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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具备不同的媒介特点和优势，在他们生存的时代曾各自起到主导作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不同媒介对应各异的社会形态，他们各自的特点导致社会的变迁。而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表现出了有别于传统媒体的即时性、平等性、个性化、交互性等特点，在政治传播的过程中开始发挥新的功效。伴随政治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政治传播重要手段的媒介与政治传播学的关系及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变得日益重要。二者究竟是促进关系，阻碍关系还是互动关系；是否存在某种范式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传播的本义是分享信息的过程。[1]那么媒介的政治传播指的就是，政治传播主体，利用媒介分享政治信息的过程，即 “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以达到特定目的和取得特定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2]，从而逐渐使社会公众形成政治认知、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社会影响）。但如今的政治传播已经不仅仅是国家、政府、政党等政治行为主体所实施的行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组织、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称之为政治传播的主体，利用不同的媒介发声，对社会产生影响。
中国媒介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由政治宣传工具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变。媒介控制的政治因素不断削弱，经济因素的地位上升，同时社会因素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媒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权威性相比，网络政治传播更加混乱。网络政治传播是指政府、媒介机构、个人或社会组织传递政治信息给受众，受众反过来又给传播者以反馈，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互动关系。由于网络媒体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受众在法律限定内享有超自由的政治表达，同时网络安全法的疏漏也提升了这种表达的自由度。虽然它给大众表达政治观念和态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但带来丰富信息的同时，也常失真，信息的权威性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泛滥、无序的信息。少数破坏分子利用新媒体的途径，传播谣言，制造小众信息，进行错误的价值引导，破坏了自由表达的网络环境。这需要受众提高自身能力去辨别。
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政府难以有所作为。媒介在市场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不再诉诸于政府解决，而是希望媒介产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秉承社会责任论的原则，通过社会领域来解决。网络媒介的出现迎合了社会转型的趋势，使得媒介领域出现了全新的变革。“社会转型是经济市场化推动下的国家与社会从合一到适度分离的过程，其间权力领域开始分化，这构成了传媒调控机制变迁的背景：权力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直接促动了传媒调控机制的嬗变，社会权力领域主体间的互动关系。”[3]作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传媒从“党国同构”的纯粹的政治权力领域分离出来，在焕发自身的产业属性的同时，朝着新闻本体回归，渐趋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性质与功能。传播政治信息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传播，还在拟态环境中运作。网络时代一个鲜明的社会现象，即存在双重社会结构：一个是由公民-社会组织-政府所构成的现实社会结构，另一个是由网民-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政府构成的虚拟社会结构。
现实社会结构中，公众为更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求助于社会组织，让它代表一部分人的共同利益发声，面对政府时更有说服力。社会组织开始承担协调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作用，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而虚拟社会结构的形成则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据CNNIC测算，“截至2013年4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8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3.4%。”[4]“电子媒介使得使用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社会结构上的大众化社会的特点已经形成。当代网络媒介的出现与电视的普及程度的提高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5]在现实中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因为某种共同诉求而在网络中结群。公民可以以个人身份在网络中参政议政，对政治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政治传播的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加明显。在网络政治传播过程中，媒介的社会影响是直接和间接相互作用的。直观上是通过网络传播政治信息，但实际上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实际影响。受众的网络舆论可以对政府进行施压，促使政府政策作出某些调整和拖鞋，监督政府，提升工作效率，指明施政方向。这种特殊的网络公共领域，使得政治传播从单向走向多元互动，人人都是自媒体和传播者。
网络传播本身具有即时性、平等性、多元化、个性化、快捷性、自由化、交互性等特点。在政治传播过程中还具有公共领域的特点。网络开始成为公民关注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平正义、表达话语权、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益的路径和平台。公民通过论坛、社区、博客、微博等网络平台，踊跃发言，表达思想观点；通过网络互动、媒体互动，甚至公民共同行动，形成了若干轮迅速快捷、规模较大、力度较强的网络舆论。这对一些公共事件的解决、公共政策的制定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推动了网络公共领域及网络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在现代的政治传播过程中，有一种信息的泛政治化趋势，即大部分信息包括娱乐信息或多或少都包涵了一些政治涵义在里面，但很多是无意识中蕴涵的。狭义的政治信息本身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意图对受众产生某种政治影响，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政府决策和行政管理条例的出台、国家的大政方针、纲要规划等。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格局。政治民主化和公民言论自由决定了政府在网络这个新媒介中不再占有像传统媒体中的统治地位。政府作为把关人，传播权威信息的地位也因此而被打破，网络作为舆论场而存在。然而“意见的自由市场”极大地危害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网络社会也是如此，需要有一个边界来规制引导网络舆论，需要另一种力量来协调因自由而引发的混乱。社会和网民自身就是最好管理者，他们利用网络进行管理，使得网络渐渐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性质。
