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是一项基于知识与理性而进行判断的科学活动，但这并不能让其脱身于批评对象与批评家的个人体验，成为一门完全独立客观的创造性事业。批评何在与批评何为是每个批评家都要躬身自省的问题。作为70后批评家中的佼佼者，周新民教授用他二十余年的批评实践回答着这些问题，彰显了学院派批评的力度与温度。在周教授那里，力度即是在文学史视野中藉借理论洞见与逻辑思辨所作出的学理分析;温度则是带着个体生命体验的批评中“人学”的尺度、对“文学性”的重视以及谦逊真诚的对话姿态。他以当代小说为对象的批评活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小说文本的学理批评;与小说家的对话批评;小说理论批评史的谱系建构。这其中皆可见其力度与温度兼容的批评特色。
　　一
　　 “文学批评首先应该是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批评家的创造性活动”[1]，因此对批评家生命体验的追踪是理解其批评的一把钥匙。周教授1972年生，湖北浠水人。他与陈沆、陈曾寿、闻一多、徐复观等近现代浠水人物一同分享着这里蔚然成风的文教氛围，也领受了险山胜水滋养出的那种耿直倔强的文化性格。从乡镇的农家子弟到地方师范学校的文艺青年，再到省城武汉攻读硕士、博士、博士后，他的人生之路走得并不容易，却也踏踏实实有迹可循。那种倔强勤恳、不服输、不断突破自我的奋斗精神尤其让人印象深刻。我想这种甘坐冷板凳的定力与永不自满的求知欲是人文学者所应有的基本品质。正有赖于这种孜孜不懈的精神支撑，他才廿年一日地在批评领域披荆斩棘、不断开拓;也正是这艰难旅途中对世事人生的深切体验才让其对文学多一份感受力，给批评增了几分厚重感。
　　 周教授专业的学术训练始于文艺学。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文艺方法、观念更新重塑的时期，在经济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西方现代、后现代各色文艺思想蜂拥而入。当时因未上理想学校而陷入苦闷的周教授在偶然接受现代美学的洗礼后便沉浸其中。从最初对克罗齐、苏珊·朗格等的零散阅读到就读研究生后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系统研习，周教授在文艺学上所受的影响与专业训练长达十年。这种专注理论的学术训练不仅提升了他对事物观察的思辨力与洞穿力，也逐渐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影响着其后来文学批评的视野与理路：“正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这种强大的理论穿透力，吸引了我去阅读90年代以来的文学作品，观察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象。我所写的文学批评论文，基本上有着后现代文化理论的痕迹。”[2]当然理论的“片面深刻”与“观念演绎”等特质也给他之后的批评带来不少困扰。
　　 於可训先生曾说：“新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原本是学文艺学的，后来到我门下‘被迫’转向现当代文学，就像当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一样，虽然吃了一些苦头，但也颇见成效。”[3]吃的苦头和所见成效是事实，而“被迫”则是先生常有的幽默戏说了。其实周教授的转向是结合自身专业背景的主动为之。早在1998年秋冬之际，确定要考博的他对中国当代文论界走马观花的引介西方理论，缺乏思考与创造性而陷入的“失语症”产生怀疑。与其做西方文论的“二道贩子”，不如“用西方学术资源解决中国本土的文学问题”。于是便决心将研究的重心转向受西方后现代影响的新时期文学上。翌年，他便考入武汉大学追随著名学者於可训先生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如果说硕士期间的系统研习为其打下坚实的理论素养，那博士期间的艰难“改造”则使其获得了文学史视野。从早期的《论后现代写作的合理性》（2000）到这一时期的批评实践，我们明显看出那种简单的理论演绎与阐释的退潮，史学的视野与文学的特质在其批评中凸显。
　　 当然最能呈现他这一时期研究特色的当然是博士论文《“人”的出场与嬗变——近20年来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2002）。该论文借助福柯话语理论与谱系学分析方法，在文学史视野与文本细读中对新时期小说中“人的话语”的重生、发展与演变作学理性整体考察，呈现出社会历史变革中“文学是人学”这一命题背后的动态过程与复杂面目。在这项研究中周教授的理论素养与谱系学研究方法都在文学史视野中得到整合，文本细读的功力也日见精纯。也正是在这项研究中周教授将“人学”在文艺理论及文学史的视野中整合，成为其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尺度。“文学是人学”，对文学进行阐释、解读的文学批评当然不能忽视人的维度。此后周教授也一直秉持“人学”尺度对作品作学理性反思，诸如《个人历史性维度的书写——王安忆近期小说中的“个人”》（2003）、《生命意识的逃逸——苏童小说中历史与个人关系》（2004）、《圣天门口：对激进主义文化的多维反思》（2007）、《自然：人类的自我救赎——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论》（2007）等等，都是从个体的生命意识、道德尺度、自然尺度来反思在历史、革命、自然中人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於可训先生才称周教授为“以‘人学’为本的批评家”。
　　 另一面，他也意识到文学批评并不是简单的理论或观念的演绎，批评对象的本质属性才是批评家更应该关注的。文学得以自立在于其“文学性”，因此小说的文体形式成为其批评的着力点。其实早在硕士之前他就特别关注西方的形式主义理论，胡亚敏教授的《叙事学》更是对其产生很大的影响。这隐秘茎蔓结出的第一个果实便是《由“角色”向“叙述者”的偏移——“十七年”第一人称叙事小说论》（2001）。此文虽借力叙事学理论但走的却是经验实证的路子，通过对十七年小说叙事角色類型的归纳总结探索小说的审美变迁与形式背后的话语内涵。博士毕业后周教授从《论先锋小说叙事模式的形式化》（2003）到《近二十年长篇小说乡村现代性叙事规范的拆解》（2013）再到《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2017）形式批评之路愈加宽广精深，走向更高层次的融合。以《重构宏大叙事的可能性》为例，从概念的辨析到文学史谱系的追踪，从作品本质的归纳到叙事形式的考察，周教授做到了在纵横交织、古今转换的维度中对作品的综合考察，堪称文学批评的典范之作。
　　二
　　 从2003年最早对王安忆的访谈算起，周教授至今已对四十余位——涵盖50后、60后、70后三代的作家、批评家——做过对话访谈。这些访谈的成果先后集中刊载在《小说评论》（2003-2007，“小说家档案”栏目）、《芳草》（2012-2016，“六〇后作家访谈录”栏目）、《长江文艺评论》（2016-2017）、《文学教育》（2019至今，“每月一家”栏目）。这些对话访谈文章除结集为《中国“60后”作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一书外，还被收录到他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在《当代小说批评的维度》里，周教授还特意将访谈以“对话诗学”为名，列入其小说批评的“四维”之一。由此可见对话访谈在其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与特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