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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具体表现在：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相当薄弱且极不稳定，其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和老伴来完成，在精神慰藉方面老人们内心呈现出孤寂失落感与满足感并存的双重特点。另外，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还导致家庭和整个社区尊老养老文化基础动摇。构建和完善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制度应从家庭、社区和政府三个层面着手。
关键词：社会转型；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8）10－００35-05
一、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期，在此变革过程中，人口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元素也不可避免地正在并将持续发生现代化转型，如人口流动频繁、家庭观念淡化、家庭功能削弱等等，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以“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省为例，2000年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为279.8万人，2003年达435万人，2006年达500万人以上，并且跨省转移就业人数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60%以上。2006年贵州省普定县有剩余劳动力8.6万人，外出务工人数6.9万人，跨省转移就业人数5.98万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6.7%，在跨省转移群体中又有60%以上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的城市就业，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就业呈现“大转移、大流动”的态势[1](P23)。然而，人口外流在相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使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大大动摇，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生活的质量和健康状况。具体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状况及其社会发展呈现出如下5个方面的特征：（1）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中国还未建立全面的、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广大农村居民中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福利非常有限，特别是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广大欠发达地区农村更是无从谈起，这些地区农民的生、老、病、死及意外事故主要靠家庭承担，例如当地老年人的养老就主要采取家庭养老的形式，其社会养老水平极低。（2）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空洞化”问题最为突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极其有限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们常常处于极贫极困的状态。由于生存的压力、求生的需要以及城乡间的“推—拉”力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为迫切，转移力度也最大并将日趋加剧和常态化。从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将不断弱化，农村养老问题形势严峻。（3）欠发达地区土地保障功能最为薄弱。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投入产出比低下，利用价值不高，部分年老体弱老人群体无法通过土地获得养老资源。（4）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对留守老人的养老供给能力最差。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差，大多数是简单体力劳动者如“背篼”，从而自身收入低，维持自身生存也困难，难于赡养老人；由于自身生存艰难，不仅对留守老人的支助和关爱较少，反而还会加重留守老人负担，如大量留守儿童问题。（5）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转移性养老的可能性也极小：子女自己在城市生活都困难，不可能将老人接到城里赡养。因此，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基本概念界定和分析思路
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正式的社会支持资源尚不充足，他们的晚年生活主要是依靠非正式的家庭支持即家庭养老。一般地，一个老年人有三种养老支持形式，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所谓家庭养老，是与“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由家庭成员或者亲属网络作为养老支持力主体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慰藉以及其它方面支持的一种养老模式。从养老支持力角度来看，老年人主要依靠社会养老金生活的就属于“社会养老”；主要依靠自己日常积蓄、投资和劳动收入生活的则属于“自我养老”[2](P33)。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机能的衰老，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产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将明显下降，因此，自我养老只能算作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形式，本文中对其不予重点考虑。笔者所研究的农村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以上。
人口流动①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很复杂，可以通过“养老质量”这个变量来具体衡量其影响的大小。“养老质量“反映的是老年人的需求与老年资源的供给和支持之间的关系[2](P50)。由此可见，养老质量的高低主要涉及到老年人和子女②两方“当事方”，从老年人角度看主要是通过其内心满足感来评判，而从子女角度看则主要是以他们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来评判。依此思路，笔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
三、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影响的宏观层面分析
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可以分为一般性影响和特殊性影响。
（一）一般性影响分析
一般性影响又可以从经济供给、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来具体考察。
1.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经济供给问题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从理论上讲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对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支持不一定很大。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养老的经济支持是相当微弱且极不稳定的，我们可以从外出务工农民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两方面来分析其原因：（1）在养老能力上，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低，人际沟通能力和捕捉市场信息机会的能力不强，大多数人由于没有什么技术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活如“背篼”，靠“天”吃饭，从而自身收入低，且工资被拖欠、人格受到侮辱和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有些会“钻”的农民工多出几个“铜板”的薪金，但是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可知，一个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其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较高，这是因为他要用所获得的较低的收入维持既定的平均消费标准。因此，这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一旦维持了所在城市的平均消费标准后就所剩无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支持年老的父母呢？（2）在养老意愿上，由于子女独立门户，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和相应的经济收支结构，他们会将劳动所得的微薄收入首先用于最急需和最有价值的地方，例如小孩的教育投入，然后才有可能想到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即使有些子女出于孝顺或者别的原因而事先挤出一点钱来赡养父母，但这种支持的力度较小且随机性较强，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常常会因为老人养老问题而互相踢“皮球”，老大认为老二的经济状况要好点应多支持些，而老二却认为老大是家里的长子理应多担当些。可见，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生活中以各种理由或借口拒付赡养费的行为普遍存在。
