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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看病难”已成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之一。
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果，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期望寿命增长。而目前，不良生活方式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
据《2008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城乡居民十大死因超九成(93％)；十大死亡病因都与生活方式高度相关：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位列三甲，致死超过三分之二。
而更严峻的挑战是慢病患者成快速增长趋势。据《2009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54.9亿人次，居民年平均就诊4.2次，较上年增加5.9亿人次(增长12.0％)。各大医院人满为患，人群聚集量超过其他所有公共及商业场所。2008年卫生总费用达14535.4亿元，人均卫生费用超过千元，并逐年增长。
“看病难”根本原因是病人多，患病率高(医疗资源不足或不平衡是现实，不是原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的那些病九成是慢病，是生活方式疾病，是不容易得的病。科学，本原、自然的生活方式下，现有主要慢病至少能减少一半以上。
我们用“不得病”的逆向思维提法，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引导公众注意导入科学、自然的生活方式。正本清源，提高百姓对目前慢性疾病的认识和重视，同时导入人们自然、释然、泰然的生活态度。避免对健康以及养生的急功近利的诉求。在外界经济高速激荡式发展的环境下，逐步从内心回归自然与平和，避免被“伪科学”忽悠。
不得病，像我们的祖先学习
看病难已经成为当前我们社会的三点：热点、焦点、难点。政府不是不作为，政府—直在努力，卫生口，甚至国务院、党中央都在做医改的努力，但是几套方案评来评去，还都是围绕医院改革不够、医疗费用过高、药价过高等话题。实际上根本的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少得病，不得病。
目前我国疾病死亡的原因中，十大疾病占到93％，九成以上都死于这十种病，而这十种病基本上都是属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特别是前三种：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
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些病哪一种都不是那么容易得的，都不是说出门一着凉感冒了，哪怕SARS突然间来了，但是它也不是容易得上的。SARS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比这些慢病来讲要小的多，而这些慢病每个病都需要个5年、10年甚至20年的发展。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得了7根本原因就是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提这个“不得病”的概念，就是想让老百姓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得这些病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并持续多长时间。像洪教授给我们讲过，患上高血压要九大因素，比如说多盐、抽烟、肥胖等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导致这个人患上高血压。
反过来讲，这些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祖先自然传下来的，我们自然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日常的起居、合理的膳食——《黄帝内经》里几千年前已经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了呢?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是说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是让大家能够回归自然，回归本原，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个“不得病”概念最初的立意。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更贴近百姓生活，做一个持续的、全国性的、逐步的生活方式辅导。
我们今天搭建这个平台把大家围在一起，就是想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到一个地儿，这个地儿就是大众健康科普，让老百姓真正能够把“不得病”这件事解决了，然后“看病难”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政府有责任来支持健康教育
我们考虑提出来这样一个“不得病”健康工程，主要原因是慢病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国家多年来忽略了健康教育，世界卫生组织30年前就提出：健康教育是初级卫生保健的首要任务。但是30多年来，这个首要任务基本上没有实施，而且从政府行政部门的角度来讲，也不认为这是政府责任。即便到现在，可以说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支持的力度还是不够。从政府专门列专项来支持健康教育基本上很少。
