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明清两代在造园风格有较大差异，清代园林注重人工雕饰，而明代园林则崇尚自然雅趣。明代江南园林以文人园林为主流，文人基于自身际遇及审美偏好，在园林营建中主张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注重自然天成的生态空间的营造，使得居住环境与自然生态更为契合。从叠山、理水、动植物配置及园林建筑等方面，明代园林都展现了令人称道的生态智慧，并将山水画的审美意境融入园林设计中，生态景观与人文思想交相辉映，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同時也形成了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和社交方式。明代江南园林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探索，对于当前建设生态节约型园林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明代园林；江南园林；生态意蕴
　　明代，江南造园艺术发展到了新的高峰，造园活动在士绅阶层中广为普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园林文化。从明代早期、中期至晚期，造园风格也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明代江南园林对于整个中国园林史，不仅仅是繁荣、是高峰，而且有着重要的转折地位。”2这种转折，体现为园林的营建风格从推崇自然雅趣的文人园林向华丽精致的人工化园林的转变。明代早期和中期的诸多名园呈现出返璞归真的自然意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居住文化的生态智慧。而如今现存的园林遗迹，大都经过后人的改建，其营建风格与初创之时相比，已大相径庭。因此，重新回溯明代造园在营造生态环境方面的特色，不仅能深入理解造园艺术的发展变迁，也有助于重新认识古典园林的生态理念和对于当代人居建设的启迪。
　　一、回归自然与人工雕饰：明清园林的风格辨析
　　对于明代园林生态意蕴的研究，需要选择参照对象。研究者通常选择中西方园林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以15、16世纪的意大利园林和17世纪的法国园林作为参照对象。以中国园林自身的发展而言，以清代园林作为参照对象，或许更能体现明代园林在营造生态景观方面的特色。
　　对于由明入清之后，造园风格的诸多变化，园林史的研究者已有共识。如汪菊渊在分析了拙政园、艺圃、环秀山庄等苏州名园不同阶段的营造特点后认为，园林布局、空间划分、园林建筑、叠山理水等方面，明清都有不同，以空间划分而言，“在明代宅园中，多用树丛划分景区空间，有时也用墙来达到同一目的。到了清代乾隆初期，往往就用廊、桥、漏墙来划分空间，组成景区。”1
　　周维权的《中国园林史》也将清中期作为明清园林风格嬗变的分界线，这一阶段，私家园林“由早先的自然化为主逐渐转变为人工化为主”，“园林里面的建筑密度较大，山石用量较多，大量运用建筑物来围合、分割园林空间，或者在建筑围合的空间内经营山池花木。”2 这种造园风格的盛行，充分发挥了建筑的造景作用，也促进了叠山技法日臻精妙，但却削弱了园林自然天成的生态空间，使园林的设计创作脱离了自然意趣，变得日趋形式化。
　　也有学者认为园林设计的转型发生在明代晚期，包括整体风格的变化，以及建筑中装饰性部件的兴起，“前所未有的装饰性的门窗形式开始出现——圆形的、卵形的、花形的、树叶或者其他形状的，以及大量‘奇幻’的亭子，例如梅花形状。”3 顾凯也认为晚明是造园风格的转折期，“新的造园风气中，建筑的作用被特别看重”，“无论是山、水营造还是花木配置，景致的营造都更多地有着形式感的强烈追求，而结合大量建筑要素的熟练运用，使得园林的整体营构得到强化、空间效果得到凸显。以往常见的‘疏朗’的自然效果，逐渐让位于‘精巧’的艺术风格。”4 但这种趋势，往往是出现于部分名园中，从晚明时期的诸多记载来看，文人园林，“堂轩不过数楹，而草木蓊郁”5的情况依然很普遍。可见，从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初期，造园风格都处于转变中，到清代中期，这种转变大体已经完成。
