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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一美德在翻译方法上同样得到体现——中国译者在英汉翻译工作中具有“向善”、“向美”取向性。外国国名和城市名的汉译名称中“向善”、“向美”的取向性尤为明显。
关键词：翻译；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
自严复之后，中国翻译界出现众多大师，这些大师在前辈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近代中国翻译理论体系。近代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可分为传统翻译理论和现代翻译理论两个方面。传统翻译理论以严复所著《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为主要思想。信是准确，要求译者要在翻译活动中准确表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达是通顺，要求翻译作品行文必须通顺流畅，便于阅读。雅的意义在学界颇有争议，一般而言，雅可以被理解为文学性。郭宏安先生在《恶之花》译跋中提到：“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1991，《恶之花·插图本》）。也就是说雅是译作的内在气质，是译作的文风基调。郭氏又提到：“信、达、雅齐备，则入化境”（1991，《恶之花·插图本》）。可见信达雅是一篇好译文的三要素。第二代翻译大师如林语堂、傅雷、钱钟书、鲁迅等在严复翻译理论的根基上孕育出更多翻译理论 。其中以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集各家之精华，成就最为突出。傅雷先生主张翻译必须“神似”，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许钧，宋学智，胡安江，2016）。钱钟书先生在建国之后提出“化境”说，他将翻译比作转世投胎，虽然换了一种语言来呈现源语言文本，但其内涵以及本身美感是不能因翻译而失去的。以上所述翻译方法论，均要求译者忠诚于原文本身的美感和内涵，原文美则译文美，原文文风飘逸则译文飘逸，原文俗则译文俗，译者本身往往并不被允许自由发挥。本文所阐释的向善、向美取向，是译者的主观创作，可谓是创造美。
一、向善、向美取向之阐释
英汉翻译中，向善、向美取向是进行翻译活动时的尺度，在国名翻译活动中，它是选字标准。进一步说向善、向美取向是译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善与美观念的影响下，给予译者进行主观创作的倾向性。
（一）向善、向美取向之概念
进行国名翻译活动时，译者往往会选择音译的翻译策略。音译，即以源语言文字的发音音节为参照，在翻译目标语中寻找与之发音音节相同或是相似的文字进行对应。英汉翻译中，即是在汉字中找到与英语单词音节发音相同或是相似的汉字进行对照。由于音译策略在翻译中偏向语音的跨语言转化，所以译出的汉字仅仅是作为语音载体，基本不具有其它含义，这就导致译出的文字十分死板。为了充实完善音译翻译体系，译者不断探索其他的翻译理论、策略来对音译进行理论补充。
我们对国名、城市名汉译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译者在使用音译翻译策略时，存在向善、向美倾向，即在选择译出的汉语字时，倾向于选择具有美好意向以及内涵的字。更进一步说，向善、向美取向是作为翻译尺度存在的。译者进行音译时，把善与美作为重要的翻译准则；通过音译手段加工后的译文成品，不仅要在发音上与目标语相同或相近，同时更要符合中国文化中善与美的原则。这就要求中国译者在汉化加工时加入中国文化中“真”、“善”、“美”的因素。要想深入理解向善、向美取向，就要对中国人在待人接物时所具有的向善性、向美性具有充分的理解。我们不妨把“向”，“善”，“美”三字逐个进行理解。在《现代汉语字典》中，“向”具有对着、朝向、目标以及意志所趋之意。“向善”、“向美”两个词语中，“向”应理解为“意志所趋”，也就是说“向”是一种思维惯性，就是在进行思维活动时不自觉地使用某种思考模式。“善”是善意，“美”是美感，“善”与“美”主要体现在译者在翻译工作上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力是赋予被译事物美感的能力。综上所述，向善就是在翻译活动中自然地将善这个元素加入考虑之中，而向美就是在翻译活动中自然地将美这个元素加入考虑之中。
（二）向善、向美取向之形成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体现交际者所生活的文化，同时语言又是人们高级思维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调控了人的思维（Landorf& Thorne， 2006）；语言又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工具。社会文化理论具体阐释了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将此理论发展到中国翻译事业这块沃土之上，就是汉语言体现文化，而文化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汉语言。