我们很多专业人员很愿意做这个事儿，可是没有力量做。所以我们前一段在《健康2020战略研究》当中明确提出应该设立健康教育的专项。一方面要设立专项，另一方面还得组织社会的相关力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单靠政府也不行。像陈社长提出的这个问题，这项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路，我们大家集思广议看看怎么去做。主要是做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出一些科普书，另一方面要进行一些科普宣讲。宣讲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和群众面对面地来交流。
慢病控制的健康教育，要从二级预防入手这个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更多的他们的亲友加入这个队列里。慢病的生活方式保健是很重要的，但是时间比较长，看出效果来相对滞后。但是现在具有危险因素的人从这儿人手是很重要的。另外，这样做还能够尽快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伤残率，我们现在做脑卒中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就是从这儿人手的。
让健康成为未来发展的全新基础
目前，我们国家的公众健康素养为6.48％，科学素养为3.27％。我们建国已经60多年了，国民科学素养才3.27％，就是说我们国家96.73％的人没有科学素养，93.52％的人没有健康素养。我们很多地方都已经在世界领先了，奥运金牌、外汇储备，GDP……很多都是世界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可卫生状况呢?只排在144名，比中国男子足球的世界排名还靠后，足球从79名掉到81名，后来掉到111名，而卫生状况只排在144名，卫生比足球还差几十名。
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政府没有把百姓的健康放到位，没有放到应该有的位置。2010年3月份，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经过国会辩论后通过了，那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说，让健康成为美国未来发展的全新基础，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认为健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目前我们国家健康教育的问题是，专家个人行为没有什么力量，专家个人绝对不行，民间也不行，所以说半官方很重要。但是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官方，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不靠政府，就像修马路修铁路，这是国家公共的，你靠一个个人来修高铁吗?这是国家的事情。SARS来了靠医务人员上去?那必须胡锦涛上来，这是公共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公共预防那必须靠政府的力量。
同时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健康科普教育更有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在哪?就是让百姓真正听了就懂，爱听，而且真正做到“信、达、雅”。
高科技必须傻瓜化，我看现在的好相机还是卖不动，单反式的一台几万元，那个数据、光圈数据复杂极了，百姓掌握不了。只有傻瓜相机可以，一看人头在里面你一按就可以。高科技如果不傻瓜化，那谁也不懂。还有就是新观念本土化，外国观念再好，马列主义多好啊，必须跟中国实践相结合。为什么医改改了这么多年没有改好?关键就是脱离百姓，脱离医生，医生不关 心，医改的主体不关心。
总之一句话，做好工作既要有高深的理论，还得根据百姓的需求，我想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科普工作就能做得很好了。
“不得病”的三级防治
我觉得大家说的非常充分，确实防治是非常重要的，预防是特别重要的。我介入防治最早是1992年，我翻译了世界卫生组织一本关于慢病防治的书，提到了三级防治，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时就提出一级防治是不得糖尿病，二级防治是不得并发症，三级防治是不残废。这个概念有什么好处不用说了，又省钱又少受罪，而且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健康素质只是综合素质的一个方面，健康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他素质的提高。
另外就我们来看，防治概念中的每一级的治疗都是下一级的防治，就糖尿病来看，预防糖尿病是一套东西；治好糖尿病，预防并发症，这也是一种防治。然后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来预防残废、早亡这也是一种防治，所以说我们的健康教育范围非常广讲起来也可以非常生动，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建议把健康教育纳入医改
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是对疾病的产生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它和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往前移。
