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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的理论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以及教育学等多种理论领域，职业融合功能的研究对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认同感与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基于社会学的视角从“道德与信仰”“社会关系与结构”“个体的主观性”三类具有代表性的职业融合思想为起点，论述职业融合功能对个人与社会、不同社会阶层之间达至和谐统一的关键作用。职业如何有效发挥“融合”的功能，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新要求，只有融入职业融合的思想，将面向边缘群体的特殊教育纳入职业教育范畴，缩小每个个体由于社会家庭背景及占有学习资源等因素引起的差异，同时兼顾职业资格要求对个体能力的培养与个体的主观意愿，才能实现个体与社会的融合统一。
关键词 职业；职业融合；社会整合；职业教育学；职业社会学；德国
中图分类号 G719.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01-0072-08
一、引言
“职业”一词是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范畴下的核心概念。在一些德语语系国家，不仅将其视为反映国家文化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社会文化特征的重要概念[1]，还将“职业”视为就业体系的结构基础[2]。职业不仅对社会和就业体系发挥着重要职能，还对社会化发展、教育及未来一代的社会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3]。青年人通过职业教育、通过经历社会分工的生产过程及其相关联的社会职能将自身与社会相融合。以职业为载体将个体与社会达至融合的过程反映了个人对职业作出自由思考的定向与选择过程，体现了个体的能力、价值倾向、兴趣爱好与愿望[4]。
对“职业”的追根溯源要回归至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中，包括职业选择理论、职业教育理论、社会学理论、行动学理论等。因此，学者们也将“职业”的理论描述为“融合的理论”。“职业的融合理论”对解决转型社会因经历社会分工变化而产生的系列问题具有特殊意义[5]。职业随社会分工变化不断接受新的价值模型、思考方式、评价方式与决策形式从而发挥新的社会职能[6]。另一方面，每一次的社会转型势必带来人口的变化与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由此会制约就业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保证未来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源充足，人们逐渐将关注点转向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员群体，如何帮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提高这部分群体转化为劳动力资源的比率是“职业融合”研究需要关照的重要问题[7]。
近年来，德国启动的教育政策逐漸倾向发展教育的“融合属性”，体现了与职业教育具有很高的关联性。2006年，德国启动了“残障人员权利协定联盟”，旨在充分挖掘所有残障人员的职业潜力来应对未来人口变化及专业人员缺乏的系列危机[8]。为此，德国专门建立了许多特殊群体组织，帮助身患残疾或是没有完成职业教育的问题青少年，在指定的专门教育机构中继续完成他们原本中断的职业教育[9]。在人口变革、职业教育生源下降、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背景下，探讨职业的“融合性”能够为一部分青少年接受更优质的职业教育创造机遇，为身处社会边缘的青少年融入社会提供帮助。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研究结果显示，德国的教育体系具有更高的社会选择性[10]。PISA研究数据表明，德国儿童的社会背景，包括家长从事的职业、家长的学历、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对其未来获得教育成功的几率与未来选择的学习路径起着决定性作用。儿童的社会背景包括家长从事的职业、家长的学历、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移民背景。“2016年德国教育报告”表明，个体的社会背景是其参加教育培训与继续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11]。阿尔贝克（Ahrbeck）认为，职业的“融合属性”能够较大程度满足个体的教育期望与需求[12]。利用职业的融合性能够尝试为学生开展一些有益而丰富的学校生活，使学生能够从“优化融合的日常学习”中受益。开展“融合属性”的学校活动，一方面为残障青少年创造了平等获得社会分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维护了普通教育的平等性[13]。
综上所述，职业的“融合属性”始终作为职业理论的组成部分与职业教育的办学理想。虽然学者们目前还无法给职业融合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其已经成为教育一体化专题研究的新概念与新的研究趋势。
二、职业与职业融合在职业教育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理论溯源与历史反思
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工始终是职业与职业教育学关注的问题。基于“职业”的教育与基于“职业培训”的教育都需要解决社会分工以及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融合问题。在职业的历史发展、职业社会学理论与职业教育理论中都能找寻到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工问题的理论起源。
（一）职业融合在职业社会学理论的演进与反思
1.基于“道德与信仰”的职业融合观
对职业的理解要追述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职业道德与信仰学说。路德认为，职业是实现社会集成的载体，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沟通媒介。上帝通过职业向人们传达要完成的社会职责与使命[14]。因此，职业对人们来说代表着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天职，人们不能主动去改变职业的现状。职业在当时对德国社会民众来说代表着自身与上帝之间的机缘[15]。
路德的职业道德学说没有体现出对残障人员的关爱与包容。路德认为，身患残疾是受到了魔鬼的驱使。因此，中世纪时期身体有残障的人很难获得社会分工的机会，其“个人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也是被忽略的[16]。身体正常的人坚信对残疾人的施舍与救济将为自己赢得救赎自身罪恶的机会[17]。中世纪欧洲社会对残疾人在宗教层面的理解与观点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范围内残疾人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环境对待残疾人的偏见。
不能忽视的是，路德的职业道德观对当时社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路德时代的德国民众将接受一份职业视为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中世纪的德国将职业视为联结个人与社会相互融合的载体。每个个体为上帝而工作，将工作转化为对社会的服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赞叹马丁·路德的职业道德观，赞叹他为所有民众创造了通过服务他人向上帝表达自己虔诚的途径，通过职业感受上帝的爱戴并祈求上帝对曾经罪恶的饶恕。 2.基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职业融合观
18、19世纪，欧洲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例如马克思·韦伯、康德（Comté）、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特尼厄斯（T?nnies）、西默尔（Simmel）等，主要研究社会的关系与结构、社会的产生、人类的行动以及对价值与标准的研究，思考当信仰离开了道德的基础，人类社会通过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通过个体的行动如何重新找寻新的价值与标准[18]。
