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内心的摇摆、犹疑与痛苦，注定了这部作品叙事的尴尬：一部为家乡立碑的史诗性作品，选择了由一个疯子来讲述。
　　
　　贾平凹是本次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中最著名的一个。他的《秦腔》出版于2005年，距离前一部长篇小说《病相报告》，已经有三年的时间。某种程度上，进入新世纪的贾平凹，一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写作资源的紧张。这几年，他很确信自己“怎么写”，反而不好把握“写什么”了。
　　毕竟，从70年代末初登文坛以来，贾平凹所创作的几乎所有作品，都是面对家乡商州写作，叙述“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相遇。80年代的贾平凹，相对乐观地以《小月前本》、《浮躁》记录“改革开放”的乡村，“城市”扮演着“乡村”的拯救者，主人公困境中的选择往往是“到城里去”。90年代以后，自《废都》开始，贾平凹更在乎的是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废都》、《白夜》分别从社会上层、下层两个层面记录着“乡下人进城”的悲剧故事；《高老庄》、《怀念狼》反向地叙述了“城里人返乡”的失落与茫然；夹在二者中间的《土门》，更是直接地揭示城市对乡村的吞噬，由于土地改造，“西京”郊外的“仁厚村”化为乌有。
　　在这样的叙事谱系上，经历了《病相报告》转向革命历史与传奇爱情的失败后，《秦腔》注定是贾平凹三十年写作生涯集大成的作品——诚如贾平凹在作品后记中所说的，这部作品是故乡的墓碑。作为高度自传性的作品，《秦腔》的主要人物以贾氏家族为原型，而且，作家通过家族的命运，记录城市文明不断挤压下的棣花街，土崩瓦解的鄉情风俗与礼教世界。
　　一个大作家一生总要写这样一部作品，向被历史埋葬的童年与故乡致敬。不过，这一类作品容易沉溺于充满自恋的回忆中，任由软弱的抒情戕害作品的艺术价值。幸好，写作乡土命运三十年的贾平凹，对故乡的“真相”有深切的体味，“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一方面，作家怀念着幼时“腐败的老街”与“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另一方面，作家哀悼着当下故乡的塌陷，悲悯地注视着那些下煤窑、捡破烂的男人与打扮得花枝招展进城去的女人。贾平凹没有回避自我的分裂：“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与痛苦，我不知道该赞美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
　　作家内心的摇摆、犹疑与痛苦，注定了这部作品叙事的尴尬：一部为家乡立碑的史诗性作品，选择了由一个疯子来讲述。小说第一句话是直接干脆的表白：“要我说，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白雪。”不过我们随即得知，这个叫“引生”的“我”是个疯子，小说开始白雪就嫁给了当地望族夏家最出息的后代，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从事创作的夏风。疯狂的引生偷来了白雪的红色胸罩，又在灵魂的谴责中出于惩罚阉割了自己。就是这样一个陷入无望的爱情中的痴汉，一边念念叨叨着内心的爱恋，一边絮絮叙述着清风街的历史，以及他所见到的荒唐混乱的现在。在引生的疯言胡语中，清风街家家户户的“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渐次展开。
　　在这个意义上，贾平凹有意将《秦腔》写成了“叙述人”不可信的“伪史诗”，或者说，以反讽的方式完成了当代文学的史诗写作。这种分裂同样制约着故事的编织，贾平凹始终怀疑那类结构清晰技巧娴熟的“故事”，能否呈现复杂的故乡生活？在《秦腔》中，贾平凹继续着《高老庄》开始的“无序而来，苍茫而去”的笔法，以“细密流年”的叙写，“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纪念着“秦腔”所代表的传统与乡土的消亡。毕竟，面对日益荒芜的世界，除了勉力讲好故事以外，作家何为？故乡已死，不朽的是文学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