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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发展的“轴心期”。此时，中国武术完成了由器械划分门派到以徒手分门别类的演变历程。而清末出现的八卦掌一改以往直来直去的套路结构布局为“以转为走”的演练方式，更是标志着传统武术的成熟与完善。
八卦掌的奠基者董海川善于因材施教，为此，后世出现了程派八卦掌、尹派八卦掌、史派八卦掌、梁派八卦掌、张派八卦掌等诸多练习样式。涌现出程廷华、尹福、史计栋、梁振蒲、张占魁等多位八卦掌大师。
在追求个性的八卦掌因材施教氛围里，程廷华弟子高义盛兼和诸家、锐意创新，于1936年在家传红拳，李存义传形意拳和周玉祥、程廷华传八卦掌的基础上演化出先、后天有别的程派高式八卦掌体系。这个体系“既以八卦掌传统练法为基础，又颇多新意之处；既不失八卦掌运动的共性风格，又有自己独特的运动特色”，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八卦掌流派中其他分支的技术体系、自成一式练法”。
一
“先天掌为后天掌之本，后天掌为先天掌之用”。程派高式八卦掌以先天八卦掌为基本运动形式，后天掌由先天掌而生。其中，先天掌一掌生八式，共计六十四式(即乾八式、坎八式、艮八式、震八式、巽八式、离八式、坤八式、兑八式)。而六十四式，一式又可拆六手，共为三百八十四手，以合八卦三百八十四爻。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程派高式八卦掌创编者不但按照中国哲学的八卦理念进行了套路编排，而且自觉地运用八卦理论作为一个解释系统来阐释拳理。
实际上何止八卦掌，整个中国武术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反映，这些武术拳派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中国文化来解释拳理、指导实践。
武术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与中国哲学、文学、医学、帮会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密切相关。通过它，可以更好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更直观地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可以说，研究武术是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把秘密钥匙。
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由汉唐时代雄阔高亢向精致内敛、婉约阴柔转化，“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了。”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武术由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向全面吸纳中国文化精髓转变，从而“成为中国传统静态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内家拳和以形意拳、太极拳和八卦掌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内家拳系统的出现以及诸多拳法对“内外兼修”、“刚柔兼备”的注重与不懈追求。
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武术不但形成了整体观的思维模式，而且突出地表现出象形拳术的发达。其中，整体观对武术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传统武术“打练合一”风格的形成和对“体用兼备”的重视。而象形拳术的“发达”又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界某一动物的模仿及将多种动物的模仿融为一体，而是表现出对中国哲学概念的模仿。模仿的结果是中国的传统武术领域内不但有地龙拳、蛇拳、鹰爪拳、鸭拳、猴拳、螳螂拳、虎鹤双形等演练套路，更有无极拳、太极拳、阴阳掌、五行拳、八卦掌等直接借鉴中国哲学概念而形成的拳派。
二
程派高式八卦掌是高义盛先生在综合自己所学的基础上而独创的一个八卦掌练习式样。这一式样的定型与完成不但为中国武术百花园又增添了新的元素，也为我们探寻中国武术的思想精髓提供了方便。
中国武术是一门高度讲求个性的学问，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继承原传拳法、遵守标准的基础上兼和百家才有可能达到。