特别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对职业及职业合作阐述了独特且富有影响力的观点。他提出社会如何在一个缺乏共同价值思想的时代，通过维护道德的统一来构建社会[19]。涂尔干将道德视为约束社会环境中每个个体行为的法律框架、维护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团结在形态上发生的新变化源于每一次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在道德标准上的变化。社会的团结通过逐渐分明的社会分工而得到加固，而社会分工又进一步推进了职业人才的专门化进程。社会分工结构随着职业数量的增加与职业的专门化进程而进一步精细化，细化的过程更多依赖于传统的道德体系，通过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与制裁威胁来保证原有道德体系的稳固。涂尔干将其视为基于“机械式道德”的“强迫性社会分工”[20]，也将其描述为“失范”。“失范”会导致个体在压制性的法律制度下屈从于传统道德体系的外在压力而约束自身。通过研究，涂而干发现与“失范”相反，只有依賴于职业才能自然地贯彻新道德体系的标准，从业者能够通过职业与职业间的合作自然地贯彻道德标准，而不需要强制灌输法律的意志[21]，从而使社会有机地团结在一起。在涂尔干看来，职业体现了个人所持有的社会价值观，虽然这种价值观完全是内在的，却对联结个体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同职业具有的独特价值，认为职业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描述人类的活动。在“经济基本理论”语境下，韦伯将职业视为“个体行为的规范、专业化及能力的组合......，是使个体持续获得生活供给和就业机会的基础”[22]。然而，并非每项从业行为都可称之为一类职业，职业在最低限度至少能够作为职业培训的标准，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与自我发展的机遇。韦伯理解的职业应是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一种表达，其中个体需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和对职业付诸的努力是联结在一起的。对职业的献身精神是源于宗教的、新教的伦理道德，与现代资本主义思想期待人们将全部身心付诸于工作的愿望相吻合。这种献身精神不仅使工作成为了民众价值意识中非常合理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人们对经济生活的追逐转向极端的一面，使追求获取经济效益的渴望过于强烈。马丁路德的职业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却使人们陷入了追求内在价值的矛盾。
3.基于“个体主观属性”的传统职业融合观
涂而干与韦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更多关注到了职业整体对社会的意义，而忽略了思考人们如何用职业来服务社会。随着社会分工逐渐明确，涂而干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来发挥职业特殊的作用。其他社会学家，例如卡尔·邓克曼（Karl Dunkmann）、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则反对涂而干的观点，认为“传统的”职业是由最初的社会关系与共同的传统习俗发展而来，应将“传统的”职业视为建立社会共同体的基础[23]。传统职业的形成源于社会成员之间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随着“工具式职业”的兴起与传统职业道德的缺失，职业整体的发展受到了进一步压制。邓克曼论述道，在20世纪初，职业工作已经不再面向社会共同的生活，转向只服务于特殊的社会群体，当奴隶与奴隶主对立、贫穷与富有对立时，原有的职业工作即使符合当时社会认可的工作分工与法律规则，也失去了职业原有的价值意义[24]。
与邓克曼持相近观点的还有沃纳·萨巴特（Werner Sombart）。他认为在现代化工作世界中每个个体几乎无法与自己的职业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关系。“职业荣誉感、职业自信、职业忠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迅速减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中职业组织为非技术人员与低质量工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空间[25]。个人很难凭借自身建立职业自信或牢固的职业分工，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随着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职业的社会集成功能开始备受质疑，尤其在一些新的职业社会学理论领域，学者贝克（Beck）、博哈特（Brater）与达海姆（Daheim）提出“基于主观的职业理论”，将职业描述为劳动分工在技术与功能层面作用的结果。为了保证职业的功能性，人们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并以此服务于社会，这一过程体现了人与社会融合的过程，应将职业的技术与功能属性融入人的主观属性。他们试图找出“针对人的个性与能力、人的行为与爱好、人的生活设计与个人发展等”那些能够融入职业劳动结构中的主观要素[26]。因此，建议职业协会相关主管部门在制定职业能力要求与考核标准过程中，不应只关注在功能层面，还要考虑“主观条件”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例如语言能力、举止、外表等[27]。基于“职业”的教育应是启迪个性发展的教育，这里的个性是指那些与职业相关或对劳动力市场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特质。因此，“职业个性”不是指人的日常个性与特质，而是指联结人类工作能力与职业身份的元素。职业不仅可以体现从业者“源于不同阶层与环境所掌握的学习条件与培训条件”以及“所有权和权力的分配”，还可推断出每位从业者的职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依赖性与合作关系。随着劳动分工的逐渐明晰、职业专业化日益突出以及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由职业导致的社会分割与等级差距逐渐严重，可见一个世纪前的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职业融合功能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职业融合在职业教育理论中的演进与反思
早期的职业教育理论多是研究如何通过教育使个人的身体与精神力量得到充分发挥，通过“适合”的职业找到自身在社会上的位置、从而服务社会。可见，职业教育除了承担教育的职能外，也发挥着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工的功能。 1.认识个体自身与社会关联的职业融合观
19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批判工业化进程剥夺了人们“做人”的理想，人们不得不沦为“可悲的工厂手柄”，人们通过教育来获得道德与公民信心的时代一去不返。人们开始普遍混淆无用与必要的知识，迷失了人生的意义而一味地将肤浅表面的假文化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较为贫困的阶层认为学校教育对孩子成长是多余的事物[28]。裴斯泰洛齐如同其他教育家一样，对所观察到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充满了担忧，特别对贫困阶层范围的逐渐扩大，对人民普遍的道德滑坡以及大量孤儿和贫困儿童的社会问题都深感忧患，尤其是童工问题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些被雇佣的童工及他们的家庭虽然获得了一定收入，在某些程度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但是童工问题却终止了制度化教育进程的发展。工业化进程使得现代工作世界不再需要接受职业培训的人们，许多传统（手工业）职业逐渐消亡，为个体的职业未来提供发展空间的机遇越来越少。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融入了对职业与工作的理解，他坚持认为，教育存在于最贴近生活的劳动里，例如家庭与家务的劳动。裴斯泰洛齐将职业教育视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是培养人类能够关照自身生活与谋生的教育。在简单、机械的产品生产过程中，裴斯泰洛齐看到了发展人类教育的机遇，通过开展个性的、人文的服务配合社区的教育来赋予工业劳作以灵魂。后来裴斯泰洛齐提出建立劳作学校，针对当时社会处于贫困底层的人们，通过教育培养他们独立谋生的能力。
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对当时欧洲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的工业学校就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工业学校试图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一种兼顾道德、美德与人性的新式教育——“工业的教育”[29]。“工业的教育”关注社会关系的重塑与新公民价值体系的建立。工业学校作为新的学校类型，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与普通基础教育，以此来确保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融入社会的劳动分工。“工业的教育”理念认为那些传统的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坚守往往是导致个体生活贫困的原因之一，而“工业的教育”旨在减轻贫困，促进个体与社会实现生活的富足。
20世纪初，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就提出了职业具有对社会的集成功能，认为只有职业教育才能激励青少年真正融入社会与国家之中。凯兴斯泰纳提出要将对青少年的“灵魂培养”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中，使学生在实践与创造中获得兴趣[30]。
德国教育学家欧文·吉安格罗斯（Erwin Jeangros）非常重视战后德国职业教育的建设问题，提出将职业与教学共同组成社会整体的教育。每个人的内心中都存在着“对秩序与阶层的渴望，都在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位置，通过职业个体感知并了解自己的思想及身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关系。职业教育恰是帮助每个人在社会整体中找寻自己位置的教育”[31]。
2.平衡社会阶层差异的职业融合观
