每次我们在这五个方面的研究都各自有一些分享，这么多我也没有办法一一挑出来，但是我想讲一个受众研究。在大数据的条件下，通过文本挖掘、数据挖掘做的受众研究跟我们以前的相比，当然有很多优点，但是我们在这个努力过程中有一点目前是非常缺乏的，就是对消极、被动的受众的关注。当然我们已经不再用“受众”这个概念，而用“用户”来替代。用户是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主动的和被动的之分的，在所有社会化媒体上能抓得到、能研究得到的都是积极的和主动的用户，消极的研究不到。什么是消极的用户？比如微博，在你们身边除了发微博的，还有相当一批是围观者。这类用户从数量上超过了积极的用户，而他们的使用习惯却是被忽略的。由于我们的技术基于积极的、主动的用户，我们因此似乎得出了一些过于乐观的结论。用户的参与程度被过高估计了，社会化媒体的美好前景也因此被过高估计了，这是一个目前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其实我们的那篇也不是创新的文章，都是对别人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我们自己工作的总结。但是，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地体会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会在今后被提上议事日程，会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谭天：其实很多新媒体研究还是得从人性、人类方面着眼，其实这还是和我们社会科学带有人文关怀有关。最后，我们每个人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次论坛。
祝老师：不是总结，只是在刚才讲的过程中想起来的一句话。前几天我在清华做过一个讲座引用了一本书上的话，题目是program or be programmed（编程或是被编程），就是讲现在这个时代，是写代码的时代，或者是被程序控制？我们学文科的不是渣，你如果不懂技术，不光要被技术控制，也要被技术员控制。哪怕你做到主管，也是你身边的技术员在操作你，他跟你讲一大堆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然后你就买了这个东西，然后再跟你讲这个东西技术太复杂做不到，这个东西容易，你就会顺着他的路子走。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媒体上演，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技术化，这个大家确实都没有分歧。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我们是越来越成为技术的奴隶、技术员的奴隶，还是成为技术的主人？当然我们不一定是技术员的主人，但至少我们可以是同事和领导者。
彭兰：对技术的态度，套用别的话来说，类似于以前对钱的态度，只有你有了钱才有资格去鄙视钱，技术也是这样。然而我们不一定非得做到那么高深，懂得技术才可能有对技术的批判、鄙视和主宰的能力。在新媒体时代，只有变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更多地克服不管是因为渣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带来的恐惧感，拥抱技术，成为技术的主宰者。
谭天：虽然我和彭老师都有理工科的学习背景，但我一直不认为新媒体的研究是一个技术的研究，而是一个基于技术基础上的传播学、经济学研究，乃至对我们人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不要对技术、对数学产生恐惧，必须得克服这种恐惧。你们是互联网的原著民，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感谢我们远道而来的彭兰老师，还有我们的邻居祝老师。论坛圆满结束，谢谢各位！
（本文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刘方远、林籽舟依据论坛实况整理撰写）
编校：董方晓
一、什么是新媒体？
谭天：我想和两位老师探讨一下新媒体研究的一些“大问题”。中国的新闻学花了30年的时间走进传播学，新媒体却让我发现只走进传播学是不够的，还要走出传播学——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视角，比如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来研究新媒体。当下很多学术会议都和“新媒体”沾边，去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研究新媒体本身的却很少。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新媒体？
彭兰：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新闻学过去一直在走进传播学，但是现在看来要走出传播学，这是谭老师一贯的观点，我是深有同感的。2000年左右，在我刚刚开始涉猎网络传播研究不久，看到一篇文章说，做新闻、做传播的人总在网络后面加上“媒体”这个词，但实际上网络绝不仅仅是个媒体。我当时认为，网络的属性，第一个当然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媒体属性，更准确地说是“媒介”的属性。虽然这两个词经常被我们混用，但还是存在一些差异，媒介还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以及大众传播，而当我们说媒体的时候，基本是定位在大众传播。所以一开始，我们这个领域的学者研究网络时基本上把它当作大众传播的一个新平台、新渠道去研究，但事实上，哪怕是从传播的角度来说，网络也是包含了不同传播的媒介。第二个是技术属性。比我们更早关注网络的其实是技术界，比如IT。在我开始使用互联网之前，我注意到当时的《计算机世界》《中国计算机报》，技术界更多的是从互联网的技术属性来研究。除此之外，网络还有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属性。当时我只有这样的感觉，现在对此的体会越来越深刻。前一阵，《新闻战线》约我写了一篇中国互联网20年的文章，标题就是《从“网络媒体”到“网络社会”》。我认为，把网络当成一个社会来看的时候，我们的视野会更为开阔。正如谭老师刚才说的，用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来做网络研究，挖掘会更加深入。当然，对张朝阳、曹国伟他们来说，互联网更多的是经营的平台。
