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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钱庄的历史,可以推至公元1776年之前。因为在南市豫园内园发现的一块石碑上,就刻有公元1776至1795年间(即清乾隆四十一年至六十年)上海106家钱庄的名字,还有钱业公所12名董事的名单。鸦片战争后的1845年,开埠之后的上海,钱庄的重心移至北市的租界,最集中的地带就是今天的天津路和宁波路。到了解放前夕,全市还有钱庄80家。那么那个时代,有上海腔调的老银行装备是怎么样的呢?
木头钱柜
老上海钱庄的钱柜和票据柜,竟然全是木头做的。压根没想到,当年就用这放置如此贵重的东西,叫人真是有点看不懂。票据且不说,放钱总要找个比木头硬朗的吧。现在放钱和值钱的家什,哪一个不是钢浇铁铸,就像是豹式T式坦克嫡嫡亲亲的小兄弟。
装了一肚子银圆钞票的钱柜,外表倒是朴实无华。正正方方,矮矮胖胖,好比过去专放被褥的小型被橱。因此,致使今天人们的误读,以为当初钱庄的工作人员是坐在钱柜上工作的。这样,外人就以为是凳,由此有了保险的迷雾。想当初,京剧《沙家浜》里的日本鬼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胡司令会被阿庆嫂藏在了水缸里。
相比之下,票据柜就显得儒雅和清秀得许多。乍一看,还以为是架风琴。身材苗条,面子上雕刻着人物树木和屋子。幽幽的暗黑透着丹红的影子,有点红木的味道。
在钱庄繁荣昌盛的上个世纪,已经出现了铁制钢做的保险箱,为何还要使用这木头做成的钱柜?对于钱柜票据柜,取木头而舍钢铁,我想不会是由于木头便宜和成本低的缘故。俗话说,水克火金克木,难道木头做的钱柜票据柜就比钢铁来得结实、来得更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或许那时的治安形势真是达到了夜不闭户且路不拾遗的地步,钱柜票据柜是木头的,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要不,那些钱庄的主,皆是天然产品爱好者和环保人士?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有着五行一说。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以日常生活中的五种物质来解释和说明世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五行的主要观点就是“五行相生相胜”,认为五行之间是对立又统一的、是矛盾又联系的。它们既有相生的一面: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有相胜的一面: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由此来看,钱柜票据柜用木还是用金就不成为革命的主要问题,只要能放钱和票据就行。想想也是,在贼爷爷跟前,恐怕就应了句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他要做,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头箱和铁箱钢柜是没有多大的区别。一分钟能打开木制的钱柜,六十秒也能搞定钢铁做的保险箱。
我还有个大胆设想是,贼骨头害怕木头是甚于钢铁。不是什么以柔克刚,以无形制有形;而是来自五行对五星。五星中的木星,在中国又称之为岁星。说岁星,可能你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要是说太岁,你一定有印象。岁星就是太岁,在太岁头上,谁敢动土。那些大洋钞票单据进了木头做的柜子,有木家的太岁罩着,不要太安全嗷。
木头做的钱柜票据柜,瞧瞧还真有点意思。
记账机
过去,中国人记账,用的是纸和笔,计算则是用算盘。我还记得外公记账的,账本是用来记家里每日小菜账。账本是蔚蓝的封面,摸上去不像是纸张,而是有些缎面的感觉。账本长有一尺多,宽约四寸左右;从左往右横向翻阅。纸张是些细腻的毛边纸,质量却要比现在写大楷中楷用的纸好。每页上印着细红线勾出的一个长框,框里画着一根根的直线,从上到下。正反页是一张纸折叠起来的,中间可以垫纸;因为用的是毛笔,怕墨汁一旦化过去,弄污了反面的页面。
过去的钱庄银行,用的似乎也是这样蓝封面的账本;还有笔和算盘。后来是业务一天天地做大了,以至于发展到用本子、用笔和用算盘也都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账机。
