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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化是当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跨国企业的重要战略行为，对企业国际化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也颇为引人关注。文章从管理层社会资本和董事会角色入手，试图发现企业国际化行为中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机理，指出管理层社会资本和董事会对企业国际化的双重作用。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 驱动因素 管理层 社会资本 董事会角色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国际化战略是指企业将经营活动进行跨国界拓展的行为，包括销售、制造或者研发进入不同的地理区域或海外市场。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飞速发展，我国企业竞争力逐渐得到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有需求和能力实施国际化战略，拓展国际市场。国际化是任何企业都无法回避的重要战略选择，其必然会涉及到公司内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即股东、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
作为公司战略决策的具体执行者，高管团队特征与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关系一直得到战略管理学者的青睐，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挖掘。不过，从国际化作为重要战略决策的属性的本身而言，股东及董事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决策和作用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①。本文试图在制度观的基础上研究企业国际化行为，利用公司治理框架下的董事会角色模型，弄清楚在公司治理机制下的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中管理层社会资本所起到的诸多作用。
相关概念与理论梳理
管理层与企业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主线：一是国际化的动因或影响因素研究，二是国际化的经济后果研究②。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关注对象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移，如何理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已经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领域。为了试图回答“是什么驱动了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这一问题，主流观点给出的解释是，企业特有的因素是解释其国际化经营的核心，这可以利用Dunning的折衷理论、小岛清等的比较优势理论、Barney的资源基础观加以解释。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国际化行为，相继出现了“联接-杠杆-学习”理论、“跳板”理论以及“制度规避”理论等。
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决策，企业国际化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来自于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的高阶理论③，该理论依据行为理论和有限理性假设，主要阐释了管理层特征与战略选择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此后多数学者都沿用这一思路，运用高阶理论解释管理层的特征与公司各种类型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为企业的公司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国际化必然也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内在逻辑。
一般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管理层的认知能力也相应增强，对复杂、不明朗事件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这有利于企业采取复杂性相对较高且风险性相对较大的国际化行为④。海外教育经历将会有助于增强管理层成员对国外文化的了解，消除企业进行国际化决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认知障碍，推动企业国际化。研究发现，企业的管理层成员在国外接受教育、管理层成员的海外工作经历等因素与企业国际化之间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⑤。
尽管以上结论的得出大多从管理层成员的认识模式角度出发，但同样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加以解释。这些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的管理层成员，往往也能够形成海外的社交网络和人脉关系，他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与海外投资者打交道，争取海外投资，赢得战略合作伙伴的支持。因此，社会资本也是他们能够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董事会角色与企业战略行为。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颇为举足轻重的团队，特别是作为股东利益的直接代言人，董事会究竟如何在运行机制中体现显得尤为重要。Kandel和Lazear认为，团队成员之间较高的异质性有利于提高集体监督能力⑥。因此，董事会的异质性促进其集体监督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减少“搭便车”现象，进而将有助于确保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对业务复杂的公司而言，规模更大、独立性更强的董事会将可以提供更好的建议。董事们的背景差异越大，即异质性程度越高，他们对高管团队的帮助也就越显著。这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顾问”功能，强化其“决策管理”的角色。
关于董事会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关系，与经营决策质量有关的董事会决策能力以及对高层管理者行使监督职权的治理角色，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从现有的学术文献看，也大都集中于这两个视角加以展开的。
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层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企业而言，影响其国际化行为的因素往往会有其特殊性。就中国情境而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构成了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情境下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国际化行为上是否存在着不同呢？这也表现为两个不同的观点，即推动论和阻碍论。
第一，由于企业之间的交易往来关系，他们之间会形成相应的网络，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国际化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降低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诸多风险⑦。此外，企业间网络还可以帮助企业了解竞争对手的行为，提高国际化成功的几率⑧。上述企业间的网络，如果从管理层角度分析，可以理解为不同企业间管理层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还需要考虑的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往往会按照政府的某些意图来采取行动，如我国近年来强调的“走出去”战略，很多国有企业也会在管理层社会资本的驱动下，采取较为积极的国际化战略。即使就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也有助于推动其国际化深度⑨。
第二，考虑到原有制度障碍的束缚，中国情境下的国有企业的诸多特质都阻碍了其采取较为积极的国际化行为。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来看，政府背景是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更容易获准进入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或新兴产业，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和合作。这些在本国所获得的优势将会阻碍企业进入到其他国家，或降低其采取国际化行为的动机。关于这些政府背景的讨论，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所有权，也可以表现为企业管理层的政府背景，即管理层的某些人员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或与政府部门官员建立了相对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实证经验研究发现，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概率和国际化水平都显著更低⑩。 国际化驱动模型：因素构成及内在逻辑