中华文化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注重情感传播，召化大众。情感在中国社会意味着情意感通，而维持着人际情感互动的纽带，就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与善。在儒家思想原理中，“善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之一，源于浩然之气，又体现宇宙的和谐原则”（姜日天，2014）。孔子教導我们“君子喻于义”（朱振家，2014 P49）、“当仁不让于师”（朱振家，2014 ），要对这个世界满怀善与仁。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钱逊，2010）在孔孟学说的影响下，上至帝王，下至佃农，都秉持礼义为先，宽以待人，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准则。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之前，會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善”这一准则，久而久之，“善”成为一种思想倾向，人们不自觉的与人为善，待人以美。
与人为善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思考特性，但是这两个特性在中国人身上表现的更加明显。中国译者的翻译思维中，善意与美感是重要的驱动力量，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往往倾向于选用美好向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汉字或者词组。不难发现一个英语音节往往会对应大量的汉字，例如语音“pa”在中文就有“帕”，“怕”，“爬”等32个汉字与之对应。译者必须在众多的汉字中选取一个汉字。选取哪一个汉字就需要根据上下文等因素来进行取舍。中国译者在选择过程中往往受到善意与美感的驱导，会选择具有善意与美感的字或者词。也就是说向善、向美取向在音译过程中充当了选字标准这一角色。 向善、向美取向与许多其他理论在基本理念上不谋而合。林语堂先生在《论翻译》中提出：“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个方面。我们可依三个方面的次序讨论。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语堂，1995）忠实、通顺、美三者遵循递进关系。他强调翻译的目的不仅仅是机械性地将词语进行一一对照，更是要表现出源语言词的音韵美以及意境之美，让读者能够在阅读时宛若置身异国文化之中，领略异域风情。林语堂“美译”理论的三重境界实质上追求的是一种最高的美—和谐之美。“和”是和善，是相安，是协调，扩展到翻译中，是从源语言到目标语与中间一种平稳的过渡。在“美译”理论的指导下，源语言文化与目标与文化之间的文化隔膜仿佛就此消失，两种语言体系、文化体系相互交融，创造出独特的翻译之美。林语堂先生翻译理论中“和”与“美”的理念促进了向善、向美取向的发展。
除儒家思想和各个翻译流派对向善、向美取向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外，中国美学思想也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中国文化是培植美学的一块温床。这块温床孕育出了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师。朱光潜将美归结为艺术化，而艺术化就是人情化与理想化（朱光潜，2014）；儒家孔孟学派所提倡的“人性本善”与美学思想更是不谋而合。由此，就某种程度而言，美与善与人性均是可以画上等号的，也就是说，向善性与向美性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在国名与城市名翻译活动中，美学理念的主旨在于为目标语读者在脑海中创造一个国家的图画意向。以加拿大为例，“加”是指增加，引申义为数量多，即该国资源保有量丰富，“大”是巨大，引申之意为该国面积广大。加与大二字就可以在读者的脑海中创造一幅比较模糊的图画，让读者了解这个国家面积大且资源多。在经过向善、向美取向的处理后，一个国家的国名可以展现出其语音、语义上的美感。
（三）向善、向美取向产生原因