至于什么是新媒体，这的确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清华大学熊澄宇老师每次开会的时候都会提这个问题，总在说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这当然是毫无疑问的。美国人最开始用“New Media”这个词的时候，还不知道互联网这个概念，当时的CD-ROM（计算机只读光盘）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新的媒介。到了今天，我们谈论的还是新媒体吗？门户网站都说自己是传统媒体。从前年开始，我讲课的时候就说现在是一个新的新媒体时代。新的新媒体有新的特征，以一些新的技术作为支撑。比如社会化媒体的大范围普及和应用，移动传播把互联网推向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还有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等。万变不离其宗，对新媒体的界定如果需要在大部分情境下都有效的话，第一位的当然是数字化的技术。楼宇广告貌似出现的时间比较新，但如果只是粘贴纸质的东西，那不能称为新媒体。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是基础，比较重要的还有互动性、网络化。所有新的媒体形态都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会产生丰富的联系，人与人之间也借助新的媒介，产生亲疏关系。数字化、网络化和交互性，应该是对任何时代的任何新媒体都适用的特点。
祝建华：我想从我们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办的一个传播与新媒体硕士专业谈起。1995年，我第一次从美国到香港城市大学英文系访问，系里的一些老师已经开了跨文化传播和商业传播的课程。当时系里想搞一个硕士专业，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建议是新媒体。1995年互联网刚刚起步，我当时在美国工作，借助地利参与了一些互联网早期的实验。经过长时间的审批，香港城市大学的新媒体专业在1998年正式开始招生。在确定专业名称的时候，有过几个不同的方案，其中一种是叫“多媒体”。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脑上装一个CD-ROM之后，除了可以读软件、看文件，还能看小电影。多媒体在当时是比互联网更与大众用户贴近的一种媒体技术，互联网还仅限于从事科研和信息检索的小部分高端用户。差不多同时，美国和欧洲的一些院校也开始设置Digital Media（数字媒体/数码媒体）专业。我当时还是坚持了新媒体，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也许几年十几年后多媒体就不热了，我们希望搞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的专业，新媒体不会随着新技术的流行而过时。也许是这个理由说服了同事，也许是因为我当时负责这个专业，学院尊重了我的意思，定了传播与新媒体。16年来，我们一直沿用这个名称，而且课程设置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十几门课程中只有两三门做了一些调整。从名称上看，我们始终在做时代最前言最新潮的教学和研究。当然，这也为我们带来了不少疑问，比如新媒体到底是什么，新媒体专业到底在做什么？
问“新媒体是什么”，大概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特色，尹鸿老师一看谭老师要开新媒体研讨会就说，先别开会，先来给我讲清楚什么是新媒体。他说他看了很多相关的论文和讨论，没有一个答案是他满意的。我非常理解，这种要求恰恰是比较传统的想法，希望任何事物一开始都必须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希望能有一个得到大家共识的定义。其实当我们回顾这20年，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各大学多多少少都有类似的不同叫法的专业，绝大部分的办学者和参与者并不热衷或者纠结于定义。什么是新媒体？什么是多媒体？什么是数字媒体？什么是社会化媒体？做的人和学的人大概都能领会，“你懂的”。媒体技术、媒介组织形态、用户的使用等都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如果从一开始就设定一个非常准确而且能得到共识的定义应该是做不到的，也没有必要去强求。新媒体，用相当于没说的话来说，就是以前不存在的媒体。但这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我们这些正在研究或实操的人的一些感觉。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媒体基本以多媒体为主；当下，新媒体是以社交和移动网络为平台的媒体，其中的内容制作、发布，消费形态和过去有类似的地方，但是平心而论，主体还是过去所没有的。20年后，我相信新媒体和现在会大不相同。在这一点上，我的观点和彭老师有小的不同，我认为20年后的网络应该不再是计算机网络了。 彭兰：所谓的网络，未来的技术可能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祝建华：是的。今天，我们赞美和批判互联网技术给我们带来了无数的便利、喜悦和烦恼，而这一切也许在今后的20年，最多30年会被完全崭新的技术和生态所替代。比如，不止一位研究者所预言的生物技术。未来，新媒体也就不再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新媒体，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前瞻性。