从制度观出发讨论管理层社会资本及其在公司治理框架下的相互作用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两个关键因素，即人际网络关系和管理层权力。
第一，人际网络关系。政治关联是新兴市场及国家中企业管理层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企业需要与政府之间的某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这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的支持，比如非正式的产权保护、突破行业的进入壁垒、税收优惠和廉价资源的获取等。这里的政治关联主要描述了企业与政府之间某种较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被视作企业特定类型的资源。
政治关联大多表现为企业的管理层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人际网络关系，这也符合社会资本的范畴。比如，当企业的管理层曾经在政府部门担任过职位，或者他们与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拥有相同的教育经历等，都能够拉近他们的距离，使之成为其人际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外，基于商界的人际网络关系也会增加管理层的社会资本，如他们曾经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特别是在一些国外著名大学就读，都会有助于他们形成具有较高价值的人际网络。
第二，管理层权力。现代公司出现“两权分离”后，围绕经理主义的讨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从经理自由裁量权（managerial discretion）到管理层权力（managerial power），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层可以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对董事会施加诸多影响，不仅体现在新任董事的提名和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上，也包括管理层薪酬方案的设计和调整。考虑到管理层权力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之间的分布状态，有必要在企业国际化决策过程中引入这一因素，以更准确地描述决策过程的内在逻辑。
一般认为，关于管理层权力主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即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以及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影响力。权力循环理论认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公司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并直接表现为董事会与高层管理团队之间围绕公司战略决策发生的对抗。基于此，构建模型如下：
图1：基于管理层社会资本的国际化驱动因素模型
这里主要有两个重要的逻辑，即合法性机制和权力机制。基于管理层社会资本的国际化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认为，上述两个机制对企业国家化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是合法性机制。企业国际化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从一种制度环境进入到另一种制度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合法性机制就成为很好的解释工具。一般来说，东道国投资者对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的认可，不仅取决于其业绩，还要考虑对其所处制度环境的认可程度，这就构成了“合法性”的范畴。当两个国家具有较为良好关系的时候，有助于消除东道国投资者的疑虑。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双边政治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维护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就越有利于中国对该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一旦企业的某些特征不被东道国投资者认可，就可能无法被东道国资本市场所接受。比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在实施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就遭到某些东道国的质疑。在上述事件中，企业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反而阻碍了企业的国家化行为。
就“走出去”的动机而言，尽管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凭借与其身份相关的某些异质性资源可以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进而不愿意主动进入到国际市场。不过，依据政治关联的理论，这些具备政治关联的企业恰恰要在其战略行为上体现出国家意图，即主动采取国际化的行为，这样才可以帮助其在国内更好地维持其与身份有关的异质性资源。因而，可以推断，政治关联将会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即两者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是权力机制。分析企业战略行为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董事会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里分析两职合一和独立董事比例所起到的作用。第一，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一般认为，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国际化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经营风险，如果董事长并不拥有一锤定音权力的时候，这个决策过程会变得很冗长，进而导致延误时机。因此，当董事长兼任CEO的时候，企业一旦发现国际化的时机，往往就会能够借助较高的管理层权力来推进这项决策，即两职合一与国际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比例。在公司治理框架下，外部董事的比例往往被认为是抑制管理层权力的重要制约因素。如果沿用此前的代理理论逻辑，这必然意味着会削弱企业国际化。引入高阶理论加以解释的话，即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大多具有良好的国际化视野与背景，他们能够利用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支持和推动企业国际化。
结论
国际化是当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跨国企业的重要战略行为，对企业国际化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也颇为引人关注。作为公司治理架构中的组成部分，管理层和董事会都会对企业国际化行为起到关键作用。从管理层社会资本和董事会角色入手，笔者试图发现企业国际化行为中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机理。
笔者认为，管理层社会资本和董事会对企业国际化行为实际上具有双重作用。当管理层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政治关联时，这种身份上的特征很可能会阻碍其进入某些国家，特别是对某些关键行业和领域实施跨国并购的时候。不过，也可以发现，政治关联会推动这些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此外，董事会角色与管理层权力相辅相成，当两职合一的时候，一旦企业国际化有利于管理层的利益，这种决策得到推进的可能性便会相应增大。反之，则可能会困难重重。独立董事具有明显“顾问角色”的时候，也会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当然，这些命题都有待于今后的实证研究加以分析和验证。
（作者分别为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GL053）
【注释】
①Chen Hsiang-Lan. Does Board Independence Influence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Evidence from Strategic Decisions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1， 19（ 4） ： pp.334～350.
