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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字出版也好，电子阅读器也好，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发展问题可能还不是硬件价格的下降、阅读习惯的培养、商业模式的建立，而是市场秩序建立和全民诚信的重构，这是一个整个国家和全民族所面临的体制和文化难题，存在于出版产业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即使是出版业脱胎换骨、革心洗面也无济于事。
作者与编者之间，是指图书的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出版社负责编书，是产品制造商；作者负责写书，是内容提供者。但古今中外，出版社自己编书，出自己编的书，拥有自我知识产权，也一直是优良的传统，在知识经济和内容产业时代，著作权日益成为出版社的生存发展的命脉，品牌为王甚至都不如内容为王，于是，所谓的作者与编者之间的话题、创新思维和资源控制讨论便应运而生。2009版《辞海》问世了，《辞海》阅读器接踵而至，它们的到来应该给业内带来一些什么启示?
最近一期的《新华文摘》“读书与传媒”栏目以《辞海》第六版的编纂与创新为标题转发了两篇评论，论者是当今政坛和学界的大佬，不过我们所关注的还是标题中的“创新”两字。但新版《辞海》都有哪些创新呢?细看文章所说的创新，大量的篇幅是介绍新收了多少词条，并一一例举。如新增了“三个代表”、“神州号宇宙飞船”等。但一般意义上的辞书的词条和释义的更新就如人每天要吃饭，要排泄，你不能说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创新，即便算是创新，那《辞海》创新速度也不能说让人十分满意。
第一版《辞海》自1936年出版以来，实际上到1979年才有了第二版，时隔43年。1965年《辞海》第二版修订，实际上出的是征求意见稿。并未正式出版，不能算是第二版。之后《辞海》在1989年和1999年两次修订重印，再就是这次为建国60周年而赶制的新版，中间都相隔10年。行业内有一说是大型百科类辞书10年一修符合国际惯例。这个惯例也许在百余年前算是规律，但现在是信息社会了，社会发展，信息传递，观念更新都今非昔比。10年，对于一日千里的当代中国，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和“大跃进”差不多的后30年，房价一年涨一倍的后10年，简直相当于一个世纪。像“三个代表”这样重要的词条都到了十年后才能收入，这能说是符合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吗?2009版的《辞海》收了“杭州湾跨海大桥”、“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等，幸亏是2009版的，如果是2008版，这些词条就该等到十年后才能收入新一版的《辞海》。
所以，我们建议《辞海》还应该加快“创新”速度。如果不作整体修订，也可以多发行一些增補本，网络公告等等。过去印书用纸型，新做一个纸型。或者在旧纸型上挖改，像《辞海》这样的出版规模，确实是工程浩大，但光电时代和纸型时代印制工艺和流程已经完全不同。再说，《辞海》不是有了数字阅读版了吗?数字时代的《辞海》再以10年为—个修订周期，肯定是太说不过去了。在数字时代，或者说阅读器时代，《辞海》的修订不但不能以10年为周期，甚至不能以年为周期。
自从永乐出了大典，康熙编了字典，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辞书作为典籍几乎与国家的法律一样重要，所以，《新华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几乎都有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亲自过问，出版在那个时代真可谓是光荣岁月。可是到了这几年，除了《中华大典》等个别工程，辞书界似乎沉寂下来，各级主要领导也更加关心修桥铺路、招商引资，上下堆砌GDP，或者去做农家书屋等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做出几十万个数字的，类似于“大跃进”的文化运动。出版社的编辑为了每年的销售指标和利润奖金，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一年到头地辛苦，出版社的领导则为实现“双百亿”而努力奋斗。多数出版人都在急功近利，缺少耐心坐十几年，几十年冷板凳做长线产品，像《辞海》这样的出版社自有品牌图书几乎绝迹，很多有点名气的工具书还是卖书号的民营产品。大型辞书出版进入低谷，与当前政府教育投资规划长期不能到位一样，是党和政府的部门比出版更急功近利。对此书业早有说法，称民营书业在做文化、做长线、做品牌，国有书业做短线、做包销、赚大钱，这种社会的异化怪象是因为国有和民营经营者的终级目标不一样。国有经营者的任期和考核是短暂的，而民营书业可以薪火代代相传。
正规的实力出版社不做长线产品，民营书商或力不从心却有雄心壮志者便不断地拾遗补缺，填补空白，图书市场于是鱼龙混杂，广大读者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前几年发生的“现汉”和“标汉”之争，以及商务与王同忆的辞书官司，就是因为商务没有筑高自己的辞书门槛，做强做大，形成规模和原创资源的控制力。比如“现汉”不重视修订和经营，《现代汉语大词典》迟迟不能出版等等，让市场留下很多需要填补的空间。但商务的那些官司又过去了WTK年，《现代汉语大词典》仍然不见动静。