或许，我用以描述新媒体的那句“以前不存在的媒体”20年后也还适用。如果我们香港城市大学新媒体专业还在，研究的可能就是生物媒体，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彭兰：接着祝老师的话，我再补充几句。我特别赞同祝老师说的不要纠结于做定义，可能也有同学看过我写的教材，会发现里面的定义很少。我觉得做定义是一个非常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不希望把一个内涵丰富的事物人为地定义为几句话，好让学生们背下来或者写论文的时候引用。我不太做定义，更倾向于在不同阶段对研究对象做不同的观察和思考。面对什么是新媒体这个问题，我刚才只是对新媒体的特征进行了描述。我所说的网络，指的不只是今天的计算机网络，而是终端之间、信息之间的联系，至于用什么方式进行联系恐怕不是我们今天所能想象的。就像祝老师说的，现在的计算机是电子计算机，是用电子信号模拟的，未来可能是生物的、分子的，更接近于人脑的思考、运算方式的。所以在各个场合，不论是给本科生、研究生还是校外的同学讲课，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技术永远会超乎我们的想象。只有这一点是不变的，其他的可能都会发生变化。
谭天：我也很同意二位的观点，新媒体是个很难严格定义的概念，或者说，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同时，我也把新媒体看成研究的对象。目前学界的新媒体研究大致有两大类取向：一是以新媒体为载体，研究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里的问题；二是以新媒体为对象，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视角研究新闻传播领域里的问题。我们到底在研究新闻传播学问题还是在研究社会学、经济学问题？我认为有必要界定我们的研究范畴。我是从媒体转型到高校的，我一直认为研究应当关注当下，要接地气。比如，当前中国传媒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报社亏损，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应该怎么办？学术界的研究者们能够提供哪些理论依据或决策参考？我感觉现在很多新媒体研究者研究的不是新媒体，而是新媒介。媒介是个传播学的概念，而媒体则是个传媒经济学的概念。那么，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有什么根本的区别？只有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传统媒体该如何转型、如何与新媒体融合。无论是彭兰老师讲的“门户论”，还是我提出的“平台论”，其实都是对媒介组织形态的考察，我们都发现新媒体与传统媒体有很大差别。我认为，新媒体其实并不是“媒体”，或者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体，而是基于互联网的媒介平台。当然，也可以用别的说法来解释，只要抓住新媒体的本质就可以。我们可以研究新媒体的方方面面，但是新媒体的本体是什么的问题还是应该集中力量研究清楚。我发现，新媒体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不够，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是不是应该在研究对象方面做一些努力？不知二位怎么看。
二、新媒体研究的对象和范畴
彭兰：我现在理解谭老师抛出第一个问题的用意了，毕竟您有传统媒体工作的背景，更多地关注在新技术冲击之下传统媒体的未来生存。可能您谈的新媒体主要是与传统媒体的比较，包括业务形态和体制思维等问题。最近有些词用得很滥，但是又能帮助我们想些问题，即所谓的“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基因”。如果从媒体的运营角度来说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个人感觉可能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新媒体对于产品的意识会更强烈。当然传统媒体都在说积极地向新媒体学习，把过去的内容变成产品，但是如果只是把过去登在报纸上的一篇篇文章、放在电视上的一个个节目改口叫成产品，并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当年我在研究中国网络媒体最早的发展的时候，注意到很多关于产品的理论在市场营销学中已经研究得非常充分和透彻。比如产品五个不同层次的表现，从核心价值到一般表现形式，再到用户期待的条件，以及产品发生的演变等等。这可以解释新媒体，尤其是商业网站是怎样做内容的。传统媒体号称占据内容的资源优势，配备受过专业训练的媒体人，但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这些内容放在自己的网站上没什么人看，但是放在新浪、搜狐或者网易上，就会有好多人开始关注、点击。内容从新华网搬到新浪网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用传统媒体的思维是无法解释的。但如果从产品的五个不同层次的角度来看，其核心价值没有发生变化，但其他四个层次的确发生了变化。外在的包装至少是改了，至少标题更吸引人。另外，出现的位置也和新华网不一样，新华网首页上领导人的活动占据了绝大部分篇幅，但新浪网会把网民关注的民生以及其他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组合之下放在不同页面上的时候，人们会产生这样一种判断：这个网站能够和我产生更多共鸣，那个网站对我来说过于高深。第二个方面是在产品包装的层面上，经过一点点的变化，就能使得产品的价值得到更大的提升。当然，商业网站很早就注意到把内容作为社交的润滑剂。内容的作用不仅仅是教化，更重要的是变成话题让大家互动。新浪内部有一个关于新闻选择的标准让我印象深刻，新闻是能作为人们谈资的东西。课堂上老师们用的可能都是陆定一的定义来告诉我们什么是新闻，而新浪网有一种对普通网民的天然感觉的判断，把内容推向社交的领域，变成跟帖、分享的对象。对于如何认识将内容变成产品，或许我们可以借鉴营销学的一些理论。这也许是新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在内容方面比较大的优点。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别在于生产的主体。我在一篇论文里用过一个词叫“封装”，指的是传统媒体按照自身的价值判断、对于新闻事件“5W”事实的挖掘，把看起来无限的事件信息人为地装进了所谓的新闻作品之中。新媒体则是一个开放的生产平台，网民称之为生产的主体。对于网民力量的挖掘和利用或许比单纯依靠精英思维更好一些。