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据解放初对中国武术的初步调查显示，当时“散在全国各地的武术约有一百九十九项，而属于少林拳(俗称长拳)类的有一百三十项；器械技术约有四百多项。而使用刀、枪、剑、棍四种器械的约有二百八十三项”；20世纪80年代“挖整”后，根据“源流有序”、“风格独特”、“自成体系”、“拳理明晰”的评审标准，中国传统武术亦有129个流派。当然，这只是中国武术的一个大概规模。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武术还有派中有式的现象。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想象。如太极拳就与八卦掌的情况类似，不但有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李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傅式太极拳、龙形太极拳、青龙太乙十三式、八卦太极拳、开合太极拳、金陵太极功、五行太极拳、周易太极拳、东岳太极拳等不同的流派，而且陈式太极拳中又有陈式大架太极拳、陈式小架太极拳、陈式洪派太极拳、陈式混元太极拳以及陈式老架太极拳、陈式新架太极拳等不同的练习式样。这种情况表明，中国武术实际上是极为讲求个性的。上述不同的武术练习式样，正是众多的武术开山祖师们寻求到自身技术体系的一种反映。
宗吾、寻求个性的解放是中国武术的思想精髓。上述情形的出现与武术是东方人体文化的一种密切相关。我们认为武术是中华民族用来保存、保养和体认生命的一门学问。而由于习武者身体素质、修养、师承等诸多条件的不同，为此每一位习武耆所掌握的武术技术体系及其表现方式亦有不同。如果一个武者有足够的学养、较高的体悟水平且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技术体系，新的武术流排、新的武术练习式样就会应运而生。
三
新的武术流派、新的武术练习式样不会从天而降，它要经过循序渐进的磨练过程。而至于如何达到这个境界，不同的拳种、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表述。如太极拳的招熟、懂劲、神明，苌氏武技的炼形合气、炼气归神、炼神还虚，形意拳的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白鹤拳的刚劲、柔劲、化劲，洪拳的明劲、暗劲、化劲，福建少林拳的刚劲、暗劲、化劲；吴殳枪法的重实阔大、轻虚紧小、平淡脱化，截拳道的初始阶段(部分性)、复杂精练化阶段(流动性)、返璞归真阶段(空)等；程派高式八卦掌则要经过形似师、神似师和形神似我三个阶段。
上述武术习练的三阶段划分，虽有不同，但都是一个由术而道的过程，实际上这涉及到武术习练境界的问题。近些年来，学者对武术境界进行了研究。如崔怀猛、刘晓青、吴光远等认为武术有“四美”，其中“形美”(外练筋骨皮)为习武的第一重境界；“神美”(内练精气神)为习武的第二重境界；“德美”(尚武崇德，以德服人)为习武的第三重境界；“道美”(以术求道，天人合一)为习武的第四重境界；马剑、邱丕相则把武术境界分为“然境”、“术境”、“艺境”和“哲境”四种，其中“然境”本义——混沌，是武术境界的前奏；“术境”本义——人体攻防的“真”，是没有人间善与恶的纯洁“净土”；“艺境”本义——超越攻防真实的极致假想，是“武”之为“武”的“完美”践行；“哲境”本义——“灵明”之原点，是“无欲则刚”的圣人与“万物一体”的和合。
无论是“形美”、“神美”、“德美”、“道美”之分，还是“然境”、“术境”、“艺境”、“哲境”之别，实际上与上述武术修炼的三个阶段是密切相关的。“形美”、“术境”与“着熟”相关，“神美”、“德美”、“艺境”与“懂劲”相联， “道美”、“哲境”则与“神明”类似。
武术的这种不同修炼境界在武侠小说、武打影视中都有所反映。如金庸笔下的孤独求败，年轻的时候，使用的是一把非常锐利的宝剑，后来分别改用轻剑、无锋重剑、无刃木剑；无独有偶，李连杰在其饰演的电影《霍元甲》中，主要讲述了霍元甲的武术大师、爱国者和和平使者三段人生经历和三重身份。进而描述了霍元甲的“武学三境界”：手中有剑，心中有剑阶段；手中有剑，心中无剑阶段；手中无剑，心中无剑阶段。无论是独孤求败的“无刃木剑”还士“霍元甲”的“心中无剑”，实际上都是武学最高境界的一种反映。处在这个境界的习武者已经“不役于物”，物物皆可为我所用，这是习武者对自己身体高度自信的一种表现。处在这个阶段的习武者，“他可以没有兵刃”，“也可以说，什么东两部是他的兵刃。”
而要达到“心中无剑”的“神明”境界则需要经过不同阶段的历练与壤砺。而这个过程正是武者在继承的基础土，不断和百家而凸显自我的过程。
不同的阶段，不向的要求。一开始是对原传拳法的继承、对标准化的坚持，而后来则往往需要走出去开阔视野，汲取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家之言”，开宗立派，形成新的标准，并由此进入到下一轮循环之中。程派高式八卦掌是这样做的，杨式太极拳是这样形成的，其他的中国武术拳派这是这样定型与完善的。