2. 敢问子女们在何方？——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生活照料问题
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和生活照料，但是随着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加快，由于年轻人的时间、精力、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子女们对老人的照顾明显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年人的脆弱性也越來越强。下面仅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得到的生活照料两方面来具体考察。
（1）在日常活动方面，欠发达地区大部分老年人没有固定的闲暇时间，“活到老，做到老”，他们在晚年还要扮演着生产者和监护人的角色，即种地、带孙子女、做家务是他们晚年生活的“三部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某天由于衰老或生病而实在扛不住的时候他们才“闲”下来。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农村老年人经常种地的占54.0%，经常带孙子女的占42%，经常做家务的占73%。
（2）在得到的生活照料方面，又可以分为平时得到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生病期间得到的生活护理两种情况。一般地，在家庭内部提供生活照料的主体是子女、配偶、自己、孙子女以及其他人5种类型。在有劳动力外流的家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的老伴，比重大约为55.3%；其次是依靠自己，约为20.4%。不过对单身老人来说，53.3%的老人依靠自己照料自己，37.4%的老人依靠子女照料自己（如表1）。另外，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显示：身体健康者占38.3%；而有慢性病的竟高达48.4%；身患残疾和卧床不起者占6.8%；其余的则身体状况一般。可见，有61.7%的老年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疾病，并且他们在生活上的护理和照顾仍旧主要是依靠老伴或者自己硬撑着，单纯依靠子女照顾的并不多，除非是大病重病，甚至在某些时候老人们还要带病照顾孙子及其他人。出现这种负向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子女若从打工地返回老家一次非常不容易，有的可能是千里迢迢甚至还要爬山涉
水，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极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里“混”得确实不怎么样，所获收入非常有限，他们没有“资本”去孝敬老人，最终对远方的父母只能是“任其自然”了。
3. 谁是最“亲”的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精神慰藉问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包括适当的物质享受和身体健康，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愉悦与心理上的满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两代人在生活上时空分离，感情纽带变得松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
（1）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单调且高度趋同。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水、路、气、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滞后，水源污染厉害、道路崎岖不平，至今仍有部分地区未通电。所谓的电视、电话、广播对有些村民而言可能只是听说过，从未亲眼见到，至于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很多老人都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吃完饭就休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即使有也是非常单调的。据调查，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经常选择的娱乐方式是“赶场”、其次是“找人聊天”和“打牌”，再次是“看电视和听广播”，很少有人看书和看报（除非是退休后居住在农村的干部如教师、医生等）。可以想象，这样单调且高度趋同的休闲娱乐方式是很难排遣老人们孤寂的心的。
（2）两代人之间较少的互动频次消极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由于工作繁忙、假期短暂、路费高昂等因素的影响，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很少回家探望父母，特别是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一二年内才可能回家一次，平时他们主要是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然而，这种通话联系的频率也不是很高，一方面是由于子女们在心理上认为家里一切都是平安的，没有必要打电话；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繁忙或拨打公用电话不方便而错过了向家里问安的最佳时间。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家里未装电话，他们也没有手机，接听电话通常要到邻居家去等候。即便有机会联系上，由于长途电话费太贵，他们也就长话短说了。当然还有少数的打工者一直跟老人进行“单向联系”，即子女有事能联系到父母，而父母有事或想念子女们时则很难联系到他们；还有个别子女自离家后就一直未主动同父母联系过，“跟失踪了似的”[3](P31)。这些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拉大了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加上某些子女有意无意的忽视，都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起到了负面影响。
（3）与街坊邻居的交流互动正向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人毕竟是社会人，哪怕是老年人平时也需要与人讲讲话、聊聊天，不可能长期闷在家里“自言自语”。一旦子女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后，他们就会寻找其它的“出路”，如“赶场”、“去庙(农村供奉菩萨的场所)里求神拜佛”、“到村里的商业娱乐中心（一般是当地小经销店）找人拉家常或说笑话”。在买回家里的生活必需品时，顺便还能串串门、散散心。一般而言，老人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交际圈，他们经常交往的对象都是跟自己非常熟悉的、谈得来的、彼此间知冷知热且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街坊邻居。久而久之，这些老人们在精神世界里就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群体”[3]，这样的一种亚文化可以很好地排遣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孤寂感和失落感，特别是还能保证对老年人生活关照和精神慰藉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来自街坊邻居的精神慰藉大大超过了子女对老人们的情感支持。