记账机的问世,当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却是老外的发明。想来,就免不了有些遗憾。我们有过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四大发明。可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明朝以前的世界上300多项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中,中国就占了175项,占到了总数的57%。援引剑桥大学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的观点:中国的发明、发现是要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
虽然辉煌犹在,但速度已经减慢。实际上,这个迹象在宋明时期已十分明显。从公元前6世纪到11世纪期间,中国在世界231项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中占了135项,占总数58.4%。而到了11世纪至16世纪期间,在诞生世界的67项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中,中国只占38项,所占比例下降了4.4%,为54%。15、16世纪,可以说,是中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发明和创造的落后是从16、17世纪开始的。到了19世纪初年,这种落后已不再只是某些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整个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落后,必然导致经济的落伍。而此时的西方,用革命导师马恩的话表述,就是“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上海银行过去用的国民牌记账机是美国货,是美国NCR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的产品,进入上海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那时,只有那些外国银行、政府官办银行才用得起这样3000块美金一台的记账机。中资银行有实力购买这个家当的,也只不过是像南四行北四行这样的大户人家。
当时上海滩上的记账机,不是国民牌就是裴罗氏牌。裴罗氏记账机只有记账的功能,而国民牌不仅是可以记账,还可进行计算和英文打字。记账机是安放在一个如手推车似的架子上,四个脚下分别有着四个小轮,使记账机移动灵活、使用方便。记账机的使用,看上去是与打字机类似。从机器上方的架子插入专用账页纸,每张如《新民晚报》一个版大小,只是要厚些。账目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分页记录,一般都是今天记录汇总昨天的来往账目。
用记账机,效率比人工记录是大大地提高。而且是一直用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依然是稀罕的宝贝;只有在银行区一级的分理处,才有两台的配备。之后,替代机械记账机的是电脑,这好像也是老外的一个发明。
1999年,在虹口区一个人防的地下仓库里,发现了这台国民牌记账机。生产该机器的NCR公司上海办事处派人前来鉴定,称他们公司都没有这种记账机留存,这一台就是绝品。
扎钞机
扎钞机不是我们使用的家伙。不管是生意做到怎样大,买验钞机买点钞机的是有不少;要买个扎钞机来一捆捆地扎钞票,还真是没有听说过。也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
扎钞机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一项发明创造。要想到创造机器来扎钞票,说明人工扎钞票是比较吃力、耗时和麻烦。读大学时,有个曾被打成右派而刚平反不久的哲学老师说:发明来自偷懒。正因为想偷懒省力气,才有了今天这样那样的伟大和平凡的发明。
据银行的老同志介绍,在过去没有扎钞机的日子里,扎钞票是要下巴来帮忙的。要把叠起来的钞票扎牢扎紧,还要扎得有模有样。借助我看到的一个全自动纸币捆扎机广告的表述,钞票就是要扎得“结实可靠,造型美观,安全卫生。”
由于又没有第三只手相帮,就有高人在实践中摸索出个窍门,发明用自己的下巴死死抵住钞票,然后双手是行云流水,游刃有余,一会儿就把钞票扎得漂漂亮亮的。想象这个扎法,好像与扎粽子有几分相像;只是一个不用下巴,用的是牙齿。反正是充分发挥了脸部的作用。
这样子,下巴长得比常人尖而长的,就有了工作当先锋、劳动做模范的先天优势。但这样的扎法,对于下巴来说是肯定不卫生的,手还能戴手套,下巴又可以拿什么来保护呢。关老爷下巴上吊的锦囊是用来保护漂亮的胡子,又不是保护下巴的。幸亏扎钞机发明得早,不然,在SARS横行期间扎钞票,这个下巴消毒起来是比较烦、比较烦。