我觉得今天的论证会上应该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层面就是有预防医学会王部长参加了，在给政府建言方面是一个层面，因为并不是说依靠一个民间组织就能解决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刚才很多教授都提到了，就是健康教育能不能纳入医改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要给政府去建言，包括健康教育纳入医改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随着这种地位的确立要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参加的人员，包括刚才大家说到的，职称的晋升、待遇问题、工作量的安排等很多东西。对政府建言来说，健康教育应明确纳入我们国家整个卫生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才能真正地使卫生工作的重心前移。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技术环节的问题，它困难主要是困难在前面的环节，给政府建言，并能够让政府关注这样一个健康教育工程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现在我们自己运作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困难的，看这个工程做的有多大，要是范围很小去做试点这个也不困难，比如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丛书、讲座等等。从技术层面来看我觉得可行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规模不能做得很大。
我觉得还应该回到政府层面，要是没有政府支持，就靠我们一个民间组织，即便有王部长支持，有预防医学会的支持，如果不从系统工程来考虑的话也将会事倍功半，就是很辛苦搞了半天以后，也没有太多的社会效应。
另外从技术层面来看，要把各级的立志于做健康科普的人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比如我在这个地方讲完以后，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再办个培训班，把资料留下来，我们走了以后还有人在不同的层次去讲，然后还有光盘不断地去放，这样的话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健康科普不能等 危险人群更需要
健康科普工作既是一项事业又是一项产业，国外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还好一点，我们中国这个领域还是一个计划经济，根本没有市场化。但是我们不能抱怨，你等等不来，还得干，我们作为一项事业想干这件事，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积德行善的大事儿，必须做这件事。
我提几个建议，一个是改变政府思路。观念最重要，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健康，那个GDP再高没有用，那一大堆瘫的、残的会拖垮国家经济，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其实今天王部长的出现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因为王部长虽然退了，但是还是在位的，因为院士不退休，他目前昌全国人大常委，两个协会的会长，一个是预防医学会的，另一个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他的战略头脑非常好。我最近跟王部长做了一个脑卒中防护工程，我觉得几个平台对接最重要。我们现在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光抓职业病和环境卫生，还要抓慢病的预防，但是慢病的预防必须跟医院接轨，这就是我四年前讲的“322工程”，切入点就是抓危险人群。就是说已经到了得病的边缘了，这个人群特别重视健康，同时这个人群也是社会的栋梁。
要想“不得病” 健康教育跟得上
得病难吗?不难。因为咱们的生活环境，还有生活方式，确实很容易得病。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患者人群，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治病。说国家不投资吧也投，一个医院每年都几千万的科研经费，但是这个经费我认为80％都浪费了。
洪教授刚才谈的足球的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足球现在我们排第100多名，我们现在找出它的毒瘤来了，它有问题。咱们卫生排140多名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咱们还没有找到这个毒瘤在哪呢。
以肝病的防治为例，在欧洲乙肝根本不太多研究，这主要是东方国家在研究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好。现在最新数据是，目前乙肝携带率是9％，你拿13亿人来看有多少携带。另一方面，现在1～5岁的乙肝感染率已经非常低，—万个人可能有一个下一代乙肝可能就没有了，这又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重视。国家重视以后，把预防问题提出来了，把生活方式问题提出来了，把环境问题提出来了，这样控制起来就不难了。
目前来说，我觉得咱们可以做几件事儿。
