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百年南开》电视纪录片编委会成员们集思广益，议论怎样放宽视野，从毕业学子中选精拔萃来纪念百年南开校庆。其中，我提出一个建议：南开出了两个总理、几十位院士和许多名流、大家，这当然是母校的无上光荣，应于突出展示。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更大多数的老黄牛，应该把那些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忠诚报效祖国的优异人物，也纳入我们的镜头。这个意见大家都很同意。在座的原天津市副市长张昭若同志立即提出一个重要线索：1947届他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王嘉泉，几十年来扎根新疆教书育人，自己在艰苦奋斗中一生没结婚，但却全力资助了6个学生一直到上大学！
　　大家听了无不惊赞、称好！随着摄制组前往新疆实地了解和拍摄和王嘉泉前来天津参加校庆，以及笔者对他本人和其弟子的采访，这位历尽艰辛、心地善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红烛”式传奇人物，清晰地站在我们面前——
　　王嘉泉，今年已76岁的这位老南开，步履矫健，精神奕奕，脸上写满风霜、毅力和微笑，一看就是历尽沧桑、百折不挠的热心肠。他所经历的那些坎坷，是今日年轻人所不可想象的，也是一般弱者所望而生畏的。当代人也许只知道“原罪”是基督教义中一说。岂知，国人在当年某些“左”的运动中，也曾遭遇过“与生俱来”的“原罪”。
　　1929年出生于重庆一个贫寒之家的王嘉泉，大半生被看作具有两项“原罪”。一是由于祖先是地主，因而他落生后虽家无隔夜之粮，全靠外婆救济，但仍算出身地主；二是他大姐嫁给蒋介石的一个什么秘书，并随机逃往台湾。这二者与他本人的思想成长虽遥远而隔膜，但此后每逢运动他便成为“重点”。其实，真正在他思想上打下烙印的倒是：由于家贫，受尽白眼。他记得，3岁时亲舅父路过他家门而不入，小嘉泉使劲去拉，人家还是不来。他高喊母亲来帮忙，反而被痛打了一顿。母亲边打他边泣不成声地说：“你争点气，将来有出息了，舅舅会不请自来。”从那时起，他就在内心起誓：“要争气，要自强！”
　　小学毕业后，他独自一人步行50里到重庆沙坪坝，以优良成绩考入慕名已久的重庆南开中学。他勤奋攻读，第二年就由普通班转到实验班，并成为原中科院院长周光昭、中科院院士场世峨以及张昭若的同班同学。在南开，他眼见鼎鼎大名的周恩来在校长张伯苓60寿辰时，围着张校长的住宅津南村转了一圈以表敬意。这使他对教师的神圣埋下深深的印象。1948年，南开中学毕业后，他放弃了高考机会当了小学教员，后又以全区第一的成绩，在晏阳初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当了民教主任。时代的暴风雨更陶冶着他的灵魂。当时“刮民党”腐败不堪、民不聊生，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中，他奋不顾身地成为“反对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这一切，竟未能改变他的厄运。重庆解放的第二天，他作为县青年代表主动参加了为革命作贡献的征粮工作队，三天后就被清除。原因是上边了解到：他有个反动姐夫去了台湾。1953年土改和镇反中，他不仅划为破产地主成分，而且被关押半月，还经历了一次刑场陪绑，吓得魂飞魄散。后来考上交通学校，读了两年书，在肃反中又被民兵押送农村管制劳动。在艰难的生路中无可选择，1959年他随盲流大军逃到新疆石河子，在农场子弟学校里当了小学教员。他勤奋敬业，三月后被提升为中学数学教员，只可惜好景不长，四清开始后被揭发是“逃亡地主”，他头一个被赶出学校送农场劳改。尽管他卯足劲流尽汗水，连续在定苗、锄草、拾花、送饭等劳动中获“能手”和“标兵”称号，但在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被头一个揪上连队的批斗台，被打得三天不能走路，之后睡了一年牲口棚……
　　接连而来的打击，使他心如刀割，他一次次自问：我有何罪？什么时候我能活得像一个人哪？但，倔强的王嘉泉并没有坐等这一天，尽管头上压着磨盘，劳改漫漫14年，他仍是无比热爱那些天真的学子，自己虽身处最底层，不能上讲坛，但只要是有学生找他来请教，他便不遗余力地进行最认真的辅导。就在他住的瓜棚中，经他辅导的学生，有3个在1977年恢复高考中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了中专。临行时，几个孩子满怀感激之情跑来向他深深鞠躬告别：“王老师，谢谢您啦！”听了这话，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因为触摸到了至真至贵的人间真情。