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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语文，风雨沧桑。语文是什么？这个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命题，从语文学科诞生之始就一直困扰着语文教育界，一代代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为探求其真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直到今天，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描述和界定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衍生出对语文教育现状的毁誉参半，喜忧并存。可以说，语文教学改革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承受着空前的责难。有激愤之士曾一度疾呼“误尽苍生是语文”，更把语文学科推向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追本溯源，我们不难发现，所有关于语文学科的探讨争鸣，实质上都是由其性质之争而引发。性质之争便是它的方向之辩，语文学科的方向直接决定着语文教学理念、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因此，语文学科的性质论断关系到学科的发展方向，自然也首当其冲地接受着百年的诘问和反思。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入，语文学科性质在不断的探究争辩中实现了一次次质的飞跃，并且在日益接近其“真理性认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语文学科内涵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至今还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针对现状，钱梦龙先生在近期上海举行的“中国语文教育高峰论坛”上发言指出：当前的语文教育正处于 “转型期”，认识上、操作上难免出现一些混乱。但“乱”不是目的。教育，是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大事，由“乱”到“不乱”的这个过程最好尽量短一些。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在理论的探讨尚未有尽期之时，我们更要切实地把握好语文教育过程中认识上和操作上的一些实际问题。
为了更客观地认清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倾向，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理论的层面，透视和剖析语文学科性质的发展现状和理论特征，以期与大家一起思考。
一、历史程式：“工具”使命的正视趋避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语文学科的正式“命名”始于建国之初。因为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艺术史上，几乎没有纯粹独立的哲学、经学、文学与史学著作，它们是充分交融于一体的至大至精的文化综合体。解放前，语文称之为“国文”、“国语”，1949年4月，统一称为“语文”，1950年6月，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正式编辑出版。从此，语文教育成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一门课程。
语文学科“正名”之始，关于语文的含义，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之语，不可偏废，故合言之”。而对其性质的探究，叶圣陶先生在1942年提出了“工具”之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工具论”已成为语文学科性质的基本定论，尽管我国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和界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从“工具论”到“基础工具论”到“文化负载的交际工具论”，但语文学科性质的工具性地位似乎没有多大的动摇。问题在于，在语文学科历史发展的实践程式上，“工具性”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过去，不难发现，工具性除了作为一种语言的工具性功能之外，实质上更多地承载着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使命”：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1966年后的十年“文革”时期，语文教学强调的是“语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必须服务和服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
——1978年语文教学大纲首次提出“基础工具”说，强调“语文这门学科，它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辨证统一”；
——1980年、1986年、1988年的语文教学大纲先后都指出语文“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并且要求教学内容必须突出能力训练，建立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系统。