首先，我觉得要想“不得病”就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生活方式改变了就得不到病了，欧洲很少有得肝炎的，丙肝的多一点，乙肝的很少。所以我觉得咱们能不能这样?从我们的杂志角度来说，从我们平常写科普的角度来说，就是介绍—下国外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先介绍人家先进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咱们现在是跟外国学，有些是很有道理的。然后再谈谈我们自己哪些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不良生活习惯能够导致哪些病。
从这两方面，一个是介绍国外的先进理念，一个是讲讲我们自己生活方式不正确的地方。如果生活方式得到很好的改善，大家都重视健康保健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不得病“。
政府要重视科普 让健康专家站出来
政府应多重视健康教育。“预防为主”谈了这么多年真正做到了吗?还是“医疗为主“。现在真正做健康教育谁做的多?民间组织做得多，保健品厂家做得多。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出经费把这个工作开展下去?总是说卫生关口要前移，前移就应该前移到预防，但是预防阶段投入的经费是多少呢?
我觉得“不得病”健康工程，跟“治未病”工程是一样的，这个工程如果能得到政府认可，然后再推行的话要好办得多。中国的事儿没有不好解决的，只要上边认可了就好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不好解决，可如果中南海的人出来跟老百姓一样，不是—下子都是绿灯，你看看好解决不好解决。那交通问题马上就好解决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感觉交通有压力。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出来以后他也感觉堵车，一个命令下来这个就解决了。问题好解决，关键是没有人下这个决心。
健康教育老百姓需要不需要?真的需要，咱们就说北京 电视台搞了一个“养生堂”，一个“健康生活”，一个“健康北京”，这3个栏目都是同一个时间播，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愿意看，老百姓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刚才洪教授说的特别对，政府没拿这个当回事，你研究医疗政府没问题，健康科普却没人提。
提到健康科普，又会说到张悟本，张悟本从医学上来讲应该说是文盲，但是从讲演来说他算是专家，可是我们很多医疗专家为什么不去讲?如果说健康教育受到重视的话，国家真正重视，政府真正重视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你看出了这么多院士，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健康教育洪教授做了这么多年，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院士吗?洪教授什么地位都没有，谁能看得到前途?而且这工作量这么重，100篇科普文章顶不上1篇核心论文的文章，大家看不到希望。
健康科普人才要从年轻人抓起
我当大夫20年了，作为一个妇产科大夫，经常给人治病手术，切肿瘤、剖宫产什么的，立刻就能把这个病解决了。医生有时候经常会想，我给他做一个手术吧，把这个病解决了多好啊，或者我给他开点药吧，把这个病解决了多好。可是，病人不这么想，大夫我不吃药行不行，我这个瘤子观察一段时间行不行?他是另外一个理念。所以一说这个“不得病”他肯定特爱听。
我就想咱们现在已经有挺多的资源了。这么多专家在做健康科普，比如黄老师天天在杂志上面讲解如何做运动。可是这么多的大牌专家天天在上面苦口婆心地讲解健康知识，我们老百姓学了多少?做了多少呢?所以我想就咱们现有的资源好好消化、吸收，再给老百姓讲一讲具体怎么操作，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特别是要突出实践性。
关于健康教育，这么多老师做了这么多年，咱们都有那么好的楷模在这儿了，后续的年轻人也该学习学习了。咱们能不能建立一套培训体系，把年轻人教育、培养起来。为什么病人都愿意去找老大夫呢?当然水平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他和蔼可亲，他能够把高深的医学知识用通俗的话说出来，老百姓爱听，能够听到心里去，这种沟通交流的能力特别强，所以他有亲和力。如果让大学生很早就接受健康科普教育，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大夫，我就是治病救人，你来看病就是求我。其实有时候越是年轻越青涩，他可能真是不太知道怎么把这种事儿表达出来，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培养他们有这样的习惯，把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慢慢的，团队、梯队就建立起来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在教育过程当中，互动是特别重要的，老百姓需要的事儿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而老百姓需要的才是最受人欢迎的。
从疾病源头开始 保护好身体健康
现在为什么看病的人这么多?说医改，我们所看到大医院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照样多，病人是看不完的。为什么会这样?现在老百姓有钱了，交通也方便了，所以有病不在基层看，都往北京大医院跑，这样就把北京的大夫累坏了，必须得限号，限号都限不住，恨不得给你跪下磕头来看病。