1972年，德国北威州启动了“高等教育分层模型草案”，草案认为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会影响其受教育水平，应建立针对不同社会阶层需求的教育体系。德国教育家赫威·布兰肯（Herwig Blankertz）严厉批判了这一观点，提出假设社会底层阶级是导致低智力水平的原因这一命题成立的话，则有必要按照能力与预期的社会阶层来建立不同的课程体系，而这样做无疑忽略了人类受教育水平及智力水平存在的天然差异[32]。这样的提案显然有失偏颇，没有将人的天赋秉异视为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将其看作不同的阶层组织作用于不同学习过程的結果。作为学校，应尽量尝试协调、平衡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具有不同学习条件的差异，而不应承认并加固这种差异，加深阶层的分化。因此，根据阶层设立的教育标准是不可行的。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分层中不应是分化而出的教育类型，而应是科学教育的实践与应用。因此高等教育分层是集社会融合与渗透为一体的教育模式，能够为各类中学阶段毕业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高等教育。
（三）职业融合功能受到的侵蚀
社会学和教育学理论对职业基础性的诠释是相似的，即职业发挥着对个体价值观引导、个体发展与教育并帮助个体融入社会桥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所具有的一项独特社会价值。然而，职业对社会的融合功能一直以来也承受了多方面的质疑。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明晰的劳动分工，使得职业之间的范畴差异与专业化程度随之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职业结构是导致社会分割与分层的主要因素[33]。职业与职业协会努力满足从业人员的需求与期待，但却使社会阶层的隔膜分化逐渐加深并不断升级。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使得职业劳动的灵活性不断提高，临时性工作、小时制工作的出现丰富了现有的就业形式，却使得传统的劳动关系逐渐消失。职业变得很难应对现代社会与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由传统职业形成的职业形式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曾经的职业标准已不再适合作为现有工作组织的准则与描述要素。以职业为基础的传统劳动关系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现代的、灵活的、复杂的就业关系。每个人不再像过去一样倾尽一生去从事一项职业，并以此建立自己的身份。在非连续的职业进程、工作地点的不停更换中，社会对职业的潜在风险不断增加、新就业形势与不断增加的从业需求的冲击下，使得工作世界的职业性原则不断被上述领域的其他理念所取代或补充，例如“就业能力”这一概念就是为了满足现有就业环境需求而提出的新概念[34]。
还有学者认为，职业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随着社会分工的层级越来越细致，相应对职业性的关注逐渐减少。职业与职业教育需要适应并扮演“不断建构的再生角色”。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工作的组织被赋予了更多法律的、技术的与经济的最大化内涵，不再仅局限于职业的单一属性[35]。因此，在社会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需要建立“教育职业”的体系，即对职业经验知识进行系统化梳理。由于科学化进程的备受推崇使人们又不得不对基于经验的职业产生怀疑，职业很难再作为参照依据来描述劳动力市场中的从业活动。 默勒（M?ller）对这种“现代工作世界的神话”表示怀疑，随着临时性、小时制等新工作形式越来越多，德国许多企业主却坚持采用最传统的雇佣形式，这样的坚持反而显著提高了员工留在企业的稳定性[36]。在现代工作世界中，如果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能够不断加强并发挥教育的职能，而不是一味强调连续性技术进程的重要性，那么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必然会成为职业选择与岗位选择的重要基础。
三、是促进融合还是加剧分化——职业融合在职业教育与社会学领域的实践研究
职业的融合性是职业整合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个人个性与价值观念的差异。20世纪60年代，德国出现了许多促进职业融合性的教育培训，主要目的是帮助残障人员与问题青少年能够顺利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并没有得到预期效果。一些患有身体或心理残疾的青少年“拒绝通过特殊教育培训将自己与社会分离并被划归为弱势群体”，他们不愿接受专门为“弱势群体职业”设立的教育培训，不愿将自己与“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对立起来[37]。
残障人员或弱势群体在融合的语境下，不再被视为单独“需要支持的对象”[38]。与整合的概念不同，融合的内涵不是锁定于某一固定的群体，而是将弱势群体或残障人员划归在某个“多数人标准”的范畴内，通过学校、劳动力市场或是职业培养将他们与社会相联系。2006年经联合国通过、2007年正式启动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有两部分内容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分别是公约第24条“教育认可法”与第27条“劳动与就业法”，主要内容是赋予残疾人有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利与保障、追求并建立一个包容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公约》颁布的背景与两项法条的内容体现了社会各界呼吁要求重新设计职业教育体系的愿望。针对这些诉求，学者们对职业教育的再构建提出了许多开放性的设想。
于策（Rützel）对融合思想在德国的落实表示担忧，从残疾人的视角看，将融合思想植入职业教育从原则上能够得到积极的改善，但在德国如果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中要求给予残疾人的关注，反而会导致一部分边缘化群体得到更少的关注[39]。恩格·鲁伯（Enggruber）与提议将狭义与广义的融合概念彼此结合起来。狭义的融合指将目标只聚焦在残疾人群体上，这一点引发的学术争议比较大[40]。德国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还将职业的融合性列入了《德国基本法》第3条“所有人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规定职业的融合要建立在所有人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因此，亟待建立一个具有融合属性的（职业）教育，为每一个人打开职业之门，这也是从广义范畴中对融合概念的理解。
融合的目标应如何实现，在重新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同时，是否要将职业教育原先设立的特殊培养路径与特殊培训机构取消？特殊培训机构是指近些年在德国建立的职业教育实践基地与跨企业培训中心，专门针对有学习障碍的青少年、残疾人。然而，这些机构现在被学术界视为分割社会阶层、加重阶层分化的场所。对这些培训机构的质疑使得学者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为边缘群体设计其他培养路径。也有一些学者质疑职业融合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单纯关闭那些针对残疾人培养的特殊教育路径与特殊教育机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残疾人或弱势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可能与机遇大大减少。
还有一些观点建议取消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体系，或是取消针对个人的、效率较低的培养措施。过渡体系会增加残障群体步入社会的期限，甚至会延长这部分群体进入职业教育的时间[41]。由于个体的差异与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在较大程度上难以控制，因此职业教育衔接体系的效果被反复质疑，认为这样的衔接会导致“管理上的混亂”，学术界不断发出对衔接体系缺乏透明与低效的质疑[42]。虽然来自各方的质疑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却没有动摇人们对开展职业融合的决心。
近年来，德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展了许多专门促进职业融合的行动，目的是促进、支持与整合边缘化群体，却没有实现职业融合最初期待的结果，甚至还加剧了边缘化的消极情绪。比尔曼（Biermann）梳理了近年来德国开展的各种职业融合促进方案，政府以教育为载体专门为边缘化群体扶持了一些低门槛职业，例如服务性职业或建筑相关职业、家政以及营养师等。然而，上述职业却具有较高的岗位风险与就业风险。比尔曼担忧这样的发展会造成职业教育的两极分化[43]。他认为导致这样的现象要归结为国家在教育法案制定上的偏移，《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第66条规定，“弱势或残疾青年人应从事符合其能力范围的简单性职业”“要根据这部分青年人的实际能力，分配给他们自身能够胜任的职业”。法案的制定不仅导致了职业的等级分化与分割，甚至职业原理也被用来诠释较低的能力标准以及“较低的职业层级”[44]。因而弱势青年群体不断向国家上层表达自己的不满，提出“拒绝将弱势青年排除分离在社会之外”，但是这一诉求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比尔曼分析了接受政府特殊支持这一部分青少年的求学路径。他们首先要进入职业导向与职业准备教育阶段接受职业的基础培训，为此至少要花费4～5年才能完成职业教育的培训，相比同龄人需要更长的求学时间。从这一点看，处于边缘化群体的青少年很难获得有效的融合机会，政府的促进措施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才是帮助弱势青少年实现社会融合的有利途径。比尔曼认为多元化的教育实践才能满足职业等级化的要求与需求。
