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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城市功能就是城市所具有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天津城市从明代至清中叶，逐渐由军事城堡向商业都市转型，从而促进其城市功能由单一军事防御功能向经济、漕运、行政等多种功能演变。这种转变也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 ：明清；天津；城市功能；演变
一、前言：
城市功能是指城市在一个国家或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城市自身条件和周围环境决定了城市的主要功能，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城市的主要功能也相应有所变化。明代至清初的天津，以拱卫京师为职能，大部分城市活动均服务于此，故其城市功能相对单一，主要以军事防御为主。随着清代漕运及沿海贸易的发展，天津城市的经济活动增加，城市性质逐渐由军事城堡向商业城市转变，到康熙时最终确立。城市性质的变化又促进了城市功能的演变，从而促进城市发展，使得天津日益成为一座商业大都市。
二、 天津地区的早期开发：
考古发掘证明，天津周围大规模的开发，至迟应始于战国时期。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天津一带被划入渔阳、上谷两郡的范围。西汉时的泉州城已成为天津平原的政治、经济和边防中心。“在一定意义上，泉州城的出现，可以看作早期城市在天津平原上的第一次城址选择。”[1]三国时期，统一了北方的曹操曾在这里发动人民，开凿过著名的“泉州渠”，沟通了运粮河道。到唐朝时，天津是河北道辖属的沿海边防地带。宋金时期，现在的天津市区正式形成了早期的聚落，金代1214年于此设立直沽寨。元代设立了海津镇，随后天津城市的营建开始。明代，天津城建制和规模发生重大变化。1967年，在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了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石碑，载有“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2]明代中叶以后，天津作为一个传统城市基本形成。
三、明代天津的军事城堡功能与漕运枢纽功能
明成祖朱棣深知北平及直沽的重要性，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亦设军卫”。[3]定都北京后，首先确定天津的畿辅地位，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4]，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5]。当时，“朱棣为防陆上亡元之复辟和海上屡寇的窜扰，在边海两防交汇之点的天津，先后设置三卫，驻军总数达16，800人”[6]。其职能除戍守卫城外，还“负责督护洁运、建筑粮仓、屯田、巡捕等，实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经济组织”[7]。明后期这里成抗辽前线，明政府委派要员巡抚天津。可见，天津的军事功能十分突出。直沽改为天津，设卫建城，这是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爆发。自永乐二年天津开始建卫以后，于整个明朝，卫制在天津保持不变。直至清朝，政治和军事功能仍在持续，拱卫首都的地位并未削弱，“一方面是防御台湾郑成功等抗清力量北进，另一方面防范西方殖民者、日本对中国的窥视”[8]。明代以后，首都北京所需食粮和军饷需要依靠南方供应，海运和大运河成为漕粮北上的主要渠道，天津的枢纽功能得到发挥。据记载，“明初每年南粮北调的漕粮约在200-300万石，以后增至700万石”[9]。漕运枢纽功能的发挥，推动商业发展，从而增强天津城市的经济实力。但明末清初，天津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军事防御功能，虽兼具经济功能，但不突出。
四、清代天津經济功能的增强
十七世纪后，清政府更加重视天津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发挥了天津“江海通津”的优越地位，推动其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天津由军事防御的功能演变为经济、行政功能为主的多功能的商业城市。“清初的封建统治者大力疏浚整修了南北大运河，运河上舶舶相接槽船往来不断。”[10]漕运带来了天津商业的发展，“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货物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载，以博微利”[11]。康熙十六年（1677年），令“长芦盐运使司、盐运使经历、知事、广积库大使，自沧州同移天津”[12]。由此，天津又成为长芦盐区的管理中心。为了推动天津经济发展，康熙政府还大力鼓励外地商人来津贸易，出现了“万商辐揍之盛，亘古未有”[13]的活跃局面。清政府统治者还鼓励发展天津的沿海贸易，天津沿海贸易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开除海禁，“每年自海路到天津贸易的商船主要有渤海湾内的粮船以及南来的闽粤、江浙商船”[14]。康熙时期的天津，正迅速向开放型商业城市演进。康熙还提高了天津的行政地位。雍正三年（l725），雍正帝将天津由卫改州（不久改称天津直隶州），雍正九年又改天津州为府。雍正在谕旨中说：“天津直隶州，系水陆通衙，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事不易”，故将天津“升州为府”。行政地位的提高使天津聚集资源与辐射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也会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至此，天津完成了由军事城堡向多功能商业城市的演变。商业城市的出现，又将推动天津经济的新发展。乾隆以后天津更是出现的了经济的繁荣。天津依附北京而发展的事实仍然存在，但它已不再是一个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的军事城堡了，其它功能也已经凸显出来了，真正演变为具有经济功能、交通枢纽功能、行政功能等多种功能的商业大都市。
五、结 语：