谭天：不知您刚提到的“产品”的内涵是什么，我的理解产品有内容产品和服务产品。 彭兰：我说的是内容产品，服务产品还没来得及展开。
谭天：基于我的意义经济学理论，我认为新媒体是提供意义服务的。2011年全美的报业营收不及一个Google，传统媒体中报纸做的内容是最好的，但却不敌根本不做内容的搜索引擎。传统媒体是“内容为王”，但新媒体是“服务为王”。前不久我问一个同学看不看“春晚”，他说看了一半去“抢红包”了。抢红包的魅力比“春晚”还大？互联网提供了金融以及更多的服务项目。传统媒体可读、可看、可听，新媒体还可用、可玩。新媒体的内涵和外延早已不断扩大。
祝建华：你们谈到了很多话题，我还是回到谭老师一开始说的做新媒体研究应该面对当下、接地气的问题。新媒体研究的一个大问题是传统媒体面临很多挑战，说得重一点是危机重重，更严重一点是死到临头，我们能做什么？传统媒体的问题一部分是体制问题，学者无能为力；另一部分是从业人员，尤其是管理层的观念问题，学者们可以给予帮助。假定我们有资格为传统媒体看病的话，关键在于病人要意识到自己的病。如果病人不相信药效，或者还存有侥幸心理，认为眼下的冲击过一阵就会过去的，医生也就无能为力了。除了在座的二位，我比较关注的学者还有汕头大学的范东升老师，他有丰富的媒体实务经验、管理经验，而且在海外很多年，现在在做传统媒体的研究，三种角色都扮演过。他在美国《侨报》工作的时候就关注到美国的报纸已经纷纷倒闭，当时金融危机还没爆发，后来也一直追踪关注，并出版了《拯救报纸》一书，记录的是美欧报业接连面临的困境，但是他研究的问题是全球普遍的。当时中国的报业还是风景这边独好，显示出社会制度的优越。但回过头去看，他描述的当年美国报业的衰败正是这几年中国报业的困境。他在和国内一些传统媒体互动的过程中发现，部分从业人员，尤其是主管们要么把问题归结于体制问题，要么归结于眼下经济不景气，觉得是个短期的现象，依旧坚持以“内容为王”，不服输。如果这种观念不转变，学者能做的就很有限。但是如果从传媒经济学的维度来看，还是有可为。
谭老师以传媒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太认同，但我也认为媒体一定不是一个单纯的国企，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宣传机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态中，媒体是个经济体，也必然遵循一定的生存和灭亡的必然规律，而且具有全球普遍性。我不是在提倡媒介经济学，我对这个有相当多的保留，我觉得这是中国特色。在媒体最发达的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很少有学者研究媒介经济学。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中，媒体除了内容和服务，其他则是一般企业所共有的经营和管理问题。媒体的会计和一般企业的会计没什么差别，媒体的印刷、制播和一般企业的生产流程、技术质量检测没有太大的不同。至于媒体独特的产品或者说创意内容，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谭老师说，30年来新闻学走进传播学，现在要走出去，那要走到哪儿？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我觉得走进传播学是对的，还应该继续往前走，走到另外一个境界。
谭天：我说的“既要走进，也要走出”不是指应该走向哪里，而是说不局限于传播学的范畴。
祝建华：这一点我完全同意。我们应该回想一下新闻学走进传播学增加了什么，理论思潮、研究方法，比如对受众或者用户的研究，对传播效果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达到更高的层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一个新的平台或者说是媒体生态——互联网。互联网也经历了从Web1.0到Web2.0，什么时候进入Web3.0不得而知，至少现在Web2.0的生命力非常旺盛。我认为，以原有的传播学学科来研究互联网、研究新媒体基本管用，而且学科本身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提升。现在说走出传播学有点早了，20年30年之后或许有这个可能性。综观20年来各学科对于互联网的研究，新闻传播学历来是比较边缘的，这个学科本身通常被认为学术性不强，传统底蕴不厚。但是，传播学在互联网研究中的重要性，或者中心性正逐渐被接受和认可。这不是某一位学者的努力，而是整个学科，包括以传统媒体为研究对象的传播学者建立的基础。可能我们对自己的学科信心不足，但在别的学科看来还是很管用的。举个例子来说，7年前，我在北京大学网络研究所和老师同学们一起设计一种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企事业单位服务的专业信息抓取工具。研究所的老师和同学虽然掌握了各种各样的信息抓取方法和技巧，但是不知道应该抓取什么，于是问我：社科一般关心什么，需要哪些信息？我说如果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概括，就是传播学中最基础的“5W”模式——Who（谁）Says What（说了什么）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To Whom（向谁说）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我猜测这个工具的精英用户们希望检索到的80%信息不外乎这“5W”，他们也觉得这个模型非常管用。于是基于“5W”模式，我们开发了好些工具，推进了很多事情。他们还问我要了我翻译的《传播模式论》那本小书，称赞我们学科有这么多好用的框架和模型，我反而被感动了。因为在我们学科内，大家都觉得“5W”太浅显，而且不少学者批评这个模型过于简单，比如没有包含反馈、忽略了外部环境。其实这“5W”勾画出了信息体系中最重要的基本要素，而我们有些学者往往追求阳春白雪、期待锦上添花。总的说来，回答一下谭老师研究新媒体研究什么的问题，我认为我们不需要超脱现实地寻找新课题，不妨思考一下社会化媒体、移动互联网，或是新媒体技术、平台和生态中这“5W”是怎样的状态。