中国译者在英汉翻译过程中为何会将向善、向美取向作为准则？译者是一个人，不是一台翻译机器，翻译活动势必会受到译者个人情绪和心理作用的影响。作为一名中国人，中国译者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于丹在她所著的《此心光明万物生》中写道：“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穿越成长，那带着爱和善意的吉光片羽，是我们生命的安顿。”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在不断进化，而唯善与爱永恒的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中国译者便将生根于脑海中的善与美运用到翻译中。儒家思想自先秦出现开始，就不断对其自身进行社会化改造。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某些领域以特定的形式保留了它的痕迹，以其适合时代的方式存在着、繁衍着，或者是原生态的遗存，或者是经过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王淑琴，2012）。人是天地的造物，人之性是天理的體现者。所以民皆同胞，物皆朋友，宇宙原理与人的善性是有内在联系性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善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翻译者的思维模式，并且译者把这种思维模式带入了其翻译工作中。
二、向善、美取向之实践性
向善、向美取向在英汉翻译中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它几乎渗入每一名译者的潜意识中，对翻译工作的进行有很大的影响。
（一）向善、向美取向对翻译技巧之影响
译者在从源语言向目标语翻译的过程中，要在汉字中寻找音节与英语相对且具有善意的字与之对应，那么在国名和城市名的翻译中哪些词具有善意？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国名翻译活动中，具有善意的词有“法”、“刚”、“爱”、“加”、“瑞”、“大”、“圣”、“英”、“多”、“智”、“斐”等。细细品味这些字，法有法理、法度之意，刚是刚强，爱是博爱，加是增加，瑞是祥瑞，大是巨大，圣是圣洁，英是英气，多是数量大，智是聪慧，斐是有文采。这些字均是形容词，其内容上带有褒扬、夸奖的意思。在中国文化中，赞扬往往带有善意属性，其目的在于给别人送上美好的祝福，将这些字用来给国家冠名，深深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善意理念。中国人的善与美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会不自觉地主动地表现，不管别人对我们怎样，我们都可以选择对别人仁慈、和蔼，用爱心对待别人。
（二）向善、向美取向在国名、城市名翻译活动之实践
向善、向美主要在于译者的个人创作，以赋予其对事物的美好祝愿。以下笔者以国名、城市名为例，浅析几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兰字类：
波兰（Poland）。从纯音译角度来看，波兰应该翻译为“破烂德”，音节Po对应破，land对应烂德。如果仅仅死死扣住音节，就会显得译者有失人情味，用“破烂”来形容一个美丽的欧洲国家是有失偏颇的。与音节Po发音相似的汉字有许多，如“破”“坡”“柏” “薄”等等几十个字。译者需要在众多备选汉字中做出抉择。向善、向美作为一种思维倾向，指引译者在众多汉字中选择符合中国文化善与美两个元素的字。汉字波从众多汉字中脱颖而出，正是不二之选。波是波动荡漾以及水波之意，在古诗词意向中波经常被用来当作一种诗词歌赋中的意向来营造自然之美，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个字本身的内涵无疑就是美的，这也正是译者用“波”而不用“破”的重要原因。“land” 翻译为“兰”。“兰”是“兰花”，它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意向。兰花寓意深远，与“梅”、“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它生于空谷，不恋尘世，具有高洁典雅的内涵。“兰”不僅与音节“land”基本相符，其本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便是美的代名词。波与兰的组合是美与美的组合，将翻译艺术之美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荷兰的国名翻译使用音译以及省略策略。Holl译为“荷”，land译为“兰”。语音“land”的处理方式已经在上段进行了完整的论述，本段以及下文将不再赘述。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荷有荷花之意，荷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花叶清秀，花香四溢，泌人肺腑，有迎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荷”与“和”是谐音。
综上所述荷花具有和平繁荣、和平昌盛的寓意。在国名Holland的翻译工作上，译者巧妙的将两种花——荷花与兰花，进行组合搭配，赋予了该国国名一种别样的清新之美，在用字的选择上，体现其对Holland这个国家浓浓的善意。 芬兰（Finland）。芬兰国名共有两个音节，一个是Fin，一个是land。在音节land的处理上，中国译者都遵守着彼此的默契，都将land译为兰，那么在兰之前汉字的汉字的选用上，译者需要慎之又慎，前一个字的选择十分考验中国译者的水平，切不可毁了兰高洁的意向，。上文荷兰与波兰的国名翻译中，兰之前的字分别是“荷”与“波”，它们均是作为名词出现在兰之前，通过意象组合，在读者的大脑中营造一幅美丽的图景来体现美感，而芬兰则是通过另一种方法——感官共鸣。“芬”是形容词，在“芬兰”这个组合中“芬”以定语的形式出现。定语的功能是对名词进行修饰限定。芬是芬芳，是香气袭人。在国名Finland的翻译中，译者用芬对兰进行修饰，使兰更加具体化，真实化——这是一朵香气袭人，惹人怜爱的兰。译者将一个国化为一朵散发着香气的鲜花，这样的处理方式充满了雅趣。