”不得病”健康工程这个提法很好。我是研究中医防治肿瘤的。从肿瘤角度出发，一个癌细胞发展到一公分左右的肿瘤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的x光片、CT如果在肺上有一公分的肿瘤没有被发现，那就说明你漏诊了，一般的情况达到一公分临床应该给检测出来。肿瘤形成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发展是很慢的，一般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这样翻倍长。
肿瘤的发生发展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阻断它应该是来得及的。可是我们有大量的不良生活方式，这样就促使它还在慢慢地增长。一个肺癌的病人从发现以后到死亡的时间，大部分在8～12个月。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阻断它，查出来才想到去预防，悔之晚矣。
现在很多病都跟经济条件有关系，以肝病为例，以前肝炎是由于贫困，卫生条件不好，得肝炎的很多。后来是输血传染乙肝，丙肝，很多人生活困难没有办法就卖血，很多血不检测乙肝指标，结果造成输血后的感染。现在又有了新问题，就是关于脂肪肝的问题，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就胡吃海塞，造成脂肪肝很多，脂肪肝的晚期阶段就是肝硬化。将来再过10年、20年这些人后果怎么样?大量的肝硬化、肝癌治疗起来很麻烦，肝癌现在的治疗效果非常不好。
所以“不得病”这个口号很重要。从肿瘤角度来说也能够看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很多环节是可以阻断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健康科普力度，从源头来阻断。
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果，经济发展，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期望寿命增长。而目前，不良生活方式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国人健康的主要杀手。
据《2008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城乡居民十大死因超九成(93％)；十大死亡病因都与生活方式高度相关：恶性肿瘤、心脏病和脑血管病位列三甲，致死超过三分之二。
而更严峻的挑战是慢病患者成快速增长趋势。据《2009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年我国医疗机构总诊疗人次达54.9亿人次，居民年平均就诊4.2次，较上年增加5.9亿人次(增长12.0％)。各大医院人满为患，人群聚集量超过其他所有公共及商业场所。2008年卫生总费用达14535.4亿元，人均卫生费用超过千元，并逐年增长。
“看病难”根本原因是病人多，患病率高(医疗资源不足或不平衡是现实，不是原因)。而“看病难，看病贵”的那些病九成是慢病，是生活方式疾病，是不容易得的病。科学，本原、自然的生活方式下，现有主要慢病至少能减少一半以上。
我们用“不得病”的逆向思维提法，提高公众的关注度，引导公众注意导入科学、自然的生活方式。正本清源，提高百姓对目前慢性疾病的认识和重视，同时导入人们自然、释然、泰然的生活态度。避免对健康以及养生的急功近利的诉求。在外界经济高速激荡式发展的环境下，逐步从内心回归自然与平和，避免被“伪科学”忽悠。
不得病，像我们的祖先学习
看病难已经成为当前我们社会的三点：热点、焦点、难点。政府不是不作为，政府—直在努力，卫生口，甚至国务院、党中央都在做医改的努力，但是几套方案评来评去，还都是围绕医院改革不够、医疗费用过高、药价过高等话题。实际上根本的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少得病，不得病。
目前我国疾病死亡的原因中，十大疾病占到93％，九成以上都死于这十种病，而这十种病基本上都是属于生活方式相关的疾病，特别是前三种：恶性肿瘤，心脏病、脑血管病。
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些病哪一种都不是那么容易得的，都不是说出门一着凉感冒了，哪怕SARS突然间来了，但是它也不是容易得上的。SARS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相比这些慢病来讲要小的多，而这些慢病每个病都需要个5年、10年甚至20年的发展。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得了7根本原因就是生活方式，所以我们今天提这个“不得病”的概念，就是想让老百姓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得这些病需要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并持续多长时间。像洪教授给我们讲过，患上高血压要九大因素，比如说多盐、抽烟、肥胖等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导致这个人患上高血压。
反过来讲，这些生活方式并不是我们祖先自然传下来的，我们自然的、健康的生活方式——日常的起居、合理的膳食——《黄帝内经》里几千年前已经有了，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了呢?所以实际上我们不是说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是让大家能够回归自然，回归本原，这就是我们提出这个“不得病”概念最初的立意。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主题，让老百姓更容易接受，更贴近百姓生活，做一个持续的、全国性的、逐步的生活方式辅导。
