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夫在其小说《无土时代》开头题记的中这样写道：“花盆是城里人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残存记忆”，而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据网上报道，在中国的其他十多个大中城市，也相继发现了玉米、高粱和大豆……”文中又这样说：“我们离开土地太久了。失去了人对自然宗教般的情感。文明在建立一种秩序，但是秩序又在束缚着生命的自由。所以现代人总是活在矛盾当中。既要吞噬土地去扩展城市，又要在花盆里种土，保持对土地和祖先种植的记忆。”作品的乡土叙事情节显而易见，对生态文明的呼唤鲜明而浓烈。
　　生活中的赵本夫，由于工作岗位的需要，从老家丰县的赵集搬进了省城，选择了南京郊区安家，据他自己讲，他家的阳台养了二百多盆“花”，到了秋天，那“花“会结出果来：100多根黄瓜和吃不完的辣椒。他在阳台上还曾留养公鸡，让它每天打鸣报晓。他还打算退休后一定要过更自然的生活：“养一匹马，种些小菜。再有两只狗。现在不养，是怕它们太受罪。”（孙小宁语《北京晚报》），生活在城市的赵本夫常常发问：“这还是不是我们需要的生活？这样的生活还有多少幸福感可言呢？”“我是个有地域背景的作家，在我的内心，那种对故乡、童年的回忆是根深蒂固的。每次黄昏穿过城市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是精神的漂泊者，没有归属感。”他说：“我并不是在抵制什么。作为一个作家，我是想站在更深层面上看生活。” 他说：“我的小说卖的不是水而是血。”
　　赵本夫一直对家乡徐州丰县，尤其是废黄河两岸的乡村世界情有独钟。尽管已进城多年成了城里人，他还是留恋农村。他留恋农村那种人与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不喜欢城里人老死不相往来的淡漠。他喜欢土地上的无限生机，那混合着牛嘶马叫和庄稼拔节生长的热闹与嘈杂，经常让他陷入回家的冲动。不论居住在乡下还是城里，赵本夫一直深爱着家乡那片土地，一直把那片土地上的历史文化、风物风景、人情世故作为写作的对象，他长期生活在苏北农村，深切了解广阔农村生活和在那里世代繁衍的农民，他的记忆里流淌着乡间的故事与传说，活跃着各色的乡间人物。赵本夫的写作有着很强的乡土生态意识，他说：“我一直对乡村、田野、土地怀着浓厚的兴趣。因为我对这些有感情。我出生在乡村，又在乡村长大。几年来我跑过的地方不算太少了，但是没有什么地方能留住我，没有什么比泥土的气息能让我沉醉。”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物质文明建设的提速，乡村伦理的渐次解体，其实就隐藏于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里，“乡土中国”始终是一百年来中国文学写作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不仅关乎乡土叙事的成败、农民形象的得失，而且，它还关涉与牵连到民族启蒙、原始正义、文化寻根、精神故里、生存真相、底层命运、神圣大地、沉默群体等一系列人性莊严的宏大话语。在他笔下，土地可以说是乡村文化的根本。离开了土地，乡村文化也就失去了灵魂。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就是血与肉的生死存亡的关系，没有土地也就没有了农民。因此在以往的乡土小说中，土地带有某种图腾的形态主宰着作品的精神走向。当作家反思现代化对乡村的破坏时，也主要是从土地入手的。但问题总有其两面性。我们在批判城市化的恶果时，并非要彻底放弃城市化进程，回到前现代的乡土社会。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化似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难道就没有办法解决城市化的问题和城市对乡村的破坏？
　　《无土时代》立足于这个宏大的时代主题，同时以开放和现实的态度加以处理，并非封闭的“文化本位”坚守或单纯的“本土文化”回归，努力实现对现代性的一种颠覆与重构。作为《地母》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思考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表达了赵本夫对人类与生态文明的忧思。当下，我们处在一个欲望无度的“热带”里，小说开篇写到了“燃烧”的情状。过热的发展、无限的开采，伴随着耕地的缩小、生态的破坏、故乡的遗失，一个对土地仍怀记忆的人开始书写他的忧郁。赵本夫的乡土叙事早已开始，这一部已是他“地母”的终曲。