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里,金融工具也是大闹技术革新、大搞技术革命;1959年,诞生了中国有纸币以来的第一台扎钞机。这机器的结构并不复杂,运用的是杠杆原理。手握长杆往下一用力,铁块就把钞票挤压得紧紧的。
银行扎钞的规矩是100张扎成1把,10把扎成一捆;一捆也就是1000张纸币。不管票面多少,是1元5元还是50元100元,都是这样的扎法。用这杠杆式扎钞机扎钞票,与人工扎钞相比,最起码是可以把一沓钞票的厚度,从原来的30公分,压去3到5公分。扎起钞票来,还是因人而异的:力气小的是紧缩了5公分,力道大的能够压掉10公分。
扎钞机问世后,就配备到了每个储蓄所。就像部队的每个班,全配上了重武器。尤其是在企业收款的时候,扎钞机是大显身手。不仅是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没想到,这杠杆式的扎钞机一用就用了20年,一直用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后来的扎钞机,是又有了齿轮式、液压式和电动式。再后来,还采用了塑封的真空包装,一捆钞票的厚度是变得更薄。
眼下的扎钞机,更是先进。电脑控制,操作方便,只要按按START和STOP几个键就可以了。不像第一代,还要哼哧哼哧的,像使用抽水机一般。与此同时,扎钞机的功能也多样化,不仅能扎纸币,还能扎硬币;而且一次最多可以扎钞票150张。扎150张1把的,恐怕是野路子的扎法。上海的银行里出来的,都是100张1把的。
说到扎钞机的价格,那是与手机相差不多。便宜的是每台2400元,最贵的是3200元一台。但你就是打对折,或是白送我也不要。家里又没有什么可扎的。
手摇计算器
直到现在,还是有人把计算机同计算器搅在一起。就如上海闲话读姓氏是“黄”“王”不分,“吴”“胡”混为一谈。我们这里说的是计算器,计算机则是电脑。
人类的计算史是从心算开始的;然后是数自口出,有了口算。也可以说,心算与口算几乎是同步问世的。结绳计算是我们借助工具进行计算的第一步。想来借助自己身体也是差不多的时候吧,借用的是自己的十根手指——可看作肉身计算器。有的人可是从远古一直借用到现代。小时候,老师说班里某同学做算术是十个手指不够再搭上十个脚趾头。
随之登场是笔算了,这借用的是文字和这样那样的书写工具。当引进阿拉伯数字后,进行笔算就更方便了。虽说是借助工具,但还不能算是借助真正的计算工具。我们借助的第一样计算工具就是算盘。
说到在中国使用普遍、于明初开始流传的算盘,我原来一直以为这是俺们的一大发明,没想到这只是算盘起源的一种说法。有一说是把它的发明时间大大推前,移至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就在《辞海》里也没提它在哪方土地问世,只说“在古算书中记载算盘名称的,始见于明代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中”。
其实,中国人明白借助工具的好,那是比较早的。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就在他那篇著名的《劝学》中指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因而,能舆马者而致千里,假舟楫者而绝江湖。过去常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事实上,有时虽然有了领先的理论,也不见得一定就会有同样走在前头的实践。
1642年,也就是在李自成攻克北京的前两年,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计算器,但只能进行加法。其实,德国的西卡德在1624年就发明了能进行四则运算的机械计算器,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在1935年才被人们发现。在帕斯卡尔后的230年,俄国数学家契贝雪夫制造了逢十进位的计算器。1946年,美国工程师莫克莱和艾盖特领导的小组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电子计算器,重量达30吨,计算速度是每秒可做5000次加法,或是1500次乘法或是50次除法。到20世纪的70年代,在短短的30年间,人类完成了从第一代电子管计算器到第四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器的过程,第四代比第一代的体积缩小了39万倍,速度则提高了数万倍。
那台奥涅尔牌手摇计算器,乍一看,与英文打字机是有点儿相像。计算器底部和右边上下两个摇柄旁的黑漆有点剥落了,斑斑驳驳的,恐怕是碰撞比较多的缘故吧。但移动数字的刻度,转动手柄计算,动起来还是顺当自如。
在“文化大革命”时,天津制造过这样的手摇计算器。什么牌子是记不得了,只记得计算器上有毛主席语录;可是,也记不得这最高指示的内容是什么了。