②⑩罗进辉，郑威，席夏菲：“‘政府背景’是否阻碍了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
③Hambrick D.C. and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 pp.193～206.
④贺小杜，柯大纲，欧佩玉：“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国际化的影响”，《情报杂志》，2010年第5期。
⑤Miles R C， Snow Organization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⑥Kandel E， Lazear E P. Peer pressure and partnership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pp.801-817.
⑦Zain M， NG S I. The Impacts of Network Relationships on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under 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6，48（2）： pp.183～205.
⑧沈灏，杨建君，苏中锋：“关于企业国际化的国外理论研究综述”，《管理学报》，2009年第6期。
⑨邓新明，熊会兵，李剑锋等：“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南开管理评论》，2014年第1期。
潘红波，余明桂：“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与异地并购”，《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张建红，蒋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
责编/张晓
【关键词】企业国际化 驱动因素 管理层 社会资本 董事会角色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国际化战略是指企业将经营活动进行跨国界拓展的行为，包括销售、制造或者研发进入不同的地理区域或海外市场。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飞速发展，我国企业竞争力逐渐得到提升，越来越多的企业有需求和能力实施国际化战略，拓展国际市场。国际化是任何企业都无法回避的重要战略选择，其必然会涉及到公司内的决策机制和执行机制，即股东、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
作为公司战略决策的具体执行者，高管团队特征与国际化战略之间的关系一直得到战略管理学者的青睐，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挖掘。不过，从国际化作为重要战略决策的属性的本身而言，股东及董事会在国际化过程中的决策和作用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①。本文试图在制度观的基础上研究企业国际化行为，利用公司治理框架下的董事会角色模型，弄清楚在公司治理机制下的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中管理层社会资本所起到的诸多作用。
相关概念与理论梳理
管理层与企业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主线：一是国际化的动因或影响因素研究，二是国际化的经济后果研究②。随着企业国际化的关注对象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转移，如何理解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已经成为一个颇为重要的领域。为了试图回答“是什么驱动了企业的国际化战略”这一问题，主流观点给出的解释是，企业特有的因素是解释其国际化经营的核心，这可以利用Dunning的折衷理论、小岛清等的比较优势理论、Barney的资源基础观加以解释。针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国际化行为，相继出现了“联接-杠杆-学习”理论、“跳板”理论以及“制度规避”理论等。
作为企业的一项战略决策，企业国际化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主要来自于Hambrick和Mason于1984年提出的高阶理论③，该理论依据行为理论和有限理性假设，主要阐释了管理层特征与战略选择及其绩效之间的关系，此后多数学者都沿用这一思路，运用高阶理论解释管理层的特征与公司各种类型战略行为之间的关系。作为企业的公司层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国际化必然也与管理层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内在逻辑。
一般认为，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管理层的认知能力也相应增强，对复杂、不明朗事件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这有利于企业采取复杂性相对较高且风险性相对较大的国际化行为④。海外教育经历将会有助于增强管理层成员对国外文化的了解，消除企业进行国际化决策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认知障碍，推动企业国际化。研究发现，企业的管理层成员在国外接受教育、管理层成员的海外工作经历等因素与企业国际化之间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⑤。
尽管以上结论的得出大多从管理层成员的认识模式角度出发，但同样可以利用社会资本理论加以解释。这些拥有海外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的管理层成员，往往也能够形成海外的社交网络和人脉关系，他们能够更加便利地与海外投资者打交道，争取海外投资，赢得战略合作伙伴的支持。因此，社会资本也是他们能够推动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因素。
董事会角色与企业战略行为。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颇为举足轻重的团队，特别是作为股东利益的直接代言人，董事会究竟如何在运行机制中体现显得尤为重要。Kandel和Lazear认为，团队成员之间较高的异质性有利于提高集体监督能力⑥。因此，董事会的异质性促进其集体监督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减少“搭便车”现象，进而将有助于确保公司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对业务复杂的公司而言，规模更大、独立性更强的董事会将可以提供更好的建议。董事们的背景差异越大，即异质性程度越高，他们对高管团队的帮助也就越显著。这有利于提高董事会的“顾问”功能，强化其“决策管理”的角色。