爱尔兰（Ireland）。爱尔兰的释义较为简单。元音I自成一个音节。[ai]在汉字中可对应“爱”、“唉”、“矮”、“哀”等字。仔细分析，“矮”和“哀”等具有贬义的字明显是不能用于翻译国名的，“唉”是毫无意义的语气词不能体现足够的内涵之美所以也舍去。“爱”是爱意，是爱情。“爱”说不清也道不明，无法对其下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爱”是人类最为崇高的正向情感之一。将“爱”字用于Ireland的翻译中，充分体现译者的创造能力以及其对这个国家的美好祝愿。
加字类：
加拿大（Canada）。加拿大的国名Canada共有三个音节，分别是Ca、na和da。音节Ca在汉语中相对应的汉字有“卡”、“假”和“加”等。译者进行翻译时一定注意到，“加”字在汉语中有增加之意，增加在汉文化中具有正向的内涵，所以译者在众多汉字中选择“加”字。相似的例子还有加德满都（Katmandu）、加拉加斯（Caracus）、加迪夫（Cardiff）等等。
我們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徐志摩写过一首现代诗叫做《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就是意大利城市Firenze（现译为佛罗伦萨），将佛罗伦萨译为翡冷翠是徐志摩独创。不妨来分析一下佛罗伦萨以及翡冷翠两种译法孰优孰劣。将Firenze译为佛罗伦萨完全是紧紧扣住语音层面进行汉化加工，在选取汉字的内涵上也较为中庸，除了“佛”字以外，其他字并无特别明显的美好意向，亦无更多译者主观创作成分。反观翡冷翠这个译法，徐志摩并没有完全拘泥于音节层面，他更加注重自己的主观感受。Firenze浓浓的文艺复兴气息激起了徐志摩心中的诗气，徐志摩用宝石来为一个城市冠名，将翡翠二字拆开加入到Firenze的译名中，这样的译法在当时译坛是比较鲜见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汉翻译中向善、向美取向在翻译实践中表现为译者对译文再加工，赋予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善与美的特点。虽然向善、向美取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其本身早已深深根植于译者的心中。在此，我们将向善、向美取向作为翻译尺度提出，并且细致阐释向善、向美取向的由来、发展以及实践。由此可见，向善、向美取向将会影响更多译者。
【参考文献】
[1]郭宏安.恶之花·插图本[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2]许钧，宋学智，胡安江.傅雷翻译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3]文秋芳.“在英语通用语背景下重新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6（02）：1-7.
[4]姜日天.2009，善性、知性与儒家的信仰，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zhx/zx_zgzx/201411/t20141130_1423036.shtml.
[5]林語堂.论翻译[A].林语堂名著全集·无所不谈合集[C].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6]朱光潜.谈美[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
[7]于丹.此心光明万物生[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
[8]王淑琴.“儒家思想社会化及其当今启示”[J].理论探索，2012（02）：16-20.
关键词：翻译；认知语言学；文化语言学
自严复之后，中国翻译界出现众多大师，这些大师在前辈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近代中国翻译理论体系。近代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可分为传统翻译理论和现代翻译理论两个方面。传统翻译理论以严复所著《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的“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为主要思想。信是准确，要求译者要在翻译活动中准确表达原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达是通顺，要求翻译作品行文必须通顺流畅，便于阅读。雅的意义在学界颇有争议，一般而言，雅可以被理解为文学性。郭宏安先生在《恶之花》译跋中提到：“雅者，文学性也，文学性者，当雅则雅，当俗则俗也”（1991，《恶之花·插图本》）。