就在我们翻造奥涅尔这一近百年前的产品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在“文革”前夜的1964年,夏普公司就制造出了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桌上计算器——CS·10A计算器。之后,又在1970年中共九大召开的第二年,号称是“文革”取得全面胜利之时,美国的德克萨斯器械公司和日本佳能公司合作推出了最早的微型电子计算器,它因小巧、轻便和价廉而被称为“口袋电子计算器”。
人家在进行集成电路计算器研制时,我们却在仿制手摇式的计算器。另一组数据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问题:从1953年到1973年,在全球492项重大技术革新成果中,美国以319项占了其中的64.8%。而在300年之前,这一半的记录是属于中国人的。
编辑:黄灵[email protected]
木头钱柜
老上海钱庄的钱柜和票据柜,竟然全是木头做的。压根没想到,当年就用这放置如此贵重的东西,叫人真是有点看不懂。票据且不说,放钱总要找个比木头硬朗的吧。现在放钱和值钱的家什,哪一个不是钢浇铁铸,就像是豹式T式坦克嫡嫡亲亲的小兄弟。
装了一肚子银圆钞票的钱柜,外表倒是朴实无华。正正方方,矮矮胖胖,好比过去专放被褥的小型被橱。因此,致使今天人们的误读,以为当初钱庄的工作人员是坐在钱柜上工作的。这样,外人就以为是凳,由此有了保险的迷雾。想当初,京剧《沙家浜》里的日本鬼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胡司令会被阿庆嫂藏在了水缸里。
相比之下,票据柜就显得儒雅和清秀得许多。乍一看,还以为是架风琴。身材苗条,面子上雕刻着人物树木和屋子。幽幽的暗黑透着丹红的影子,有点红木的味道。
在钱庄繁荣昌盛的上个世纪,已经出现了铁制钢做的保险箱,为何还要使用这木头做成的钱柜?对于钱柜票据柜,取木头而舍钢铁,我想不会是由于木头便宜和成本低的缘故。俗话说,水克火金克木,难道木头做的钱柜票据柜就比钢铁来得结实、来得更能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或许那时的治安形势真是达到了夜不闭户且路不拾遗的地步,钱柜票据柜是木头的,只防君子不防小人。要不,那些钱庄的主,皆是天然产品爱好者和环保人士?
在中国人的文化里,有着五行一说。这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以日常生活中的五种物质来解释和说明世界,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思想。五行的主要观点就是“五行相生相胜”,认为五行之间是对立又统一的、是矛盾又联系的。它们既有相生的一面: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有相胜的一面: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木胜土、土胜水。
由此来看,钱柜票据柜用木还是用金就不成为革命的主要问题,只要能放钱和票据就行。想想也是,在贼爷爷跟前,恐怕就应了句不怕想不到,就怕做不到。他要做,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头箱和铁箱钢柜是没有多大的区别。一分钟能打开木制的钱柜,六十秒也能搞定钢铁做的保险箱。
我还有个大胆设想是,贼骨头害怕木头是甚于钢铁。不是什么以柔克刚,以无形制有形;而是来自五行对五星。五星中的木星,在中国又称之为岁星。说岁星,可能你一下子还转不过弯来;要是说太岁,你一定有印象。岁星就是太岁,在太岁头上,谁敢动土。那些大洋钞票单据进了木头做的柜子,有木家的太岁罩着,不要太安全嗷。
木头做的钱柜票据柜,瞧瞧还真有点意思。
记账机
过去,中国人记账,用的是纸和笔,计算则是用算盘。我还记得外公记账的,账本是用来记家里每日小菜账。账本是蔚蓝的封面,摸上去不像是纸张,而是有些缎面的感觉。账本长有一尺多,宽约四寸左右;从左往右横向翻阅。纸张是些细腻的毛边纸,质量却要比现在写大楷中楷用的纸好。每页上印着细红线勾出的一个长框,框里画着一根根的直线,从上到下。正反页是一张纸折叠起来的,中间可以垫纸;因为用的是毛笔,怕墨汁一旦化过去,弄污了反面的页面。
过去的钱庄银行,用的似乎也是这样蓝封面的账本;还有笔和算盘。后来是业务一天天地做大了,以至于发展到用本子、用笔和用算盘也都满足不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记账机。
