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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眺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这是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生前留下的一句箴言，至今仍被许多媒体人奉为经典。
21岁踏入新闻界，当上记者
1864年，在美国北方东海岸的渡士顿港，一名17岁的少年趁着夜色，偷偷跃入了冰凉的海水中，向岸边游去。不久他几乎筋疲力尽，想喊“救命”却又怕被抓，被遣返回船，于是他咬着牙、手脚并用，终于抵达了美国本土。该少年正是普利策。
1847年4月10日，普利策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他和弟弟两人，从小由家庭教师管教，受过良好的德文、法文训练。17岁那年，他再也不堪忍受母亲与继父隔三岔五的争吵，终于离家出走了。他十分崇拜拿破仑，读过很多有关他的书籍，卧室里还挂着他的画像。他有心从戎，但由于他虽然长了个一米九的大个，却瘦得像根竹竿似的，眼睛还近视，所以被军队拒绝了。
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激战正酣，为补充兵源，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在欧洲高价招募雇佣兵。普利策终于如愿参加了林肯骑兵队。为不让300美元的佣金落入兵贩子手中，他如前文所述，在波士顿港，纵身跳入了大海，自行登了岸。
1865年4月，美国内战结束，普利策成了无业游民，长期处于“待业”状态。有一次，他怀揣着仅有的几分钱，来到一家法国旅馆前，想请人擦一下皮鞋。可旅馆的管理人员一见他衣着破旧，就叫他立马滚蛋。遭遇如此羞辱，他决定换个环境。他决定离开纽约，前往圣路易斯打拼。行前，他立下誓言：我一定会回来的！
在圣路易斯，普利策当过轮船上的锅炉工、码头苦力、餐厅跑堂、马车夫
奔波之余，他每天总会抽出三四个小时泡图书馆，并不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投给当地的德文报纸《西方邮报》。这引起了该报主编的注意，1868年底，21岁的他终于被《西方邮报》录用为记者。他描绘当时的心情说：“一切就像做梦一般”。
做记者，普利策是“拼命三郎”。他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每天从上午10点干到次日凌晨2点。有一次，民主党在杰弗逊市秘密举行了一个会议，只有为该党服务的媒体记者才会被邀请作现场采访。为了防止泄密，组织者在会议开始后，就把会议室的门给反锁了。
普利策为采访该会，竟把看门人摔趴在地上，破门而入。第二天，《西方邮报》成为全州独家对此次会议作了报道的共和党报纸。
普利策平时在大街小巷四处奔波，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他认为既然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他们身边的奇闻趣事。采访中，他常当着其他记者的面，旁若无人对当事人刨根问底
这让圣路易斯各报同行很是不爽。为了发泄，他们模仿普利策蹩脚的英语发音，叫他“丑普利策”，甚至嘲笑他为“丑犹太”：因为他骨瘦如柴、脖子细长，红色胡子上长着一对“牛蛙眼睛”。
他曾因揭露腐败，与人大打出手
1879年1月，普利策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凭借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他站在了揭露腐败黑幕的第一线。一个名叫爱德华·奥古斯丁的承包商勾结当地官员，得到了一份给地方修建一座精神病院的合同，案值几十万美元，建材费用却不合理地由国库支付。普利策对奥古斯丁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不久，奥古斯丁与普利策在一家宾馆狭路相逢。奥古斯丁以名誉受损为由，当众破口大骂普利策是个“该死的骗子”。普利策并没有当面驳斥，而是静静看着对方发泄，随即回到附近的寓所，拿起手枪立马折回宾馆，半路上他对人说：“要出新闻了！”大庭广众下，他与奥古斯丁对骂开来，“骗子”、“傻瓜”、“谎言家”、“狗杂种”此起彼伏。最后，两人一起倒在地上，扭打成一团。奥古斯丁有着拳击运动员般的身材，瘦弱的普利策显然不是对手。混乱中，普利策连发两枪，一发打中了对方的小腿，另一发射进了地板。