　　明代中期的园林，尤其是别墅园，大抵以赏自然之景为主，着意于清新自然的田园景致的营造，多以山水植物景观取胜，建筑通常只起点缀作用，作为点睛之笔，“取境既佳，不必以构造胜矣”。6这种特征，从传世的诸多明代园林图册中可以得见，如文徵明的《浒溪草堂图》。该图是描绘吴邑沈天民位于浒溪的别墅，图中可见，沈氏的草堂建于山水之间，群山环抱，碧水潋滟，更有高木浓荫掩映。山光水色与葱郁的林木，是该园的特色，园内建筑则萧疏简朴，茅草为顶，四壁萧然，不负“草堂”之名（见图一）。
　　造园风格经历了晚明的变化，到了清代，注重人工雕饰，建筑密度增加，其营建也日趋精致奢华。这其中，固然有诸多因素，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皇室对造园活动的热衷，二是盐商作为造园群体的崛起。清代的皇帝积极参与造园，如康熙皇帝主持营建了畅春园，雍正皇帝将自己做皇子时的赐园“圆明园”扩建为离宫，乾隆皇帝则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同时也对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进行了升级改造，形成了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体系，即“三山五园”。以营建风格而言，康熙时期的畅春园，秉承了文人园林的传统，建筑朴素，不事奢华；而乾隆皇帝扩建圆明园之时，既注重山水意境，又崇尚奢华，“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1
　　
　　图1 文徵明《浒溪草堂图》
　　从民间的造园活动来看，盐商群体对于清代园林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在盐业中心城市如扬州、天津等地体现得最为明显。明代的扬州园林，多表达士大夫寄情山水之逸兴，是为“城市山林”。而到了清代，盐商崛起，加之乾隆皇帝的历次南巡，“大事修建亭阁廊榭，扬州的缙商们想争宠于皇家，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也大事修建园墅。”2如袁枚所言，“自辛未岁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侈而张之。水则洋洋然回渊九折矣，山则峨峨然隥约横斜矣。树则焚槎发等，桃梅铺纷矣。苑落则鳞罗布列，閛然阴闭而霅然阳开矣。猗欤休哉！其壮观异彩，顾、陆所不能画，班、扬所不能赋也。”3盐商园林虽然仍标榜山林逸趣，然而与传统文人园林的营建风格，已然大相径庭。
　　与清代不同，明代的皇帝在造园上鲜有建树。开国之君朱元璋对江南富户造园享乐的行为极为厌恶，乃至颁布了造园禁令，江南一带的造园活动，在洪武年间受到极大打击，不但新建园林稀见，宋元时期遗存的诸多名园也遭到破坏，乃至荒废，如《同里志》所言，“一朝陵谷那知变，废尽东吴旧庭院。”4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虽然不再禁止造园，然而北方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不如江南有造园的便利条件。北京西郊一带虽然山水景观资源优越，但明代边患严重，面临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故而不曾大规模兴建离宫别苑。皇室在造园活动中的缺位，客观上使得明代园林保持了文人园林的独立性，也延续了魏晋以来私家园林作为“隐逸文化的最基本的载体”5之特征。 　　