（4）精神慰藉呈现出双重性。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期望值不是太高，在子女外出务工后他们内心上虽然感到孤寂和失落，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的心理满足感相当高。为什么老人们的精神慰藉呈现出这样的双重性呢？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普遍认为子女的经济负担很重，外出打工也不容易，能够平平安安就是福，“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所以他们总是抱着宽容、关怀、理解和体谅子女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精神慰藉问题。其二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具有有限理性行为。在经济贫困的条件下生存是第一偏好，只有在满足生存的基本前提下才可能考虑“精神慰藉”。也就是说，受制于自身的主观认识能力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他们目前没有过高地要求子女对自己的情感支持也许是一种理性行为。其三是由于年轻人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小家，而父母也为图安静、少麻烦以及缓解家庭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而自愿选择与他们分开生活，而子女外出务工正好成全了这种两厢情愿的事。其四是子女外出之后，老人们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到那个生活了一辈子的“熟人”社会里，并通过其它途径寻求精神的慰藉，从而很好地排除了那种情感上的孤独和思念。其五是老年人的情感慰藉和心理支持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老年人因为孤独或者其它类似的心理问题所产生的依赖性需求，还有高层次的期待子女在事业上和生活上成功的心理[2]。子女出门在外哪怕是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就”也算是满足了老年人的期待性需求，这种成就间接地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慰藉。
（二）特殊性影响分析
1. 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老年人是生产经验、窍门的积累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家庭财产的拥有者和分配者，因此老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今天，农村劳动力外出搞副业或打工的结果不仅是增加了整个大家庭的绝对收入，而且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以及学会了本领。因而，子女在经济上、知识上和话语权上都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影响力，父母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家庭地位，一些地区的老人们甚至不得不以子女们为轴心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长此以往，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就会慢慢被异化，严重缺乏凝聚力和稳定性。
2. 农村劳动力外流加大了子女养老的道德风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驱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加频繁。他们一旦转移出去后与父母的感情纽带会随着两代人时空上的长时间分离而变得松弛，养老尽孝观念会慢慢淡化。在有些贫困的农村家庭，传统社会尊老敬老的“孝道”思想在子女们的心中消失殆尽，他们对待老人的行为非常极端，那种虐待老人、遗弃老人和互相推諉不孝敬父母的恶劣事件时有发生，致使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这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严峻社会现象。
3. 农村劳动力外流悄然改变着整个农村社区家庭养老文化。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他们所见所闻都是城市里发生的“新鲜”事，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判断，特别是随着子女们外出时间的延长和外出半径的扩大，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孝”文化在他们身上开始失落和消解，子女们普遍认为奉养老人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纯粹是其主观意识基础上的自觉行为[4]，而不是基于传统的长辈的权威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一旦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就会将自己心目中变异了的“孝道”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播开来，致使农村社区家庭养老保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尊老敬老养老的文化支持。
四、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在家庭内部，子女们要树立尊老敬老的“孝道”观念和赡养老人的道德意识，要不断学习科技文化知识以增强自己在城市谋生的本领；老人们尤其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相对低龄老人要想方设法从事力所能及的经济活动，这样既可以增加自身的养老收入，又可以从劳动中找到生活的乐趣，消除孤独和寂寞感。另外，老少两代或三代人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轻经濟利益、重血缘关系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彼此间要用理解对方、关怀对方和包容对方的心态去生活。
2. 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组织，动员社区的力量为老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慰藉和医疗保健提供服务。建议有条件的村寨可以修建一些老年活动室，并购置电视机、电脑、各种棋牌以及健身器材供老年人娱乐，在这样一种乡情浓厚、充满人情味的村寨社区服务中，老人们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与其他邻居交流感情，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会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安享晚年。
3. 在政府层面，要不断地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家庭养老的法制化是解决家庭养老运作随意性、差异性和管理难等问题的必然出路，鉴于部分人孝道日渐淡化的趋势，建议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内容作适当修订以增加一些实质性的处罚条款。另外，还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法，如《农村养老保障法》，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原则、形式以及责任等方面的事项做出明文规定，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家庭养老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调动家庭养老的积极性；要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社会特点的社会养老制度，将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宏观管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点是各地政府还要努力出台相关政策以降低外来流动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一些歧视性限制，切实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
注释：
①人口流动大致有三种原因，即外出务工、外出求学以及参军等特殊情况，本文主要关注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②这里的子女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实际上包含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以及孙子（女）。
参考文献：
［1］王昌锋.贵州省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研究［R］.贵州省2006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2008.