记账机的问世,当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进步。但是,这个进步却是老外的发明。想来,就免不了有些遗憾。我们有过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四大发明。可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在明朝以前的世界上300多项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中,中国就占了175项,占到了总数的57%。援引剑桥大学凯厄斯学院院长李约瑟博士的观点:中国的发明、发现是要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
虽然辉煌犹在,但速度已经减慢。实际上,这个迹象在宋明时期已十分明显。从公元前6世纪到11世纪期间,中国在世界231项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中占了135项,占总数58.4%。而到了11世纪至16世纪期间,在诞生世界的67项重要的创造发明和重大的科学成就中,中国只占38项,所占比例下降了4.4%,为54%。15、16世纪,可以说,是中西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转折点。
发明和创造的落后是从16、17世纪开始的。到了19世纪初年,这种落后已不再只是某些领域,而是全方位的。整个中国科学技术的全面落后,必然导致经济的落伍。而此时的西方,用革命导师马恩的话表述,就是“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上海银行过去用的国民牌记账机是美国货,是美国NCR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的产品,进入上海是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那时,只有那些外国银行、政府官办银行才用得起这样3000块美金一台的记账机。中资银行有实力购买这个家当的,也只不过是像南四行北四行这样的大户人家。
当时上海滩上的记账机,不是国民牌就是裴罗氏牌。裴罗氏记账机只有记账的功能,而国民牌不仅是可以记账,还可进行计算和英文打字。记账机是安放在一个如手推车似的架子上,四个脚下分别有着四个小轮,使记账机移动灵活、使用方便。记账机的使用,看上去是与打字机类似。从机器上方的架子插入专用账页纸,每张如《新民晚报》一个版大小,只是要厚些。账目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分页记录,一般都是今天记录汇总昨天的来往账目。
用记账机,效率比人工记录是大大地提高。而且是一直用到了20世纪的80年代,依然是稀罕的宝贝;只有在银行区一级的分理处,才有两台的配备。之后,替代机械记账机的是电脑,这好像也是老外的一个发明。
1999年,在虹口区一个人防的地下仓库里,发现了这台国民牌记账机。生产该机器的NCR公司上海办事处派人前来鉴定,称他们公司都没有这种记账机留存,这一台就是绝品。
扎钞机
扎钞机不是我们使用的家伙。不管是生意做到怎样大,买验钞机买点钞机的是有不少;要买个扎钞机来一捆捆地扎钞票,还真是没有听说过。也可能是我的孤陋寡闻。
扎钞机是上海工人阶级的一项发明创造。要想到创造机器来扎钞票,说明人工扎钞票是比较吃力、耗时和麻烦。读大学时,有个曾被打成右派而刚平反不久的哲学老师说:发明来自偷懒。正因为想偷懒省力气,才有了今天这样那样的伟大和平凡的发明。
据银行的老同志介绍,在过去没有扎钞机的日子里,扎钞票是要下巴来帮忙的。要把叠起来的钞票扎牢扎紧,还要扎得有模有样。借助我看到的一个全自动纸币捆扎机广告的表述,钞票就是要扎得“结实可靠,造型美观,安全卫生。”
由于又没有第三只手相帮,就有高人在实践中摸索出个窍门,发明用自己的下巴死死抵住钞票,然后双手是行云流水,游刃有余,一会儿就把钞票扎得漂漂亮亮的。想象这个扎法,好像与扎粽子有几分相像;只是一个不用下巴,用的是牙齿。反正是充分发挥了脸部的作用。
这样子,下巴长得比常人尖而长的,就有了工作当先锋、劳动做模范的先天优势。但这样的扎法,对于下巴来说是肯定不卫生的,手还能戴手套,下巴又可以拿什么来保护呢。关老爷下巴上吊的锦囊是用来保护漂亮的胡子,又不是保护下巴的。幸亏扎钞机发明得早,不然,在SARS横行期间扎钞票,这个下巴消毒起来是比较烦、比较烦。
在大跃进的火红年代里,金融工具也是大闹技术革新、大搞技术革命;1959年,诞生了中国有纸币以来的第一台扎钞机。这机器的结构并不复杂,运用的是杠杆原理。手握长杆往下一用力,铁块就把钞票挤压得紧紧的。
银行扎钞的规矩是100张扎成1把,10把扎成一捆;一捆也就是1000张纸币。不管票面多少,是1元5元还是50元100元,都是这样的扎法。用这杠杆式扎钞机扎钞票,与人工扎钞相比,最起码是可以把一沓钞票的厚度,从原来的30公分,压去3到5公分。扎起钞票来,还是因人而异的:力气小的是紧缩了5公分,力道大的能够压掉10公分。