四
天津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受运河文化的影响，天津武术与北京武术、河北武术、山东武术、河南武术、江浙武术等均有关联。而这种文化的汇聚极易产生文化创新。武汉大学赵林先生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曾指出中国文化“以夏变夷”的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表现为生物学上的“米亚德现象”。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它呈现出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表现出不同文化融会后的一种“文化杂交”优势，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不断变迁和自我超越。
天津是一个多种文化汇聚的地方，这种“文化杂交”后的自我超越在武术方面表现的特别明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天津流传的“小拳种”特别多，如在沧州迷踪拳基础上发辫而来的迷踪艺，在山西，河北形意拳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新式拳法——象形术”，在形意拳、大成拳基础上衍生而出的心会掌、螺旋拳，在太极拳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李式太极拳、龙形太极拳、太乙十三式、八卦太极拳、开合太极拳、东岳太极拳以及在形意拳、大成拳、螺旋拳、心会掣、太极粪等基础上创编、适合大众健身需要的龟鹤拳等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程派高式八卦掌的出现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天津武术文化的这创新性在文学求亦有很好的体现。津味文学作家冯骥菜在其《神鞭》中就描绘了一个善于变化、创新的“傻二”形象。其祖宗原本练一种脑袋上的功夫——向心拳，这种拳法为了交手时不叫对方抓住头发而必须仿效和尚剃光头。靖军入关后，男人必须留辫子，傻二的祖上没有办法，只好把功夫改用在辫子上，创编出独异奇绝的辫子功。民国时期，洋枪兴起，傻二又将辫子剪掉而练成了神枪手。在这篇文学名著中，冯骥才为我们展现了天津人“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有能耐就变”、“‘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一变，又是绝活”的创新精神。
无独有偶，善于描写京城生活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亦有类似的一篇文学名著《断魂枪》。在这篇作品中，老舍描绘了一个沙子龙的人，他精通五虎断魂枪，人称“神枪沙子龙”。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沙子龙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他的镖局已经改成了客栈。当孙老者真诚地想跟随他学习那套枪法时，沙子龙坚决予以回绝，他说：“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如棺材”，就是“不传”。
一个“不传”，一个“有能耐就变”，两种区域文化，两个价值取向。
五
中国武术讲求个性、兼和创新以及富含哲理的特点，要求从武者要认真习学武术技术动作，不断提升对武术的体悟水平。
武术拳种、套路“是武术先哲主观心灵的客观形式，是他们观察自然、体悟武术的结晶，是武术作者精神活动的客观化，是作者对他(她)领悟到的武术意义的格式化”，武术自身的变化、武术套路结构、演练风格同武术实物一样等都透露出武术者的观念和思想。因此，对武术的理解仅仅靠地上、地下文献、调查民风等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研究者进行必要的“体晤”工作。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武术套路是武术作者对武术技击情境的攻防规定，是武术读者技击练习的‘剧本’”、武术“套路代表着不同武术群体的武术‘范式’”、“套路是武术技击不同流派的‘徽记’”，尽管目前武术技击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已经消失，但它已成功地内化在武术套路之中，技击以技术来体现，以套路而得以系统保留。对这些“文本”的把握，要求研究者要进行反复的技术修习，去逐渐理解武术先哲们的表白、倾听创编者的述说，从而了解不同的拳种、不同的流派对武术命题的具体演绎，进而对武术有所感觉、有所领悟。