［2］穆光中.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3］于占杰.农村空巢家庭养老保障实现途径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5.
［4］林建鸿.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家庭养老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5］皮建才.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责任编辑：孙 飞
责任校对：艾 岚
关键词：社会转型；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３８９０（２００8）10－００35-05
一、问题的背景及现状
目前中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转型期，在此变革过程中，人口和家庭作为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元素也不可避免地正在并将持续发生现代化转型，如人口流动频繁、家庭观念淡化、家庭功能削弱等等，特别是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以“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省为例，2000年全贵州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人数为279.8万人，2003年达435万人，2006年达500万人以上，并且跨省转移就业人数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60%以上。2006年贵州省普定县有剩余劳动力8.6万人，外出务工人数6.9万人，跨省转移就业人数5.98万人，占外出务工总人数的86.7%，在跨省转移群体中又有60%以上的劳动力在发达地区的城市就业，这说明农村劳动力就业呈现“大转移、大流动”的态势[1](P23)。然而，人口外流在相对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对农村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冲击，使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大大动摇，直接影响着老年人生活的质量和健康状况。具体来看，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状况及其社会发展呈现出如下5个方面的特征：（1）欠发达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不健全。中国还未建立全面的、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广大农村居民中所能享受到的社会保障福利非常有限，特别是三大社会保障制度——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广大欠发达地区农村更是无从谈起，这些地区农民的生、老、病、死及意外事故主要靠家庭承担，例如当地老年人的养老就主要采取家庭养老的形式，其社会养老水平极低。（2）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空洞化”问题最为突出。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极其有限和经济基础的薄弱，欠发达地区的农民们常常处于极贫极困的状态。由于生存的压力、求生的需要以及城乡间的“推—拉”力作用，农村劳动力转移最为迫切，转移力度也最大并将日趋加剧和常态化。从而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将不断弱化，农村养老问题形势严峻。（3）欠发达地区土地保障功能最为薄弱。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投入产出比低下，利用价值不高，部分年老体弱老人群体无法通过土地获得养老资源。（4）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务工群体对留守老人的养老供给能力最差。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差，大多数是简单体力劳动者如“背篼”，从而自身收入低，维持自身生存也困难，难于赡养老人；由于自身生存艰难，不仅对留守老人的支助和关爱较少，反而还会加重留守老人负担，如大量留守儿童问题。（5）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转移性养老的可能性也极小：子女自己在城市生活都困难，不可能将老人接到城里赡养。因此，家庭养老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转型期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基本概念界定和分析思路
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正式的社会支持资源尚不充足，他们的晚年生活主要是依靠非正式的家庭支持即家庭养老。一般地，一个老年人有三种养老支持形式，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所谓家庭养老，是与“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由家庭成员或者亲属网络作为养老支持力主体为老年人提供物质上的供养、生活上的照顾、精神上的慰藉以及其它方面支持的一种养老模式。从养老支持力角度来看，老年人主要依靠社会养老金生活的就属于“社会养老”；主要依靠自己日常积蓄、投资和劳动收入生活的则属于“自我养老”[2](P33)。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理机能的衰老，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的生产劳动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将明显下降，因此，自我养老只能算作是农村家庭养老的一种补充形式，本文中对其不予重点考虑。笔者所研究的农村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0岁以上。