天津城市虽出现较晚，但明清时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明代定都北京后，由于天津与国家政治中心相距较近，城市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这就限制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到清代，天津运枢纽地位得到显现，清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天津商业发展，如对大运河的疏浚、对盐业的管理、鼓励沿海贸易、改革行政建制等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促使天津由军事城堡转型为商业大都市。城市性质的转型带来了城市功能的变化，天津城市功能不再是单一的军事防御功能为主，而是经济、交通枢纽、行政等多种功能相结合。这样的转變对以后天津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参见《近代天津城市史》，第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参见《天津市现存碑刻中的天津地名资料》，（天津）《地名工作》1985年第3期；
[3]参见《天津卫志》卷1，“建置”， 易社校本，，民国23年（1934）；
[4]参见《天津卫志》，“序” 易社校本，，民国23年（1934）；
[5]参见《近代天津城市史》，第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6]参见《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7]参见《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8]参见《解读天津六百年》，第42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9]参见《解读天津六百年》，第42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10]參见《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11]参见《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第3584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参见《天津县新志》，卷十七《职官》；
[13]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14]参见《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南开大学》2010年；
六、 参考文献：
[ 1 ] 罗树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 2 ] 李经汉，《天津市现存碑刻中的天津地名资料》，天津：《地名工作》1985年第3期；
[ 3 ] 薛柱斗，《天津卫志》；易社， 民国23年（1934）；
[ 4 ] 胡光明，《开埠前天津城市化過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 5 ] 徐永志，《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6 ] 张利民，《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 7 ] 林纯业，《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 8 ] 赵尔巽，《清史稿》，食货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9 ] 王守恂，《天津县新志》卷17；
[10]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11] 高福美，《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南开大学》，2010年；
作者简介：罗婷（1990—），女，汉族，籍贯：四川泸州，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史。
【摘要】：城市功能就是城市所具有的职能和发挥的作用。天津城市从明代至清中叶，逐渐由军事城堡向商业都市转型，从而促进其城市功能由单一军事防御功能向经济、漕运、行政等多种功能演变。这种转变也反过来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关键词 ：明清；天津；城市功能；演变
一、前言：
城市功能是指城市在一个国家或区域自然和社会经济环境中所承担的任务和发挥的作用。城市自身条件和周围环境决定了城市的主要功能，而且随着环境的变化，城市的主要功能也相应有所变化。明代至清初的天津，以拱卫京师为职能，大部分城市活动均服务于此，故其城市功能相对单一，主要以军事防御为主。随着清代漕运及沿海贸易的发展，天津城市的经济活动增加，城市性质逐渐由军事城堡向商业城市转变，到康熙时最终确立。城市性质的变化又促进了城市功能的演变，从而促进城市发展，使得天津日益成为一座商业大都市。
二、 天津地区的早期开发：
考古发掘证明，天津周围大规模的开发，至迟应始于战国时期。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时，天津一带被划入渔阳、上谷两郡的范围。西汉时的泉州城已成为天津平原的政治、经济和边防中心。“在一定意义上，泉州城的出现，可以看作早期城市在天津平原上的第一次城址选择。”[1]三国时期，统一了北方的曹操曾在这里发动人民，开凿过著名的“泉州渠”，沟通了运粮河道。到唐朝时，天津是河北道辖属的沿海边防地带。宋金时期，现在的天津市区正式形成了早期的聚落，金代1214年于此设立直沽寨。元代设立了海津镇，随后天津城市的营建开始。明代，天津城建制和规模发生重大变化。1967年，在天津旧城南门外发现了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重修天津三官庙记》石碑，载有“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2]明代中叶以后，天津作为一个传统城市基本形成。
三、明代天津的军事城堡功能与漕运枢纽功能
