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从国民党监狱里被释放。在战乱中，他和家人于1938年8月3日辗转漂泊到四川省江津县，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4年。陈独秀在江津虽贫病交加，身陷困境，但仍笔耕不辍，关心时政，珍重晚节。
　　不吃嗟来食
　　陈独秀晚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生活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度日，晚年生活可谓贫病交加，十分清苦。但对别人馈赠的钱物，陈独秀是有分寸地接受的。“素无知交者，不愿受赐”，他从来不吃“嗟来之食”。19世纪20年代的中共党员被捕后叛变的任卓宣（即叶青）曾寄200元给陈独秀，被他立即退回。他的学生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朱家骅曾赠他5000元支票一张，他拒收；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绝。陈独秀的学生、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钱给他，他不要，气愤地说：“你们把我当乞丐施舍吗？即使我穷死、饿死也不会收的。”弄得他们非常尴尬。临走时，陈独秀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胡宗南和戴笠也曾备厚礼拜访陈独秀，“请教”他对国事的看法，企图利用他与中共有隙，扩大对延安的反共宣传。对此，陈独秀断然拒绝。
　　蒋介石也曾拨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给陈独秀，陈独秀仍是原封退回。时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的许伯建后来回忆道：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省银行总行省库部收支课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号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
　　江津靠近重庆，虽战时，水陆交通仍方便。
　　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
　　又过了两天，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处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原支付书退回。”我们当即通知国库局：已将这笔钱原封退回。
　　在极度贫困中，陈独秀把他的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拿去出版，出版社预支了2万元稿费给他。可是，在送审时，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要求将书名改成《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说：“一个字都不能动。”因此这本书未出成，而那2万元稿费直到陈独秀去世都分文未动。
　　以上这些所谓馈赠，绝非出于道义上的支持或友谊的援助，不过是“嗟来之食”，陈独秀当然是不会接受的。陈独秀晚年有一首自励的诗写道：“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好一个不能驯的“龙性”！一个有“龙性”的人，岂能与那些牛鬼蛇神同流合污，岂能为斗升之米折腰屈节？
　　无功不受禄
　　“无功不受禄”，是陈独秀接受馈赠或收受酬金的原则。陈独秀移居江津后，北京大学同学会为使他安度晚年，不仅定期资助生活费，还先后委托罗汉、何之瑜具体照顾其入川后的生活。1941年，陈独秀拿出他撰写的《连语类编》对友人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没什么报答，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在弥留之际，陈独秀还对何之瑜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
　　对其他友人的帮助，陈独秀总是以字条、字幅、字联或墓志、碑文等回报。虽然这种回报是象征性的，却体现了陈独秀“无功不受禄”的做人原则。
　　在陈独秀生活困难的时候，有位叫杨朋升的新朋友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此人年轻时在北京大学读书，平生爱好书法、国画、篆刻，喜读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后两次留学日本，归国后入军界。1937年9月，陈独秀到达武汉时，杨朋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陈、杨二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相识的，此后两人交往甚密。陈独秀入川流落到江津时，杨朋升在四川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当时两人书信往来频繁。从1939年5月5日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写给杨朋升的信共有40封之多。从这些信中即可看出杨朋升曾经接济陈独秀3次，共2300元。另有3次由杨转交他人的赠款共2200元。此外，陈独秀用的“独秀用笺”、“仲甫手缄”，也是由杨朋升以私人名义印刷资助的。这些援助，使陈独秀得以维持生计，并有助于他著书立说。陈独秀对此且感且愧，他在1941年8月6日的复信里说：“屡承吾兄垂念鄙况，既感且惭，无以答雅意，如何可安！弟一向生活简单，月有北大寄来三百元，差可维持，乞吾兄万无挂怀！”一位才气过人、名满天下、一向自食其力，并把金钱视为身外之物的人，现在竟然得接受一位相识不久的新朋友的接济而过活，心中实在不安。因此，陈独秀总想“投桃报李”，当杨朋升请求陈独秀为他父亲作墓表时，陈即复信：“敢不用命，请即将行述寄来。”此外，陈独秀还书写大字联赠杨，这恐怕也有回报的意思吧！
　　疏任性未移
　　陈独秀在四川期间，时有朋友、同事、学生来信问候、谈事、求教，他都像当年那样尽可能地回复。
　　1940年3月中旬，何之瑜代表北大同学会到陈独秀住处看望，问道：“蔡校长去世，先生听说了吗？”陈独秀回答：“听说了。”何之瑜递上北大同学会给陈独秀的信说：“望先生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陈独秀看着信，深有感触地说：“我在金陵狱中，常受到蔡校长照顾。今蔡校长先我而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矣！”说罢，泪珠涌出，洒在信笺上。何之瑜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呆呆静坐。其妻潘兰珍问：“为何不开心？”陈独秀难过地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救援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我痛心的事。”说着缓缓起身，沏杯浓茶，找来信笺，坐下沉思良久，执笔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稿感情充沛、真诚，颂扬了蔡元培先生的人格与品德。
　　陈独秀从江津城迁往鹤山坪后，租住清朝二甲进士杨鲁承的宅院。时在成都读书的杨鲁承孙女杨树君，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欣然写下“相逢鬓发重重老，且喜疏任性未移……”杨树君念念有声，不解其意。陈独秀停笔道：“最近，我的朋友从苏联回来见到我，我写这首诗送他。意思是虽然我们都两鬓斑白了，但是高兴的是我们的性格和意志都没有变。现在我把这首诗转赠你，望你在两鬓斑白时，葆其青年时代的意志和性格。”说罢，他提笔写完全诗。陈独秀用这首诗勉励别人，同时也是用于自勉。他的确保持了青年时代的意志和性格。
　　在青年时代，陈独秀倡导科学和民主；在晚年，他虽身居偏僻山野，仍关心时政，把握着时势的脉搏，对焦点问题发表独特的见解。在《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一书中，讲到民主问题时，他说：“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如果说民主主义已经过了时，一去不复回了，同时便可以说政治及国家也已过了时即已经死亡了。”“如果不实现大众民主，则所谓大众政权或无产阶级独裁，必然流为史（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即国家政治保安局――编注）政制，这是事势所必然，并非史（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陈独秀的这些见解至今仍是值得深思和重视的。
　　（摘自《党史纵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