我们今天搭建这个平台把大家围在一起，就是想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到一个地儿，这个地儿就是大众健康科普，让老百姓真正能够把“不得病”这件事解决了，然后“看病难”自然而然就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政府有责任来支持健康教育
我们考虑提出来这样一个“不得病”健康工程，主要原因是慢病已成为影响国民健康最重要的因素。我们国家多年来忽略了健康教育，世界卫生组织30年前就提出：健康教育是初级卫生保健的首要任务。但是30多年来，这个首要任务基本上没有实施，而且从政府行政部门的角度来讲，也不认为这是政府责任。即便到现在，可以说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支持的力度还是不够。从政府专门列专项来支持健康教育基本上很少。
我们很多专业人员很愿意做这个事儿，可是没有力量做。所以我们前一段在《健康2020战略研究》当中明确提出应该设立健康教育的专项。一方面要设立专项，另一方面还得组织社会的相关力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单靠政府也不行。像陈社长提出的这个问题，这项工作我觉得也是一个思路，我们大家集思广议看看怎么去做。主要是做两个方面的事情，一方面是出一些科普书，另一方面要进行一些科普宣讲。宣讲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和群众面对面地来交流。
慢病控制的健康教育，要从二级预防入手这个才能吸引更多的患者、更多的他们的亲友加入这个队列里。慢病的生活方式保健是很重要的，但是时间比较长，看出效果来相对滞后。但是现在具有危险因素的人从这儿人手是很重要的。另外，这样做还能够尽快地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伤残率，我们现在做脑卒中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就是从这儿人手的。
让健康成为未来发展的全新基础
目前，我们国家的公众健康素养为6.48％，科学素养为3.27％。我们建国已经60多年了，国民科学素养才3.27％，就是说我们国家96.73％的人没有科学素养，93.52％的人没有健康素养。我们很多地方都已经在世界领先了，奥运金牌、外汇储备，GDP……很多都是世界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可卫生状况呢?只排在144名，比中国男子足球的世界排名还靠后，足球从79名掉到81名，后来掉到111名，而卫生状况只排在144名，卫生比足球还差几十名。
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还是政府没有把百姓的健康放到位，没有放到应该有的位置。2010年3月份，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经过国会辩论后通过了，那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全国电视讲话当中说，让健康成为美国未来发展的全新基础，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认为健康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目前我们国家健康教育的问题是，专家个人行为没有什么力量，专家个人绝对不行，民间也不行，所以说半官方很重要。但是如果真正要解决问题还得靠官方，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公共卫生不靠政府，就像修马路修铁路，这是国家公共的，你靠一个个人来修高铁吗?这是国家的事情。SARS来了靠医务人员上去?那必须胡锦涛上来，这是公共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公共预防那必须靠政府的力量。
同时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健康科普教育更有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在哪?就是让百姓真正听了就懂，爱听，而且真正做到“信、达、雅”。
高科技必须傻瓜化，我看现在的好相机还是卖不动，单反式的一台几万元，那个数据、光圈数据复杂极了，百姓掌握不了。只有傻瓜相机可以，一看人头在里面你一按就可以。高科技如果不傻瓜化，那谁也不懂。还有就是新观念本土化，外国观念再好，马列主义多好啊，必须跟中国实践相结合。为什么医改改了这么多年没有改好?关键就是脱离百姓，脱离医生，医生不关 心，医改的主体不关心。
总之一句话，做好工作既要有高深的理论，还得根据百姓的需求，我想这样的话我们的健康科普工作就能做得很好了。
“不得病”的三级防治
我觉得大家说的非常充分，确实防治是非常重要的，预防是特别重要的。我介入防治最早是1992年，我翻译了世界卫生组织一本关于慢病防治的书，提到了三级防治，一直延续到现在。
当时就提出一级防治是不得糖尿病，二级防治是不得并发症，三级防治是不残废。这个概念有什么好处不用说了，又省钱又少受罪，而且提高全民的健康素质，健康素质只是综合素质的一个方面，健康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其他素质的提高。
另外就我们来看，防治概念中的每一级的治疗都是下一级的防治，就糖尿病来看，预防糖尿病是一套东西；治好糖尿病，预防并发症，这也是一种防治。然后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来预防残废、早亡这也是一种防治，所以说我们的健康教育范围非常广讲起来也可以非常生动，可以让更多的老百姓受益。
建议把健康教育纳入医改
生活方式的改变确实是对疾病的产生有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它和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往前移。