谭天：新媒体研究不单是个技术问题，还是得用到新闻传播理论。
祝建华：对，这是我们的强项。
谭天：我和彭老师都是理工科背景出身，但都没有研究新媒体技术问题。
彭兰：其实理工科的看到我们的研究会很陌生，和他们差得比较远。
谭天：我们探讨的实质是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传播问题，乃至新媒体商业模式的问题。研究商业模式，那就还得需要经济学的支撑。在这一点上，我还是和祝老师不太一样。
祝建华：我发现我们有共同的地方，但着重点确实不一样。经济问题不是我所关心的，我还是侧重在传播学，在“5W”。 谭天：除了“5W”，我还关心别的。“5W”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更希望把学科的视野拓展，甚至可以包括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学科乃至自然学科，都可以为我所用。
祝建华：当然，新媒体研究是非常多元、视野广阔的，每一个研究者都有自己关心的问题。就个人而言，我觉得传播学视角下的新媒体研究是我们能为传统媒体的转型所做的。
三、新媒体研究需要哪些学科的支援？
祝建华：我们研究媒体，研究新的旧的传播现象本身就需要跨学科的合作，这是不言而喻的。跨学科合作往往呈现出两个极端的取向，一个是“泛”，传播学需要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宗教学、文化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个清单可以无限拓展。本科4年，硕士2～3年，博士3～4年，所有的时间加在一起，听这么多门课程都来不及。这种倾向往往是经验不够，没有真正参与到跨学科的研究，才会觉得什么都需要补充。但是，我认为是有主次的，什么是主？什么是次？只有经历过跨学科研究才知道。另一个是觉得自家的三分地已经够用了。我刚才说到，对于互联网、新媒体的研究还是应该以“5W”为主，意思是目标和方向应该很明确，并不等于说我们要关起门来。我们可以采纳其他学科的方法，但并不意味着要把目标和方向扔掉。和谭老师的侧重点不同，我说的不要走出传播学就是不要放弃传播学本身。“5W”第一个“W”就是传播者，包含了组织、机制和管理问题。不是说完全不需要传媒经济学，而如果从“5W”的体系来看，它只是一个小类。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完全可以进行专门的研究，但没有必要作为一个大的学科研究。
当下有哪些学科和传播学比较密切？最近有些热门的讨论，如大数据、计算机、信息技术，我因为近几年一直和计算机学科打交道，也慢慢了解到计算机学科的四大类，比如最抽象的是计算理论，之上是计算技术，然后是计算应用等。与新闻传播领域、新媒体研究关系最密切的也许是文本分析、信息检索技术。我们要学的并不是这整套技术，而是要了解搜索引擎等相关技术带来的根本性改变。谭老师讲到了Google，Google确实是个奇怪的现象，不创造任何信息，却是目前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或许阿里巴巴在上市之后的两三年内市值会超过Google，但从使用范围、广度，以及带来的社会影响来说，Google是无法比拟的。我们今天使用的各种社会化媒体都源于以搜索引擎为核心的相关技术，稍微了解这些技术对于理解为何新媒体发展到今天这一步，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会有所助益。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阶段的技术平台都有所不同，我刚才也展望了或许20年后是生物技术，到那个时候信息检索技术就不再重要了。
谭天：如果做新媒体研究要选择传播学之外的三个学科，您会选什么？
祝建华：回答这个问题肯定有我个人的偏见，我会倾向于计算机、经济学、心理学。
彭兰：之前谭老师提到的走出传播学，我的理解和谭老师的理解是一致的，这并不意味着抛弃我们的老本行。2000年我描述互联网的四重属性的时候，也不是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内全面开花，我们也不可能在所有的领域内都有研究成果。视野的开阔是前提，但必须还要有重点，这也是我多年以来从事研究的一个重要体会。要看得开，还要找到自己的优势、自己的价值所在。对于在座的同学们来说，我们的研究主要还是在传播学领域内。正如祝老师所说，我们可能不经意的一些理论、方法，对于其他学科来说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启发。我感慨很深的是有一次参加一个和大数据有关的会，那儿坐的牛人是中科院计算所的，一看就是在大数据计算方面需要仰望的人物。当他谈到大数据对新闻传播的影响的时候，PPT中出现了我特别眼熟的文字，一看就是来自我的论文。他们做技术的的确在很多地方很牛，他们集中在对信息的处理以及信息与信息之间的关系，而不会像我们一样思考信息对人有什么意义，以及人借助信息产生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各有侧重，也各有优势。不是说我们只能够仰望他们，他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觉得我们的一些方法、思维可以给他们提供借鉴。所以，在视野开阔的前提下，一定要慢慢地找到自己的核心价值所在。