　　《无土时代》展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城市化的进程，揭示了人们对城市生活的焦虑和对美好田园生活的向往，反思了中国当今所面临的种种生态文明与人类生存问题。这部长篇小说用“无土时代”来命名，很大程度上揭露了现代文明的工业废墟和城市社会的浓烈硝烟对生态文明的破坏，反映出在这个物质文化极其繁荣的社会背景下，城市人的生活、情感发生着畸变和扭曲，展现了当代民众对土地的执著与眷恋和现代社会人类焦躁的城市生活和对美好田园生活的追求，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震撼，面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赵本夫通过对具有鲜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形象地演绎了人试图从城市中突围出来，去寻找曾经栖息着他们祖先、生命与精神的土地，去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征程，表现了当代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无土时代》以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木城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石陀的形象刻画，展示出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和价值理念，反思着城市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生存问题。作品讲述了主人公石陀、天易、天柱、柴门等一群与城市格格不入的怪人，变着法儿与城市“对抗”，他们生活在城市里，却怀念乡村，留恋农耕，渴望原生态的风景，甚至试图在城市里开荒种地，种麦苗种蔬菜，上演了一出出悲喜剧，他们热爱土地、眷恋自然，他们同样在城市里居住，但是城市的发展变迁让他们意识到自我精神的空虚和失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自我生存的根基。赵本夫凭借博大的情怀，对现代文明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解构和反思，向我们展示了他心中的“无土”哲学，《无土时代》则把人类对自然的崇拜、对大地的敬仰描写得淳朴澄明。
　　作品一开始就开门见山、意味深长地描写了城乡人的差异。城里人不在乎春秋四季，甚至讨厌春秋四季，一场春雨下来，城里人就烦要穿上雨衣换上雨鞋，就烦街道一片汪洋的积水把交通堵塞得心肌梗塞，而乡里却高兴得欢天喜地，因为这春天的喜雨，正好湿透土地，适合播种。日照会让城里人像住在一个蒸笼里一样讨厌，而乡里人却喜欢日照可以让农作物有很好的光和作用。乡里人进城会在蜘蛛网一样的街道和高楼里晕头转向，无所适从，而城里人却在城里如鱼得水，城市人对水泥地的熟悉就像乡里人对高粱地一样的熟悉。作者把城乡文明的理念和冲突，就这样一开始埋下了伏笔。作者将城市称为木城，是有其深刻含义的。木，既是草木，也是麻木。街道是麻木的。高楼大厦是麻木的。人心是麻木的。一切都是麻木的。麻木的城市，却依然吸引着乡里人昼夜不舍的脚步和心。于是，只留下了一些老人孩子留守田园，广大的农村成了空巢。 　　于是，在城乡文明的对峙中，有像安中华一样的男人开始蜕变，但更多的是像石陀一样的文化人选择对抗，呼吁乡村文明对城市的掘进；像天柱一样取得了成功的农民工利用自己的智慧，把乡村文明种植进了城市；像方全林一样的村长依然坚守，为乡村奉献自己的一生。从作为政协委员的石陀年年写提案呼吁推倒高楼扒开水泥地，让树木花草自由生长，到石陀每天夜晚上街悄悄用锤子敲碎水泥路面，让小草生长，凸显的是一个文化人对城市文明执著的焦虑和抵抗。从天柱在城中村种庄稼，到天柱用麦苗和蔬菜瓜果绿化城市，彰显的是乡里文明对城市文明的渗透和改良，是城乡文明摩擦和磨合过程中的交汇和融合。而方全林一个人在乡村的顽强坚守，体现的是乡土文化的力量和坚韧。他们对乡土都怀有一种比土地还深厚的感情。他们想让这份感情在城市里也生出根发出芽长出草，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怀乡梦，就是为了唤醒城市对乡村和土地的记忆。天柱在城市种下的三百六十一块麦田和满城都栽种的瓜果蔬菜，与其说是天柱和石陀的杰作，不如说是赵本夫理想主义的化身。
　　当大多数人沉浸在以全球化为表征的现代文明中尽情享乐与自我陶醉之际，赵本夫以那种对土地十分眷恋的乡土情怀和敏锐的目光，透过当下经济过热、国土流失、生态失衡等等问题，发现现代文明给农村和城市已经带来和即将带来的灾难，从而进行尖锐的反思和深刻的追问。小说中所描写的那个坐落于黄河故道的大约有四千人口的大寨子草儿洼，正在现代化大潮中逐渐成为一个“即将消失的村庄”。不仅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村庄到大城市打工甚至安家落户，而且连一些青年农妇也悄然离开村庄出外谋生，草儿洼成为一片被遗弃的荒芜的村庄，村长方全林对此也无可奈何……而像拥有八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木城呢，快速扩容，除了拥有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外，没有星星和月亮，有的是奢靡、浪费、失眠和举报等都市病。赵本夫不仅在开头写柴天柱陪着方全林逛木城，看着无数高楼大厦和“行色匆匆、面无表情”的无数男男女女进行嘲讽调侃，而且写天柱的绿化队一下子在木城种下了大大小小的三百六十一块麦田，充当城市绿地，巧妙地同城市“对抗”。对快速发展的城市化和以之为代表的现代文明进行尖锐的反思，追问以至对抗，表现作者一种超前的忧患意识。