综上所述，围绕“融合的争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职业教育体系的组织与重构。许多学者提出要通过降低职业教育体系的复杂性来减少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分化，因此对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以及对职业教学过程的重新设计是有效实现融合的重要前提。这也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专门教育要重新回归到普通教育体系中。值得思考的是，在职业融合实现的过程中应融入哪些特殊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学的实践元素，一方面，既能使职业教育能够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赋予个体在完成基础职业教育之后能够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在职业教育中融入多元化的价值思想，例如机会均等、公平、平等、独立、自信以及对多元化思想的认可等。 四、結论与反思
职业自中世纪以来就承载了实现社会融合的职能，即使在遥远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职业作为“上帝的旨意”成为人们用自己劳动来服务社会向上帝表达虔诚的寄托；在现代社会中，职业成为人们自然贯彻的社会价值体系、实现与社会有机结合的载体。职业融合离不开职业教育学与职业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而职业融合的贯彻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缩小个体差异是现代职业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职业被视为个人教育与发展的媒介。职业始终关注个体的天赋才能，那些能够带入职业并继续发展的才能。天赋是指个体对某个领域所拥有的兴趣与超乎寻常的能力，是支撑人们决定从事某类具体职业的力量，加之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不同个体的天赋完全是自然使然，社会差异、机会不平等与地位分配的不平等现象逐渐成为了人们价值体系中趋于合法化的共识。后来，许多社会学家（例如布兰肯）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的天赋在原则上是平等的，由于更多受到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决定的拥有学习资源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天赋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较大差异。如何缩小这种差异是职业教育最终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求在承认天赋差异的前提下，试图通过职业教育去平衡、协调来自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阂，而不是去加固差异。从国家层面来说，对职业教育法案的制定也要融入职业融合的思想，从政策的源头上防止职业的等级分化。
（二）对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是有效实现融合的重要前提
对边缘群体的忽视制约着个体与社会的融合，进而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融合”与“整合”的内涵差异在于融合将边缘群体融入到“多数人标准”这样一个更大的群体范围内。德国教育领域逐渐意识到在就业体系变革的背景下，重视边缘青年群体的职业教育问题对做好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来应对未来多变的社会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也开设了许多针对残障青年、弱势青年的衔接教育体系、专门促进职业融合的培训机构等，但由于这些边缘青年的个体差异较大，很难因人而异地控制其培养过程，因而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弱势青年的被边缘化情绪。因此，从“融合”的内涵与实践两方面都亟待重新设计职业教育体系，将原先针对边缘群体的特殊教育纳入职业教育的范畴，在融合过程中注重加入特殊教育学与职业社会学的实践元素。一方面，使社会范围内的所有人自由选择职业；另一方面，构建具有融合思想的教育体系来承载多元化的价值思想。
（三）兼顾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职业融合的最终目标
职业被视为是实现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的载体，对每个个体而言，需要将职业内在的“价值”以及“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并内化于个体自身。一种职业的融合通常是由个体的选择与拥有相应的从业能力来实现，社会对职业的要求与期待被视为选拔从业人员能力条件的基础。
在工业化与工作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职业逐渐丧失了整合及社会建设的功能。很长时间以来，“人”不再作为职业融合的核心，取而代之是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劳动力价值。现代社会获得一份职业的入门资格伴随逐渐苛刻的筛选进程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对融入职业的渴望也随之变得迫切。在劳动力市场与雇主企业的视角，他们不再按照对“人”的特质来选择，相反更加看重个体如何才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劳动力。因此，职业教育一方面需要思考如何培养能够尽量满足职业要求的个体，使这些个体提供较高价值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要将个人的主观要素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中，以使有着不同职业生涯、职业兴趣、天赋以及个人基本能力的人们在职业世界中都能找寻到自己的位置。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构建平等的职业入门机会、平等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平等发展个性天赋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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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lay the Functions of Occupation in Social Inclusi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Refection of Professional Inclusion in Vocational Pedagogy and Professional Sociology in Germany
Xu Chun， Lian Xiaoqing
Abstract Theories about profession include those about sociology， vocational pedagogy and so on. Study on professional inclusion contributes a lot in sol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society and education. The key role of it on harmony and unit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as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vocational pedagogy and sociology in which morality and belief， social relation and structure， and subjectivity of individual are three representative professional inclusion thoughts. New demands arise for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how profession functions with effect of inclusion effectively. Only after professional inclusion thoughts are pay atten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for marginal population is taken into the category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gap due to social background and learning resources is narrowed，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 for both individual capability cultivation required by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and individual desire， can harmon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be achieved.