大型辞书出版处于低谷，出版社投资大型辞书的热情有减。美国有五六套大型百科全书，而中国只有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一花独放，孤掌难鸣，没有竞争，当然也没有进步。也有一些非专业出版社涉足百科全书产业，往往怀着投机心理，没有什么专业实力。原创辞书不多，现在连翻译国外的辞书也越来越少。浙江人民出版社10年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翻译了《麦克米兰百科全书》，但初版后却再没重印，连修订版这点钱都不愿意再投入。
《辞海》的分类和定位也是一个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辞海》并不是百科全书，而更接近于《牛津英语大词典》，它的“出生成份”本来就属于语词性工具书，但现在《辞海》的规模又够不上《牛津英语大词典》。《牛津英语大辞典》最新版本为20卷本，收词超过50万条，引证例句250万条，而2009版的《辞海》只有12.7万条，2200万字，5卷本。虽然2009版增加了5000条现代汉语词汇，但它的现代汉语词汇仍然太少，收词规模根本比不上《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22卷，收词37.5万条。因为《辞海》开始定位本是古汉语词典，后又向百科词典靠近，因为中国没有第二套百科全书，面对巨大的百科全书市场，《辞海》于是就红杏出墙，两边伸手，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辞海》这几年拼命扩充百科辞条，增加图片，但又限于篇幅，施展不开，不能成为真正的百科全书；现在又感到收词不够，这次新版就赶紧增加了5000多条。现在，《辞海》既没有语词的学术权威和规模，又没有百科的详尽和容量，《辞海》似乎正处在发展和定位的十字路口。
2009版《辞海》的最大创新算是做了自己的阅读器。短短的一两年，世界范围内阅读器的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2010年全国做阅读器的恐怕不止汉王所预言的1130家，甚至会有几百家。阅读器其实和手机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个科 技含量并不高的移动终端，非常容易山寨和贴牌，由于汉王在2009年为阅读器市场所做的大量市场铺垫，山寨的、贴牌的阅读器在2010年一定会层出不穷。近期有关阅读器产品发布已经铺天盖地，其中包括中国出版集团、外研社、读者集团等，都是走《辞海》以内容带硬件的路子，技术层面大部分跟在汉王和亚马逊后面，即所谓的电子纸模式。苹果阅读器出来后，带来了阅读器技术和内容销售模式的革命，特别是硬件的技术，连Kindle都面临着被苹果终结的命运。《辞海》做阅读器，也就是近乎贴牌的产品，不可能自己去开发一款有众多新技术新专利的机子，价格也只有定价于礼品的层面，所以，《辞海》阅读器第一批只做了2000个。传统出版要跟上阅读器硬件的更新速度，和汉王甚至苹果拼技术，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辞海》做阅读器也不算是什么创新。不仅是《辞海》阅读器，业内对于传统书业涉足阅读器产业也并不怎么看好。为一部书买一部阅读器，这本来就很不经济。2009版《辞海》五卷本才一千元，网上七八百元就能买到，而现在的阅读器至少得2000元。《辞海》阅读器好像还附赠了一些世纪出版集团的本版数字工具书，但书不是食品，不喜欢的多少还可以吃一点充饥。没有用的书就是垃圾，特别是电子图书，连废纸也卖不成。当然，世纪出版集团的规划是“立足内容优势，将《辞海》阅读器打造成为国内最大的正版数字阅读全方位平台”，并成为“中国电纸书的领导者”。但建立一个综合性的阅读平台，把中国移动、北大方正、中文在线等众多已经名声在外的数字资源以及五百多家出版社统一起来，世纪出版集团有这个能力吗?现在已经发布或正在发布的阅读器没有一个不定位于全国性的数字出版销售平台，但数字图书的销售平台不像地面实体连锁店，还有一个地域的概念，西单有了，中关村还得有。未来数字出版销售平台如果还有专业之分，也绝不会有地域之别，数字的传输几乎是无成本、无距离，也不会有网络书店的配送问题。显而易见，未来大部分数字出版的平台的命运都将是被整合。如果建不成综合阅读平台，那《辞海》的电子版放在哪个平台上都可以，为何一定要配一个比下载电子版价格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阅读器呢?阅读器毕竟比手机大得多，一个人不可能带两三个阅读器外出旅行。
目前除汉王外，对于做阅读器的传统出版业，真正的劲敌其实还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去年在浙江打造手机阅读基地，投入的资金是5个亿，5个亿是中国最大出版集团一年的净利润。据中国移动宣称，仅今年3月前10天，纯手机阅读的话费收入就已达到1300万元。浙江移动的内容合作方、中文在线负责人称，手机阅读的前景肯定优于普通电子阅读器和网络在线阅读。目前，中文在线移动手机阅读的收入已经超过其互联网点击收入。今年6月，中国移动还将与汉王等电子阅读器制造商合作，大规模推出3G阅读器。在中国移动搭建的手机阅读产业链上，主体包括中国移动、卓望、华为、盛大以及中文在线。其中，卓望主要负责运营管理；华为是阅读基地项目的技术承接方；盛大是阅读基地的主要网络内容提供商；中文在线作为运营合作方，和卓望一起负责MCP(核心内容提供商)的导入、编审、策划、运营等业务。中国移动的目标是整合400个相关媒体及出版机构，进而使其运作的手机媒体平台成为无线出版的核心。据中国移动“互联网阅读市场状况调查”，2010年大陆的手机阅读商机规模将达到46亿元，2013年将可能冲破百亿元。