另外，依据山东大学陈炎教授对中西文化的结构性比较，我们知道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和理性分裂的不够彻底，中国人的理性思辨往往不愿意离开经验实践而独立发展。这种认识对于武术文化研究至关重妻。武沭是一种人体文化，它主要依靠身体来表达。而中国理性和感性分裂不够彻底的特点更决定了自身体悟法对武术研究的重要性。
“拳打万遍，其理自现”。刻苦练习武术技艺，不断提高体悟水平不但是对习练程派高式八卦掌者、习练传统武术者的要求，亦是对武术研究者的要求。也许自身体悟法、文献资料法、文物考古法、田野调查法四重证据并举是解决目前武术学术界经典笑话频出、常识性错误常见现象的一剂良药。
如斯，我辈之幸、武术之幸。
八卦掌的奠基者董海川善于因材施教，为此，后世出现了程派八卦掌、尹派八卦掌、史派八卦掌、梁派八卦掌、张派八卦掌等诸多练习样式。涌现出程廷华、尹福、史计栋、梁振蒲、张占魁等多位八卦掌大师。
在追求个性的八卦掌因材施教氛围里，程廷华弟子高义盛兼和诸家、锐意创新，于1936年在家传红拳，李存义传形意拳和周玉祥、程廷华传八卦掌的基础上演化出先、后天有别的程派高式八卦掌体系。这个体系“既以八卦掌传统练法为基础，又颇多新意之处；既不失八卦掌运动的共性风格，又有自己独特的运动特色”，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别于八卦掌流派中其他分支的技术体系、自成一式练法”。
一
“先天掌为后天掌之本，后天掌为先天掌之用”。程派高式八卦掌以先天八卦掌为基本运动形式，后天掌由先天掌而生。其中，先天掌一掌生八式，共计六十四式(即乾八式、坎八式、艮八式、震八式、巽八式、离八式、坤八式、兑八式)。而六十四式，一式又可拆六手，共为三百八十四手，以合八卦三百八十四爻。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程派高式八卦掌创编者不但按照中国哲学的八卦理念进行了套路编排，而且自觉地运用八卦理论作为一个解释系统来阐释拳理。
实际上何止八卦掌，整个中国武术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反映，这些武术拳派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中国文化来解释拳理、指导实践。
武术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与中国哲学、文学、医学、帮会史、宗教史、社会史等密切相关。通过它，可以更好地探讨中国文化的内涵、更直观地把握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可以说，研究武术是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把秘密钥匙。
宋代以后，中国文化由汉唐时代雄阔高亢向精致内敛、婉约阴柔转化，“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了。”在这样的社会文化环境里，武术由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向全面吸纳中国文化精髓转变，从而“成为中国传统静态文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内家拳和以形意拳、太极拳和八卦掌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内家拳系统的出现以及诸多拳法对“内外兼修”、“刚柔兼备”的注重与不懈追求。
在“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下，中国武术不但形成了整体观的思维模式，而且突出地表现出象形拳术的发达。其中，整体观对武术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传统武术“打练合一”风格的形成和对“体用兼备”的重视。而象形拳术的“发达”又不仅仅表现在对自然界某一动物的模仿及将多种动物的模仿融为一体，而是表现出对中国哲学概念的模仿。模仿的结果是中国的传统武术领域内不但有地龙拳、蛇拳、鹰爪拳、鸭拳、猴拳、螳螂拳、虎鹤双形等演练套路，更有无极拳、太极拳、阴阳掌、五行拳、八卦掌等直接借鉴中国哲学概念而形成的拳派。
二
程派高式八卦掌是高义盛先生在综合自己所学的基础上而独创的一个八卦掌练习式样。这一式样的定型与完成不但为中国武术百花园又增添了新的元素，也为我们探寻中国武术的思想精髓提供了方便。
中国武术是一门高度讲求个性的学问，而这个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继承原传拳法、遵守标准的基础上兼和百家才有可能达到。