　　《无土时代》在后现代生态文明的意义上重新反思城市，可以见出它的意义所在。现今的城市空间趋向于单向度化。现代城市生活给人们划定了整齐的格局，人们生活于其中，在石陀看来，人們的生活出现了困局，身体的和精神的病症持续蔓延。小说虽然并未细致勾勒当代城市人的功利主义生活，但这一切已经被作者借石陀之口给定了它的狭隘意义。石陀站在他的木城出版大厦的第九十九层的窗前，鸟瞰整个木城，但真正能看清全貌的时候很少，他看到的只是木城上空灰蒙蒙的轮廓。石陀是一个现代城市文明的反抗者，他居住在城市，却又无法逃离城市，他以对土地的奇怪眷恋来获得心理平衡。每到夜晚，他就怀揣着一把铁锤，把水泥路敲开一些裂口，那里可露出黑色泥土，长出小草，这时他就显得心安理得。这部小说与其说是揭示城市文明的面临生态危机的困扰，不如说写了一个“恋土者”在城市里的精神焦虑。“恋土者”是比怀乡者更具激进的乡土主义者，他直接与泥土打交道，他渴望亲吻泥土芬芳。只有植根于泥土中的植物才是生机，才具有生存的伟大意义。
　　作家认识到，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城市的发展，城市及其生活空间、环境的水泥钢筋，使这个人间的天堂变成了一个人们难以忍受的生活炼狱，于是人们焦灼、无助和奔突。作品里的“土”不仅仅是实指意义上的土地，同时也是指足以承载人们生存的生命之源、精神之根。通过作品我们看到，在现代文明急剧扩张的“无土时代”里，仍然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热爱土地、眷恋自然，他们同样在城市里居住，但是城市的发展变迁让他们意识到自我精神的空虚和失落，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自我生存的根基，通过这些人的形象，作者强调了对人与土地疏离之后的反思，从而使作品带有理想主义色彩。赵本夫注重挖掘传统文化并彰显其永恒魅力，同时又对它的腐朽、落后给予毫不留情的批判，《无土时代》对陈旧的价值观、落后的民族劣根性，直至人性的丑恶面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现出了很强的超前反思意识。
　　作品关注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社会，已经被我们破坏到什么程度，我们的未来，如果没有土地，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悲剧。土地，在小说中是一种象征，就像那些被农民工们用麦苗移植了草坪一样，也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现代化进程中人类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对生态文明的呼唤。那些对土地渴望，对田园风光留恋的人们，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朴素的惦记，道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缺失，我们的物质文明在日益丰富的同时，我们的生态文明在丧失；换一句话说，人们在呼唤生态环保的同时，也在呼唤着一种人文环保，这也是对人文生态的一种呼唤。现代人的精神领域里，到底还有多少真正称得上“土地”的精神家园。
　　《无土时代》的思想价值就在于，赵本夫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上赋予土地新的哲学意义。当现代化、城市化的问题不断纠集起来后，土地就成为了一个症结，我们必须要认真加以处理。这也是生态学以及生态美学的核心。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特曾提出过“土地伦理学”的概念，认为要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展到土地，他将土地和人类的关系统称为一个“大地共同体”，呼吁人们应该以谦恭和善良的姿态对待土地，尊重土地。赵本夫在《无土时代》里也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而且在对待土地的态度上更加积极乐观，他将土地理解为具有灵魂和生命的存在，具有自我的意愿。因此土地与人类的沟通，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沟通。赵本夫曾说：“我的小说卖的不是水而是血。”作者将小说取名为《无土时代》，既是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残酷的疑问、无奈和疼痛，也是对乡村文明和农耕文明的缅怀、挽歌和希冀。无土的时代，需要有土的生活。喧嚣的城市，需要心灵的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