我觉得今天的论证会上应该有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层面就是有预防医学会王部长参加了，在给政府建言方面是一个层面，因为并不是说依靠一个民间组织就能解决这么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刚才很多教授都提到了，就是健康教育能不能纳入医改这是很关键的问题，要给政府去建言，包括健康教育纳入医改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随着这种地位的确立要解决什么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参加的人员，包括刚才大家说到的，职称的晋升、待遇问题、工作量的安排等很多东西。对政府建言来说，健康教育应明确纳入我们国家整个卫生改革非常重要的方面，才能真正地使卫生工作的重心前移。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技术环节的问题，它困难主要是困难在前面的环节，给政府建言，并能够让政府关注这样一个健康教育工程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那么现在我们自己运作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有困难的，看这个工程做的有多大，要是范围很小去做试点这个也不困难，比如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丛书、讲座等等。从技术层面来看我觉得可行性还是比较大的，就是规模不能做得很大。
我觉得还应该回到政府层面，要是没有政府支持，就靠我们一个民间组织，即便有王部长支持，有预防医学会的支持，如果不从系统工程来考虑的话也将会事倍功半，就是很辛苦搞了半天以后，也没有太多的社会效应。
另外从技术层面来看，要把各级的立志于做健康科普的人进行不同层次的培训，比如我在这个地方讲完以后，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再办个培训班，把资料留下来，我们走了以后还有人在不同的层次去讲，然后还有光盘不断地去放，这样的话就可以坚持下去了。
健康科普不能等 危险人群更需要
健康科普工作既是一项事业又是一项产业，国外市场经济比较成熟还好一点，我们中国这个领域还是一个计划经济，根本没有市场化。但是我们不能抱怨，你等等不来，还得干，我们作为一项事业想干这件事，觉得这是利国利民积德行善的大事儿，必须做这件事。
我提几个建议，一个是改变政府思路。观念最重要，要让他们意识到如果没有健康，那个GDP再高没有用，那一大堆瘫的、残的会拖垮国家经济，这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是利用现有的资源。其实今天王部长的出现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因为王部长虽然退了，但是还是在位的，因为院士不退休，他目前昌全国人大常委，两个协会的会长，一个是预防医学会的，另一个是中国老年保健协会，他的战略头脑非常好。我最近跟王部长做了一个脑卒中防护工程，我觉得几个平台对接最重要。我们现在说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光抓职业病和环境卫生，还要抓慢病的预防，但是慢病的预防必须跟医院接轨，这就是我四年前讲的“322工程”，切入点就是抓危险人群。就是说已经到了得病的边缘了，这个人群特别重视健康，同时这个人群也是社会的栋梁。
要想“不得病” 健康教育跟得上
得病难吗?不难。因为咱们的生活环境，还有生活方式，确实很容易得病。所以造成这么大的患者人群，国家拿出这么多钱来治病。说国家不投资吧也投，一个医院每年都几千万的科研经费，但是这个经费我认为80％都浪费了。
洪教授刚才谈的足球的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足球现在我们排第100多名，我们现在找出它的毒瘤来了，它有问题。咱们卫生排140多名还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咱们还没有找到这个毒瘤在哪呢。
以肝病的防治为例，在欧洲乙肝根本不太多研究，这主要是东方国家在研究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好。现在最新数据是，目前乙肝携带率是9％，你拿13亿人来看有多少携带。另一方面，现在1～5岁的乙肝感染率已经非常低，—万个人可能有一个下一代乙肝可能就没有了，这又是为什么?就是因为国家重视。国家重视以后，把预防问题提出来了，把生活方式问题提出来了，把环境问题提出来了，这样控制起来就不难了。
目前来说，我觉得咱们可以做几件事儿。
首先，我觉得要想“不得病”就要改变生活方式。如果生活方式改变了就得不到病了，欧洲很少有得肝炎的，丙肝的多一点，乙肝的很少。所以我觉得咱们能不能这样?从我们的杂志角度来说，从我们平常写科普的角度来说，就是介绍—下国外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先介绍人家先进的，我觉得很多东西咱们现在是跟外国学，有些是很有道理的。然后再谈谈我们自己哪些是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不良生活习惯能够导致哪些病。
从这两方面，一个是介绍国外的先进理念，一个是讲讲我们自己生活方式不正确的地方。如果生活方式得到很好的改善，大家都重视健康保健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不得病“。
政府要重视科普 让健康专家站出来
政府应多重视健康教育。“预防为主”谈了这么多年真正做到了吗?还是“医疗为主“。现在真正做健康教育谁做的多?民间组织做得多，保健品厂家做得多。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出经费把这个工作开展下去?总是说卫生关口要前移，前移就应该前移到预防，但是预防阶段投入的经费是多少呢?