明成祖朱棣深知北平及直沽的重要性，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亦设军卫”。[3]定都北京后，首先确定天津的畿辅地位，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4]，可以起到“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货，以利京师”[5]。当时，“朱棣为防陆上亡元之复辟和海上屡寇的窜扰，在边海两防交汇之点的天津，先后设置三卫，驻军总数达16，800人”[6]。其职能除戍守卫城外，还“负责督护洁运、建筑粮仓、屯田、巡捕等，实为兵民合一的军事经济组织”[7]。明后期这里成抗辽前线，明政府委派要员巡抚天津。可见，天津的军事功能十分突出。直沽改为天津，设卫建城，这是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次爆发。自永乐二年天津开始建卫以后，于整个明朝，卫制在天津保持不变。直至清朝，政治和军事功能仍在持续，拱卫首都的地位并未削弱，“一方面是防御台湾郑成功等抗清力量北进，另一方面防范西方殖民者、日本对中国的窥视”[8]。明代以后，首都北京所需食粮和军饷需要依靠南方供应，海运和大运河成为漕粮北上的主要渠道，天津的枢纽功能得到发挥。据记载，“明初每年南粮北调的漕粮约在200-300万石，以后增至700万石”[9]。漕运枢纽功能的发挥，推动商业发展，从而增强天津城市的经济实力。但明末清初，天津的主要功能仍然是军事防御功能，虽兼具经济功能，但不突出。
四、清代天津經济功能的增强
十七世纪后，清政府更加重视天津地区的发展，进一步发挥了天津“江海通津”的优越地位，推动其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天津由军事防御的功能演变为经济、行政功能为主的多功能的商业城市。“清初的封建统治者大力疏浚整修了南北大运河，运河上舶舶相接槽船往来不断。”[10]漕运带来了天津商业的发展，“漕船到水次，即有牙侩关说，引载客货，又于城市货物辐辏之处，逗留迟延，冀多揽载，以博微利”[11]。康熙十六年（1677年），令“长芦盐运使司、盐运使经历、知事、广积库大使，自沧州同移天津”[12]。由此，天津又成为长芦盐区的管理中心。为了推动天津经济发展，康熙政府还大力鼓励外地商人来津贸易，出现了“万商辐揍之盛，亘古未有”[13]的活跃局面。清政府统治者还鼓励发展天津的沿海贸易，天津沿海贸易始于清代康熙年间开除海禁，“每年自海路到天津贸易的商船主要有渤海湾内的粮船以及南来的闽粤、江浙商船”[14]。康熙时期的天津，正迅速向开放型商业城市演进。康熙还提高了天津的行政地位。雍正三年（l725），雍正帝将天津由卫改州（不久改称天津直隶州），雍正九年又改天津州为府。雍正在谕旨中说：“天津直隶州，系水陆通衙，五方杂处，事务繁多，办事不易”，故将天津“升州为府”。行政地位的提高使天津聚集资源与辐射的能力得到提升，这也会促进天津经济的发展。至此，天津完成了由军事城堡向多功能商业城市的演变。商业城市的出现，又将推动天津经济的新发展。乾隆以后天津更是出现的了经济的繁荣。天津依附北京而发展的事实仍然存在，但它已不再是一个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的军事城堡了，其它功能也已经凸显出来了，真正演变为具有经济功能、交通枢纽功能、行政功能等多种功能的商业大都市。
五、结 语：
天津城市虽出现较晚，但明清时期取得了突破性发展。明代定都北京后，由于天津与国家政治中心相距较近，城市具有明显的军事性质。这就限制了天津城市的发展。到清代，天津运枢纽地位得到显现，清政府采取措施促进天津商业发展，如对大运河的疏浚、对盐业的管理、鼓励沿海贸易、改革行政建制等等，这在客观上促进了天津经济的发展，促使天津由军事城堡转型为商业大都市。城市性质的转型带来了城市功能的变化，天津城市功能不再是单一的军事防御功能为主，而是经济、交通枢纽、行政等多种功能相结合。这样的转變对以后天津城市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1]参见《近代天津城市史》，第3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2]参见《天津市现存碑刻中的天津地名资料》，（天津）《地名工作》1985年第3期；
[3]参见《天津卫志》卷1，“建置”， 易社校本，，民国23年（1934）；
[4]参见《天津卫志》，“序” 易社校本，，民国23年（1934）；
[5]参见《近代天津城市史》，第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6]参见《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7]参见《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8]参见《解读天津六百年》，第42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9]参见《解读天津六百年》，第42页，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10]參见《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11]参见《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二，食货三，第3584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参见《天津县新志》，卷十七《职官》；
[13]参见《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14]参见《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南开大学》2010年；
六、 参考文献：
[ 1 ] 罗树伟，《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 2 ] 李经汉，《天津市现存碑刻中的天津地名资料》，天津：《地名工作》1985年第3期；
[ 3 ] 薛柱斗，《天津卫志》；易社， 民国23年（1934）；
[ 4 ] 胡光明，《开埠前天津城市化過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 5 ] 徐永志，《明清政府与天津社会经济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 6 ] 张利民，《解读天津六百年》，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
[ 7 ] 林纯业，《清代前期天津商品经济的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 8 ] 赵尔巽，《清史稿》，食货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 9 ] 王守恂，《天津县新志》卷17；
[10] 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卷四八《户政》；
[11] 高福美，《清代沿海贸易与天津商业的发展》，《南开大学》，2010年；
作者简介：罗婷（1990—），女，汉族，籍贯：四川泸州，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