中国武术门派众多，据解放初对中国武术的初步调查显示，当时“散在全国各地的武术约有一百九十九项，而属于少林拳(俗称长拳)类的有一百三十项；器械技术约有四百多项。而使用刀、枪、剑、棍四种器械的约有二百八十三项”；20世纪80年代“挖整”后，根据“源流有序”、“风格独特”、“自成体系”、“拳理明晰”的评审标准，中国传统武术亦有129个流派。当然，这只是中国武术的一个大概规模。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武术还有派中有式的现象。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想象。如太极拳就与八卦掌的情况类似，不但有陈式太极拳、杨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李式太极拳、和式太极拳、傅式太极拳、龙形太极拳、青龙太乙十三式、八卦太极拳、开合太极拳、金陵太极功、五行太极拳、周易太极拳、东岳太极拳等不同的流派，而且陈式太极拳中又有陈式大架太极拳、陈式小架太极拳、陈式洪派太极拳、陈式混元太极拳以及陈式老架太极拳、陈式新架太极拳等不同的练习式样。这种情况表明，中国武术实际上是极为讲求个性的。上述不同的武术练习式样，正是众多的武术开山祖师们寻求到自身技术体系的一种反映。
宗吾、寻求个性的解放是中国武术的思想精髓。上述情形的出现与武术是东方人体文化的一种密切相关。我们认为武术是中华民族用来保存、保养和体认生命的一门学问。而由于习武者身体素质、修养、师承等诸多条件的不同，为此每一位习武耆所掌握的武术技术体系及其表现方式亦有不同。如果一个武者有足够的学养、较高的体悟水平且找到了适合自身的技术体系，新的武术流排、新的武术练习式样就会应运而生。
三
新的武术流派、新的武术练习式样不会从天而降，它要经过循序渐进的磨练过程。而至于如何达到这个境界，不同的拳种、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表述。如太极拳的招熟、懂劲、神明，苌氏武技的炼形合气、炼气归神、炼神还虚，形意拳的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白鹤拳的刚劲、柔劲、化劲，洪拳的明劲、暗劲、化劲，福建少林拳的刚劲、暗劲、化劲；吴殳枪法的重实阔大、轻虚紧小、平淡脱化，截拳道的初始阶段(部分性)、复杂精练化阶段(流动性)、返璞归真阶段(空)等；程派高式八卦掌则要经过形似师、神似师和形神似我三个阶段。
上述武术习练的三阶段划分，虽有不同，但都是一个由术而道的过程，实际上这涉及到武术习练境界的问题。近些年来，学者对武术境界进行了研究。如崔怀猛、刘晓青、吴光远等认为武术有“四美”，其中“形美”(外练筋骨皮)为习武的第一重境界；“神美”(内练精气神)为习武的第二重境界；“德美”(尚武崇德，以德服人)为习武的第三重境界；“道美”(以术求道，天人合一)为习武的第四重境界；马剑、邱丕相则把武术境界分为“然境”、“术境”、“艺境”和“哲境”四种，其中“然境”本义——混沌，是武术境界的前奏；“术境”本义——人体攻防的“真”，是没有人间善与恶的纯洁“净土”；“艺境”本义——超越攻防真实的极致假想，是“武”之为“武”的“完美”践行；“哲境”本义——“灵明”之原点，是“无欲则刚”的圣人与“万物一体”的和合。
无论是“形美”、“神美”、“德美”、“道美”之分，还是“然境”、“术境”、“艺境”、“哲境”之别，实际上与上述武术修炼的三个阶段是密切相关的。“形美”、“术境”与“着熟”相关，“神美”、“德美”、“艺境”与“懂劲”相联， “道美”、“哲境”则与“神明”类似。
武术的这种不同修炼境界在武侠小说、武打影视中都有所反映。如金庸笔下的孤独求败，年轻的时候，使用的是一把非常锐利的宝剑，后来分别改用轻剑、无锋重剑、无刃木剑；无独有偶，李连杰在其饰演的电影《霍元甲》中，主要讲述了霍元甲的武术大师、爱国者和和平使者三段人生经历和三重身份。进而描述了霍元甲的“武学三境界”：手中有剑，心中有剑阶段；手中有剑，心中无剑阶段；手中无剑，心中无剑阶段。无论是独孤求败的“无刃木剑”还士“霍元甲”的“心中无剑”，实际上都是武学最高境界的一种反映。处在这个境界的习武者已经“不役于物”，物物皆可为我所用，这是习武者对自己身体高度自信的一种表现。处在这个阶段的习武者，“他可以没有兵刃”，“也可以说，什么东两部是他的兵刃。”
而要达到“心中无剑”的“神明”境界则需要经过不同阶段的历练与壤砺。而这个过程正是武者在继承的基础土，不断和百家而凸显自我的过程。
不同的阶段，不向的要求。一开始是对原传拳法的继承、对标准化的坚持，而后来则往往需要走出去开阔视野，汲取别人的长处，为我所用，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家之言”，开宗立派，形成新的标准，并由此进入到下一轮循环之中。程派高式八卦掌是这样做的，杨式太极拳是这样形成的，其他的中国武术拳派这是这样定型与完善的。
四