普利策为此被起诉，罪名为企图谋杀奥古斯丁。但他没有坐一天牢，在交了405美元罚款后便重获自由了。此后，普利策无论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以防不测。
1872年以后，他受邀前往首都华盛顿，担任了《太阳报》的特约记者。在这里，他遇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的前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远房侄女凯蒂·戴维斯，他对她一见钟情，经过6年苦恋，他们终于喜结连理。也许是婚姻带来了好运气，就在他们的蜜月刚结束时，普利策就以区区2500美元将《圣路易斯快报》收入了囊中。3l岁的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报纸。
接手《快邮报》，开创“煽情主义”
《圣路易斯快报》易主时，其发行量不到2000份。普利策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将其更名为《快邮报》。
在普利策的主持下，《快邮报》不断揭露富人逃税内幕，公开赌馆、妓院名单，报道保险公司贪污事件，并加大了对民众关心的拳击比赛和斗鸡活动等的报道量。他还把报纸钉在报馆门口的橱窗里，自己躲在一旁，静听读者对报纸的反应，以便随时挖掘大众感兴趣的新闻素材。
创业之初，普利策的办公室位于报社编辑部一角，只挂了一块布帘虚掩。他总是不定时地从帘子后面冲出来，把他的新想法告知编辑、记者。为了写社论，他常就着煤气灯工作到天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靠着这副血肉之躯，像个奴隶一样卖命。”
普利策奉行这样的办报理念：“你可以写下最崇高的哲学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人读它，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你首先应该发行几百万，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可以左右读者的心愿和选票了。”他为《快邮报》确定了“煽情”的报道风格。从1878年接手到1879年年底，《快邮报》的发行量已突破了5000份大关。
《快邮报》吸引了读者，当地的竞争对手《星报》经常剽窃其报道，普利策对此非常恼火。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圈套，发表了一篇题为“阿富汗境内反英活动”的报道。第二天，《星报》转载刊发了此文。而普利策则立马登报宣布这是一条请君入瓮的假新闻，使《星报》大出其丑。 普利策还深谙激励机制：他给编辑、记者的薪酬是同行中最高的，月薪达140美元，请病假也不扣工资，每年还有两周带薪休假，这在其他报社简直就是闻所未闻。到1881年3月，《快邮报》的发行量已上升为1.2万份，当年报社盈利8.5万美元。
买下纽约《世界报》，创造采编制
1882年6月，《快邮报》的发行量达到了4.5万份。普利策此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因多年积劳成疾，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频繁的咳嗽、失眠，还有头痛等病折磨着他。他不得不把报社业务交给了当地的一位媒体人，自己退居幕后，举家迁往纽约。
不久，普利策获悉已有20多年历史的纽约《世界报》因连年亏损，正在物色买家。可当他找到《世界报》的老板杰伊·古尔德时，后者却狮子大开口，开价50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1883年5月，普利策终以出价34.6万美元，成为了《世界报》的新东家。
