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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的确，如果有了纪律而束之高阁，制定再多再好的纪律也无济于事，依法治军就成了一句空话。而红军时期在执行法纪上是相当严格的，突出表现在反贪污问题上。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了“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在当时以革命斗争为主题的岁月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统一领导全国各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而苏维埃各级干部能否廉洁奉公、保持纯洁性，直接影响到前线战士的战斗热情，关乎革命的胜败。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对反贪污浪费问题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中央政府先后多次发布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比如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了《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分子问题》的第二号训令，并且通过依令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有效地锤炼了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纯洁了革命队伍。
1933年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就被一件意外事件震惊了。一天，刘少奇去外地检查工作，途经瑞金城郊胡岭背村边时，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一边用头狠狠地撞树，她身后一个30多岁的壮年男子死死地拽着她的上衣。这是怎么回事？刘少奇快步走了过去，拉住老大娘，亲切地问：“老人家，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好吗？”老人打量了一下刘少奇，觉得刘少奇慈眉善目，断定他是一个好人，就呜咽着向刘少奇陈述自己的苦恼。这位老人姓陈，与儿媳杨氏开了家饭庄，生意虽然谈不上多兴旺，但饭店的收入倒也能够养活一个家庭。有一天，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带着几个人到饭店吃饭，竟然强迫老人的儿媳杨氏陪他喝酒。从不喝酒的杨氏无奈之下，陪他喝了一口。此后，大胡子每晚都来饭店喝酒，每次都逼迫杨氏陪他喝酒，经常调戏杨氏。杨氏不敢待在家里，就回到娘家躲避大胡子的骚扰。大胡子仍天天来喝酒，还不付钱，有一次故意借酒发疯，乱砸饭店的碗筷和桌凳，辱骂大娘一家，弄得大娘的饭庄无法经营下去。刘少奇听后十分愤怒，说：“大娘，你放心，这种壞人我们一定严惩！”刘少奇回到瑞金，立即派出调查组，很快查清，大胡子是中央造币厂的会计，名叫肖伦海。调查组还发现，肖伦海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采用欺上瞒下、自造票据、做假账等手法贪污公款千余元。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判处肖伦海有期徒刑8年。中央造币厂向陈大娘支付了肖伦海拖欠的全部吃喝款。陈大娘高兴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替我们老百姓办事的，共产党一定能得天下！”
这一案件对刘少奇的触动很大，他认为，苏区工厂企业很有可能存在严重的贪腐问题。如果不根治贪腐，党和红军就得不到苏区群众的真心拥护，革命就会失败。刘少奇主持召开全总中央执行局机关干部大会，严肃地告诫说：“同志们，我们面临着敌人的严密封锁。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革命的胜利，我们苏区不办工厂不行。办工厂，贪污腐败不除，工厂企业就会被这些人吞食掉，苏维埃的旗帜，也有可能被这些人给抹上黑或推倒。我们要坚决铲除贪污浪费，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里，决不允许这种犯罪现象存在！”刘少奇组织力量，对中央苏区各企业贪腐问题进行调查，竟然没有发现多少问题。是真的没有问题，还是发现不了问题？刘少奇苦苦地思考着，突然，他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决定从工会中，精心挑选一些思想品质过硬、办事公道、头脑反应快的工人，组成一个清查小组，他称之为“工会轻骑队”。刘少奇亲自带着这支“工会轻骑队”，深入中央印刷厂、军委印刷所等企业，广泛发动群众，共同查找问题。果然，“工会轻骑队”在群众支持下，查出了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企业的一些技术人员和财会人员，未经过严格审查就被安排到苏维埃厂矿企业，有的还担任要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员贪污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路克勤就是军队中的一个突出的典型。
路克勤是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经常与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去一家饭馆大吃大喝。他们还让饭馆老板专门为他们开一个小餐厅，在小餐厅一侧开一间小卧室，专门供他们休息。他们的贪污手段是很隐蔽的，一般的查账算账是查不出问题的。后来发挥“工会轻骑队”的作用并让全体工友都来参加，采取边查边议边核对的方法，便很快发现杨其兹的收支账的数目不对。他采用多开工人工资的手法进行贪污，扣回工人借款不入账窃为己有。在“工会轻骑队”和工友的对证之下，杨其兹不得不老实交代。过了不久，路克勤的贪污问题也就被揭出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根据他们的贪腐罪行，对他们进行公审，判处路克勤有期徒刑半年，杨其兹有期徒刑1年。