Key words occupation； professional inclusion； social inclusion； vocational pedagogy； vocational sociology； Germany
Author Xu Chun， research associate of Tianjin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Tianjin 300350）； Lian Xiaoqing， research assistant of Tianjin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作者簡介
徐纯（1983- ），女，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中德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德国职业教育（天津，300350）；连晓庆（1986- ），女，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与产业合作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际视域下我国应用型高校科研发展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TJJXQN17-008），主持人：连晓庆；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中国制造2025’应用技术大学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VESP1010），主持人：钱逸秋
关键词 职业；职业融合；社会整合；职业教育学；职业社会学；德国
中图分类号 G719.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8）01-0072-08
一、引言
“职业”一词是德国职业教育体系范畴下的核心概念。在一些德语语系国家，不仅将其视为反映国家文化特征与劳动力市场社会文化特征的重要概念[1]，还将“职业”视为就业体系的结构基础[2]。职业不仅对社会和就业体系发挥着重要职能，还对社会化发展、教育及未来一代的社会融合发挥着重要作用[3]。青年人通过职业教育、通过经历社会分工的生产过程及其相关联的社会职能将自身与社会相融合。以职业为载体将个体与社会达至融合的过程反映了个人对职业作出自由思考的定向与选择过程，体现了个体的能力、价值倾向、兴趣爱好与愿望[4]。
对“职业”的追根溯源要回归至不同的社会科学理论之中，包括职业选择理论、职业教育理论、社会学理论、行动学理论等。因此，学者们也将“职业”的理论描述为“融合的理论”。“职业的融合理论”对解决转型社会因经历社会分工变化而产生的系列问题具有特殊意义[5]。职业随社会分工变化不断接受新的价值模型、思考方式、评价方式与决策形式从而发挥新的社会职能[6]。另一方面，每一次的社会转型势必带来人口的变化与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由此会制约就业体系与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为了保证未来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源充足，人们逐渐将关注点转向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残障人员群体，如何帮助他们顺利融入社会、提高这部分群体转化为劳动力资源的比率是“职业融合”研究需要关照的重要问题[7]。
近年来，德国启动的教育政策逐漸倾向发展教育的“融合属性”，体现了与职业教育具有很高的关联性。2006年，德国启动了“残障人员权利协定联盟”，旨在充分挖掘所有残障人员的职业潜力来应对未来人口变化及专业人员缺乏的系列危机[8]。为此，德国专门建立了许多特殊群体组织，帮助身患残疾或是没有完成职业教育的问题青少年，在指定的专门教育机构中继续完成他们原本中断的职业教育[9]。在人口变革、职业教育生源下降、专业技术人员严重缺乏的背景下，探讨职业的“融合性”能够为一部分青少年接受更优质的职业教育创造机遇，为身处社会边缘的青少年融入社会提供帮助。
国际学生评价项目（PISA）研究结果显示，德国的教育体系具有更高的社会选择性[10]。PISA研究数据表明，德国儿童的社会背景，包括家长从事的职业、家长的学历、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对其未来获得教育成功的几率与未来选择的学习路径起着决定性作用。儿童的社会背景包括家长从事的职业、家长的学历、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及移民背景。“2016年德国教育报告”表明，个体的社会背景是其参加教育培训与继续教育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11]。阿尔贝克（Ahrbeck）认为，职业的“融合属性”能够较大程度满足个体的教育期望与需求[12]。利用职业的融合性能够尝试为学生开展一些有益而丰富的学校生活，使学生能够从“优化融合的日常学习”中受益。开展“融合属性”的学校活动，一方面为残障青少年创造了平等获得社会分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维护了普通教育的平等性[13]。
综上所述，职业的“融合属性”始终作为职业理论的组成部分与职业教育的办学理想。虽然学者们目前还无法给职业融合一个清晰的定义，但是其已经成为教育一体化专题研究的新概念与新的研究趋势。
二、职业与职业融合在职业教育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理论溯源与历史反思
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工始终是职业与职业教育学关注的问题。基于“职业”的教育与基于“职业培训”的教育都需要解决社会分工以及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融合问题。在职业的历史发展、职业社会学理论与职业教育理论中都能找寻到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工问题的理论起源。
（一）职业融合在职业社会学理论的演进与反思
1.基于“道德与信仰”的职业融合观
对职业的理解要追述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职业道德与信仰学说。路德认为，职业是实现社会集成的载体，是人与上帝之间的沟通媒介。上帝通过职业向人们传达要完成的社会职责与使命[14]。因此，职业对人们来说代表着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天职，人们不能主动去改变职业的现状。职业在当时对德国社会民众来说代表着自身与上帝之间的机缘[15]。
路德的职业道德学说没有体现出对残障人员的关爱与包容。路德认为，身患残疾是受到了魔鬼的驱使。因此，中世纪时期身体有残障的人很难获得社会分工的机会，其“个人的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也是被忽略的[16]。身体正常的人坚信对残疾人的施舍与救济将为自己赢得救赎自身罪恶的机会[17]。中世纪欧洲社会对残疾人在宗教层面的理解与观点至今仍然影响着世界范围内残疾人的社会地位以及社会环境对待残疾人的偏见。
不能忽视的是，路德的职业道德观对当时社会结构的建立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路德时代的德国民众将接受一份职业视为得到了上帝的认可。中世纪的德国将职业视为联结个人与社会相互融合的载体。每个个体为上帝而工作，将工作转化为对社会的服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赞叹马丁·路德的职业道德观，赞叹他为所有民众创造了通过服务他人向上帝表达自己虔诚的途径，通过职业感受上帝的爱戴并祈求上帝对曾经罪恶的饶恕。 2.基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职业融合观
18、19世纪，欧洲涌现了许多著名的社会学家，例如马克思·韦伯、康德（Comté）、埃米尔·涂尔干（?mile Durkheim）、特尼厄斯（T?nnies）、西默尔（Simmel）等，主要研究社会的关系与结构、社会的产生、人类的行动以及对价值与标准的研究，思考当信仰离开了道德的基础，人类社会通过社会的关系与结构、通过个体的行动如何重新找寻新的价值与标准[18]。
特别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对职业及职业合作阐述了独特且富有影响力的观点。他提出社会如何在一个缺乏共同价值思想的时代，通过维护道德的统一来构建社会[19]。涂尔干将道德视为约束社会环境中每个个体行为的法律框架、维护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团结在形态上发生的新变化源于每一次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在道德标准上的变化。社会的团结通过逐渐分明的社会分工而得到加固，而社会分工又进一步推进了职业人才的专门化进程。社会分工结构随着职业数量的增加与职业的专门化进程而进一步精细化，细化的过程更多依赖于传统的道德体系，通过强制性的法律体系与制裁威胁来保证原有道德体系的稳固。涂尔干将其视为基于“机械式道德”的“强迫性社会分工”[20]，也将其描述为“失范”。“失范”会导致个体在压制性的法律制度下屈从于传统道德体系的外在压力而约束自身。通过研究，涂而干发现与“失范”相反，只有依賴于职业才能自然地贯彻新道德体系的标准，从业者能够通过职业与职业间的合作自然地贯彻道德标准，而不需要强制灌输法律的意志[21]，从而使社会有机地团结在一起。在涂尔干看来，职业体现了个人所持有的社会价值观，虽然这种价值观完全是内在的，却对联结个体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