人口流动①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很复杂，可以通过“养老质量”这个变量来具体衡量其影响的大小。“养老质量“反映的是老年人的需求与老年资源的供给和支持之间的关系[2](P50)。由此可见，养老质量的高低主要涉及到老年人和子女②两方“当事方”，从老年人角度看主要是通过其内心满足感来评判，而从子女角度看则主要是以他们的养老意愿和养老能力来评判。依此思路，笔者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来探讨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造成的影响。
三、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影响的宏观层面分析
人口流动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看可以分为一般性影响和特殊性影响。
（一）一般性影响分析
一般性影响又可以从经济供给、日常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维度来具体考察。
1.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经济供给问题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镇从理论上讲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但是他们对老年人养老的经济支持不一定很大。在欠发达地区，这种养老的经济支持是相当微弱且极不稳定的，我们可以从外出务工农民的养老能力和养老意愿两方面来分析其原因：（1）在养老能力上，欠发达地区农村外出打工者素质普遍较低，人际沟通能力和捕捉市场信息机会的能力不强，大多数人由于没有什么技术而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活如“背篼”，靠“天”吃饭，从而自身收入低，且工资被拖欠、人格受到侮辱和权益受到损害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使有些会“钻”的农民工多出几个“铜板”的薪金，但是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可知，一个收入水平低于平均水平的人，其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就较高，这是因为他要用所获得的较低的收入维持既定的平均消费标准。因此，这些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工一旦维持了所在城市的平均消费标准后就所剩无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能期望他们拥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支持年老的父母呢？（2）在养老意愿上，由于子女独立门户，各自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和相应的经济收支结构，他们会将劳动所得的微薄收入首先用于最急需和最有价值的地方，例如小孩的教育投入，然后才有可能想到留守在老家的父母。即使有些子女出于孝顺或者别的原因而事先挤出一点钱来赡养父母，但这种支持的力度较小且随机性较强，特别是多子女的家庭常常会因为老人养老问题而互相踢“皮球”，老大认为老二的经济状况要好点应多支持些，而老二却认为老大是家里的长子理应多担当些。可见，在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生活中以各种理由或借口拒付赡养费的行为普遍存在。
2. 敢问子女们在何方？——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生活照料问题
老年人由于生理上的原因，更多地需要日常护理和生活照料，但是随着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加快，由于年轻人的时间、精力、经济承受能力有限，子女们对老人的照顾明显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老年人的脆弱性也越來越强。下面仅从老年人的日常活动和得到的生活照料两方面来具体考察。
（1）在日常活动方面，欠发达地区大部分老年人没有固定的闲暇时间，“活到老，做到老”，他们在晚年还要扮演着生产者和监护人的角色，即种地、带孙子女、做家务是他们晚年生活的“三部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某天由于衰老或生病而实在扛不住的时候他们才“闲”下来。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农村老年人经常种地的占54.0%，经常带孙子女的占42%，经常做家务的占73%。
（2）在得到的生活照料方面，又可以分为平时得到的日常生活照料和生病期间得到的生活护理两种情况。一般地，在家庭内部提供生活照料的主体是子女、配偶、自己、孙子女以及其他人5种类型。在有劳动力外流的家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自己的老伴，比重大约为55.3%；其次是依靠自己，约为20.4%。不过对单身老人来说，53.3%的老人依靠自己照料自己，37.4%的老人依靠子女照料自己（如表1）。另外，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据笔者在贵州省黔陶乡的调查显示：身体健康者占38.3%；而有慢性病的竟高达48.4%；身患残疾和卧床不起者占6.8%；其余的则身体状况一般。可见，有61.7%的老年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疾病，并且他们在生活上的护理和照顾仍旧主要是依靠老伴或者自己硬撑着，单纯依靠子女照顾的并不多，除非是大病重病，甚至在某些时候老人们还要带病照顾孙子及其他人。出现这种负向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欠发达地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子女若从打工地返回老家一次非常不容易，有的可能是千里迢迢甚至还要爬山涉