扎钞机问世后,就配备到了每个储蓄所。就像部队的每个班,全配上了重武器。尤其是在企业收款的时候,扎钞机是大显身手。不仅是大大地减轻了劳动强度,而且是提高了工作的效率。
没想到,这杠杆式的扎钞机一用就用了20年,一直用到了20世纪的70年代。后来的扎钞机,是又有了齿轮式、液压式和电动式。再后来,还采用了塑封的真空包装,一捆钞票的厚度是变得更薄。
眼下的扎钞机,更是先进。电脑控制,操作方便,只要按按START和STOP几个键就可以了。不像第一代,还要哼哧哼哧的,像使用抽水机一般。与此同时,扎钞机的功能也多样化,不仅能扎纸币,还能扎硬币;而且一次最多可以扎钞票150张。扎150张1把的,恐怕是野路子的扎法。上海的银行里出来的,都是100张1把的。
说到扎钞机的价格,那是与手机相差不多。便宜的是每台2400元,最贵的是3200元一台。但你就是打对折,或是白送我也不要。家里又没有什么可扎的。
手摇计算器
直到现在,还是有人把计算机同计算器搅在一起。就如上海闲话读姓氏是“黄”“王”不分,“吴”“胡”混为一谈。我们这里说的是计算器,计算机则是电脑。
人类的计算史是从心算开始的;然后是数自口出,有了口算。也可以说,心算与口算几乎是同步问世的。结绳计算是我们借助工具进行计算的第一步。想来借助自己身体也是差不多的时候吧,借用的是自己的十根手指——可看作肉身计算器。有的人可是从远古一直借用到现代。小时候,老师说班里某同学做算术是十个手指不够再搭上十个脚趾头。
随之登场是笔算了,这借用的是文字和这样那样的书写工具。当引进阿拉伯数字后,进行笔算就更方便了。虽说是借助工具,但还不能算是借助真正的计算工具。我们借助的第一样计算工具就是算盘。
说到在中国使用普遍、于明初开始流传的算盘,我原来一直以为这是俺们的一大发明,没想到这只是算盘起源的一种说法。有一说是把它的发明时间大大推前,移至大约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就在《辞海》里也没提它在哪方土地问世,只说“在古算书中记载算盘名称的,始见于明代吴敬《九章详注比类算法大全》中”。
其实,中国人明白借助工具的好,那是比较早的。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就在他那篇著名的《劝学》中指出:“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因而,能舆马者而致千里,假舟楫者而绝江湖。过去常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事实上,有时虽然有了领先的理论,也不见得一定就会有同样走在前头的实践。
1642年,也就是在李自成攻克北京的前两年,法国数学家帕斯卡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机械计算器,但只能进行加法。其实,德国的西卡德在1624年就发明了能进行四则运算的机械计算器,遗憾的是这一成果在1935年才被人们发现。在帕斯卡尔后的230年,俄国数学家契贝雪夫制造了逢十进位的计算器。1946年,美国工程师莫克莱和艾盖特领导的小组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自动电子计算器,重量达30吨,计算速度是每秒可做5000次加法,或是1500次乘法或是50次除法。到20世纪的70年代,在短短的30年间,人类完成了从第一代电子管计算器到第四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器的过程,第四代比第一代的体积缩小了39万倍,速度则提高了数万倍。
那台奥涅尔牌手摇计算器,乍一看,与英文打字机是有点儿相像。计算器底部和右边上下两个摇柄旁的黑漆有点剥落了,斑斑驳驳的,恐怕是碰撞比较多的缘故吧。但移动数字的刻度,转动手柄计算,动起来还是顺当自如。
在“文化大革命”时,天津制造过这样的手摇计算器。什么牌子是记不得了,只记得计算器上有毛主席语录;可是,也记不得这最高指示的内容是什么了。
就在我们翻造奥涅尔这一近百年前的产品时,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居日本,在“文革”前夜的1964年,夏普公司就制造出了世界第一台全晶体管桌上计算器——CS·10A计算器。之后,又在1970年中共九大召开的第二年,号称是“文革”取得全面胜利之时,美国的德克萨斯器械公司和日本佳能公司合作推出了最早的微型电子计算器,它因小巧、轻便和价廉而被称为“口袋电子计算器”。
人家在进行集成电路计算器研制时,我们却在仿制手摇式的计算器。另一组数据也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问题:从1953年到1973年,在全球492项重大技术革新成果中,美国以319项占了其中的64.8%。而在300年之前,这一半的记录是属于中国人的。
编辑:黄灵[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