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枝叶悄然生长

　　1933年，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的费孝通决心要为整个人类社会服务。秋季开学后，他考入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跟随俄籍教授史禄国学习体质人类学。两耳不闻天下事的他很少与人来往，社交圈子局限在相去不远的北大未名湖畔。
　　一次聚会上，费孝通结识了高鼻深目、有着古典气质的王同惠。她比他低两届，也是吴文藻的学生。他们常常就人口问题展开辩论，被“学问”这条看不见的线牵着，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多。
　　圣诞节到来时，费孝通送给王同惠一本新出版的关于人口问题的书，目的是为几天前的一场争论找到依据，以此说服她。尽管只是纯朴的同学关系，但他喜欢那种为了学问各执己见、旗鼓相当的感觉。
　　那时，费孝通刚刚翻译完《社会变迁》，译稿尚未出版，王同惠要求先睹为快。费孝通于是建议她借来英文原版书，边阅边校，将来可以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恰好此时，王同惠也在翻译许让神父的法文著作《甘肃土人的婚姻》，她主张对等原则，让法文刚刚入门的费孝通对照原文，边学边抄，算作他们的另一个合译本。合作中，语言功底深厚的她經常为他补习法语，互相促进中，爱情枝叶悄然生长。
　　两人交往频繁起来。每逢假日，不是他骑车到未名湖畔找她相叙，就是她去清华的实验室与他相聚。大雪天，他站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等她，心被温暖和幸福包裹。学校附近的圆明园、颐和园也留下了他们漫步倾谈的身影。彼此倾慕，相互爱悦，她的善良、朴素和执著，让他听到了理解的心声。
　　“两人从各不相让、相互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那段时间，也成为费孝通一生中“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爱情成为绝唱

　　两年后，费孝通毕业，得到了去大瑶山考察的机会。王同惠申请一同前往。她希望他们能合写一本关于社会学的书。以同学身份同行，难免引起非议，于是，1935年8月，他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他们踏上了去广西大瑶山的路。大瑶山神奇而美丽，却也是蛮荒之地，地势险峻，百兽聚集。因理想的交融和心灵的默契，风雨长途，他们不知疲倦，忘记了一切艰险，坚信梦想一定能实现。
　　两个月后，他们终于到达目的地。考察困难重重，人类学调查需要对人群进行体质检查，因为当地人的排斥，工作难以展开。王同惠的女性身份和语言能力成为便利，她耐心地解释，主动帮村民干活，很快获得瑶民的信任和好感。奔走在村落间，他们与瑶民同吃同住，“夜卧土屋，日吃淡饭”。作为“现代中国第一个作民族考察的女子”，在土屋噼啪作响的火塘边，王同惠撰写了《桂行通讯》系列，为《北平晨报》等媒体发回一篇篇鲜活生动、散发着浓郁民族特色的乡土笔记。吴文藻如此评价：“这些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快乐、勇敢、新颖、惊奇的印象，读完后真使我兴奋！”
　　他们的身影，让遥远空寂的大瑶山温馨又生动。他们有了爱的结晶，他想让她先回北平休养，但她坚持说：“我要和你在一起。”
　　1935年12月16日，两人在向导和挑夫的带领下，向另一个村落转移。山路陡峭，怀有身孕的王同惠累得气喘吁吁，他扶着她坐在石头上歇息，不料起身时，茫茫竹林中，已不见了向导和挑夫的影子。摸索前行中，天渐渐黑下来，看到前面有一处形似房屋的建筑时，他立刻上前推门，不料，石头轰然倒下，他误入了瑶族猎户为捕兽设的陷阱。
　　他身受重伤，她奋力搬开他身上的巨石，把他移到安全地带。救夫心切的她决定去寻求援助。第二天上午，一位放牛的瑶族妇女发现了他，他得救了！可她却音信全无。村里所有青壮年出去搜寻，七天后，终于在一处悬崖下的山涧边，找到了她的遗体。那里，距离他们迷路的竹林足足有6个小时路程，在野藤横生的荒岭，有一条她用身体拖爬而成的“路”。
　　24岁，她魂归大瑶山。拖着重伤之躯，他将她安葬在梧州白鹤山，并亲笔撰写碑文：“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妻竟怀爱而终，伤哉！”短短二百字，诉尽离殇。她去世那天，他们结婚仅108天。

她依然盛开

　　“人天无据，灵会难期”，巨大的打击令费孝通痛不欲生，半年后，他才记录下当时的绝望心情：“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二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打不醒的噩梦！”
　　“同惠在天之灵，留我之生以尽未了之责”，伤情好转后，费孝通开始整理他们在考察中搜集的资料，和着泪水和思念撰写《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瑶族的族源、语言、民俗等，开创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领域。作者署名王同惠，她的名字永远镌刻在社会学的历史丰碑上。
　　“她为了我们共同的理想去世，我就对等地为我们的共同理想而生，这种信念也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动力。”在触不可及的彼岸，她依然盛开，依然在引领他。
　　1936年秋天，费孝通赴英国留学。不久，他撰写的《江村经济》在伦敦出版，学界为之轰动，此书被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在书的扉页，他深情写道：“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1935年，我们考察瑶山时，她为人类学献出了生命，她的庄严牺牲使我别无选择地永远跟随着她。”尽管战争使得生活动荡，学术道路坎坷，但1938年，他还是选择回到了祖国。
　　1939年，在印度尼西亚当过老师的孟吟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年后，女儿出生，为了纪念王同惠，他给孩子取名费宗惠，乳名“小惠”。
　　1979年，费孝通迎来“第二次学术生命”。被通知搬家前，整理书架上的旧书时，一叠发黄的稿纸惊现眼前，那正是40多年前，他和王同惠共同翻译的《甘肃土人的婚姻》。看着王同惠的笔迹，一时之间，疑在梦中。手抚这一叠纸页黄脆的稿子，他耳边又响起当年王同惠的声音：“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能自己写这样的书呢？”
　　“为同惠圆梦是我的责任”，1997年，王同惠离世62年后，这本译著终于付梓，在万字长序《青春作伴好还乡》中，他回顾了他们的相识相爱，即使天人永隔半个多世纪，学问这条线仍旧牵着彼此，生离死别都没有扯断。
　　瑶山有他们的青春芳华，不顾年迈，费孝通五上瑶山祭奠亡妻。“心殇难复愈，人天隔几许”，曾经深爱，永远刻骨铭心，此时回首，长久的一生也只是短暂一瞬。
　　2005年4月，费孝通去世，临终遗愿是把他的部分骨灰与王同惠合葬。这一次，他们再不分开。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