关于董事会与企业国际化之间关系，与经营决策质量有关的董事会决策能力以及对高层管理者行使监督职权的治理角色，都是值得关注的重点。从现有的学术文献看，也大都集中于这两个视角加以展开的。
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层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就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跨国企业而言，影响其国际化行为的因素往往会有其特殊性。就中国情境而言，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构成了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中国情境下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在国际化行为上是否存在着不同呢？这也表现为两个不同的观点，即推动论和阻碍论。
第一，由于企业之间的交易往来关系，他们之间会形成相应的网络，可以帮助企业获得国际化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降低成本以及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诸多风险⑦。此外，企业间网络还可以帮助企业了解竞争对手的行为，提高国际化成功的几率⑧。上述企业间的网络，如果从管理层角度分析，可以理解为不同企业间管理层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关系。还需要考虑的是，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往往会按照政府的某些意图来采取行动，如我国近年来强调的“走出去”战略，很多国有企业也会在管理层社会资本的驱动下，采取较为积极的国际化战略。即使就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也有助于推动其国际化深度⑨。
第二，考虑到原有制度障碍的束缚，中国情境下的国有企业的诸多特质都阻碍了其采取较为积极的国际化行为。从资源基础观的视角来看，政府背景是一种重要的稀缺资源，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更容易获准进入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或新兴产业，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和合作。这些在本国所获得的优势将会阻碍企业进入到其他国家，或降低其采取国际化行为的动机。关于这些政府背景的讨论，可以被理解为国家所有权，也可以表现为企业管理层的政府背景，即管理层的某些人员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或与政府部门官员建立了相对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基于实证经验研究发现，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概率和国际化水平都显著更低⑩。 国际化驱动模型：因素构成及内在逻辑
从制度观出发讨论管理层社会资本及其在公司治理框架下的相互作用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两个关键因素，即人际网络关系和管理层权力。
第一，人际网络关系。政治关联是新兴市场及国家中企业管理层社会资本的重要构成要素。企业需要与政府之间的某种特殊的政治关系，这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政府的支持，比如非正式的产权保护、突破行业的进入壁垒、税收优惠和廉价资源的获取等。这里的政治关联主要描述了企业与政府之间某种较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被视作企业特定类型的资源。
政治关联大多表现为企业的管理层与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人际网络关系，这也符合社会资本的范畴。比如，当企业的管理层曾经在政府部门担任过职位，或者他们与政府部门的某些官员拥有相同的教育经历等，都能够拉近他们的距离，使之成为其人际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此外，基于商界的人际网络关系也会增加管理层的社会资本，如他们曾经拥有海外教育经历，特别是在一些国外著名大学就读，都会有助于他们形成具有较高价值的人际网络。
第二，管理层权力。现代公司出现“两权分离”后，围绕经理主义的讨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从经理自由裁量权（managerial discretion）到管理层权力（managerial power），人们逐渐认识到管理层可以利用其所掌握的权力对董事会施加诸多影响，不仅体现在新任董事的提名和董事发表独立意见上，也包括管理层薪酬方案的设计和调整。考虑到管理层权力在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之间的分布状态，有必要在企业国际化决策过程中引入这一因素，以更准确地描述决策过程的内在逻辑。
一般认为，关于管理层权力主要考虑如下几个因素，即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比例以及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和影响力。权力循环理论认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最终会导致公司内部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并直接表现为董事会与高层管理团队之间围绕公司战略决策发生的对抗。基于此，构建模型如下：
图1：基于管理层社会资本的国际化驱动因素模型
这里主要有两个重要的逻辑，即合法性机制和权力机制。基于管理层社会资本的国际化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认为，上述两个机制对企业国家化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