明代，商人群体、暴富阶层对于传统士人地位的挑战，体现在造园上，明代晚期确实影响较大，以致文震亨这样出身世家的文人颇忧虑，“吾正惧吴人心手日变”。6但明代总体仍以文人园林为主流，商人往往受士流影响，有的商人并非只是附庸风雅，还能著书立说、谈文论艺。如无锡人安国，虽以经商起家，而藏书甚丰，并刊刻古籍，“尝铸活字铜版，印诸秘书，凡古法书藏画鼎彝宝玉之属，能辨真赝，廣为收置”。1安国在无锡胶山一带建有嘉荫园、菊乐园、西林园等诸园第，其中，嘉荫园“堂曰宏仁，阁曰元揽，磊落杳折，幽深闲靓，不收人间世。国性嗜山水，日吟啸其中。”2可见安国虽为富商，而其造园风格，全然是名士做派，并且得到文人的接纳和赞誉。
　　二、栖居林泉：明代园林的营建主旨
　　与清代园林崇尚人工雕饰不同，明代中期的园林，多以天然环境作为园林构筑的基础，并在其中点缀少量建筑，或营造清幽恬淡的山水景致，或呈现淳朴自然的田园风光。这一时期的园林，之所以颇具自然生态之美，首先在于造园的主流群体及造园目的。这一阶段，造园活动的主体是文人，且以名门望族为主，如苏州文族家族、太仓王氏家族、无锡秦氏家族等。3即便在上海这样的新置邑，也是“大姓右族林立”、“层台累榭”。4虽然商人也竞相造园，如前文所言，商人造园的风格有时会趋向于文人园林，此类案例有安国的嘉荫园、西林园等。
　　通常而言，文人造园，是崇尚一种寄情山水、诗意栖居的生活方式。自魏晋以来，历代文人都有栖居林泉、远离俗世纷扰的生活理想，而此种理想，若非隐居山野，只能通过造园才能实现，如文震亨言：“吾侪纵不能栖岩止谷，追绮园之思，而混迹廛市，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5
　　明代文人选择栖居林泉，读书治学、怡情养性，兼顾奉养父母及聚会社交，倘若是致仕的官员造园，则为退居养老之所。《同里志》记载明代正统年间曾任江西右布政使的何源，年逾七十终得以告老还乡，在同里镇建“遗老堂”，友人赠诗曰：“九重优诏许还乡，便向林泉结草堂。筇竹杖移花下月，鹿皮冠压鬓边霜。瓮开春酒流霞暖，帘卷香风化日长。赋就闲居身自逸，湖山佳处足徜徉。”6
　　然而，许多人并非年老退休之后才栖居林泉。有人是仕途不顺，遭受打击后，转而从园林中寻求慰藉。如王献臣罢官还乡后，在苏州城东购地造园，取晋代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意，命名为“拙政园”。《闲居赋》是潘岳在官场沉浮多年后，对仕途心灰意冷，表达归隐田园之意。王献臣援引潘岳的名篇，可见其造园之初衷与心境。拙政园中建“梦隐楼”，文徵明题诗中有“枕中已悟功名幻，壶里谁知日月长”之句，1暗合园主之意。
　　至明代晚期，朝政黑暗，内忧外患，仕途受挫的文官更多，于是，辞官归隐、回乡建园，成为一种普遍选择。如陆树声表示建适园是“余方倦游，思去烦以息静也”，2 潘允端自述建豫园是“愉悦老亲”。3 实际上，无论“去烦息静”还是“愉悦老亲”，都是仕途受挫后回乡闲居的状态。祁彪佳的案例在晚明颇具代表性，他引疾南归后，重游幼年时“捧土作婴儿戏”的故地寓山，怀念亲人，感慨世事人生，“于二十年前之情事，若有感触焉者。于是卜筑之兴，遂勃不可遏。”4 他在寓山建园，园中有“志归斋”，表达了主人的回归心态：回归故土、回归自然、回归内心。正是这种回归心态，使文人园林的营建，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状态，与自然生态环境更为契合。
　　当园林成为文人安顿身心的诗意栖居之地，便形成了独特的景观设计理念。文人造园，崇尚萧疏雅洁，“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5 清代盐商园林中常见的夸富之举，倘若是在明代，则可能受到众名士的讥讽。实际上文震亨已经表达了对晚明造园中种种奢侈行径的反感：“若徒侈土木，尚丹垩，真同桎梏樊槛而已。”6“桎梏樊槛”一词，可追溯到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名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可见明代文人与魏晋名士在精神上的共通性。