也就是说雅是译作的内在气质，是译作的文风基调。郭氏又提到：“信、达、雅齐备，则入化境”（1991，《恶之花·插图本》）。可见信达雅是一篇好译文的三要素。第二代翻译大师如林语堂、傅雷、钱钟书、鲁迅等在严复翻译理论的根基上孕育出更多翻译理论 。其中以傅雷的“神似论”和钱钟书的“化境”论集各家之精华，成就最为突出。傅雷先生主张翻译必须“神似”，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许钧，宋学智，胡安江，2016）。钱钟书先生在建国之后提出“化境”说，他将翻译比作转世投胎，虽然换了一种语言来呈现源语言文本，但其内涵以及本身美感是不能因翻译而失去的。以上所述翻译方法论，均要求译者忠诚于原文本身的美感和内涵，原文美则译文美，原文文风飘逸则译文飘逸，原文俗则译文俗，译者本身往往并不被允许自由发挥。本文所阐释的向善、向美取向，是译者的主观创作，可谓是创造美。
一、向善、向美取向之阐释
英汉翻译中，向善、向美取向是进行翻译活动时的尺度，在国名翻译活动中，它是选字标准。进一步说向善、向美取向是译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善与美观念的影响下，给予译者进行主观创作的倾向性。
（一）向善、向美取向之概念
进行国名翻译活动时，译者往往会选择音译的翻译策略。音译，即以源语言文字的发音音节为参照，在翻译目标语中寻找与之发音音节相同或是相似的文字进行对应。英汉翻译中，即是在汉字中找到与英语单词音节发音相同或是相似的汉字进行对照。由于音译策略在翻译中偏向语音的跨语言转化，所以译出的汉字仅仅是作为语音载体，基本不具有其它含义，这就导致译出的文字十分死板。为了充实完善音译翻译体系，译者不断探索其他的翻译理论、策略来对音译进行理论补充。
我们对国名、城市名汉译进行研究后发现中国译者在使用音译翻译策略时，存在向善、向美倾向，即在选择译出的汉语字时，倾向于选择具有美好意向以及内涵的字。更进一步说，向善、向美取向是作为翻译尺度存在的。译者进行音译时，把善与美作为重要的翻译准则；通过音译手段加工后的译文成品，不仅要在发音上与目标语相同或相近，同时更要符合中国文化中善与美的原则。这就要求中国译者在汉化加工时加入中国文化中“真”、“善”、“美”的因素。要想深入理解向善、向美取向，就要对中国人在待人接物时所具有的向善性、向美性具有充分的理解。我们不妨把“向”，“善”，“美”三字逐个进行理解。在《现代汉语字典》中，“向”具有对着、朝向、目标以及意志所趋之意。“向善”、“向美”两个词语中，“向”应理解为“意志所趋”，也就是说“向”是一种思维惯性，就是在进行思维活动时不自觉地使用某种思考模式。“善”是善意，“美”是美感，“善”与“美”主要体现在译者在翻译工作上的创造能力，这种创造力是赋予被译事物美感的能力。综上所述，向善就是在翻译活动中自然地将善这个元素加入考虑之中，而向美就是在翻译活动中自然地将美这个元素加入考虑之中。
（二）向善、向美取向之形成
从文化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体现交际者所生活的文化，同时语言又是人们高级思维的中介，在一定程度上调控了人的思维（Landorf& Thorne， 2006）；语言又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工具。社会文化理论具体阐释了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将此理论发展到中国翻译事业这块沃土之上，就是汉语言体现文化，而文化反过来也可以影响汉语言。
中华文化2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注重情感传播，召化大众。情感在中国社会意味着情意感通，而维持着人际情感互动的纽带，就是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与善。在儒家思想原理中，“善性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之一，源于浩然之气，又体现宇宙的和谐原则”（姜日天，2014）。孔子教導我们“君子喻于义”（朱振家，2014 P49）、“当仁不让于师”（朱振家，2014 ），要对这个世界满怀善与仁。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钱逊，2010）在孔孟学说的影响下，上至帝王，下至佃农，都秉持礼义为先，宽以待人，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准则。中国人在待人接物之前，會首先考虑自己的行为举止是否符合“善”这一准则，久而久之，“善”成为一种思想倾向，人们不自觉的与人为善，待人以美。