一是合法性机制。企业国际化行为可以被看作是从一种制度环境进入到另一种制度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合法性机制就成为很好的解释工具。一般来说，东道国投资者对来自于其他国家的企业的认可，不仅取决于其业绩，还要考虑对其所处制度环境的认可程度，这就构成了“合法性”的范畴。当两个国家具有较为良好关系的时候，有助于消除东道国投资者的疑虑。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双边政治制度的建立能够有效地维护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建立外交关系的时间越长，两国城市之间结为友好城市数量越多，就越有利于中国对该东道国的直接投资。一旦企业的某些特征不被东道国投资者认可，就可能无法被东道国资本市场所接受。比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国有企业在实施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就遭到某些东道国的质疑。在上述事件中，企业所拥有的政治关联反而阻碍了企业的国家化行为。
就“走出去”的动机而言，尽管有研究认为，国有企业凭借与其身份相关的某些异质性资源可以在国内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进而不愿意主动进入到国际市场。不过，依据政治关联的理论，这些具备政治关联的企业恰恰要在其战略行为上体现出国家意图，即主动采取国际化的行为，这样才可以帮助其在国内更好地维持其与身份有关的异质性资源。因而，可以推断，政治关联将会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即两者之间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是权力机制。分析企业战略行为决策的时候，需要考虑董事会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力量，这里分析两职合一和独立董事比例所起到的作用。第一，董事长与CEO的两职合一。一般认为，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决策，国际化往往意味着较高的经营风险，如果董事长并不拥有一锤定音权力的时候，这个决策过程会变得很冗长，进而导致延误时机。因此，当董事长兼任CEO的时候，企业一旦发现国际化的时机，往往就会能够借助较高的管理层权力来推进这项决策，即两职合一与国际化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第二，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比例。在公司治理框架下，外部董事的比例往往被认为是抑制管理层权力的重要制约因素。如果沿用此前的代理理论逻辑，这必然意味着会削弱企业国际化。引入高阶理论加以解释的话，即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大多具有良好的国际化视野与背景，他们能够利用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支持和推动企业国际化。
结论
国际化是当前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跨国企业的重要战略行为，对企业国际化行为驱动因素的研究也颇为引人关注。作为公司治理架构中的组成部分，管理层和董事会都会对企业国际化行为起到关键作用。从管理层社会资本和董事会角色入手，笔者试图发现企业国际化行为中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机理。
笔者认为，管理层社会资本和董事会对企业国际化行为实际上具有双重作用。当管理层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政治关联时，这种身份上的特征很可能会阻碍其进入某些国家，特别是对某些关键行业和领域实施跨国并购的时候。不过，也可以发现，政治关联会推动这些企业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此外，董事会角色与管理层权力相辅相成，当两职合一的时候，一旦企业国际化有利于管理层的利益，这种决策得到推进的可能性便会相应增大。反之，则可能会困难重重。独立董事具有明显“顾问角色”的时候，也会推动企业的国际化行为。当然，这些命题都有待于今后的实证研究加以分析和验证。
（作者分别为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副教授、辽宁大学企业管理博士研究生，辽宁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数据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GL053）
【注释】
①Chen Hsiang-Lan. Does Board Independence Influence the Top Management Team？ Evidence from Strategic Decisions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Review， 2011， 19（ 4） ： pp.334～350.
②⑩罗进辉，郑威，席夏菲：“‘政府背景’是否阻碍了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年第7期。
③Hambrick D.C. and 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 pp.193～206.
④贺小杜，柯大纲，欧佩玉：“高管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国际化的影响”，《情报杂志》，2010年第5期。
⑤Miles R C， Snow Organization Strategy， Structure， and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8
⑥Kandel E， Lazear E P. Peer pressure and partnership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pp.801-817.
⑦Zain M， NG S I. The Impacts of Network Relationships on SMES'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cess .Thunder bi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6，48（2）： pp.183～205.
⑧沈灏，杨建君，苏中锋：“关于企业国际化的国外理论研究综述”，《管理学报》，2009年第6期。
⑨邓新明，熊会兵，李剑锋等：“政治关联、国际化战略与企业价值”，《南开管理评论》，2014年第1期。
潘红波，余明桂：“支持之手、掠夺之手与异地并购”，《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张建红，蒋建刚：“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
责编/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