水，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机会成本极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出务工人员在城里“混”得确实不怎么样，所获收入非常有限，他们没有“资本”去孝敬老人，最终对远方的父母只能是“任其自然”了。
3. 谁是最“亲”的人？——农村老年人养老的精神慰藉问题
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不仅包括适当的物质享受和身体健康，也包括精神层面的愉悦与心理上的满足。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使两代人在生活上时空分离，感情纽带变得松弛，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
（1）老年人的休闲娱乐方式单调且高度趋同。在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水、路、气、电等基础设施建设非常滞后，水源污染厉害、道路崎岖不平，至今仍有部分地区未通电。所谓的电视、电话、广播对有些村民而言可能只是听说过，从未亲眼见到，至于健身房、老年活动中心更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事情，很多老人都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白天辛勤劳作，晚上吃完饭就休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即使有也是非常单调的。据调查，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经常选择的娱乐方式是“赶场”、其次是“找人聊天”和“打牌”，再次是“看电视和听广播”，很少有人看书和看报（除非是退休后居住在农村的干部如教师、医生等）。可以想象，这样单调且高度趋同的休闲娱乐方式是很难排遣老人们孤寂的心的。
（2）两代人之间较少的互动频次消极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由于工作繁忙、假期短暂、路费高昂等因素的影响，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很少回家探望父母，特别是在省外务工的农民工一二年内才可能回家一次，平时他们主要是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然而，这种通话联系的频率也不是很高，一方面是由于子女们在心理上认为家里一切都是平安的，没有必要打电话；另一方面是由于工作繁忙或拨打公用电话不方便而错过了向家里问安的最佳时间。在欠发达地区农村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老人家里未装电话，他们也没有手机，接听电话通常要到邻居家去等候。即便有机会联系上，由于长途电话费太贵，他们也就长话短说了。当然还有少数的打工者一直跟老人进行“单向联系”，即子女有事能联系到父母，而父母有事或想念子女们时则很难联系到他们；还有个别子女自离家后就一直未主动同父母联系过，“跟失踪了似的”[3](P31)。这些现象表明，农村劳动力外流拉大了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距离，加上某些子女有意无意的忽视，都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起到了负面影响。
（3）与街坊邻居的交流互动正向地影响着老年人的精神慰藉需求。人毕竟是社会人，哪怕是老年人平时也需要与人讲讲话、聊聊天，不可能长期闷在家里“自言自语”。一旦子女与自己的“距离”越来越遥远后，他们就会寻找其它的“出路”，如“赶场”、“去庙(农村供奉菩萨的场所)里求神拜佛”、“到村里的商业娱乐中心（一般是当地小经销店）找人拉家常或说笑话”。在买回家里的生活必需品时，顺便还能串串门、散散心。一般而言，老人们也有他们自己的交际圈，他们经常交往的对象都是跟自己非常熟悉的、谈得来的、彼此间知冷知热且年龄和自己相仿的街坊邻居。久而久之，这些老人们在精神世界里就形成了一个“亚文化圈群体”[3]，这样的一种亚文化可以很好地排遣因为子女不在身边而产生的孤寂感和失落感，特别是还能保证对老年人生活关照和精神慰藉的及时性和连续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来自街坊邻居的精神慰藉大大超过了子女对老人们的情感支持。
（4）精神慰藉呈现出双重性。欠发达地区农村老年人对生活的期望值不是太高，在子女外出务工后他们内心上虽然感到孤寂和失落，但是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的心理满足感相当高。为什么老人们的精神慰藉呈现出这样的双重性呢？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普遍认为子女的经济负担很重，外出打工也不容易，能够平平安安就是福，“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所以他们总是抱着宽容、关怀、理解和体谅子女的心态来看待自己的精神慰藉问题。其二是欠发达地区农村老人具有有限理性行为。在经济贫困的条件下生存是第一偏好，只有在满足生存的基本前提下才可能考虑“精神慰藉”。也就是说，受制于自身的主观认识能力和自身所处的环境，他们目前没有过高地要求子女对自己的情感支持也许是一种理性行为。其三是由于年轻人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小家，而父母也为图安静、少麻烦以及缓解家庭矛盾尤其是婆媳矛盾而自愿选择与他们分开生活，而子女外出务工正好成全了这种两厢情愿的事。其四是子女外出之后，老人们会积极主动地融入到那个生活了一辈子的“熟人”社会里，并通过其它途径寻求精神的慰藉，从而很好地排除了那种情感上的孤独和思念。其五是老年人的情感慰藉和心理支持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老年人因为孤独或者其它类似的心理问题所产生的依赖性需求，还有高层次的期待子女在事业上和生活上成功的心理[2]。子女出门在外哪怕是取得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就”也算是满足了老年人的期待性需求，这种成就间接地给老年人带来了巨大的情感慰藉。
（二）特殊性影响分析