与人为善是全人类所共有的思考特性，但是这两个特性在中国人身上表现的更加明显。中国译者的翻译思维中，善意与美感是重要的驱动力量，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往往倾向于选用美好向上、具有积极意义的汉字或者词组。不难发现一个英语音节往往会对应大量的汉字，例如语音“pa”在中文就有“帕”，“怕”，“爬”等32个汉字与之对应。译者必须在众多的汉字中选取一个汉字。选取哪一个汉字就需要根据上下文等因素来进行取舍。中国译者在选择过程中往往受到善意与美感的驱导，会选择具有善意与美感的字或者词。也就是说向善、向美取向在音译过程中充当了选字标准这一角色。 向善、向美取向与许多其他理论在基本理念上不谋而合。林语堂先生在《论翻译》中提出：“翻译的标准问题，大概包括三个方面。我们可依三个方面的次序讨论。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林语堂，1995）忠实、通顺、美三者遵循递进关系。他强调翻译的目的不仅仅是机械性地将词语进行一一对照，更是要表现出源语言词的音韵美以及意境之美，让读者能够在阅读时宛若置身异国文化之中，领略异域风情。林语堂“美译”理论的三重境界实质上追求的是一种最高的美—和谐之美。“和”是和善，是相安，是协调，扩展到翻译中，是从源语言到目标语与中间一种平稳的过渡。在“美译”理论的指导下，源语言文化与目标与文化之间的文化隔膜仿佛就此消失，两种语言体系、文化体系相互交融，创造出独特的翻译之美。林语堂先生翻译理论中“和”与“美”的理念促进了向善、向美取向的发展。
除儒家思想和各个翻译流派对向善、向美取向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之外，中国美学思想也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中国文化是培植美学的一块温床。这块温床孕育出了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师。朱光潜将美归结为艺术化，而艺术化就是人情化与理想化（朱光潜，2014）；儒家孔孟学派所提倡的“人性本善”与美学思想更是不谋而合。由此，就某种程度而言，美与善与人性均是可以画上等号的，也就是说，向善性与向美性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在国名与城市名翻译活动中，美学理念的主旨在于为目标语读者在脑海中创造一个国家的图画意向。以加拿大为例，“加”是指增加，引申义为数量多，即该国资源保有量丰富，“大”是巨大，引申之意为该国面积广大。加与大二字就可以在读者的脑海中创造一幅比较模糊的图画，让读者了解这个国家面积大且资源多。在经过向善、向美取向的处理后，一个国家的国名可以展现出其语音、语义上的美感。
（三）向善、向美取向产生原因
中国译者在英汉翻译过程中为何会将向善、向美取向作为准则？译者是一个人，不是一台翻译机器，翻译活动势必会受到译者个人情绪和心理作用的影响。作为一名中国人，中国译者从小接受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于丹在她所著的《此心光明万物生》中写道：“每个人的生命都在穿越成长，那带着爱和善意的吉光片羽，是我们生命的安顿。”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在不断进化，而唯善与爱永恒的存在于我们的灵魂中，中国译者便将生根于脑海中的善与美运用到翻译中。儒家思想自先秦出现开始，就不断对其自身进行社会化改造。时至今日，儒家思想依然在某些领域以特定的形式保留了它的痕迹，以其适合时代的方式存在着、繁衍着，或者是原生态的遗存，或者是经过了创造性的转化，从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并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王淑琴，2012）。人是天地的造物，人之性是天理的體现者。所以民皆同胞，物皆朋友，宇宙原理与人的善性是有内在联系性的。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的“善性”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翻译者的思维模式，并且译者把这种思维模式带入了其翻译工作中。
二、向善、美取向之实践性
向善、向美取向在英汉翻译中具有极大的实践意义，它几乎渗入每一名译者的潜意识中，对翻译工作的进行有很大的影响。
（一）向善、向美取向对翻译技巧之影响
译者在从源语言向目标语翻译的过程中，要在汉字中寻找音节与英语相对且具有善意的字与之对应，那么在国名和城市名的翻译中哪些词具有善意？根据我们的研究，在国名翻译活动中，具有善意的词有“法”、“刚”、“爱”、“加”、“瑞”、“大”、“圣”、“英”、“多”、“智”、“斐”等。细细品味这些字，法有法理、法度之意，刚是刚强，爱是博爱，加是增加，瑞是祥瑞，大是巨大，圣是圣洁，英是英气，多是数量大，智是聪慧，斐是有文采。这些字均是形容词，其内容上带有褒扬、夸奖的意思。在中国文化中，赞扬往往带有善意属性，其目的在于给别人送上美好的祝福，将这些字用来给国家冠名，深深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善意理念。中国人的善与美是根植于灵魂深处的，会不自觉地主动地表现，不管别人对我们怎样，我们都可以选择对别人仁慈、和蔼，用爱心对待别人。
（二）向善、向美取向在国名、城市名翻译活动之实践
向善、向美主要在于译者的个人创作，以赋予其对事物的美好祝愿。以下笔者以国名、城市名为例，浅析几例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兰字类：