至于到底要借鉴什么样的学科，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本科学的是计算机，毫无疑问计算机科学给我打下的基础对我做新媒体研究有帮助。但是，有人问我如果招博士的话是不是要计算机背景，我的答案是NO！好像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招过有计算机背景的博士。我觉得学计算机实际上给我更多的是思维方法的训练，编程对我逻辑性的训练超过任何的学科或者课程，这一点让我一辈子感谢我选了计算机这样一个专业。另外一方面，它会让我对技术有一种持续的关注，让我至少不害怕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着的新的东西。学计算机的学生一进校就要做好所学的知识一出校门就会过时的思想准备，但是这种思维方法依然是有效的。我想这可能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计算机专业的训练价值。当然，当我们要去做一些研究，像刚才祝老师提到的内容分析，可能我们今天很难用一种传统的人工的方式去做，如果我们能够借助于计算机科学的信息挖掘技术，就能够更好地提升我们研究的方法。另外一个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是社会学，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个人体验是在2005、2006年的时候，我从本能上觉得我研究新媒体需要了解更多的社会学，但是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潮流或方向。有一天我在人大的一个小书店里发现了一本叫《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书，当然很多内容是通过翻译国外著作或者整合资料而来，但是当时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给我的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就是它解决了过去在传播学中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手段的问题。我们过去总在说意见领袖，后来也一直在各种不同的领域里研究意见领袖，但是像新媒体这种领域，怎么去衡量意见领袖？如果只是做文本分析，可能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但是那本《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提到了社会网络，就是刚才祝老师提到的这个中心性的这样一个衡量和计算的问题，解决了我多年研究中的一个困惑。所以我赶紧把那本书买了下来，而且很快就在我的课程里介绍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一直觉得其实这就是我们需要去借鉴一些其他学科，不一定说它推翻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而是它帮助我们以更好的视角以及更好的方法去充实、提升我们的研究。所以，可能社会学对于我来说也是意义比较深刻的。当然，心理学我也比较认同，因为说到底我们研究的还是人，人的这种现象到底是不是会因为互联网改变？那么我们可以看看100年以前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再对照今天，也许我们会有答案。很多年以前，祝老师在人大的演讲中提到一句话，但是我不知道您现在是否还持有同样的观点，或者因为语境不同了，观点表达也变化了。当时您说，从您的观察来看其实互联网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我觉得，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说互联网是没有改变人的这种本性的，那当然我们可能需要借助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包括很多年以前的这些研究去对照，我们才可能得到一些更准确的判断。所以如果三个学科的话，社会学、社会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是我个人觉得比较重要的。 祝建华：如果你容许我再加一个的话，我觉得应该加统计学。如果只允许我选三个的话，我愿意拿统计学换经济学，顺便补充一下我为什么这么选择。就整个社会科学来说，经济学是演绎的，从逻辑、命题演化下来，它对人演绎能力的训练是最好的。而心理学是从底层往上的，叫做归纳，这种训练也是我们同时需要的。所有的其他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政治学，更不用说传播学，都是这两门学科的综合应用。比如社会网络分析，说到底是经济学的演绎。我大部分统计应用的方法都是在美国学到的，对以后的发展比较有帮助。为什么我要强调统计学？因为统计学不仅在操作软件，其实还训练了计算思维，以及统计思维。统计思维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举个例子，比如在医院看病，医生说你长了不该长的肿瘤，80%的可能性会转化为恶性，然后就得动手术，同时手术还有多少概率的风险等等。患者和家属就会觉得这个医生不负责，告诉的不是一个很精准的、绝对的答案，而是一种可能性，然后把责任全推到患者身上，要求患者自主做决定。其实所有的事情背后都是这么一种寻找白和黑的关系，百分之百精准和肯定的事情是不存在的。而我们需要适应这种用可能性概率的思维，考虑可能承受的风险，这就是统计思维，这种统计思维跟我们的常识其实经常是相悖的。不光在我们这个社会，在大部分的社会里这还被认为不是科学，是一种模糊思想，因为讲来讲去还是没讲明白到底会不会发生地震。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越来越是这种情况，统计不单是计算的问题，更是一种思维方式。
四、当下新媒体研究和教学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彭兰：我个人的感觉，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还是比较核心的问题。像我刚才说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在国内新闻传播领域中还是较早关注的，然而很困惑的就是怎么去实现它、怎么去计算它的所谓的这些中心性等。当时我在课堂上讲完之后，一个学生尝试着在他的硕士论文里运用。他完全用手工做出来了一个社会网络图，因为他研究的对象也不是那么多，允许他用手工的方式去画。但是现在，他至少可以用UCNET画出来了。还存有困惑的是，这些数据我们怎么去抓取？我发现武汉大学的沈阳老师在这方面非常得心应手，他手上有大量的数据，天天面对这些数据。过去他还困惑不知道该怎么用这些数据，当他有了这个框架之后，他就可以很好地去利用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微博或者是其他网络中的数据抓取出来，把它变成可以放到UCNET或者其他工具里使用，这是我们迫切需要和其他学科结合的一个体现。如果真的拥有这些技术和手段，并拥有一定的将它们和研究思路结合的想法，我们的研究未来也许会有进一步的突破。