　　明代崇尚古风，以淡泊名利、归隐田园的前贤为学习榜样，陶渊明、王维、林圃等倡导园居生活的前代文人，都倍受推崇。重返田园生活的美好，在陶渊明的诗中得到充分体现。“在陶渊明关于返乡的著名诗篇中，他对一方面是士族门阀的处事方式与束缚，另一方面是个人自由与自然性这两者之间的分歧做了更为深刻的探索。”7陶渊明不愿受官场束缚，辞官回乡，归隐田园，这在明代的士大夫中激起了普遍的共鸣。明代园林以东篱、采菊园、归园田居等为名，是向陶渊明致敬。《桃花源记》也成为景观设计的灵感来源，直到清代，这种设计思路依然屡见不鲜，如圆明园四十景中的“武陵春色”即是经典案例。
　　王维也是明代造园效仿的榜样。王维在陕西蓝田的山林中营建辋川别业，有《辋川集》和《辋川图》传世。到了明代，“辋川”已成为文人心中不可逾越的经典，成为名园的代名词，如豫园主人潘允端自谦说“大抵是园不敢自谓辋川、平泉之比”。1王维在辋川别业中栽种的花木，如木兰、辛夷，也成为江南园林做植物景观时频繁使用的花木，且往往设置于园中的重要景点。
　　其余先贤，如观鱼的庄子，建履道坊宅园的白居易，建平泉庄的李德裕，建独乐园的司马光，歌咏田园风光的范成大，梅妻鹤子的林圃，爱石的倪瓒……此类人物掌故，都是明代造园时乐于模仿的对象，也成为景观设计的灵感来源。故而明代的江南园林，在造园思想上，大都主张回归自然、抒发性灵、不受世俗规则的束缚，充满文人趣味，独具生态之美，园林中处处展示出中国传统的生态美学。《园冶》以“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来概括江南园林的规划思想，可谓精辟。
　　三、明代园林中生态景观的构成
　　中国古典园林的景观，其主要构成，是叠山、理水、动植物配置及园林建筑。明代中期，造园者对山水景观最为看重，植物景观也受重视，建筑的营建反而较为简朴，许多园林建筑往往是写意型，简约朴素，不事雕琢。明代晚期的建筑密度有所增加，但非常注重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谐调，建筑和谐地融入景观中，为山水增色，而不显突兀。 　　能得山水之胜，是造园的理想境界。许多风景名胜区往往私家园林荟萃，如苏州洞庭西山、扬州蜀冈、南京清凉山和乌龙潭，在明代，都是池馆林立、园林密布。东林党领袖高攀龙隐居无锡，“于邑城外西南一十里乡，号扬名洲渚上筑室数楹，背山面湖，舍北舍旁天然有支河环绕，因名水居，为潜养读书之所。”2无锡城内的寄畅园则借惠山之景，园内假山依惠山东麓山势作余脉状，又引来二泉之水，既得山水之胜，则名园之雏形已呼之欲出。在景观规划时，对于场地内及周围的山水资源要予以充分利用，显山露水。园林中的山水景观要模拟自然、再现自然，成为自然山水的浓缩，“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3
　　有的场地本身并没有非常优异的山水资源，这种情况，需要对场地进行改造，堆叠假山、疏浚水系。如拙政园，位于苏州城内，营建之初，“居多隙地，有积水亘其中”，对此，王献臣指导工匠“稍加浚治，环以林木”，形成水池“滉漾渺弥，望若湖泊”，水岸则积土为台，筑台以观景。这种“稍加浚治，环以林木”的处理方式，在明代颇为常见。
　　基于场地肌理的景观设计手法，在明代园林中很普遍。对原有场地，并不是改天换地式改造，而是进行微地形处理，尽可能保留了原生态的景观，体现自然风貌和地表特征。吴宽在苏州城东营建的东庄，也是这种处理方式。从《东庄图册》中，可见园内诸多景点，大抵是依照原有地形而设置，水池的形状显然没有经过精细处理，几乎就是乡野间随处可见的小水塘（见图2）。园内有蜿蜒的小河，成片的田地，竹林茂密，河岸低处有蘆苇丛，高处则为小山、坡地和自然起伏的土丘，也是原有地貌的展现（见图3）。
　　[ 图2 沈周《东庄图册》之“北港” 图3 沈周《东庄图册》之“竹田” ]
　　植物造景在明代往往表现为以成片种植的林木或花卉来造景，园林中呈现出大面积的植物景观，而非清代常见的在建筑旁点缀几株花木的造景手法。植物常作为园林的主要景点，如文徵明《拙政园三十一景图》中，植物景点有繁香坞、蔷薇径、瑶圃、芭蕉槛、珍李坂、桃花沜、芙蓉隈、水华池、柳隩、竹涧、槐幄、听松风处、来禽囿、湘筠坞、玫瑰柴等。有的景点虽以建筑为名，仍是赏植物之景，如“倚玉轩”赏竹，“待霜亭”赏橘树，“得真亭”是以四株高大的桧树结亭成景。1