孩子们在健康成长，而自己在其中出过力，这就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这就没辜负那回荡胸中的“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他自己哭了个痛快，就是挨打受骂时都没这样哭过。男儿有泪不轻弹哪！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找到了艰难人生的支点。1978年三中全会后，复出的邓小平宣布了“知识分子的春天”，他也重新回到石河子第四中学执教，恢复了人的尊严。他奋力耕耘，年年被评为先进教师。在石河子市教育局主办的奥林匹克大赛的金牌获得者蒋步星，为石河子争了光。他又先后被评为“优秀工作者”、高级教师、石河子政协委员和“百优市民”……
　　生活安定了。尊严恢复了。荣誉接踵而至了。至此，一直由于颠沛流离而错过青春，迄未“男大当婚”的王嘉泉，该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了吧？有多少钟情者向他示好，有多少好心人来牵引红线。但他依是微笑，摇头，说不。那理由人家似理解又不太理解。“以前我顾命都难，怎能连累别人？如今我已50多岁了，性格固执，很难与人相偕百年。闹不好，耽误别人。”人们百般劝他，他还是那牛拉不动的老主意。人们莫不扼腕叹息。人们慢慢又理解了他。有目共睹：他的工资，除了个人极其简朴的生活开支，统统拿来资助了贫困学生。从1979年到现在近20多年期间，他先后资助的6个家境贫困而又品学兼优的学生，全部考上了大学。
　　最近笔者访问了他资助的学生之一、已毕业于天津商学院的王宏星。这位年轻人亲昵地称王嘉泉为“我爸爸”，他现任天津市品泰国际公司技术总监。述及往事，他感慨万端。王宏星原来家住石河子附近沙湾县三宫殿村，骑车几十里去石河子四中上学，冬天寒风如刀。他还记得那是1993年10月3日，王嘉泉老师听到他的难处，就来叫他：“到我那儿去住吧！”其实王老师仅一间小屋，屋里还住着另一个借宿的学生。炉火熊熊，带给人融融暖意。当王老师了解到王宏星家里弟兄4个日子艰难，便把他的吃、住、学费全包下来，见他过冬仅有一条破秋裤，便亲自动手给他织了毛衣、毛裤、毛袜子。在他生病的时候为他熬药。在他放学回家晚的时候，远远地在门口等他回来……。在王宏星向我说到王老师为自己织毛活、煎汤药或倚闾而望的时候，眼里已溢满了泪水。是啊，就是亲爹亲娘，也不过如此了。
　　在这期间，王宏星的父亲不幸因癌症去世，他就认王老师为义父，满怀真情地喊王嘉泉为“爸爸”。一辈子未结婚、无儿无女的王嘉泉也很激动。直至王宏星考入天津商学院升大学后，王嘉泉依然经常给他寄钱来叫他买鞋、买衣服。这几十年来，经王嘉泉帮助，除了王宏星、霍本华、蔡浩祥等6人分别升入天津商学院、重庆大学、四川大学等等外，受他解囊资助和课余辅导的不下几百人，有的几乎一家三代人全感受过他的爱心。可是老人自奉甚俭，不沾烟酒，淡泊名利。说到这里，27岁的王宏星告诉我，他现正在攒钱，等买妥房子就接爸爸来天津，让他老人家幸福地安度晚年。眼下已给老人寄去了春节过年费……
　　王嘉泉1998年到天津看王宏星时，曾应约到天津商学院，在开学典礼上深情致词，谈到自己的苦乐观。他说：“我一生没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也没住过一间像样的房子，但我一生过得很愉快。我认为，精神上的享受远胜过物质上的享受。土改后我一无所有，我挑过煤炭，当过苦力。文革中我当过猪司令、羊司令，睡过猪圈、牛棚，这些重体力活对我来说算不得苦，我认为一个人最苦的是精神上的空虚。我有坚强的信念，我深信中国共产党决不会不要知识分子，我一定会重登讲台！所以在农场劳改时的瓜棚里，在简陋小屋的煤油灯下，我仍旧像即将出征的战士，时刻等候着党的召唤。如今我已退休十几年了，我那小小的房间里仍然你来我去、挤满了补英语、补数学的学生。有人说你这是自找苦吃。他们哪里知道，这是一种没有血缘关系的天伦之乐呀！这也就是至今我眼不花、耳不聋，反应敏捷、到老不衰的精神支柱！”1300多学生教师听众为之倾倒，顿时发出雷鸣般持久不息的掌声。
　　在王嘉泉接受我的采访时，他谈自己，更谈别人。他说：“像我这样从大城市去边疆并为之贡献一生的，自己决非惟一。只以南开同学而言，47届重庆南中同班同学唐其钊，义无反顾地奔走在边疆水利战线上，一干就是40多年。在戈壁荒漠，在天山南北，经常可以看到他那顶风冒雪的身影。水利是大西北的命脉。老唐以不知疲倦的努力，为农牧民引来滚滚的清水。”王嘉泉还告诉我，在他那小小的卧室里，现在又住进一名读初中的小男孩。是孩子的母亲看了有关事迹的报纸找上门来的。这位母亲一再声明：并不要求我任何资助，只希望指点孩子学习好。同时，她还提出一个要求：愿出资帮助别的困难同学。言至此，王嘉泉以铿锵有力的四川口音和我说：“社会上好人多得很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