我们一直都在谈新媒体研究的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不可忽视，就是和专业设置的关系。在新媒体教育中，培养学生更多的不是为了做研究，而是为了从事新媒体工作。这些年我也在课堂上教授一些应用课程，早期的网页制作、多媒体新闻，现在的信息图表，以后也试图向数据新闻方向发展。我发现我们的学生在两个方面有很大的障碍。一个是技术方面，这可能是一个需要用到很多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双学士模式，就是让学生先学计算机，在计算机专业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学新闻传播学。另一个方面，比如信息图表，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软件做出来，但不太漂亮美观，尤其对媒体来说。当我们转向一些新媒体产品的时候，艺术表现力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学生们从小受到的美术方面的熏陶不够多，这恐怕也不是我们老师所能解决的。所以要在一门课上既解决技术问题，又解决新闻传播的视野、方法和选题、策划，还要解决艺术表现力问题，我们真的显得捉襟见肘，一个老师恐怕很难同时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想，如果从新媒体教学来说，技术、内容和艺术三者的结合，甚至在课堂上融合的问题，是另外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谭天：今天我们说产学研结合，就是说跟我们的教学和研究结合，和专业人才培养相结合。人才培养与媒体需求结合的话，就面临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你们刚才讲的这几门学科，都要涉猎、都要懂一点。就我个人的研究来说，可能把经济学、管理学放在前面，当然社会学、计算机学科这些都需要。我记得中大有一个专业叫数字媒体，早期从文科里面招生，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学，后来从理科里招。去年我有个研究生去了腾讯产品设计部门工作，当时她非常忐忑地和她的顶头上司说自己是学传播学的，怕不行，没想到她的顶头上司说他是中文出身。各人有各人的位置，iPhone设计得这么好也和乔布斯早年修过书法课程有关。虽然不是他自己设计的，但是他懂得通过设计来提高用户体验。
祝建华：我也是文科出身的，在座的绝大部分同学应该也是文科生，我想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渣，我们是宝。我们学文科的怎么能够不被别人认为是“渣”？第一，我们千万不要抗拒技术，不要抗拒数学。当然学习过程本身是很痛苦的，各科的思维方式都不一样，文科的思维方式和计算机的不一样，计算机的思维方式和统计的其实也不一样。但是，首先你始终要知道你的目标不是成为一个“码农”，也不是成为一个艺术家。彭老师刚才也说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学生缺两种训练，一种是计算训练，另一种是艺术训练。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传播与新媒体专业迎新会的时候，我就发言说我们不是要培养programmer（程序员），也不是要培养graphic designer（平面设计师）。中国不缺码农，中国缺少有创意的艺术家。但是艺术家不是靠教育培养出来的，艺术家靠的是天赋、长期的训练和手把手的教育。机器生产线式的教育是培养不出艺术家的。那我们想培养的是什么人才呢？懂一点技术，能够掌握跟技术人员、码农们沟通的基本词汇，也有点艺术修养，能跟搞创意的人基本对话的这样一种人，这种人其实就是项目经理。学生们去腾讯也好、去阿里巴巴也好，其实他们做的就是项目经理的工作。而完全不懂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是无法胜任这些工作的。所以，做好了我们不是渣，我们是宝。又讲回社会网络分析的思想，我们做好了，起的作用就是桥梁。码农和搞艺术的，他们各自是紧密连接的，在媒体里面还有一伙人是搞内容的，这就是我们传统的记者、编辑。如果你能够跟这三种人都沟通好，你就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人。 彭兰：我同意刚才祝老师说的，其实我们的课堂没有办法在三个方面培养出同时具备三种品鉴能力的人，但是我们的确需要懂一点基本的技术，特别是能够跟技术人员交流的能力，这也是我一直在课堂上讲的。我有时候在课堂上给学生们布置的作业他们可能得花好几个星期去完成，然后觉得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做这方面的作业了。这没有关系，不是说以后要你去做技术，做技术你肯定做不过学计算机的。但是当你有这样一个体验之后，你会知道技术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以后要去指挥这些技术人员为你服务的时候，大概有这样一种跟他对话的基本能力。否则你就没有办法跟他们说话，他们也不会听你的。同样的，在艺术方面，我认为更多的是一种慢慢的审美修炼。你不可能做顶尖的艺术人才，但是要有一种基本的审美判断能力，知道什么好看、什么不好看。现在的媒体越来越注重产品外在的形式，而我们在这样一个领域里的确过于忽视了这种能力。
谭天：我们传统的新闻学教育培养的更多的只是一种写作的人才，写文章写得快，但未必比学中文的写得好。对于新媒体研究我还有一个体会，我们要面向传媒业，通过传媒实践来寻找研究的课题，包括传统媒体的转型、媒介融合等，也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新媒体发展得那么快，如果我们不能跟进的话，学界和业界将会脱节。以前很多学者觉得这些不是我们的任务，这是业界的问题，学界要保持学术的纯粹，而我觉得对这些应该有一些基础研究。当然，新闻传播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基础研究也应当体现这种应用性。另外，有一个问题想问祝老师，您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长，也比较关注全球的学术动态，能跟我们讲一讲国外新媒体研究有什么新的动向吗？