《世界报》所在的曼哈顿下区公园街，还有《论坛报》、《太阳报》、《日报》、《先驱报》等多家报社。它们都是共和党的喉舌，其中《太阳报》的发行量约16万份，独占鳌头。普利策通过细分市场，决定把《世界报》办成支持民主党的报纸，并把潜在的读者锁定为不断涌入的移民，因为这些人长期被纽约新闻界所忽视，作为国际大都会，纽约移民达50万人之多，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
1883年5月11日，普利策接手后的第一期《世界报》面市，共8版，定价两美分，一下子就售出了两万多份，发行量比古尔德掌管时翻了一番。普利策发现，越荒诞怪异的事件越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有时剑走偏锋，于是在《世界报》周末版上，不时可见到这样的特写：《海上食人生番》、《狂热的教派用人做献祭品》等。《世界报》周日版甚至刊登过一则消息，标题为《法国探险家发现了一个长有尾巴的野人》，同时配发了一幅图，一个被称为“人猴”的男性趴在树上。显然，普利策没有遵循新闻报道的规律：“如果有疑问，就把它扔在一边。”他琢磨的是如何吸引更多的读者。此外，他创造了报纸的采编制——记者采写的材料由编辑润色、整理、综合成稿件见报。这种写作规则，至今仍是新闻界的普遍原则。
当然，普利策并没有忘记对丑恶、堕落现实进行抨击。他在《世界报》社论中提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措施：如对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改革行政机构、严惩贪官污吏、严惩倒卖选票者等。《世界报》在普利策接手3个月后，发行量已接近4万份。
1884年，是大选年，普利策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支持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的社论。《世界报》通过事例列出了4个支持他的理由：第一他是个老实人；第二他是个老实人；第三他是个老实人；第四他是个老实人。对于“政客贪污受贿”成风的官场，这些理由很容易被选民认可。最后，克利夫兰顺利当选为美国新总统。当年9月，《世界报》的发行量突破了10万份。而《太阳报》因支持落败的共和党候选人，发行量由原来的16万份下降到了8万份，为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普利策给每位男性雇员颁发了一顶绸缎礼帽，女员工则得到了奖金。他甚至说服市政当局，在纽约市政公园鸣礼炮100响。
募捐10万美元，迎接“自由女女神”
普利策忙于事业，妻子凯蒂并不快乐，丈夫帮忙，在家陪她和弦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她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普利策说的那个她，就是“自由女神”。原来，为庆祝美国建国100周年，社会人士集资塑造了一座高46米、重225吨“自由女神像”，但当局却拒绝出资10万美元为“女神”修建基座安家。
出于对自由的热爱，也为了宣传《世界报》，普利策在报纸刊发社论，疾呼：自由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对我们的共和国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拯救女神，那就是我们必须尽快筹款。
普利策带头捐了250美元。在他的带动下，4个月后，《世界报》筹集了10多万美元，12万美国人参加了捐款。1886年10月，“自由女神像”终于矗立在了纽约港的自由岛上。为了表彰普利策的功绩，一枚刻有他名字的黄金铆钉，永远嵌在了“女神”的脚趾上。能够分享如此荣誉的人，除了普利策外，只有“自由女神”的雕塑者巴托尔迪。
1887年初，《世界报》的发行量上升到25万份，成为纽约报业的新霸主。尽管事业有成，但年仅40岁的普利策却患有气喘、糖尿病、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等病症，一点轻微的噪音都会让他焦躁不安。1890年的一天，医生在他的眼睛里又发现了破裂的血管，如果再不静养，双目随时都有完全失明的危险。10月，他终于宣布退出了《世界报》的编辑工作，同时指定了一个“三人小组”接替自己。他从此成为了一名“漂泊者”，辗转欧美各地的疗养院。