媒介是政治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它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既可以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分裂社会，激化矛盾的后果。传统媒介因其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在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不减，网络媒介在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双重结构的作用中弊端日益凸显，因此更需因势利导，增加把关人这一环节，进行议程设置，完善网络安全法。
【注释】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
[2]阿尔蒙德和波尔，1978，p.152.转引自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第36页》。
[3]方曙光，网络公共关系领域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嬗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03）
[4]互联网发展信息与动态[J]，2013（04）
[5]申凡，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传播的本义是分享信息的过程。[1]那么媒介的政治传播指的就是，政治传播主体，利用媒介分享政治信息的过程，即 “存在于政治行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以达到特定目的和取得特定效果为价值取向的、以符号和媒介为途径的使政治信息得以流动的过程”[2]，从而逐渐使社会公众形成政治认知、政治价值和政治态度（社会影响）。但如今的政治传播已经不仅仅是国家、政府、政党等政治行为主体所实施的行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组织、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称之为政治传播的主体，利用不同的媒介发声，对社会产生影响。
中国媒介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由政治宣传工具到大众传播媒介的转变。媒介控制的政治因素不断削弱，经济因素的地位上升，同时社会因素也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媒体在政治传播过程中的权威性相比，网络政治传播更加混乱。网络政治传播是指政府、媒介机构、个人或社会组织传递政治信息给受众，受众反过来又给传播者以反馈，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是互动关系。由于网络媒体具有匿名性的特点，受众在法律限定内享有超自由的政治表达，同时网络安全法的疏漏也提升了这种表达的自由度。虽然它给大众表达政治观念和态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但带来丰富信息的同时，也常失真，信息的权威性丧失，取而代之的是泛滥、无序的信息。少数破坏分子利用新媒体的途径，传播谣言，制造小众信息，进行错误的价值引导，破坏了自由表达的网络环境。这需要受众提高自身能力去辨别。
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政府难以有所作为。媒介在市场化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不再诉诸于政府解决，而是希望媒介产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秉承社会责任论的原则，通过社会领域来解决。网络媒介的出现迎合了社会转型的趋势，使得媒介领域出现了全新的变革。“社会转型是经济市场化推动下的国家与社会从合一到适度分离的过程，其间权力领域开始分化，这构成了传媒调控机制变迁的背景：权力结构的分化与重组，直接促动了传媒调控机制的嬗变，社会权力领域主体间的互动关系。”[3]作为政治制度一部分的传媒从“党国同构”的纯粹的政治权力领域分离出来，在焕发自身的产业属性的同时，朝着新闻本体回归，渐趋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性质与功能。传播政治信息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传播，还在拟态环境中运作。网络时代一个鲜明的社会现象，即存在双重社会结构：一个是由公民-社会组织-政府所构成的现实社会结构，另一个是由网民-网络公共领域-网络政府构成的虚拟社会结构。
现实社会结构中，公众为更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求助于社会组织，让它代表一部分人的共同利益发声，面对政府时更有说服力。社会组织开始承担协调政府与公众的桥梁作用，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而虚拟社会结构的形成则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据CNNIC测算，“截至2013年4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8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3.4%。”[4]“电子媒介使得使用者不再与既定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相关联，社会结构上的大众化社会的特点已经形成。当代网络媒介的出现与电视的普及程度的提高构成了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信息共享，它们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5]在现实中互不相识的人可以因为某种共同诉求而在网络中结群。公民可以以个人身份在网络中参政议政，对政治信息作出自己的判断。政治传播的传者与受众之间的互动更加明显。在网络政治传播过程中，媒介的社会影响是直接和间接相互作用的。直观上是通过网络传播政治信息，但实际上会对现实政治产生实际影响。受众的网络舆论可以对政府进行施压，促使政府政策作出某些调整和拖鞋，监督政府，提升工作效率，指明施政方向。这种特殊的网络公共领域，使得政治传播从单向走向多元互动，人人都是自媒体和传播者。
网络传播本身具有即时性、平等性、多元化、个性化、快捷性、自由化、交互性等特点。在政治传播过程中还具有公共领域的特点。网络开始成为公民关注公共事务和社会公平正义、表达话语权、监督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益的路径和平台。公民通过论坛、社区、博客、微博等网络平台，踊跃发言，表达思想观点；通过网络互动、媒体互动，甚至公民共同行动，形成了若干轮迅速快捷、规模较大、力度较强的网络舆论。这对一些公共事件的解决、公共政策的制定已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推动了网络公共领域及网络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在现代的政治传播过程中，有一种信息的泛政治化趋势，即大部分信息包括娱乐信息或多或少都包涵了一些政治涵义在里面，但很多是无意识中蕴涵的。狭义的政治信息本身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意图对受众产生某种政治影响，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政府决策和行政管理条例的出台、国家的大政方针、纲要规划等。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的政治传播格局。政治民主化和公民言论自由决定了政府在网络这个新媒介中不再占有像传统媒体中的统治地位。政府作为把关人，传播权威信息的地位也因此而被打破，网络作为舆论场而存在。然而“意见的自由市场”极大地危害了互联网的健康发展。自由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网络社会也是如此，需要有一个边界来规制引导网络舆论，需要另一种力量来协调因自由而引发的混乱。社会和网民自身就是最好管理者，他们利用网络进行管理，使得网络渐渐具有了公共领域的性质。
媒介是政治传播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它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既可以起到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又可以起到分裂社会，激化矛盾的后果。传统媒介因其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在政治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不减，网络媒介在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双重结构的作用中弊端日益凸显，因此更需因势利导，增加把关人这一环节，进行议程设置，完善网络安全法。
【注释】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1997
[2]阿尔蒙德和波尔，1978，p.152.转引自彭云《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第36页》。
[3]方曙光，网络公共关系领域下我国社会结构的嬗变[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03）
[4]互联网发展信息与动态[J]，2013（04）
[5]申凡，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