天津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受运河文化的影响，天津武术与北京武术、河北武术、山东武术、河南武术、江浙武术等均有关联。而这种文化的汇聚极易产生文化创新。武汉大学赵林先生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时曾指出中国文化“以夏变夷”的模式，导致了中国文化上的超稳定结构，表现为生物学上的“米亚德现象”。而西方文化恰恰相反，它呈现出一种融合更新的模式，表现出不同文化融会后的一种“文化杂交”优势，导致了整个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不断变迁和自我超越。
天津是一个多种文化汇聚的地方，这种“文化杂交”后的自我超越在武术方面表现的特别明显。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在天津流传的“小拳种”特别多，如在沧州迷踪拳基础上发辫而来的迷踪艺，在山西，河北形意拳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新式拳法——象形术”，在形意拳、大成拳基础上衍生而出的心会掌、螺旋拳，在太极拳基础上演变而来的李式太极拳、龙形太极拳、太乙十三式、八卦太极拳、开合太极拳、东岳太极拳以及在形意拳、大成拳、螺旋拳、心会掣、太极粪等基础上创编、适合大众健身需要的龟鹤拳等等。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程派高式八卦掌的出现在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
天津武术文化的这创新性在文学求亦有很好的体现。津味文学作家冯骥菜在其《神鞭》中就描绘了一个善于变化、创新的“傻二”形象。其祖宗原本练一种脑袋上的功夫——向心拳，这种拳法为了交手时不叫对方抓住头发而必须仿效和尚剃光头。靖军入关后，男人必须留辫子，傻二的祖上没有办法，只好把功夫改用在辫子上，创编出独异奇绝的辫子功。民国时期，洋枪兴起，傻二又将辫子剪掉而练成了神枪手。在这篇文学名著中，冯骥才为我们展现了天津人“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有能耐就变”、“‘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一变，又是绝活”的创新精神。
无独有偶，善于描写京城生活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亦有类似的一篇文学名著《断魂枪》。在这篇作品中，老舍描绘了一个沙子龙的人，他精通五虎断魂枪，人称“神枪沙子龙”。剧烈的社会变革，使沙子龙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他的镖局已经改成了客栈。当孙老者真诚地想跟随他学习那套枪法时，沙子龙坚决予以回绝，他说：“那条枪和那套枪都跟我入棺材，一齐如棺材”，就是“不传”。
一个“不传”，一个“有能耐就变”，两种区域文化，两个价值取向。
五
中国武术讲求个性、兼和创新以及富含哲理的特点，要求从武者要认真习学武术技术动作，不断提升对武术的体悟水平。
武术拳种、套路“是武术先哲主观心灵的客观形式，是他们观察自然、体悟武术的结晶，是武术作者精神活动的客观化，是作者对他(她)领悟到的武术意义的格式化”，武术自身的变化、武术套路结构、演练风格同武术实物一样等都透露出武术者的观念和思想。因此，对武术的理解仅仅靠地上、地下文献、调查民风等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研究者进行必要的“体晤”工作。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武术套路是武术作者对武术技击情境的攻防规定，是武术读者技击练习的‘剧本’”、武术“套路代表着不同武术群体的武术‘范式’”、“套路是武术技击不同流派的‘徽记’”，尽管目前武术技击赖以生存的历史语境已经消失，但它已成功地内化在武术套路之中，技击以技术来体现，以套路而得以系统保留。对这些“文本”的把握，要求研究者要进行反复的技术修习，去逐渐理解武术先哲们的表白、倾听创编者的述说，从而了解不同的拳种、不同的流派对武术命题的具体演绎，进而对武术有所感觉、有所领悟。
另外，依据山东大学陈炎教授对中西文化的结构性比较，我们知道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和理性分裂的不够彻底，中国人的理性思辨往往不愿意离开经验实践而独立发展。这种认识对于武术文化研究至关重妻。武沭是一种人体文化，它主要依靠身体来表达。而中国理性和感性分裂不够彻底的特点更决定了自身体悟法对武术研究的重要性。
“拳打万遍，其理自现”。刻苦练习武术技艺，不断提高体悟水平不但是对习练程派高式八卦掌者、习练传统武术者的要求，亦是对武术研究者的要求。也许自身体悟法、文献资料法、文物考古法、田野调查法四重证据并举是解决目前武术学术界经典笑话频出、常识性错误常见现象的一剂良药。
如斯，我辈之幸、武术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