不久，普利策又斥资250万美元，盖起了一座16层的总部大厦。新大楼俯视着低矮的《太阳报》、《时报》和《先驱报》大楼。在他买下的那块地皮上，就有当年他在那里擦皮鞋被人撵走的那家法国旅馆。
1900年，53岁的普利策已近双目失明，他不得不静养。1907年，在他60岁的生日酒会上，普利策再次宣布退休，任命自己的儿子拉尔夫为《世界报》的代理社长和《快邮报》的总裁。当年12月，普利策花费150万美元建造的豪华游艇“自由号”正式启用，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他一直乘“自由号”游艇漫无目的地沿海岸线漂荡。1911年10月29日，在苍茫的大海上，“自由号”游艇缓缓地降下了半旗：普利策终于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64岁。
21岁踏入新闻界，当上记者
1864年，在美国北方东海岸的渡士顿港，一名17岁的少年趁着夜色，偷偷跃入了冰凉的海水中，向岸边游去。不久他几乎筋疲力尽，想喊“救命”却又怕被抓，被遣返回船，于是他咬着牙、手脚并用，终于抵达了美国本土。该少年正是普利策。
1847年4月10日，普利策出生在匈牙利的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他和弟弟两人，从小由家庭教师管教，受过良好的德文、法文训练。17岁那年，他再也不堪忍受母亲与继父隔三岔五的争吵，终于离家出走了。他十分崇拜拿破仑，读过很多有关他的书籍，卧室里还挂着他的画像。他有心从戎，但由于他虽然长了个一米九的大个，却瘦得像根竹竿似的，眼睛还近视，所以被军队拒绝了。
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激战正酣，为补充兵源，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在欧洲高价招募雇佣兵。普利策终于如愿参加了林肯骑兵队。为不让300美元的佣金落入兵贩子手中，他如前文所述，在波士顿港，纵身跳入了大海，自行登了岸。
1865年4月，美国内战结束，普利策成了无业游民，长期处于“待业”状态。有一次，他怀揣着仅有的几分钱，来到一家法国旅馆前，想请人擦一下皮鞋。可旅馆的管理人员一见他衣着破旧，就叫他立马滚蛋。遭遇如此羞辱，他决定换个环境。他决定离开纽约，前往圣路易斯打拼。行前，他立下誓言：我一定会回来的！
在圣路易斯，普利策当过轮船上的锅炉工、码头苦力、餐厅跑堂、马车夫
奔波之余，他每天总会抽出三四个小时泡图书馆，并不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文章，投给当地的德文报纸《西方邮报》。这引起了该报主编的注意，1868年底，21岁的他终于被《西方邮报》录用为记者。他描绘当时的心情说：“一切就像做梦一般”。
做记者，普利策是“拼命三郎”。他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每天从上午10点干到次日凌晨2点。有一次，民主党在杰弗逊市秘密举行了一个会议，只有为该党服务的媒体记者才会被邀请作现场采访。为了防止泄密，组织者在会议开始后，就把会议室的门给反锁了。
普利策为采访该会，竟把看门人摔趴在地上，破门而入。第二天，《西方邮报》成为全州独家对此次会议作了报道的共和党报纸。
普利策平时在大街小巷四处奔波，既报道市政府面临的困境，也采写码头工人的打架斗殴。他认为既然报纸是给市民看的，就要报道他们身边的奇闻趣事。采访中，他常当着其他记者的面，旁若无人对当事人刨根问底
这让圣路易斯各报同行很是不爽。为了发泄，他们模仿普利策蹩脚的英语发音，叫他“丑普利策”，甚至嘲笑他为“丑犹太”：因为他骨瘦如柴、脖子细长，红色胡子上长着一对“牛蛙眼睛”。
他曾因揭露腐败，与人大打出手