　　这一时期，拙政园的植物景观，既注重四时之景的搭配，也注重乡土树种的栽种，还考虑到了动态生境的营造。以四时之景而言，春夏秋冬，各有佳构。春景：早春赏梅，瑶圃“中植江梅百本，花时灿若瑶华”；仲春赏桃、柳，桃花沜“夹岸植桃，花时望若红霞”，柳隩“春深高柳翠烟迷，风约柔条拂水齐”；暮春在繁香坞赏牡丹、芍药、海棠诸花，“春光烂漫千机锦，淑气薫蒸百和香”。夏景：水华池“方池涵碧落，菡萏在中洲”；深净亭“绿云荷万柄，翠雨竹千头”；还可以观果，来禽囿“杂植林禽数百本”，“清阴十亩夏扶疎，正是长林果熟初”。秋景：芙蓉隈“林塘秋晚思寥寥，雨浥红渠淡玉标”，待霜亭“倚亭嘉树玉离离，照眼黄金子满枝”，芭蕉槛“秋声入枕凉，晓色分窓绿”，竹涧“短棹三湘雨，孤琴万壑秋”。冬景：听松风处“疎松漱寒泉，山风满清听”。1
　　拙政园的植物景观，在明代早期和中期的园林中颇有先例，如陶宗仪的南邨别墅，内有蕉园；吴宽的东庄有菱濠、果林、竹田、朱樱径等景点。至晚明时，植物造景依然是很多园林的特色，如祁彪佳记绍兴诸园，澄玉亭“入径有高柳、古梅”，2桐风馆“中植梧桐甚盛”，3西壁堂“牡丹一本，花以百计”。4
　　动物景点在明代园林中也很受重视，有的园林栽种果树引飞禽，如拙政园的“来禽囿”；有的园林以水池作为水鸟栖息地，如寓山园的“让鸥池”。园内也有人工驯养的禽鸟，如鹤、鹦鹉、画眉等，水池中通常蓄养观赏鱼类。以养鹤为主题的景点很常见，如西林园的“鹤径”和东庄的“鹤洞”（见图5）；观鱼景点在明中期以后成为园林的标准配置，如寄畅园的“知鱼槛”。
　　建筑密度低且形制简朴，是文人园林的特色。明代早期、中期的园林，建筑较少，如拙政园初建时，“凡为堂一，楼一，为亭六”，5偌大的园林，仅建一座若墅堂，一座梦隐楼，六座亭子，其余轩、槛、池、台、坞、涧之属，大抵是山水植物景观。数年之后，王献臣又对园内的部分景点进行了改造，如若墅堂四周围了一圈花架，花架围合而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但若墅堂的建筑形制依然很简朴（见图6）。在沈周的画中，建筑之简陋也让人印象深刻，如《清园图》中，主体建筑仅为一所低矮的瓦房，房内陈设也极为简陋，几乎没有多余的家具，而房主在屋内独坐，手捧书卷，怡然自得，似乎对于此等居所十分满意（见图7）。至万历年间，宋懋晋所绘《寄畅园五十景》，寄畅园内的建筑颇为精巧华美，建筑形制也别具匠心。这一时期，寄畅园的建筑虽然较初创时华美精致，但非常注重与周围山水景观的搭配，如“涵碧亭”，建在池中，堆叠湖石为基，四面环水，有朱栏板桥至岸上，可谓典雅高致。大致在同一时期，张复也为无锡的另一座名园——西林园绘制图册。从这套图册中，可以看到与寄畅园相似的造景手法，如“空香阁”便类似于“涵碧亭”，建于湖中，四面环水，颇有幽致（见图8）。明代晚期的园林，若园主为普通文士，其建筑形制仍以简约为主流，如朱鹤龄在同里镇建的江湾草庵，“庵之制创自田畯，门牖略具，丹漆不施，竹帘纻帷，容膝而已。”1
　　四、明代园林的审美意境与居住体验
　　周维权将宋代文人园林的特征概况为四点，即：简远、疏朗、雅致、天然。2明代江南园林较好地继承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的造园风格，故而对于明代初期和中期的园林而言，这几点特征同样适用。
　　明代的新趋势是画家群体大量参与到园林的规划设计中。文人园林一贯重视诗、书、画三者的相互融合，“不仅在造园技巧、手法上表现了园林与诗、画的沟通，而且在造园思想上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作为园林艺术的灵魂。”3而明代，由于画家参与园林规划设计，使得文人画的审美意境也融入到园林意境中。吴门画派的沈周、文徵明、仇英，以及后期的陈淳、陆治、钱榖等，都与园林有密切的关联，或参与景观设计，或绘制园林图册。绘画与造园的共通之处在于，都是以自然景物为主要创作对象。只是绘画为平面创作，园林为立体创作。自然景观在绘画和造园中，展现出了丰富的可塑性，可以尝试进行不同风格的创作，表达不同的审美意境。 　　文人画追求景象简约而意境深远，这在明代中期的园林造景中较为常见，如文徵明笔下的拙政园，景致简约，淡泊高逸，“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1