1. 农村劳动力外流降低了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在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老年人是生产经验、窍门的积累者和传播者，同时也是家庭财产的拥有者和分配者，因此老人具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在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今天，农村劳动力外出搞副业或打工的结果不仅是增加了整个大家庭的绝对收入，而且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以及学会了本领。因而，子女在经济上、知识上和话语权上都有较强的独立性和影响力，父母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家庭地位，一些地区的老人们甚至不得不以子女们为轴心来安排自己的晚年生活。长此以往，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模式就会慢慢被异化，严重缺乏凝聚力和稳定性。
2. 农村劳动力外流加大了子女养老的道德风险。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生存的压力和利益的驱动，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更加频繁。他们一旦转移出去后与父母的感情纽带会随着两代人时空上的长时间分离而变得松弛，养老尽孝观念会慢慢淡化。在有些贫困的农村家庭，传统社会尊老敬老的“孝道”思想在子女们的心中消失殆尽，他们对待老人的行为非常极端，那种虐待老人、遗弃老人和互相推諉不孝敬父母的恶劣事件时有发生，致使老年人的生活缺乏安全感，这是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严峻社会现象。
3. 农村劳动力外流悄然改变着整个农村社区家庭养老文化。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后，他们所见所闻都是城市里发生的“新鲜”事，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他们的道德观和价值判断，特别是随着子女们外出时间的延长和外出半径的扩大，传统的村规民约和“孝”文化在他们身上开始失落和消解，子女们普遍认为奉养老人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纯粹是其主观意识基础上的自觉行为[4]，而不是基于传统的长辈的权威以及传统伦理道德的约束。一旦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就会将自己心目中变异了的“孝道”文化和价值理念传播开来，致使农村社区家庭养老保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缺失尊老敬老养老的文化支持。
四、对策建议
人口流动严重削弱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 在家庭内部，子女们要树立尊老敬老的“孝道”观念和赡养老人的道德意识，要不断学习科技文化知识以增强自己在城市谋生的本领；老人们尤其是那些有劳动能力的相对低龄老人要想方设法从事力所能及的经济活动，这样既可以增加自身的养老收入，又可以从劳动中找到生活的乐趣，消除孤独和寂寞感。另外，老少两代或三代人要共同努力营造一个轻经濟利益、重血缘关系的和谐的家庭氛围，彼此间要用理解对方、关怀对方和包容对方的心态去生活。
2. 大力发展农村社区组织，动员社区的力量为老人的日常生活、精神慰藉和医疗保健提供服务。建议有条件的村寨可以修建一些老年活动室，并购置电视机、电脑、各种棋牌以及健身器材供老年人娱乐，在这样一种乡情浓厚、充满人情味的村寨社区服务中，老人们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与其他邻居交流感情，更重要的是在心理上会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这样他们才能以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安享晚年。
3. 在政府层面，要不断地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家庭养老的法制化是解决家庭养老运作随意性、差异性和管理难等问题的必然出路，鉴于部分人孝道日渐淡化的趋势，建议对《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内容作适当修订以增加一些实质性的处罚条款。另外，还可以制定相应的部门法，如《农村养老保障法》，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原则、形式以及责任等方面的事项做出明文规定，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家庭养老的利益诱导和激励机制，调动家庭养老的积极性；要积极探索适合农村社会特点的社会养老制度，将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有机结合起来进行宏观管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点是各地政府还要努力出台相关政策以降低外来流动人员在城市生活的门槛和一些歧视性限制，切实增加农民工的工资性收入。
注释：
①人口流动大致有三种原因，即外出务工、外出求学以及参军等特殊情况，本文主要关注外出务工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②这里的子女是一个泛指的概念，它实际上包含儿子（儿媳）、女儿（女婿）以及孙子（女）。
参考文献：
［1］王昌锋.贵州省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研究［R］.贵州省2006年度软科学研究项目，2008.
［2］穆光中.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
［3］于占杰.农村空巢家庭养老保障实现途径研究［D］.中国农业大学，2005.
［4］林建鸿.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家庭养老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
［5］皮建才.如何实现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社会和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7）.
责任编辑：孙 飞
责任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