1879年1月，普利策当选为密苏里州参议员。凭借记者和议员的双重身份，他站在了揭露腐败黑幕的第一线。一个名叫爱德华·奥古斯丁的承包商勾结当地官员，得到了一份给地方修建一座精神病院的合同，案值几十万美元，建材费用却不合理地由国库支付。普利策对奥古斯丁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不久，奥古斯丁与普利策在一家宾馆狭路相逢。奥古斯丁以名誉受损为由，当众破口大骂普利策是个“该死的骗子”。普利策并没有当面驳斥，而是静静看着对方发泄，随即回到附近的寓所，拿起手枪立马折回宾馆，半路上他对人说：“要出新闻了！”大庭广众下，他与奥古斯丁对骂开来，“骗子”、“傻瓜”、“谎言家”、“狗杂种”此起彼伏。最后，两人一起倒在地上，扭打成一团。奥古斯丁有着拳击运动员般的身材，瘦弱的普利策显然不是对手。混乱中，普利策连发两枪，一发打中了对方的小腿，另一发射进了地板。
普利策为此被起诉，罪名为企图谋杀奥古斯丁。但他没有坐一天牢，在交了405美元罚款后便重获自由了。此后，普利策无论走到哪里，口袋里都会揣着一把枪，以防不测。
1872年以后，他受邀前往首都华盛顿，担任了《太阳报》的特约记者。在这里，他遇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联盟的前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远房侄女凯蒂·戴维斯，他对她一见钟情，经过6年苦恋，他们终于喜结连理。也许是婚姻带来了好运气，就在他们的蜜月刚结束时，普利策就以区区2500美元将《圣路易斯快报》收入了囊中。3l岁的他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报纸。
接手《快邮报》，开创“煽情主义”
《圣路易斯快报》易主时，其发行量不到2000份。普利策对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将其更名为《快邮报》。
在普利策的主持下，《快邮报》不断揭露富人逃税内幕，公开赌馆、妓院名单，报道保险公司贪污事件，并加大了对民众关心的拳击比赛和斗鸡活动等的报道量。他还把报纸钉在报馆门口的橱窗里，自己躲在一旁，静听读者对报纸的反应，以便随时挖掘大众感兴趣的新闻素材。
创业之初，普利策的办公室位于报社编辑部一角，只挂了一块布帘虚掩。他总是不定时地从帘子后面冲出来，把他的新想法告知编辑、记者。为了写社论，他常就着煤气灯工作到天亮。正如他自己所说：“我靠着这副血肉之躯，像个奴隶一样卖命。”
普利策奉行这样的办报理念：“你可以写下最崇高的哲学思想，但是如果没有人读它，那又有什么用处呢？你首先应该发行几百万，那么在关键时刻，你就可以左右读者的心愿和选票了。”他为《快邮报》确定了“煽情”的报道风格。从1878年接手到1879年年底，《快邮报》的发行量已突破了5000份大关。
《快邮报》吸引了读者，当地的竞争对手《星报》经常剽窃其报道，普利策对此非常恼火。他特意设计了一个圈套，发表了一篇题为“阿富汗境内反英活动”的报道。第二天，《星报》转载刊发了此文。而普利策则立马登报宣布这是一条请君入瓮的假新闻，使《星报》大出其丑。 普利策还深谙激励机制：他给编辑、记者的薪酬是同行中最高的，月薪达140美元，请病假也不扣工资，每年还有两周带薪休假，这在其他报社简直就是闻所未闻。到1881年3月，《快邮报》的发行量已上升为1.2万份，当年报社盈利8.5万美元。
买下纽约《世界报》，创造采编制
1882年6月，《快邮报》的发行量达到了4.5万份。普利策此时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因多年积劳成疾，他的身体已大不如前：频繁的咳嗽、失眠，还有头痛等病折磨着他。他不得不把报社业务交给了当地的一位媒体人，自己退居幕后，举家迁往纽约。
不久，普利策获悉已有20多年历史的纽约《世界报》因连年亏损，正在物色买家。可当他找到《世界报》的老板杰伊·古尔德时，后者却狮子大开口，开价50万美元。经过讨价还价，1883年5月，普利策终以出价34.6万美元，成为了《世界报》的新东家。
《世界报》所在的曼哈顿下区公园街，还有《论坛报》、《太阳报》、《日报》、《先驱报》等多家报社。它们都是共和党的喉舌，其中《太阳报》的发行量约16万份，独占鳌头。普利策通过细分市场，决定把《世界报》办成支持民主党的报纸，并把潜在的读者锁定为不断涌入的移民，因为这些人长期被纽约新闻界所忽视，作为国际大都会，纽约移民达50万人之多，这是一片广阔的“蓝海”。