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同职业具有的独特价值，认为职业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描述人类的活动。在“经济基本理论”语境下，韦伯将职业视为“个体行为的规范、专业化及能力的组合......，是使个体持续获得生活供给和就业机会的基础”[22]。然而，并非每项从业行为都可称之为一类职业，职业在最低限度至少能够作为职业培训的标准，为人们提供自我发挥与自我发展的机遇。韦伯理解的职业应是对资本主义思想的一种表达，其中个体需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和对职业付诸的努力是联结在一起的。对职业的献身精神是源于宗教的、新教的伦理道德，与现代资本主义思想期待人们将全部身心付诸于工作的愿望相吻合。这种献身精神不仅使工作成为了民众价值意识中非常合理的活动，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人们对经济生活的追逐转向极端的一面，使追求获取经济效益的渴望过于强烈。马丁路德的职业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却使人们陷入了追求内在价值的矛盾。
3.基于“个体主观属性”的传统职业融合观
涂而干与韦伯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更多关注到了职业整体对社会的意义，而忽略了思考人们如何用职业来服务社会。随着社会分工逐渐明确，涂而干认为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道德体系，来发挥职业特殊的作用。其他社会学家，例如卡尔·邓克曼（Karl Dunkmann）、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nnies）则反对涂而干的观点，认为“传统的”职业是由最初的社会关系与共同的传统习俗发展而来，应将“传统的”职业视为建立社会共同体的基础[23]。传统职业的形成源于社会成员之间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随着“工具式职业”的兴起与传统职业道德的缺失，职业整体的发展受到了进一步压制。邓克曼论述道，在20世纪初，职业工作已经不再面向社会共同的生活，转向只服务于特殊的社会群体，当奴隶与奴隶主对立、贫穷与富有对立时，原有的职业工作即使符合当时社会认可的工作分工与法律规则，也失去了职业原有的价值意义[24]。
与邓克曼持相近观点的还有沃纳·萨巴特（Werner Sombart）。他认为在现代化工作世界中每个个体几乎无法与自己的职业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关系。“职业荣誉感、职业自信、职业忠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迅速减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中职业组织为非技术人员与低质量工作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空间[25]。个人很难凭借自身建立职业自信或牢固的职业分工，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随着工作与劳动力市场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职业的社会集成功能开始备受质疑，尤其在一些新的职业社会学理论领域，学者贝克（Beck）、博哈特（Brater）与达海姆（Daheim）提出“基于主观的职业理论”，将职业描述为劳动分工在技术与功能层面作用的结果。为了保证职业的功能性，人们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力并以此服务于社会，这一过程体现了人与社会融合的过程，应将职业的技术与功能属性融入人的主观属性。他们试图找出“针对人的个性与能力、人的行为与爱好、人的生活设计与个人发展等”那些能够融入职业劳动结构中的主观要素[26]。因此，建议职业协会相关主管部门在制定职业能力要求与考核标准过程中，不应只关注在功能层面，还要考虑“主观条件”等一些个性化的因素，例如语言能力、举止、外表等[27]。基于“职业”的教育应是启迪个性发展的教育，这里的个性是指那些与职业相关或对劳动力市场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特质。因此，“职业个性”不是指人的日常个性与特质，而是指联结人类工作能力与职业身份的元素。职业不仅可以体现从业者“源于不同阶层与环境所掌握的学习条件与培训条件”以及“所有权和权力的分配”，还可推断出每位从业者的职业地位、社会关系、社会依赖性与合作关系。随着劳动分工的逐渐明晰、职业专业化日益突出以及越来越强调人力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由职业导致的社会分割与等级差距逐渐严重，可见一个世纪前的社会学家已经意识到职业融合功能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职业融合在职业教育理论中的演进与反思
早期的职业教育理论多是研究如何通过教育使个人的身体与精神力量得到充分发挥，通过“适合”的职业找到自身在社会上的位置、从而服务社会。可见，职业教育除了承担教育的职能外，也发挥着社会融合与社会分工的功能。 1.认识个体自身与社会关联的职业融合观
19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批判工业化进程剥夺了人们“做人”的理想，人们不得不沦为“可悲的工厂手柄”，人们通过教育来获得道德与公民信心的时代一去不返。人们开始普遍混淆无用与必要的知识，迷失了人生的意义而一味地将肤浅表面的假文化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较为贫困的阶层认为学校教育对孩子成长是多余的事物[28]。裴斯泰洛齐如同其他教育家一样，对所观察到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充满了担忧，特别对贫困阶层范围的逐渐扩大，对人民普遍的道德滑坡以及大量孤儿和贫困儿童的社会问题都深感忧患，尤其是童工问题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严重影响。这些被雇佣的童工及他们的家庭虽然获得了一定收入，在某些程度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水平，但是童工问题却终止了制度化教育进程的发展。工业化进程使得现代工作世界不再需要接受职业培训的人们，许多传统（手工业）职业逐渐消亡，为个体的职业未来提供发展空间的机遇越来越少。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融入了对职业与工作的理解，他坚持认为，教育存在于最贴近生活的劳动里，例如家庭与家务的劳动。裴斯泰洛齐将职业教育视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是培养人类能够关照自身生活与谋生的教育。在简单、机械的产品生产过程中，裴斯泰洛齐看到了发展人类教育的机遇，通过开展个性的、人文的服务配合社区的教育来赋予工业劳作以灵魂。后来裴斯泰洛齐提出建立劳作学校，针对当时社会处于贫困底层的人们，通过教育培养他们独立谋生的能力。
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对当时欧洲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的工业学校就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建立的，工业学校试图在工业化进程中建立一种兼顾道德、美德与人性的新式教育——“工业的教育”[29]。“工业的教育”关注社会关系的重塑与新公民价值体系的建立。工业学校作为新的学校类型，面向所有的社会阶层与普通基础教育，以此来确保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能融入社会的劳动分工。“工业的教育”理念认为那些传统的工作方式与生活习惯的坚守往往是导致个体生活贫困的原因之一，而“工业的教育”旨在减轻贫困，促进个体与社会实现生活的富足。
20世纪初，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Kerschensteiner）就提出了职业具有对社会的集成功能，认为只有职业教育才能激励青少年真正融入社会与国家之中。凯兴斯泰纳提出要将对青少年的“灵魂培养”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中，使学生在实践与创造中获得兴趣[30]。
德国教育学家欧文·吉安格罗斯（Erwin Jeangros）非常重视战后德国职业教育的建设问题，提出将职业与教学共同组成社会整体的教育。每个人的内心中都存在着“对秩序与阶层的渴望，都在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位置，通过职业个体感知并了解自己的思想及身体与社会整体间的关系。职业教育恰是帮助每个人在社会整体中找寻自己位置的教育”[31]。
2.平衡社会阶层差异的职业融合观
1972年，德国北威州启动了“高等教育分层模型草案”，草案认为个体所处的社会阶层会影响其受教育水平，应建立针对不同社会阶层需求的教育体系。德国教育家赫威·布兰肯（Herwig Blankertz）严厉批判了这一观点，提出假设社会底层阶级是导致低智力水平的原因这一命题成立的话，则有必要按照能力与预期的社会阶层来建立不同的课程体系，而这样做无疑忽略了人类受教育水平及智力水平存在的天然差异[32]。这样的提案显然有失偏颇，没有将人的天赋秉异视为与生俱来的特质，而是将其看作不同的阶层组织作用于不同学习过程的結果。作为学校，应尽量尝试协调、平衡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具有不同学习条件的差异，而不应承认并加固这种差异，加深阶层的分化。因此，根据阶层设立的教育标准是不可行的。职业教育在高等教育分层中不应是分化而出的教育类型，而应是科学教育的实践与应用。因此高等教育分层是集社会融合与渗透为一体的教育模式，能够为各类中学阶段毕业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高等教育。
