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明神宗(即万历皇帝)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因同明神宗政见不合，被革职返乡。顾宪成的老家在江苏无锡。那里原有一座书院，是宋代学者杨时(即“程门立雪”的杨时)寓居毗陵(今常州)和无锡时的讲学处，旧址在“锡邑城东隅弓河之上”(今无锡市苏家弄3号)，相传称为“东林精舍”；后曾一度废为僧庵。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罢官归里的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的赞助下，在“东林精舍”的废址上重建书院，仍以“东林”名之。这些不得志的士大夫，在讲学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抨击当朝权贵，一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朝中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杨涟、左光斗等，“多遥相应和”。东林书院无形中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反对派就把他们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的言论自然令在朝权奸们嫉恨不已。熹宗时宦官魏忠贤专政，党人杨涟、左光斗等因弹劾魏忠贤数十大罪而被捕，于天启五年(1625年)冤死于狱中。魏忠贤还不愿善罢干休，又使人编《三朝要典》，借梃击、红丸、移官三案为题，打击东林党，又嗾使党羽造作《东林点将录》等文件，意欲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一时间，冤狱迭兴，迫害东林党人无虚日。天启六年二月，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畀、周宗建、黄尊素等人被逮捕下狱，受酷刑而死，受株连者不可胜数。至此，东林党的中坚人物，屈死殆尽。阉党又立东林党碑，妄图使东林党人永不得翻身。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党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天启七年，思宗(即崇祯帝)即位，逮治魏忠贤，对大批阉党，定为逆案，分别治罪。东林党人所受迫害方告终止。
　　东林党人以“清议”(史称“东林党议”)干涉朝政，又以“清议”受到迫害，成为继汉末清议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群体形式被封建专制主义治罪的又一起重大文字狱。而东林清议也同汉末清议一样，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它值得后人敬仰的一页。不过，东林清议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转折时期——万历、天启时期(1573--1627年)，因而同1400多年前的汉末清议相比，又具有不同的历史特点。
　　
　　第一，以天下兴亡为己任
　　
　　东林党人在权奸当道、国势危艰之际，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而挺身而出，关心国家大事。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撰写的一幅对联，一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可见顾宪成力主把努力读书和关心政治结合起来，坚决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不负责任的做法。他在讲学时说：“官辇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边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无取焉。”这些话被传为一时名言。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种良知毋庸说是具有时代性的)，在朝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抨击贪婪奸诈的太监，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并不顾及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可谓把个人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矣!
　　据夏刚草《“东林”之名从何而来》一文考证，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等人矫旨杀害了顾命大臣杨涟、左光斗以及魏大中等东林党人，又毁了复兴20年的东林书院。在恐怖气氛笼罩之时，即将遭害的东林党人高攀龙来到东林废院，悲愤至极，留下了有名的《过东林废院》诗十首。其中最后一首云：
　　蕞尔东林万古心，道南祠畔白云深。
　　纵今代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高攀龙著此诗不久，1626年，魏忠贤党羽崔呈秀即派人捕捉他。高攀龙不愿落入阉党之手听凭辱折而投水自尽。他给后人留下的这首诗，以林比书院，以木比党人，坚信东林党人是斫伐不尽的，正义之气浩然存世。诗歌不仅表现了东林党人坚贞不屈的可贵精神，同时也很清楚地说明，“东林”二字被顾宪成、高攀龙等人承名后，又有了更进一层的含义，可谓东南学者，莘莘如林。
　　
　　第二，反映新兴市民阶层的呼声
　　
　　倘从经济关系着眼考察东林党，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自明初以来，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少数纺织业部门开始出现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因素。新兴的手工业者、商民，则是这种生产关系的代表。东林党的一些中坚人物如顾宪成、高攀龙、缪昌期等，都出身于这种新兴的工商业者的家庭。因而在他们的思想深处，不可避免地会带上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一些印记。他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会自然地反映新兴工商业者的呼声。而这，却是与已具有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的地主经济或小农经济的利益相抵触的。东林党人的“清议”有两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其一，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其二，主张井放言路，实行改良。这在一定意义上，其实也就是处于兴起阶段的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的要求，是为冲破封建生产关系和封建的政治、思想、文化专制，适应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与发展提出的要求。
　　
　　第三，坚持清节娉修的士林标准
　　东林党人与那些既贪且毒的权贵们有着一个很大区别，这就是大多为官清廉。他们“持名检，励风节，严气正性，侃侃立朝”。时人因此将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士人群体誉为“清节垮修(美好玉立)”、“士林标准”。正因为东林党人的清正廉洁，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及体恤广大民众的苦难，因而他们同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也便获得了较大范围的同情和支持。当东林士人被难之时，这种同情和支持几乎酿成群众暴动。如杨涟被捕时，“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右涟生还。”左光斗被捕时，“父老子弟拥马首号哭，声震原野，缇骑亦为雪涕。”时人还把东林党人顾宪成、赵南星、邹元标并称为“三君”；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并称为“六君子”；又将叶茂才等8人并称为“东林八君子”……稍后，大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专辟出一章《东林学案》，并在其序里将东林党人的思想风貌和历史命运概括成12个字：
　　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