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金坛的地方史专家范学贵老先生年届86周岁，又出第五本书了。
　　范老并非专业出身的史学工作者，自1994年从金坛市级机关退休后，他成为口述史料采集、地方抗战史研究的志愿者，成果累累。范老先后出过四本书：《战斗在茅山下——江苏省金坛地区新四军老战士访谈录》29万字，2007年出版；自传体回忆录《伴随共和国走过60年》30万字，2009年出版；《金坛慰安所遗址资料汇编》，2010年印发；《新四军老兵寻踪》，2013年印发。这些书都是范老用自己走访搜集整理的第一手史料或者他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都是扎扎实实的新鲜成果。
　　大概是在2018年6月，范老从网上传给我30多万字的电子书稿《记述无缰》，我既赞叹又好奇地打开，开始细细拜读起来。《记述无缰》这本书稿跟范老以前的书一样，是范老用他走访搜集整理的第一手史料或者他亲身经历写成的文章的结集。其内容十分丰富多彩：既有中国抗日军民的艰难处境和英勇斗争，也有日伪军的罪恶行径与可耻下场；既有抗日战争时期的详实史事，也有解放战争、和平建设、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片断；既有对公开直接的政治、军事斗争的描述，也有对惊心动魄的隐蔽战线、地下斗争的记录；既有战争年代中日军队的你死我活，也有战后中日民间的和平友好；既有近现代、当代过来人的亲身经历，也有古代宗族先人源远流长的史迹；既有金坛本乡本土的恩恩怨怨，也有侨胞、台胞、海外华人的血浓于水、故乡亲情；既有英雄模范、社会精英、老革命、老领导的个人形象，也有普通干部、平民百姓、边缘人物的人生踪迹；既有金坛的乡土气息，也有北欧的国际视野……其语言一如范老以往的风格，真实生动，娓娓道来，扣人心弦，令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谨在此例举一二。
　　《一位难得的统战人才——范征夫》记录了抗战时期曾在金坛战斗过的老干部、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兼上海市政协秘书长范征夫，为了落实党的统战政策，坚持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动人事迹。
　　征夫同志，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唯物史观到现行政策，从孙大雨的点点滴滴到全部历史，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全面的基本准确的孙大雨。此时的征夫想：同一战壕的战友，二十多年来苦了你了。他已与孙大雨肝胆相照，孙案不纠，不公平、不公正。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他去向张承宗部长汇报。一开头就斩钉截铁地说：“张部长，我个人认为孙大雨这个右派可以改正。”接着，征夫条理分明地一一细说：1.孙大雨解放前表现是好的，带领广大教授参加学运，冲锋陷阵，甚至冒丢脑袋瓜的危险也在所不惜；2.解放后他唯一女儿在他支持下参军，走上保卫祖国参加国防建设岗位；3.他个性倔强，性格桀骜偏执，思维方法特别，遇到不尽如人意就口出狂言骂人，正如沈从文送他八个字，多才、狂放、骄傲、天真。但这是另一种性质问题，不是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4.对这样的人，解放后我们安排工作不到位，也是应当检点的；5.他的底线是寄希望于党和政府，不服就申诉，包括向胡乔木同志申诉。他有着广泛的海外关系，在那种情况下，他也没做出于党和国家不利的事；6.即便是1957年，毛泽东同志对他也不主张一棍子打死。到了拨乱反正的今天，我们更没有理由不去超越历史上的恩怨是非，团结好这样一个学有专长的垂暮之年的老知识分子吧。张部长听完汇报，完全赞同征夫意见。并召集部里相关部门开会，心平气和，各抒己见，取得共识。办完改正孙大雨右派程序，最后谁也不愿拿去与孙见面，原因很简单，怕骂。这又落到范征夫肩上。
　　某日，范征夫在衡山宾馆约定与孙大雨见面，按时由另一人陪来。一见面，征夫说，今天请您来谈谈您右派改正问题。他说，谈什么谈，我又没有错！征夫心里明白，这就是真正的孙大雨，倔强、爽直、坦荡、没有虚伪和矫情。征夫接着说，不用你认错，是把统战部关于改正您右派决定正式告诉你。他说，我根本不是右派，我从来都不是右派。讲话就这么硬撅撅的。征夫深知自己是代表党组织与孙大雨见面的，人民干部就应当理解他几十年心中的郁积，拿出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姿态为民（他）服务，这是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所以，已掌握孙大雨个性的他，豁达大度，谈笑风生。心想，只要你孙大雨从今天起，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做好你的学问，目的就达到了。这不正是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核心精神所在么。[1]