我觉得“不得病”健康工程，跟“治未病”工程是一样的，这个工程如果能得到政府认可，然后再推行的话要好办得多。中国的事儿没有不好解决的，只要上边认可了就好解决。北京的交通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不好解决，可如果中南海的人出来跟老百姓一样，不是—下子都是绿灯，你看看好解决不好解决。那交通问题马上就好解决了，就是因为他没有感觉交通有压力。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出来以后他也感觉堵车，一个命令下来这个就解决了。问题好解决，关键是没有人下这个决心。
健康教育老百姓需要不需要?真的需要，咱们就说北京 电视台搞了一个“养生堂”，一个“健康生活”，一个“健康北京”，这3个栏目都是同一个时间播，为什么?因为老百姓愿意看，老百姓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但是我觉得刚才洪教授说的特别对，政府没拿这个当回事，你研究医疗政府没问题，健康科普却没人提。
提到健康科普，又会说到张悟本，张悟本从医学上来讲应该说是文盲，但是从讲演来说他算是专家，可是我们很多医疗专家为什么不去讲?如果说健康教育受到重视的话，国家真正重视，政府真正重视了，这个事儿就好办了。你看出了这么多院士，工程院院士、科学院院士，健康教育洪教授做了这么多年，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院士吗?洪教授什么地位都没有，谁能看得到前途?而且这工作量这么重，100篇科普文章顶不上1篇核心论文的文章，大家看不到希望。
健康科普人才要从年轻人抓起
我当大夫20年了，作为一个妇产科大夫，经常给人治病手术，切肿瘤、剖宫产什么的，立刻就能把这个病解决了。医生有时候经常会想，我给他做一个手术吧，把这个病解决了多好啊，或者我给他开点药吧，把这个病解决了多好。可是，病人不这么想，大夫我不吃药行不行，我这个瘤子观察一段时间行不行?他是另外一个理念。所以一说这个“不得病”他肯定特爱听。
我就想咱们现在已经有挺多的资源了。这么多专家在做健康科普，比如黄老师天天在杂志上面讲解如何做运动。可是这么多的大牌专家天天在上面苦口婆心地讲解健康知识，我们老百姓学了多少?做了多少呢?所以我想就咱们现有的资源好好消化、吸收，再给老百姓讲一讲具体怎么操作，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特别是要突出实践性。
关于健康教育，这么多老师做了这么多年，咱们都有那么好的楷模在这儿了，后续的年轻人也该学习学习了。咱们能不能建立一套培训体系，把年轻人教育、培养起来。为什么病人都愿意去找老大夫呢?当然水平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他和蔼可亲，他能够把高深的医学知识用通俗的话说出来，老百姓爱听，能够听到心里去，这种沟通交流的能力特别强，所以他有亲和力。如果让大学生很早就接受健康科普教育，他们就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大夫，我就是治病救人，你来看病就是求我。其实有时候越是年轻越青涩，他可能真是不太知道怎么把这种事儿表达出来，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就培养他们有这样的习惯，把在学校学到的科学知识，用老百姓喜欢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慢慢的，团队、梯队就建立起来了。
还有一个，我觉得在教育过程当中，互动是特别重要的，老百姓需要的事儿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而老百姓需要的才是最受人欢迎的。
从疾病源头开始 保护好身体健康
现在为什么看病的人这么多?说医改，我们所看到大医院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照样多，病人是看不完的。为什么会这样?现在老百姓有钱了，交通也方便了，所以有病不在基层看，都往北京大医院跑，这样就把北京的大夫累坏了，必须得限号，限号都限不住，恨不得给你跪下磕头来看病。
”不得病”健康工程这个提法很好。我是研究中医防治肿瘤的。从肿瘤角度出发，一个癌细胞发展到一公分左右的肿瘤要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的x光片、CT如果在肺上有一公分的肿瘤没有被发现，那就说明你漏诊了，一般的情况达到一公分临床应该给检测出来。肿瘤形成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发展是很慢的，一般是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这样翻倍长。
肿瘤的发生发展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阻断它应该是来得及的。可是我们有大量的不良生活方式，这样就促使它还在慢慢地增长。一个肺癌的病人从发现以后到死亡的时间，大部分在8～12个月。从这个角度来说，很难阻断它，查出来才想到去预防，悔之晚矣。
现在很多病都跟经济条件有关系，以肝病为例，以前肝炎是由于贫困，卫生条件不好，得肝炎的很多。后来是输血传染乙肝，丙肝，很多人生活困难没有办法就卖血，很多血不检测乙肝指标，结果造成输血后的感染。现在又有了新问题，就是关于脂肪肝的问题，生活水平提高了，大家就胡吃海塞，造成脂肪肝很多，脂肪肝的晚期阶段就是肝硬化。将来再过10年、20年这些人后果怎么样?大量的肝硬化、肝癌治疗起来很麻烦，肝癌现在的治疗效果非常不好。
所以“不得病”这个口号很重要。从肿瘤角度来说也能够看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有很多环节是可以阻断的，这就需要我们加大健康科普力度，从源头来阻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