1933年12月15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名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贪污浪费的文件，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强迫劳动。在中央政府公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同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他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所检举的贪污分子从严从快惩处，任何人不得隐瞒、庇护，否则，就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为了方便群众检举，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1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设有控告箱。别看这只小小的控告箱，它还真顶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等大量的贪污案件就是通过控告箱的检举查出来的。当时根据地内流行这样的歌谣：“《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在那曲折而艰难的长征路上，红军也坚决抵制贪污浪费的行为。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在阴雨连绵中攻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下午，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随军委纵队在群众夹道欢迎声中进城。红军总司令部设在柏辉章的公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住在公馆二楼。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收拾周恩来住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个黄澄澄的东西，可以戴在手指上，他们都没有见过。第二天早上，魏国禄带着金戒指去给周副主席送水洗脸，金戒指把周副主席眼睛晃了一下。周副主席厉声喊道：“魏国禄，你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知不知道什么是贪污？”魏国禄答：“懂得！”周副主席问：“懂得很好！你执行得怎么样？”魏国禄一时摸不着头脑，回答：“我没有什么呀！”周副主席指着他手上的戒指问：“你手上那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魏国禄说：“昨天打扫房子捡的。”周副主席说：“打土豪要归公，你懂吗？这个房间是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他家的一切东西，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不义之财，要归还贫苦人民，否则就是贪污，要受到严惩。”魏国禄一听，从周副主席的房间跑出来，一溜烟儿赶紧去把金戒指交给了指导员。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广大人民的福祉，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同时，为了适应恶劣的战争环境，改善自身建设，红军从来没有放松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反腐败斗争，保证了这支队伍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责任编辑 / 马永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提笔挥毫，欣然写下了“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在当时以革命斗争为主题的岁月里，建立苏维埃政权是统一领导全国各根据地和红军斗争的迫切需要，而苏维埃各级干部能否廉洁奉公、保持纯洁性，直接影响到前线战士的战斗热情，关乎革命的胜败。因此，以毛泽东为首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对反贪污浪费问题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中央政府先后多次发布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比如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了《关于检查苏维埃政府机关和地方武装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分子问题》的第二号训令，并且通过依令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有效地锤炼了各级干部的思想作风，纯洁了革命队伍。
1933年春，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委员长的刘少奇，就被一件意外事件震惊了。一天，刘少奇去外地检查工作，途经瑞金城郊胡岭背村边时，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大娘，一边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一边用头狠狠地撞树，她身后一个30多岁的壮年男子死死地拽着她的上衣。这是怎么回事？刘少奇快步走了过去，拉住老大娘，亲切地问：“老人家，你有什么困难，告诉我好吗？”老人打量了一下刘少奇，觉得刘少奇慈眉善目，断定他是一个好人，就呜咽着向刘少奇陈述自己的苦恼。这位老人姓陈，与儿媳杨氏开了家饭庄，生意虽然谈不上多兴旺，但饭店的收入倒也能够养活一个家庭。有一天，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男人带着几个人到饭店吃饭，竟然强迫老人的儿媳杨氏陪他喝酒。从不喝酒的杨氏无奈之下，陪他喝了一口。此后，大胡子每晚都来饭店喝酒，每次都逼迫杨氏陪他喝酒，经常调戏杨氏。杨氏不敢待在家里，就回到娘家躲避大胡子的骚扰。大胡子仍天天来喝酒，还不付钱，有一次故意借酒发疯，乱砸饭店的碗筷和桌凳，辱骂大娘一家，弄得大娘的饭庄无法经营下去。刘少奇听后十分愤怒，说：“大娘，你放心，这种壞人我们一定严惩！”刘少奇回到瑞金，立即派出调查组，很快查清，大胡子是中央造币厂的会计，名叫肖伦海。调查组还发现，肖伦海在一年多的时间内，采用欺上瞒下、自造票据、做假账等手法贪污公款千余元。中华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判处肖伦海有期徒刑8年。中央造币厂向陈大娘支付了肖伦海拖欠的全部吃喝款。陈大娘高兴地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替我们老百姓办事的，共产党一定能得天下！”