（三）职业融合功能受到的侵蚀
社会学和教育学理论对职业基础性的诠释是相似的，即职业发挥着对个体价值观引导、个体发展与教育并帮助个体融入社会桥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成为职业教育所具有的一项独特社会价值。然而，职业对社会的融合功能一直以来也承受了多方面的质疑。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明晰的劳动分工，使得职业之间的范畴差异与专业化程度随之增大。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职业结构是导致社会分割与分层的主要因素[33]。职业与职业协会努力满足从业人员的需求与期待，但却使社会阶层的隔膜分化逐渐加深并不断升级。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变革，使得职业劳动的灵活性不断提高，临时性工作、小时制工作的出现丰富了现有的就业形式，却使得传统的劳动关系逐渐消失。职业变得很难应对现代社会与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由传统职业形成的职业形式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曾经的职业标准已不再适合作为现有工作组织的准则与描述要素。以职业为基础的传统劳动关系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现代的、灵活的、复杂的就业关系。每个人不再像过去一样倾尽一生去从事一项职业，并以此建立自己的身份。在非连续的职业进程、工作地点的不停更换中，社会对职业的潜在风险不断增加、新就业形势与不断增加的从业需求的冲击下，使得工作世界的职业性原则不断被上述领域的其他理念所取代或补充，例如“就业能力”这一概念就是为了满足现有就业环境需求而提出的新概念[34]。
还有学者认为，职业已经失去了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随着社会分工的层级越来越细致，相应对职业性的关注逐渐减少。职业与职业教育需要适应并扮演“不断建构的再生角色”。在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工作的组织被赋予了更多法律的、技术的与经济的最大化内涵，不再仅局限于职业的单一属性[35]。因此，在社会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需要建立“教育职业”的体系，即对职业经验知识进行系统化梳理。由于科学化进程的备受推崇使人们又不得不对基于经验的职业产生怀疑，职业很难再作为参照依据来描述劳动力市场中的从业活动。 默勒（M?ller）对这种“现代工作世界的神话”表示怀疑，随着临时性、小时制等新工作形式越来越多，德国许多企业主却坚持采用最传统的雇佣形式，这样的坚持反而显著提高了员工留在企业的稳定性[36]。在现代工作世界中，如果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能够不断加强并发挥教育的职能，而不是一味强调连续性技术进程的重要性，那么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必然会成为职业选择与岗位选择的重要基础。
三、是促进融合还是加剧分化——职业融合在职业教育与社会学领域的实践研究
职业的融合性是职业整合概念的进一步发展，二者之间的差异在于个人个性与价值观念的差异。20世纪60年代，德国出现了许多促进职业融合性的教育培训，主要目的是帮助残障人员与问题青少年能够顺利在劳动力市场中找寻到自己的位置，但是并没有得到预期效果。一些患有身体或心理残疾的青少年“拒绝通过特殊教育培训将自己与社会分离并被划归为弱势群体”，他们不愿接受专门为“弱势群体职业”设立的教育培训，不愿将自己与“正常”的劳动力市场对立起来[37]。
残障人员或弱势群体在融合的语境下，不再被视为单独“需要支持的对象”[38]。与整合的概念不同，融合的内涵不是锁定于某一固定的群体，而是将弱势群体或残障人员划归在某个“多数人标准”的范畴内，通过学校、劳动力市场或是职业培养将他们与社会相联系。2006年经联合国通过、2007年正式启动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中有两部分内容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分别是公约第24条“教育认可法”与第27条“劳动与就业法”，主要内容是赋予残疾人有自由选择就业的权利与保障、追求并建立一个包容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公约》颁布的背景与两项法条的内容体现了社会各界呼吁要求重新设计职业教育体系的愿望。针对这些诉求，学者们对职业教育的再构建提出了许多开放性的设想。
于策（Rützel）对融合思想在德国的落实表示担忧，从残疾人的视角看，将融合思想植入职业教育从原则上能够得到积极的改善，但在德国如果落实《残疾人权利公约》中要求给予残疾人的关注，反而会导致一部分边缘化群体得到更少的关注[39]。恩格·鲁伯（Enggruber）与提议将狭义与广义的融合概念彼此结合起来。狭义的融合指将目标只聚焦在残疾人群体上，这一点引发的学术争议比较大[40]。德国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还将职业的融合性列入了《德国基本法》第3条“所有人享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规定职业的融合要建立在所有人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因此，亟待建立一个具有融合属性的（职业）教育，为每一个人打开职业之门，这也是从广义范畴中对融合概念的理解。
融合的目标应如何实现，在重新构建职业教育体系的同时，是否要将职业教育原先设立的特殊培养路径与特殊培训机构取消？特殊培训机构是指近些年在德国建立的职业教育实践基地与跨企业培训中心，专门针对有学习障碍的青少年、残疾人。然而，这些机构现在被学术界视为分割社会阶层、加重阶层分化的场所。对这些培训机构的质疑使得学者们需要重新思考如何为边缘群体设计其他培养路径。也有一些学者质疑职业融合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单纯关闭那些针对残疾人培养的特殊教育路径与特殊教育机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残疾人或弱势青少年接受教育的可能与机遇大大减少。
还有一些观点建议取消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体系，或是取消针对个人的、效率较低的培养措施。过渡体系会增加残障群体步入社会的期限，甚至会延长这部分群体进入职业教育的时间[41]。由于个体的差异与多元化的培养路径在较大程度上难以控制，因此职业教育衔接体系的效果被反复质疑，认为这样的衔接会导致“管理上的混亂”，学术界不断发出对衔接体系缺乏透明与低效的质疑[42]。虽然来自各方的质疑对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却没有动摇人们对开展职业融合的决心。
近年来，德国劳动力市场已经开展了许多专门促进职业融合的行动，目的是促进、支持与整合边缘化群体，却没有实现职业融合最初期待的结果，甚至还加剧了边缘化的消极情绪。比尔曼（Biermann）梳理了近年来德国开展的各种职业融合促进方案，政府以教育为载体专门为边缘化群体扶持了一些低门槛职业，例如服务性职业或建筑相关职业、家政以及营养师等。然而，上述职业却具有较高的岗位风险与就业风险。比尔曼担忧这样的发展会造成职业教育的两极分化[43]。他认为导致这样的现象要归结为国家在教育法案制定上的偏移，《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第66条规定，“弱势或残疾青年人应从事符合其能力范围的简单性职业”“要根据这部分青年人的实际能力，分配给他们自身能够胜任的职业”。法案的制定不仅导致了职业的等级分化与分割，甚至职业原理也被用来诠释较低的能力标准以及“较低的职业层级”[44]。因而弱势青年群体不断向国家上层表达自己的不满，提出“拒绝将弱势青年排除分离在社会之外”，但是这一诉求没有得到解决。
另外，比尔曼分析了接受政府特殊支持这一部分青少年的求学路径。他们首先要进入职业导向与职业准备教育阶段接受职业的基础培训，为此至少要花费4～5年才能完成职业教育的培训，相比同龄人需要更长的求学时间。从这一点看，处于边缘化群体的青少年很难获得有效的融合机会，政府的促进措施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促进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职业教育的实践教学才是帮助弱势青少年实现社会融合的有利途径。比尔曼认为多元化的教育实践才能满足职业等级化的要求与需求。
综上所述，围绕“融合的争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对职业教育体系的组织与重构。许多学者提出要通过降低职业教育体系的复杂性来减少职业教育体系的层级分化，因此对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以及对职业教学过程的重新设计是有效实现融合的重要前提。这也意味着对弱势群体的专门教育要重新回归到普通教育体系中。值得思考的是，在职业融合实现的过程中应融入哪些特殊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学的实践元素，一方面，既能使职业教育能够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赋予个体在完成基础职业教育之后能够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另一方面，可以在职业教育中融入多元化的价值思想，例如机会均等、公平、平等、独立、自信以及对多元化思想的认可等。 四、結论与反思