　　简远的造景手法，“这是对大自然风致的提炼与概括，也是创作方法趋向写意的表征”。2这种创作手法，必然会追求景物布局的疏朗，园内建筑数量不求其多，以免流于琐碎，破坏整体格调。拙政园在初创之时，即有较为成熟的审美理念作指导，园林营建的整体性强，风格突出，是故建成之后，能在苏州的众多园林中脱颖而出，成为名闻遐迩的一代名园。
　　清丽雅致是文人画的另一种审美意境，这在晚明的诸多名园如常州止园、上海露香园、豫园等园林中可以得见。止园“画栋迤逦，朱栏萦回，十步一曲，或起或伏，极窈窕之致”；3露香园“园盘纡澶漫，而亭馆嵱嵷，胜擅一邑”；4豫园“朱槛临流”、“名花珍木，参次在列”、“峰峦错叠，竹树蔽亏”……5此类名园中，自然景观与建筑相互映衬，而其造景风格崇尚雅致，有雍容典雅之态，无市井俗气。
　　平淡天然、返璞归真的田园之境，也是明代园林乐于营造的意境。以乡土植物作为造景的元素，摒弃复杂的形式，回归平淡天真，展现纯粹的自然景物之美，以此来陶冶性情、涵养心胸。吴宽的《东庄图册》，展现了一种不事雕琢、自然拨俗的田园意境。在此类园林中，农作物如桑、麦、稻、菱，都可以作为观赏之景，且还充满“丰衣足食”的田园之乐。在园林中欣赏麦浪、稻畦、桑林、菱濠，别有一番情趣。农作物从劳作对象变为审美对象，使园林不仅是单纯的游观之地，也具备生产功能。
　　对自然山水的摹拟，对山水画、田园诗的再现，或简远，或雅致，或淳朴……凡此种种，皆展现了在景观设计中，“师法自然”可以实现的各种风格和审美境界。自然界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设计元素，这些元素结合相应的人文思想和艺术理念，可以创作出独具特色的作品，而无论哪一种创作风格，都基于对自然审美的深入体验。正是这种审美体验，使园林能够在四时景物的变幻中，展现自然的生命情态。
　　园林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度融合，在园中居住，亲近自然，人的性灵获得舒展与释放，游乐忘情，忘却俗世之烦忧。王献臣居于拙政园，“所谓筑室种树，灌园鬻蔬，享有闲居之乐者，二十年于此矣”。1高濂在《起居安乐笺》中，描述园居之乐：“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苍藓盈阶，落花满径，门无剥啄，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吸之。” 2
　　栖居林泉与儒家注重的人伦亲情并不相悖，反而能尽享天伦之乐。潘允端建豫园，“时奉老亲觞咏其间”。3吴亮为母亲在止园中建大慈悲阁，供奉观音大士，“实太宜人所皈礼者”，4吴亮常探望母亲，尽孝道，同时不忘游园赏景，“定省之暇，水泛陆涉，郊埛之外，朝出暮归，抚孤松而浩歌，聆众籁以舒啸，荆扉常掩，俗轨不至，良朋间集，浊醪自倾，而又摘紫房，挂赤鲤以佐之。”5园居生活，饮食方面也很讲究，如高濂携妻子儿女居于山林，“既归竹窗下，则山妻稚子，作笋蕨，供麦饭，欣然一饱。”6
　　幽雅宁静的居住环境，也使得很多与文学、艺术相关的活动能得以开展，如读书作文、赏花品茗、焚香弹琴、收藏书画古董。祁彪佳《越中园亭记》记载绍兴诸多园林如万玉山房、白马山房、桐风馆、独石轩、偶鹿山房等，或为读书处，或为教学之所。高濂言“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7园林往往成为文艺创作的繁盛之地，很多文人的作品都创作于园林中，或以园林的名字来命名，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别集》，吴亮的《止园集》。