从这里，我们宏观梳理一下语文学科性质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尽管工具性的命名一直没有变化，但工具性背后的实质内容却在不断地延伸和更迭，其基本走向可以表述为“学科性——政治性——思想性——人文性”。而这些问题无不体现语文学科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不同时代主题，语文学科性质的发展也因此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也正是这些主题，使语文学科的性质一直接受着人们的不休争议。在学科理论上，人们并不回避语文性质的工具属性，但在具体的教学应用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具性以外的所谓教学内容的时代主题，所谓工具实质上是在发挥一种“车载斗量”的功能，工具性，似乎从诞生之时就注定了它要不停地承载重大历史“使命”的责任。
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从一开始就找不到它的自身功能。起初，语文学科被理解为是学习其它各门知识的工具，它依附于其它学科而成为一种学科性工具的“工具”；其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语文学科俨然就是“政治的工具”；上个世纪80年代，工具上又插上了“思想性”的大旗；90年代后期以来，“人文性”的号角又在这辆“工具车”上愈吹愈响……“工具性”已徒有虚名，不复存在，变相成为一种纯粹的“为人作嫁”的别人的工具，即使在90年代语文教育改革开始关注研究自身特性之时，最后也演变成为“应试教育”背景下语文知识“标准化考试”的工具，以至于今日的人们对“应试教育”痛心疾首。语文性质的工具性，总是在无条件地“肩负”着时代使命之下左顾右盼、诚惶诚恐地前行。
诚然，语文学科性质也曾试图寻找过自己的归宿，但就其改革的结局而言，与其说是实践理论的错位而中断，还不如说仍旧是被时代主题的大潮所淹没。1956年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现在看来，这虽然有悖于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但在当时，敢于给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独立开辟出一方天地，并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汉语学科体系，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意义。短短两年便偃旗息鼓，不要以为是人们对学科认识的早早醒悟，其实更多的是时代政治主题的“规范”和“干预”，因为在当时，“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劳动)教学完全与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所以不了了之的结局自不待言。随后的“文”“道”之争也曾掀起过语文学科改革的高潮，但结果还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应用于教学实践。可见，时代的影响是巨大而且可怕的，它使许多“真理性”的东西在所谓“现代性”的面前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语文性质的工具性，也就这样长久地默默地在浩瀚历史烟波里听凭时代的风浪持帆操浆。
今天，语文学界空前高扬“人文”旗帜，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淡化汉语 知识，忽视技术训练已成趋势。这里，无论是出于对“应试教学”下语文工具技能过分偏重的一种矫枉，还是对语文学科性质迷津求索的真谛指归，但过往历史 的程式应当值得正视和引起警惕，许多有识之士有虑于语文学科的改革实践再一次“穿新鞋，走老路”，就是担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逐渐被沦为“人文性”的时代工具，重新走进和演绎历史的方程式。
客观地讲，语文学科不同于其它自然学科，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但绝不能将时代性特征冠以“现代性”的面目去涵盖和主宰其独立具有的本质属性，真正让“工具性”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领地”。尽管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究竟如何解构定位尚可继续探究，但正视历史趋避误区这是我们毋庸置疑的选择。
二、理论对话：未及整合的多元解读
新“课标”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随着新“课标”的确立，语文学界一时风起云涌，百家争鸣，围绕语文学科性质问题而引起的对话和交流，其立论之广、论者之众、声势之大可谓空前。立论之广，或探究理论脉络，或着眼目标任务，或总结教训经验，或立足应用实践等；论者之众，有学界前辈，有后起之秀，有教学专家，有一线教师等；声势之大，大江南北、刊物论坛、会议专题、学校课堂等，到处充满对话论辩的气息，其发展之势愈辩愈烈，一时半载难望尘埃落定。总的来说，把语文学科定性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当前语文学界普遍能接受的一个概念。争论和对话的焦点主要在于何为“工具性”？何为“人文性”？两者孰轻孰重？两者如何统一？等等一系列问题上。