　　《本多下跪背后的故事》記录了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两次来金坛谢罪，而为了让本多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宿愿，范老等多人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劳动。
　　众所周知，92岁的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因1939年在金坛亲手杀害过一名新四军战士，两次来金坛谢罪。为什么2005年、2006年连续来两次，这背后还有哪些故事？
　　2005年5月，本多第一次来金坛谢罪，此刻，已是小泉纯一郎执政第五个年头了。
　　五年来，小泉无视国际社会、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的反对，悍然四次参拜供奉有14名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挑战国际正义，践踏人类良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多次表示强烈抗议，中日两国关系可想而知。哪怕一点儿不慎，也会成为外事活动中的麻烦。因此，有关方面把这一活动确定为“民间”往来。于是乎有关人士请我这个老百姓到场应酬。
　　他们提供被日军杀害的一名无名小战士，烈士墓地在下新河，本多到达后见了说，这小战士不是他所加害，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一些事新华社记者黄明写稿公开了我的姓名，刊载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所以遗留下来的问题就成了我的事儿了。
　　于是我与金坛档案局的施志霞、赵亚平还有公安警官余尧等四人利用假日调查研究，最后确定，指前镇王家桥乱坟岗，这里埋葬着侵华日军老兵本多立太郎在67年前受命杀害十名新四军战俘中的一名。当旅日华侨朱弘获悉，将此转告本多后，他打算再次来到金坛在十位蒙难壮士碑前下跪赎罪。
　　这在中日两国，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本多这一举动，我们当然表示欢迎。
　　在中日关系的这个节骨眼上，我必须认真对待这次“民间交往”活动，具体事情我愈想愈多，靠我个人是难以完成的。

　　无奈，我只得写封信向金坛市委、市政府报告。市委书记徐惠中作了批示：“请外办受理”。外办艾副主任接待了我并去指前实地察看，认同了这个结论。一个周末，我直闖金坛市市长吴晓东办公室，自我介绍。吴晓东市长正与袁月冬副市长面对面谈话，见我到来，非常礼貌地接待我。先表示感谢我为政府做了许多工作，再听我一番叙说，就直接交代分管外事工作的袁副市长把接待工作、安保工作、应急预案、烈士认定等一一落实，并主动答复范学贵同志。这次办事效率之快是我意想不到的。周一，袁副市长便与公安局等三个部门落实到位，还有一个部门作出口头回应。
　　2006年春，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广电新闻中心《1860新闻眼》征集评奖节目，向他们省台老搭档旅日华侨、独立制片人朱弘询问，朱弘就向他们推荐了这一内容。省台领导研究觉得可以，于是先派王小蓓摄制组率记者张宁、杨勇等三人先来前期采访。市外办贺主任亲自接待。王小蓓向省海事局借金坛海事快艇一艘，由金坛市区直往指前镇，再由指前镇向溧阳竹箦桥、黄金山，沿途采访老游击队员、地下党员、当地年长者知情人，收获颇丰。[2]
　　这本32万字的《亲历、亲见、亲闻，记述无缰》，由常州市金坛区档案馆编印。范老与金坛市（区）档案局、馆长期以来友好合作，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得益彰。
　　范老是一位建国前半脱产参加革命的老干部，1949年7月入团，1951年6月参军，1956年11月入党。他为人耿直率真，其人生由此历经坎坷曲折，“文革”后才苦尽甘来。范老的人品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的——他是范仲淹的后裔，第29世孙，此非虚言，有族谱为证。范仲淹七世孙范克家，南宋宁宗嘉定八年（1215）任湖州府四安镇务，调润州府金坛县丞。由此，范仲淹有一支后裔在金坛繁衍。范老继承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刚直风骨，一生不变。