这一案件对刘少奇的触动很大，他认为，苏区工厂企业很有可能存在严重的贪腐问题。如果不根治贪腐，党和红军就得不到苏区群众的真心拥护，革命就会失败。刘少奇主持召开全总中央执行局机关干部大会，严肃地告诫说：“同志们，我们面临着敌人的严密封锁。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保证革命的胜利，我们苏区不办工厂不行。办工厂，贪污腐败不除，工厂企业就会被这些人吞食掉，苏维埃的旗帜，也有可能被这些人给抹上黑或推倒。我们要坚决铲除贪污浪费，发现一个清除一个，在我们工人阶级队伍里，决不允许这种犯罪现象存在！”刘少奇组织力量，对中央苏区各企业贪腐问题进行调查，竟然没有发现多少问题。是真的没有问题，还是发现不了问题？刘少奇苦苦地思考着，突然，他想出了一个计策。他决定从工会中，精心挑选一些思想品质过硬、办事公道、头脑反应快的工人，组成一个清查小组，他称之为“工会轻骑队”。刘少奇亲自带着这支“工会轻骑队”，深入中央印刷厂、军委印刷所等企业，广泛发动群众，共同查找问题。果然，“工会轻骑队”在群众支持下，查出了许多严重问题。这些企业的一些技术人员和财会人员，未经过严格审查就被安排到苏维埃厂矿企业，有的还担任要职，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员贪污浪费现象十分严重，路克勤就是军队中的一个突出的典型。
路克勤是军委印刷所会计科长，经常与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去一家饭馆大吃大喝。他们还让饭馆老板专门为他们开一个小餐厅，在小餐厅一侧开一间小卧室，专门供他们休息。他们的贪污手段是很隐蔽的，一般的查账算账是查不出问题的。后来发挥“工会轻骑队”的作用并让全体工友都来参加，采取边查边议边核对的方法，便很快发现杨其兹的收支账的数目不对。他采用多开工人工资的手法进行贪污，扣回工人借款不入账窃为己有。在“工会轻骑队”和工友的对证之下，杨其兹不得不老实交代。过了不久，路克勤的贪污问题也就被揭出来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根据他们的贪腐罪行，对他们进行公审，判处路克勤有期徒刑半年，杨其兹有期徒刑1年。
1933年12月15日，以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和张国焘名义发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制定的第一份完整的反贪污浪费的文件，标志着反贪污浪费行为的斗争开始步入了法制化的轨道。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在500元（苏区货币，当时1元约买42斤大米或10斤猪肉，官兵伙食不含粮食每人每天5分左右）以上者处以死刑；500元以下者视具体金额分别判处不同年限监禁或强迫劳动。在中央政府公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的同时，毛泽东指出，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同时郑重承诺，“苏维埃工作人员中如果发现了贪污腐化消极怠工以及官僚主义的分子，民众可以立即揭发这些人员的错误，而苏维埃则立即惩办他们决不姑息”。他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所检举的贪污分子从严从快惩处，任何人不得隐瞒、庇护，否则，就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为了方便群众检举，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1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设有控告箱。别看这只小小的控告箱，它还真顶用，中央印刷厂、中央造币厂和军委印刷所等大量的贪污案件就是通过控告箱的检举查出来的。当时根据地内流行这样的歌谣：“《训令》如霹雳，震得天地响。蛀虫再狡猾，休想走过场。”
在那曲折而艰难的长征路上，红军也坚决抵制贪污浪费的行为。1935年1月7日，红军先头部队在阴雨连绵中攻下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下午，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随军委纵队在群众夹道欢迎声中进城。红军总司令部设在柏辉章的公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住在公馆二楼。警卫员范金标、魏国禄收拾周恩来住的房间时，发现了一个黄澄澄的东西，可以戴在手指上，他们都没有见过。第二天早上，魏国禄带着金戒指去给周副主席送水洗脸，金戒指把周副主席眼睛晃了一下。周副主席厉声喊道：“魏国禄，你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知不知道什么是贪污？”魏国禄答：“懂得！”周副主席问：“懂得很好！你执行得怎么样？”魏国禄一时摸不着头脑，回答：“我没有什么呀！”周副主席指着他手上的戒指问：“你手上那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魏国禄说：“昨天打扫房子捡的。”周副主席说：“打土豪要归公，你懂吗？这个房间是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他家的一切东西，都是剥削劳动人民的不义之财，要归还贫苦人民，否则就是贪污，要受到严惩。”魏国禄一听，从周副主席的房间跑出来，一溜烟儿赶紧去把金戒指交给了指导员。
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了广大人民的福祉，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同时，为了适应恶劣的战争环境，改善自身建设，红军从来没有放松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反腐败斗争，保证了这支队伍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
责任编辑 / 马永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