持“工具性”论者的逻辑起点是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工具性是语文学科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属性。离开了语言文字，任何民族文化无从谈起。只有在“强根固本”的基础上，才彰显其“人文性”内涵。并进一步提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表现思想感情、价值判断的符号，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语文教学历来讲求的是音、形、义的统一。淡化“工具性”，夸大“人文性”，不仅容易把语文课上成政治思想课、自然科技课等，而且在理论上大而化之，把语文教学引向无限，不符合教学实际，也难以操作应用。脱离文本而天马行空，架空语言而凌空蹈虚，失去的是语文教学的根本。
持“人文性”论者立足素质教育大背景，从“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出发， 着力追求语文学科的“人文精神”。并分别从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人文文化理念中探求语文学科的人文内涵，努力张扬“人文性”在语文学科中的内涵和目标指向：个性、尊严、情感、审美等。指责“工具性”，把语文教学的失败归咎于“工具性”原因。
“统一”论者持着新课标理论的“金钥匙”，试图寻找两者“统一”；有人以为两者分别体现的是科学主义和人文思想，“科学人文，和而不同”，是矛盾的辨证统一体；有人则认为两者的属性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统一之论根本无从谈起等。
还有论者干脆跳出这“性”那“性”的争论圈，运用现代西方学科理论，把语文学科作重新的审视和定位，有的对语文学科进行本体论和构成论的解读；有的以学科分类学理论否定语文具备独立的学科形式，认为语文只能作为教学科目而统揽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写作学等一系列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等。
也有人从“语文”两字探究出“一语四文”(语言和文字、文章、文学、文化)，去图解和剖析语文学科含义的内在关系；也有人把语文、语文教育、语文学科等作科学理性的甄别和分析，欲重新还语文于真面目；也有人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依据，从“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范畴去认证语文学科的本质特性。
更有甚者，认为语文学科性质永远无法界定，理由是语文属于内涵丰富的人文学科，不可能也不可以对其性质作出精确的科学性定义，只能采用描述性定义的方式对其性质命题进行合理宽泛地表述。新课标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揭示方式选择的就是这种明智的定义形态……
对话至此，想必谁要给语文学科性质作一个明确的澄清，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语文是什么”这个世纪问号，至少在理论上要完美的拉直并非指日可待。这也许正是体现了语文学科性质内涵的丰富性所在，无限的丰富带来无限的困惑和解读，无限的丰富也带来无限的期待和魅力。语文学科性质之论，多元解读，见仁见智，各持一执，未及整合。语文教育的改革也由此面临着一次次的选择和调整，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也在呕心沥血的实践中追求语文教学的至真至美。因此，本文意旨并不是为“语文性质”的某个权威命题予以摇旗呐喊，恰恰相反，为的是给那些自以为“执牛耳”的性质论者作一复杂性的提示。“问题”与“答案”，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当前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在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上，语文学界似乎言必谈人文，才显其对语文教学认识上的现代性。“工具性”正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纵有论及，也被斥之为“落后、保守”。以次来观照和统领语文学科性质，几近于“玄学”之论，这是应当引起警惕和予以警示的。以为语文学科性质到今天真正找到了它的归宿，那么，请别忘记乔姆斯基说过的话：“过早地奠定正统说法虽则诱人，却是危险的，这一认识如果能持久的话，可能会防止产生新的显得可笑的教条”。
（田红玉，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
追本溯源，我们不难发现，所有关于语文学科的探讨争鸣，实质上都是由其性质之争而引发。性质之争便是它的方向之辩，语文学科的方向直接决定着语文教学理念、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一系列的改革与实践。因此，语文学科的性质论断关系到学科的发展方向，自然也首当其冲地接受着百年的诘问和反思。应当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深入，语文学科性质在不断的探究争辩中实现了一次次质的飞跃，并且在日益接近其“真理性认识”。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语文学科内涵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人们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至今还存在着不少的困惑。针对现状，钱梦龙先生在近期上海举行的“中国语文教育高峰论坛”上发言指出：当前的语文教育正处于 “转型期”，认识上、操作上难免出现一些混乱。但“乱”不是目的。教育，是关系到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大事，由“乱”到“不乱”的这个过程最好尽量短一些。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在理论的探讨尚未有尽期之时，我们更要切实地把握好语文教育过程中认识上和操作上的一些实际问题。