1883年5月11日，普利策接手后的第一期《世界报》面市，共8版，定价两美分，一下子就售出了两万多份，发行量比古尔德掌管时翻了一番。普利策发现，越荒诞怪异的事件越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有时剑走偏锋，于是在《世界报》周末版上，不时可见到这样的特写：《海上食人生番》、《狂热的教派用人做献祭品》等。《世界报》周日版甚至刊登过一则消息，标题为《法国探险家发现了一个长有尾巴的野人》，同时配发了一幅图，一个被称为“人猴”的男性趴在树上。显然，普利策没有遵循新闻报道的规律：“如果有疑问，就把它扔在一边。”他琢磨的是如何吸引更多的读者。此外，他创造了报纸的采编制——记者采写的材料由编辑润色、整理、综合成稿件见报。这种写作规则，至今仍是新闻界的普遍原则。
当然，普利策并没有忘记对丑恶、堕落现实进行抨击。他在《世界报》社论中提出解决社会公正问题的措施：如对高收入者征收所得税、改革行政机构、严惩贪官污吏、严惩倒卖选票者等。《世界报》在普利策接手3个月后，发行量已接近4万份。
1884年，是大选年，普利策在他的报纸上发表支持民主党领袖克利夫兰的社论。《世界报》通过事例列出了4个支持他的理由：第一他是个老实人；第二他是个老实人；第三他是个老实人；第四他是个老实人。对于“政客贪污受贿”成风的官场，这些理由很容易被选民认可。最后，克利夫兰顺利当选为美国新总统。当年9月，《世界报》的发行量突破了10万份。而《太阳报》因支持落败的共和党候选人，发行量由原来的16万份下降到了8万份，为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普利策给每位男性雇员颁发了一顶绸缎礼帽，女员工则得到了奖金。他甚至说服市政当局，在纽约市政公园鸣礼炮100响。
募捐10万美元，迎接“自由女女神”
普利策忙于事业，妻子凯蒂并不快乐，丈夫帮忙，在家陪她和弦子的时间就越少。一天，她跟普利策开玩笑说：“约瑟夫，你整日不归家，是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了吧？”普利策点了点头说：“是呀，比你漂亮多了，我也非常喜爱她……”普利策说的那个她，就是“自由女神”。原来，为庆祝美国建国100周年，社会人士集资塑造了一座高46米、重225吨“自由女神像”，但当局却拒绝出资10万美元为“女神”修建基座安家。
出于对自由的热爱，也为了宣传《世界报》，普利策在报纸刊发社论，疾呼：自由女神像无处安身，“对纽约市，对我们的共和国来说，是一种难以洗刷的耻辱！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够拯救女神，那就是我们必须尽快筹款。
普利策带头捐了250美元。在他的带动下，4个月后，《世界报》筹集了10多万美元，12万美国人参加了捐款。1886年10月，“自由女神像”终于矗立在了纽约港的自由岛上。为了表彰普利策的功绩，一枚刻有他名字的黄金铆钉，永远嵌在了“女神”的脚趾上。能够分享如此荣誉的人，除了普利策外，只有“自由女神”的雕塑者巴托尔迪。
1887年初，《世界报》的发行量上升到25万份，成为纽约报业的新霸主。尽管事业有成，但年仅40岁的普利策却患有气喘、糖尿病、抑郁症和神经衰弱等病症，一点轻微的噪音都会让他焦躁不安。1890年的一天，医生在他的眼睛里又发现了破裂的血管，如果再不静养，双目随时都有完全失明的危险。10月，他终于宣布退出了《世界报》的编辑工作，同时指定了一个“三人小组”接替自己。他从此成为了一名“漂泊者”，辗转欧美各地的疗养院。
不久，普利策又斥资250万美元，盖起了一座16层的总部大厦。新大楼俯视着低矮的《太阳报》、《时报》和《先驱报》大楼。在他买下的那块地皮上，就有当年他在那里擦皮鞋被人撵走的那家法国旅馆。
1900年，53岁的普利策已近双目失明，他不得不静养。1907年，在他60岁的生日酒会上，普利策再次宣布退休，任命自己的儿子拉尔夫为《世界报》的代理社长和《快邮报》的总裁。当年12月，普利策花费150万美元建造的豪华游艇“自由号”正式启用，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他一直乘“自由号”游艇漫无目的地沿海岸线漂荡。1911年10月29日，在苍茫的大海上，“自由号”游艇缓缓地降下了半旗：普利策终于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