　　园林雅集是文人社交活动的重要内容，很多名园往往承担了公共园林的功能，成为当地名胜，雅士聚集，名流往来，诗词唱和，为一时之繁盛。如上海的熙园，“脍炙海内，凡结绶宦游，携筇云集者，靡不载酒相过，恣情搜讨，以为江左之丽瞩、遐壤之夸谈。”8
　　由此可见，园林所构筑的“城市山林”的特殊空间，为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物质条件，进而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良性互动。园林中的生态环境实现了自然与人文的相互融合，士大夫不离都市而能享受自然之美，追慕山林之乐与享受良好的生活条件，以及儒家的忠孝伦理之间达到了平衡。
　　五、结语
　　园林作为居住场所，所倡导的不是“人未到场”的原生态环境，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明代江南园林的营建理念，展现了这一时期的人们对于回归自然的深层思考，以及在构建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上所做的积极探索。而此类园林建设中往往具有回归心态，园林规划更倾向于展现对于自然的热爱与依恋，而不是挑战和征服。因而，回归自然与回归生命的本质，这两种诉求得到较好地融合，构建一座充满自然生态之美的园林，也等同于构建人的精神家园。园林“作为一种沟通天地自然与个人内心的媒介”，1是灵魂的栖居之地，而不仅仅是居住和游观。
　　明代园林生态景观的营建，在于对山水、植物、动物、建筑等景观元素的精彩演绎，给予原生态的景观资源以充分的尊重，尤其是发挥植物的造景作用，建筑并非居于园林的主体位置。建筑的营建并不提倡奢华，简约朴素的建造方式仍然可以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并带来良好的居住体验。
　　明代园林也展示了“师法自然”的不同创作方式。园林的风格可以多样化，也可以表达丰富的景观主题。但无论哪一种创作风格，都是基于自然生态与人文艺术的深度融合，即设计者不但需要谙熟自然生态规律，对于诗词书画等方面的文化典故也要非常了解，将诗情画意融会于景观中，从而使自然之景中充满人文意趣，原本是“虚”的文化也能以“实”的景观的方式来展现。由此，情景交融，虚实相生，使得园林之景既合乎自然之道，又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承载了丰富的文化信息。
　　明代园林的上述特征，对于当前提倡的生态节约型园林的建设，有积极的启发。要建设生态节约型园林，首先，规划者的心态要摆正，不能片面追求标新立异、奢华铺张，而应综合考虑生态、景观、文化、服务功能等诸多因素，探讨从景观营建中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也需要重视景观中文化意境的塑造，景觀设计不仅要从技术角度解决问题，更要考虑到人文因素。基于中国传统的人居文化背景，在生态景观中融入文化元素，形成文化意境，能激起观者的共鸣，引发诗意联想，从而获得更好的居住及游观体验。
　　生态园林的建设，不仅是要发挥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展示生态自然之美，更重要的是，要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古人在栖居林泉时所体验到的“天人合一”的境界——从景观设计的角度而言，这是人的精神世界与自然景物相互交流，物我融合，尔后领悟到的神妙。从这一角度而言，当代人居环境建设的开展，依然是对于“天人合一”这一古老哲学命题的探索和追寻。
　　[作者简介：李霞，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清萍，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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