波兰（Poland）。从纯音译角度来看，波兰应该翻译为“破烂德”，音节Po对应破，land对应烂德。如果仅仅死死扣住音节，就会显得译者有失人情味，用“破烂”来形容一个美丽的欧洲国家是有失偏颇的。与音节Po发音相似的汉字有许多，如“破”“坡”“柏” “薄”等等几十个字。译者需要在众多备选汉字中做出抉择。向善、向美作为一种思维倾向，指引译者在众多汉字中选择符合中国文化善与美两个元素的字。汉字波从众多汉字中脱颖而出，正是不二之选。波是波动荡漾以及水波之意，在古诗词意向中波经常被用来当作一种诗词歌赋中的意向来营造自然之美，如“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这个字本身的内涵无疑就是美的，这也正是译者用“波”而不用“破”的重要原因。“land” 翻译为“兰”。“兰”是“兰花”，它是中国文化中非常经典的一个意向。兰花寓意深远，与“梅”、“竹”、“菊”并称为“四君子”，它生于空谷，不恋尘世，具有高洁典雅的内涵。“兰”不僅与音节“land”基本相符，其本身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便是美的代名词。波与兰的组合是美与美的组合，将翻译艺术之美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荷兰的国名翻译使用音译以及省略策略。Holl译为“荷”，land译为“兰”。语音“land”的处理方式已经在上段进行了完整的论述，本段以及下文将不再赘述。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荷有荷花之意，荷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花叶清秀，花香四溢，泌人肺腑，有迎骄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荷”与“和”是谐音。
综上所述荷花具有和平繁荣、和平昌盛的寓意。在国名Holland的翻译工作上，译者巧妙的将两种花——荷花与兰花，进行组合搭配，赋予了该国国名一种别样的清新之美，在用字的选择上，体现其对Holland这个国家浓浓的善意。 芬兰（Finland）。芬兰国名共有两个音节，一个是Fin，一个是land。在音节land的处理上，中国译者都遵守着彼此的默契，都将land译为兰，那么在兰之前汉字的汉字的选用上，译者需要慎之又慎，前一个字的选择十分考验中国译者的水平，切不可毁了兰高洁的意向，。上文荷兰与波兰的国名翻译中，兰之前的字分别是“荷”与“波”，它们均是作为名词出现在兰之前，通过意象组合，在读者的大脑中营造一幅美丽的图景来体现美感，而芬兰则是通过另一种方法——感官共鸣。“芬”是形容词，在“芬兰”这个组合中“芬”以定语的形式出现。定语的功能是对名词进行修饰限定。芬是芬芳，是香气袭人。在国名Finland的翻译中，译者用芬对兰进行修饰，使兰更加具体化，真实化——这是一朵香气袭人，惹人怜爱的兰。译者将一个国化为一朵散发着香气的鲜花，这样的处理方式充满了雅趣。
爱尔兰（Ireland）。爱尔兰的释义较为简单。元音I自成一个音节。[ai]在汉字中可对应“爱”、“唉”、“矮”、“哀”等字。仔细分析，“矮”和“哀”等具有贬义的字明显是不能用于翻译国名的，“唉”是毫无意义的语气词不能体现足够的内涵之美所以也舍去。“爱”是爱意，是爱情。“爱”说不清也道不明，无法对其下准确的定义，但可以确定的是，“爱”是人类最为崇高的正向情感之一。将“爱”字用于Ireland的翻译中，充分体现译者的创造能力以及其对这个国家的美好祝愿。
加字类：
加拿大（Canada）。加拿大的国名Canada共有三个音节，分别是Ca、na和da。音节Ca在汉语中相对应的汉字有“卡”、“假”和“加”等。译者进行翻译时一定注意到，“加”字在汉语中有增加之意，增加在汉文化中具有正向的内涵，所以译者在众多汉字中选择“加”字。相似的例子还有加德满都（Katmandu）、加拉加斯（Caracus）、加迪夫（Cardiff）等等。
我們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相当有趣的例子：徐志摩写过一首现代诗叫做《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就是意大利城市Firenze（现译为佛罗伦萨），将佛罗伦萨译为翡冷翠是徐志摩独创。不妨来分析一下佛罗伦萨以及翡冷翠两种译法孰优孰劣。将Firenze译为佛罗伦萨完全是紧紧扣住语音层面进行汉化加工，在选取汉字的内涵上也较为中庸，除了“佛”字以外，其他字并无特别明显的美好意向，亦无更多译者主观创作成分。反观翡冷翠这个译法，徐志摩并没有完全拘泥于音节层面，他更加注重自己的主观感受。Firenze浓浓的文艺复兴气息激起了徐志摩心中的诗气，徐志摩用宝石来为一个城市冠名，将翡翠二字拆开加入到Firenze的译名中，这样的译法在当时译坛是比较鲜见的。
三、结语
综上所述，英汉翻译中向善、向美取向在翻译实践中表现为译者对译文再加工，赋予其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善与美的特点。虽然向善、向美取向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其本身早已深深根植于译者的心中。在此，我们将向善、向美取向作为翻译尺度提出，并且细致阐释向善、向美取向的由来、发展以及实践。由此可见，向善、向美取向将会影响更多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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