为了更客观地认清当前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倾向，本文试图从历史和理论的层面，透视和剖析语文学科性质的发展现状和理论特征，以期与大家一起思考。
一、历史程式：“工具”使命的正视趋避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语文学科的正式“命名”始于建国之初。因为在我国古代传统文化思想艺术史上，几乎没有纯粹独立的哲学、经学、文学与史学著作，它们是充分交融于一体的至大至精的文化综合体。解放前，语文称之为“国文”、“国语”，1949年4月，统一称为“语文”，1950年6月，全国统一的语文教材正式编辑出版。从此，语文教育成为现代教育体系中的一门课程。
语文学科“正名”之始，关于语文的含义，叶圣陶先生就指出：“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之语，不可偏废，故合言之”。而对其性质的探究，叶圣陶先生在1942年提出了“工具”之说。半个多世纪以来，“工具论”已成为语文学科性质的基本定论，尽管我国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认识和界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从“工具论”到“基础工具论”到“文化负载的交际工具论”，但语文学科性质的工具性地位似乎没有多大的动摇。问题在于，在语文学科历史发展的实践程式上，“工具性”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去审视过去，不难发现，工具性除了作为一种语言的工具性功能之外，实质上更多地承载着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使命”：
——1963年语文教学大纲指出“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
——1966年后的十年“文革”时期，语文教学强调的是“语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必须服务和服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
——1978年语文教学大纲首次提出“基础工具”说，强调“语文这门学科，它的重要特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和语文知识教学的辨证统一”；
——1980年、1986年、1988年的语文教学大纲先后都指出语文“不仅具有工具性，而且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文教学大纲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并且要求教学内容必须突出能力训练，建立听说读写能力训练系统。
从这里，我们宏观梳理一下语文学科性质的历史发展脉络，可以发现，尽管工具性的命名一直没有变化，但工具性背后的实质内容却在不断地延伸和更迭，其基本走向可以表述为“学科性——政治性——思想性——人文性”。而这些问题无不体现语文学科在不同时期所承载的不同时代主题，语文学科性质的发展也因此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也正是这些主题，使语文学科的性质一直接受着人们的不休争议。在学科理论上，人们并不回避语文性质的工具属性，但在具体的教学应用实践中，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工具性以外的所谓教学内容的时代主题，所谓工具实质上是在发挥一种“车载斗量”的功能，工具性，似乎从诞生之时就注定了它要不停地承载重大历史“使命”的责任。
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从一开始就找不到它的自身功能。起初，语文学科被理解为是学习其它各门知识的工具，它依附于其它学科而成为一种学科性工具的“工具”；其后，随着时代的变化，语文学科俨然就是“政治的工具”；上个世纪80年代，工具上又插上了“思想性”的大旗；90年代后期以来，“人文性”的号角又在这辆“工具车”上愈吹愈响……“工具性”已徒有虚名，不复存在，变相成为一种纯粹的“为人作嫁”的别人的工具，即使在90年代语文教育改革开始关注研究自身特性之时，最后也演变成为“应试教育”背景下语文知识“标准化考试”的工具，以至于今日的人们对“应试教育”痛心疾首。语文性质的工具性，总是在无条件地“肩负”着时代使命之下左顾右盼、诚惶诚恐地前行。
诚然，语文学科性质也曾试图寻找过自己的归宿，但就其改革的结局而言，与其说是实践理论的错位而中断，还不如说仍旧是被时代主题的大潮所淹没。1956年语文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现在看来，这虽然有悖于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但在当时，敢于给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独立开辟出一方天地，并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汉语学科体系，自有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意义。短短两年便偃旗息鼓，不要以为是人们对学科认识的早早醒悟，其实更多的是时代政治主题的“规范”和“干预”，因为在当时，“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三脱离”(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劳动)教学完全与时代主旋律格格不入，所以不了了之的结局自不待言。随后的“文”“道”之争也曾掀起过语文学科改革的高潮，但结果还是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应用于教学实践。可见，时代的影响是巨大而且可怕的，它使许多“真理性”的东西在所谓“现代性”的面前失去了本来的面目。语文性质的工具性，也就这样长久地默默地在浩瀚历史烟波里听凭时代的风浪持帆操浆。