职业自中世纪以来就承载了实现社会融合的职能，即使在遥远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职业作为“上帝的旨意”成为人们用自己劳动来服务社会向上帝表达虔诚的寄托；在现代社会中，职业成为人们自然贯彻的社会价值体系、实现与社会有机结合的载体。职业融合离不开职业教育学与职业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而职业融合的贯彻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迫切要求。
（一）缩小个体差异是现代职业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职业被视为个人教育与发展的媒介。职业始终关注个体的天赋才能，那些能够带入职业并继续发展的才能。天赋是指个体对某个领域所拥有的兴趣与超乎寻常的能力，是支撑人们决定从事某类具体职业的力量，加之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不同个体的天赋完全是自然使然，社会差异、机会不平等与地位分配的不平等现象逐渐成为了人们价值体系中趋于合法化的共识。后来，许多社会学家（例如布兰肯）通过研究发现人类的天赋在原则上是平等的，由于更多受到社会背景以及由社会背景决定的拥有学习资源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天赋在不同的生长环境中逐渐形成了较大差异。如何缩小这种差异是职业教育最终亟待解决的问题，这要求在承认天赋差异的前提下，试图通过职业教育去平衡、协调来自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隔阂，而不是去加固差异。从国家层面来说，对职业教育法案的制定也要融入职业融合的思想，从政策的源头上防止职业的等级分化。
（二）对职业教育体系的重构是有效实现融合的重要前提
对边缘群体的忽视制约着个体与社会的融合，进而影响着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融合”与“整合”的内涵差异在于融合将边缘群体融入到“多数人标准”这样一个更大的群体范围内。德国教育领域逐渐意识到在就业体系变革的背景下，重视边缘青年群体的职业教育问题对做好专业技术人才储备来应对未来多变的社会结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年来也开设了许多针对残障青年、弱势青年的衔接教育体系、专门促进职业融合的培训机构等，但由于这些边缘青年的个体差异较大，很难因人而异地控制其培养过程，因而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弱势青年的被边缘化情绪。因此，从“融合”的内涵与实践两方面都亟待重新设计职业教育体系，将原先针对边缘群体的特殊教育纳入职业教育的范畴，在融合过程中注重加入特殊教育学与职业社会学的实践元素。一方面，使社会范围内的所有人自由选择职业；另一方面，构建具有融合思想的教育体系来承载多元化的价值思想。
（三）兼顾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是职业融合的最终目标
职业被视为是实现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的载体，对每个个体而言，需要将职业内在的“价值”以及“社会的实践”相结合并内化于个体自身。一种职业的融合通常是由个体的选择与拥有相应的从业能力来实现，社会对职业的要求与期待被视为选拔从业人员能力条件的基础。
在工业化与工作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职业逐渐丧失了整合及社会建设的功能。很长时间以来，“人”不再作为职业融合的核心，取而代之是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地获得劳动力价值。现代社会获得一份职业的入门资格伴随逐渐苛刻的筛选进程而变得越来越困难，人对融入职业的渴望也随之变得迫切。在劳动力市场与雇主企业的视角，他们不再按照对“人”的特质来选择，相反更加看重个体如何才能发挥最大价值的劳动力。因此，职业教育一方面需要思考如何培养能够尽量满足职业要求的个体，使这些个体提供较高价值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要将个人的主观要素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中，以使有着不同职业生涯、职业兴趣、天赋以及个人基本能力的人们在职业世界中都能找寻到自己的位置。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构建平等的职业入门机会、平等接受职业教育的机会、平等发展个性天赋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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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Play the Functions of Occupation in Social Inclusi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Practical Refection of Professional Inclusion in Vocational Pedagogy and Professional Sociology in Germany
Xu Chun， Lian Xiaoqing
Abstract Theories about profession include those about sociology， vocational pedagogy and so on. Study on professional inclusion contributes a lot in solv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society and education. The key role of it on harmony and unit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as discussed from the viewpoint of vocational pedagogy and sociology in which morality and belief， social relation and structure， and subjectivity of individual are three representative professional inclusion thoughts. New demands arise for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terms of how profession functions with effect of inclusion effectively. Only after professional inclusion thoughts are pay atten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for marginal population is taken into the category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nd individual gap due to social background and learning resources is narrowed， as well as consideration for both individual capability cultivation required by occupational qualification and individual desire， can harmony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be achieved.
Key words occupation； professional inclusion； social inclusion； vocational pedagogy； vocational sociology； Germany
Author Xu Chun， research associate of Tianjin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Tianjin 300350）； Lian Xiaoqing， research assistant of Tianjin Sino-German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作者簡介
徐纯（1983- ），女，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中德职业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德国职业教育（天津，300350）；连晓庆（1986- ），女，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职业技术教育与产业合作
基金项目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国际视域下我国应用型高校科研发展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TJJXQN17-008），主持人：连晓庆；天津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基于‘中国制造2025’应用技术大学制造类专业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VESP1010），主持人：钱逸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