　　范老又是见过世面之人，1980年代他曾负责金坛县的侨务工作数年，晚年又曾居住瑞典、游历多国，颇有国际视野。因此他虽然年纪大、资历老，但思想解放、办事开明。
　　范老做事踏实勤奋，退休后四处奔走，调查采访，笔耕不辍，成绩斐然。其实他1996年就已经身患癌症，但他仍无所畏惧。
　　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刊登评论文章《从范学贵看“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对于当时72岁的范老自发地实地调查侵华日军设在金坛的“慰安所”，给予高度肯定：
　　以脚步丈量历史的轨迹，刻录时间的真实，我对于这样耄耋之年依旧执著于寻访那段血色记忆的民间志愿者，除了敬意，还是敬意。也许，相较于高屋建瓴、侃侃而谈的学者专家们，范学贵老先生没有那么深厚的学养，但他做到了学者专家们很少做到的一点：走进最真实的民间乡土，在寻寻觅觅中淘沙取金，最终获得鲜活的一手资料。……和许许多多名重一时的正史、文献有所不同，这些大多出自个人的、民间的文字记忆、残垣破壁，其实也蕴涵着丰富的学术与历史价值，若不加收集、整理，很容易在茫茫时空中消失得无踪无影。[3]
　　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博士，翻阅了范老所著《战斗在茅山下——江苏省金坛地区新四军老战士访谈录》后，对范老肃然起敬：“一位年逾古稀的退休老人，抱着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拖着病弱的身躯来从事这种艰辛的口述访谈工作，真是不容易。”[4]
　　2008年11月，应范老本人要求，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经该会理事会研究讨论，破例接收范老为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个人会员。
　　范老的可敬精神和可喜成就，着实让我这读历史专业出身的后辈钦佩、汗颜。

　　我与范老交往开始于2005年。这一年，经金坛市档案局、馆的同行牵线，范老开始向《档案与建设》杂志文史栏目投送口述历史稿件，此后多年连续不断。其稿件质量较好，只是文字需再加工处理，于是大多陆续被选用，其中还有文章获得该刊2011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主题征文活动一等奖。2011年1月，范老到南京办事，顺便来《档案与建设》编辑部，与编辑当面沟通。那次他跟我一见面就说：没想到你这个编辑这么年轻。其实当时我已年近50岁。我心里说：没想到范老你这么瘦。十几年间交往中，范老送过我几本书和自制年历片等，彼此却只见过这一面。范老2018年在《记述无缰》电子书稿中统计说，十多年来《档案与建设》共编发他的稿子23篇。我看了略感意外，因为此前我真没想到能达到这个数字。
　　大家应该知道，做口述历史工作是非常艰辛的事——先寻找历史当事人，说服其同意作口述访谈；确定了口述者之后，采访者自己需要熟悉相关历史背景知识；访谈要严格依照科学规范进行，作文字记录、录音录像，采访者对口述者口述内容作适当引导；访谈后采访者整理口述记录，进行必要考证，核实疑难细节；最后采访者须征得口述者认可口述成果等等。各个环节都是事务繁琐，耗费精力，成本很高，事倍功半。比起一般的史学研究，这要吃力费劲许多，且还是替人作嫁衣，因而往往令人望而生畏。正如口述历史专家左玉河反复强调的：“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一点对历史负责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就根本不会来做口述史，也根本做不好口述史工作。”[5]
　　正因为这一点，我在《档案与建设》杂志的文史栏目编辑工作中，对于口述历史类的来稿处理很慎重。编辑部曾有同事说范老的稿子刊发偏多了，我便认真地强调：这些稿子都是范老用自己走访搜集整理的第一手史料写成的，都是扎扎实实的新鲜成果，绝非那些拼拼凑凑的文章可比。大家觉得有道理，也就都认可了。
　　2018年6月《记述无缰》电子书稿发来后，范老来电话要我为他的《记述无缰》新书写序，我吓了一跳，自觉不够格。但在八十多岁老人的执意要求下，恭敬不如从命，我只好斗胆答应了。经过通读《记述无缰》书稿，思前想后，在那年中秋节后，我写下了一些内心感言奉上。
　　范老这位金坛地方史研究的常青树，是激励我等后辈不懈努力的榜样！

参考文献

　　[1][2]范学贵主编：《亲历、亲见、亲闻，记述无缰》，常州市金坛区档案馆编印，2020年，第134-135、198-199页。
　　[3]毕舸：《从范学贵看“走出书斋”的知识分子》，《南方周末》2005年7月21日。
　　[4][5]范学贵编著：《金坛慰安所遗址资料汇编》，2010年，序一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