今天，语文学界空前高扬“人文”旗帜，大力提倡“素质教育”，淡化汉语 知识，忽视技术训练已成趋势。这里，无论是出于对“应试教学”下语文工具技能过分偏重的一种矫枉，还是对语文学科性质迷津求索的真谛指归，但过往历史 的程式应当值得正视和引起警惕，许多有识之士有虑于语文学科的改革实践再一次“穿新鞋，走老路”，就是担心语文学科的工具性逐渐被沦为“人文性”的时代工具，重新走进和演绎历史的方程式。
客观地讲，语文学科不同于其它自然学科，具有比较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但绝不能将时代性特征冠以“现代性”的面目去涵盖和主宰其独立具有的本质属性，真正让“工具性”拥有一方属于自己的“领地”。尽管语文学科的工具性究竟如何解构定位尚可继续探究，但正视历史趋避误区这是我们毋庸置疑的选择。
二、理论对话：未及整合的多元解读
新“课标”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随着新“课标”的确立，语文学界一时风起云涌，百家争鸣，围绕语文学科性质问题而引起的对话和交流，其立论之广、论者之众、声势之大可谓空前。立论之广，或探究理论脉络，或着眼目标任务，或总结教训经验，或立足应用实践等；论者之众，有学界前辈，有后起之秀，有教学专家，有一线教师等；声势之大，大江南北、刊物论坛、会议专题、学校课堂等，到处充满对话论辩的气息，其发展之势愈辩愈烈，一时半载难望尘埃落定。总的来说，把语文学科定性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是当前语文学界普遍能接受的一个概念。争论和对话的焦点主要在于何为“工具性”？何为“人文性”？两者孰轻孰重？两者如何统一？等等一系列问题上。
持“工具性”论者的逻辑起点是语文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工具性是语文学科最基本的、第一位的属性。离开了语言文字，任何民族文化无从谈起。只有在“强根固本”的基础上，才彰显其“人文性”内涵。并进一步提出，语言文字本身就是表现思想感情、价值判断的符号，是人类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语文教学历来讲求的是音、形、义的统一。淡化“工具性”，夸大“人文性”，不仅容易把语文课上成政治思想课、自然科技课等，而且在理论上大而化之，把语文教学引向无限，不符合教学实际，也难以操作应用。脱离文本而天马行空，架空语言而凌空蹈虚，失去的是语文教学的根本。
持“人文性”论者立足素质教育大背景，从“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出发， 着力追求语文学科的“人文精神”。并分别从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人文文化理念中探求语文学科的人文内涵，努力张扬“人文性”在语文学科中的内涵和目标指向：个性、尊严、情感、审美等。指责“工具性”，把语文教学的失败归咎于“工具性”原因。
“统一”论者持着新课标理论的“金钥匙”，试图寻找两者“统一”；有人以为两者分别体现的是科学主义和人文思想，“科学人文，和而不同”，是矛盾的辨证统一体；有人则认为两者的属性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统一之论根本无从谈起等。
还有论者干脆跳出这“性”那“性”的争论圈，运用现代西方学科理论，把语文学科作重新的审视和定位，有的对语文学科进行本体论和构成论的解读；有的以学科分类学理论否定语文具备独立的学科形式，认为语文只能作为教学科目而统揽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写作学等一系列严格意义上的学科等。
也有人从“语文”两字探究出“一语四文”(语言和文字、文章、文学、文化)，去图解和剖析语文学科含义的内在关系；也有人把语文、语文教育、语文学科等作科学理性的甄别和分析，欲重新还语文于真面目；也有人以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为依据，从“语言”和“言语”的概念范畴去认证语文学科的本质特性。
更有甚者，认为语文学科性质永远无法界定，理由是语文属于内涵丰富的人文学科，不可能也不可以对其性质作出精确的科学性定义，只能采用描述性定义的方式对其性质命题进行合理宽泛地表述。新课标对语文学科性质的揭示方式选择的就是这种明智的定义形态……
对话至此，想必谁要给语文学科性质作一个明确的澄清，恐怕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语文是什么”这个世纪问号，至少在理论上要完美的拉直并非指日可待。这也许正是体现了语文学科性质内涵的丰富性所在，无限的丰富带来无限的困惑和解读，无限的丰富也带来无限的期待和魅力。语文学科性质之论，多元解读，见仁见智，各持一执，未及整合。语文教育的改革也由此面临着一次次的选择和调整，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也在呕心沥血的实践中追求语文教学的至真至美。因此，本文意旨并不是为“语文性质”的某个权威命题予以摇旗呐喊，恰恰相反，为的是给那些自以为“执牛耳”的性质论者作一复杂性的提示。“问题”与“答案”，究竟哪一个更重要?
当前有一种值得关注的倾向，在对语文学科性质的认识上，语文学界似乎言必谈人文，才显其对语文教学认识上的现代性。“工具性”正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纵有论及，也被斥之为“落后、保守”。以次来观照和统领语文学科性质，几近于“玄学”之论，这是应当引起警惕和予以警示的。以为语文学科性质到今天真正找到了它的归宿，那么，请别忘记乔姆斯基说过的话：“过早地奠定正统说法虽则诱人，却是危险的，这一认识如果能持久的话，可能会防止产生新的显得可笑的教条”。
（田红玉，浙江邮电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