祝建华：前一阵我参加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一个关于新闻传播改革的论坛，会前我做了一些准备，谈了一下以美国为主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新闻传播院系的新媒体或者数字媒体专业最近在招什么老师。讲话稿去年已经在《新闻大学》上刊登了。我通过对收集到的招聘信息进行分析，大体上按照两个纬度来理解，归纳出大概有四类。一个纬度是强调技术操作，或者是强调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务实还是务虚。这个纬度当中就有两种不同的取向，理论派和制作派。有的是从理论上理解、分析、解读现在的新媒体，有的是强调制作。另外一个纬度就涉及怎么讲故事，研究也好，制作也罢，核心都是讲故事。讲故事对应的英文是“story telling”，这已经变成人人都能接受的了，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准确的说法，做媒体其实就是讲故事。讲故事也有两种基本的策略，一种是讲个案，一种是讲数据。靠数据还是靠个案？这是一个问题。以前都是讲个案的，数据新闻应该最近才流行。所以，这两个纬度的交叉，形成了四种取向，各个院系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已有的基础以及学校的使命来选择，分别有自己的侧重。
国内的各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目标和条件，这是跟新闻教育比较相关的。从新媒体的研究来讲，我们实验室找了当前已有的研究——传播者研究、受众研究、内容研究、渠道以及效果研究的一些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对已有的知识，可以是理论，可以是方法，可以是渠道、手段等等，有很大的冲击或者是有很大的填补的。我们搜集了大概20个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案例，当然大部分是别人做的。每次我们在这五个方面的研究都各自有一些分享，这么多我也没有办法一一挑出来，但是我想讲一个受众研究。在大数据的条件下，通过文本挖掘、数据挖掘做的受众研究跟我们以前的相比，当然有很多优点，但是我们在这个努力过程中有一点目前是非常缺乏的，就是对消极、被动的受众的关注。当然我们已经不再用“受众”这个概念，而用“用户”来替代。用户是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主动的和被动的之分的，在所有社会化媒体上能抓得到、能研究得到的都是积极的和主动的用户，消极的研究不到。什么是消极的用户？比如微博，在你们身边除了发微博的，还有相当一批是围观者。这类用户从数量上超过了积极的用户，而他们的使用习惯却是被忽略的。由于我们的技术基于积极的、主动的用户，我们因此似乎得出了一些过于乐观的结论。用户的参与程度被过高估计了，社会化媒体的美好前景也因此被过高估计了，这是一个目前还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其实我们的那篇也不是创新的文章，都是对别人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我们自己工作的总结。但是，在总结的过程当中，我慢慢地体会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会在今后被提上议事日程，会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谭天：其实很多新媒体研究还是得从人性、人类方面着眼，其实这还是和我们社会科学带有人文关怀有关。最后，我们每个人用一句话来结束本次论坛。
祝老师：不是总结，只是在刚才讲的过程中想起来的一句话。前几天我在清华做过一个讲座引用了一本书上的话，题目是program or be programmed（编程或是被编程），就是讲现在这个时代，是写代码的时代，或者是被程序控制？我们学文科的不是渣，你如果不懂技术，不光要被技术控制，也要被技术员控制。哪怕你做到主管，也是你身边的技术员在操作你，他跟你讲一大堆这个东西好那个东西不好，然后你就买了这个东西，然后再跟你讲这个东西技术太复杂做不到，这个东西容易，你就会顺着他的路子走。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媒体上演，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技术化，这个大家确实都没有分歧。在这种发展过程中，我们是越来越成为技术的奴隶、技术员的奴隶，还是成为技术的主人？当然我们不一定是技术员的主人，但至少我们可以是同事和领导者。
彭兰：对技术的态度，套用别的话来说，类似于以前对钱的态度，只有你有了钱才有资格去鄙视钱，技术也是这样。然而我们不一定非得做到那么高深，懂得技术才可能有对技术的批判、鄙视和主宰的能力。在新媒体时代，只有变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更多地克服不管是因为渣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带来的恐惧感，拥抱技术，成为技术的主宰者。
谭天：虽然我和彭老师都有理工科的学习背景，但我一直不认为新媒体的研究是一个技术的研究，而是一个基于技术基础上的传播学、经济学研究，乃至对我们人本身的这样一个研究。我希望我们的同学不要对技术、对数学产生恐惧，必须得克服这种恐惧。你们是互联网的原著民，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感谢我们远道而来的彭兰老师，还有我们的邻居祝老师。论坛圆满结束，谢谢各位！
（本文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刘方远、林籽舟依据论坛实况整理撰写）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