阅读器本来就是一个贸易的范畴，是一个载体，说白了就是一家卖货的商店，是一个货架。阅读器就像电视机，电视台去做电视机，本来就是很荒唐的事情。也許《辞海》阅读器真的能够借助《辞海》的影响一统江湖，或者至少成为少数几个阅读器山寨大王之一，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希望奇迹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还是主张传统出版坚守自己的长处，坚持原创，做自己的内容。出版社要做内容提供商，不要成了卖频道的电视台。我就只管编书做书，日本小学馆，以前的商务，都是自己做辞书，商务过去的词典还以自己社长王云五命名。在未来的市场环境下，出版资源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谁有资源，谁就是大王。因此出版人要耐得住寂寞，舍得花几年十几年时间磨得一剑。越是原创，越是垄断的出版资源，就越需要更长的时间。所谓资源控制往往就是时间控制，有的大项目，你已经做了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别人就不敢轻易再碰，因此，时间的投入就是广告的投入，此所谓时间就是金钱。特别是工具书，出版社掌握原创知识产权至关重要。商务的问题，仍然是在工具书领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编撰机构，“现汉”的著作权至今仍然悬在空中，辞书数据库的建设也好像没有大的进展。商务从上世纪亚洲第一，到现在仍然是四五个亿的规模。根据《出版商务周报》提供的2009年全国出版集团销售排名，中国出版集团以41亿列第9位，更何况一家商务。商务凭这么一点点的实力如何去养活一个庞大的编撰机构，每年投几千万去做自己的大型工具书?出版多元化经营、文化地产、上市圈钱，似乎成千万上亿的钱都花在为“双百亿”之类急功近利的目的去做畅销书包装和炒作了，还有没有出版社再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去整理《二十四史》，做《辞海》和《汉语大词典》，投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些在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协作、政府出钱的跨世纪工程已经好梦不再。中国出版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却并没有到来。在生活贫寒、物资短缺、收入平均的年代，出版人做书大半是为了事业，为了兴趣，为了追求，或者叫玩出版，如今在这个贫富悬殊、急功近利的年月，出版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和利益的载体，越来越耐不住寂寞。
电视台出卖频道，杂志社出卖版面，出版社出卖书号，这是我国新闻出版业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最显著特征。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策划能力和编辑含量，这也叫做自主知识产权。中央电视台的竞争力就是几套节目，如“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对话”等等，从这一点上说，电视台比起出版社，自主知识产权要比出版社多得多。我们庆幸《辞海》的著作权在出版社手里，否则很难说又会弄出《辞海》和标准《辞海》的官司。我们希望《辞海》不要把很多钱花在做阅读器，做什么别的与内容无关的事情上，而是要好好研究一下《辞海》内容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规划，强化《辞海》内容的唯一性、极致性、创造性。让同行们无法模仿和超越。而更多的出版界同行们也更要考虑如何拥有像《辞海》那样有自主版权的作品，做几本自己编的工具书。前店后厂，并不一定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
知识产权会越来越成为现代传媒产业的一个热词，当然也是关键词。据报道，一位多年使用电子阅读器的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峰表示，在国内使用电子阅读器最大的困扰是正版中文电子图书数量太少。在市场和秩序均不明朗的现在，中文原创作者大多倾向于将电子版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诸多数字出版平台和阅读器制造商中，真正拿到有价值的作品授权很少。由于网上的数字图书缺少货真价实的品种，形不成品牌和市场，已经授权的名家作品在网上的数字版也销售平平。作家麦家就抱怨他的作品在盛大文学的平台上没有获得预期利益。为此汉王今年新增1000多人来做内容资源的工作，甚至已经“保证2010年后新发行的图书绝大部分可能在汉王书城上下载，并覆盖百家出版社、全国性报纸期刊和主流地方报纸50多份”。
盛大文学号称有500亿字和300万部作品，但是网络文学在提供一个全民创作平台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字垃圾，开放的网络使搜索引擎成为IT的第一大产业，而搜索引擎本身并不是作品的生产者，而是作品物流的成本。专家认为，不但中文原创作品电子版权是稀缺资源，国外引进版图书的电子版权也基本上不在国内出版商手中，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市场的规范程度多持保留态度，目前阅读器上几乎不能读到国外图书中文电子版。专家还认为，目前的电子阅读市场还非常低级，基本上是低消费能力的人群在点击免费或者低价电子图书，而能承受电子阅读器价格的消费者没有几个会对盛大文学的文字产品感兴趣。在美国，电子图书的售价是纸质图书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中国，电子阅读基本上还是免费的午餐，数字图书的销售主要针对团体客户的半送半卖的廉价批售，这也就是为什么Kindle去年底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发布全球版的时候，唯独没有中国，他们早知道电子阅读器和亚马逊的收费电子阅读模式在中国没戏。在中国，数字出版也好，电子阅读器也好，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发展问题可能还不是硬件价格的下降、阅读习惯的培养、商业模式的建立，而是市场秩序建立和全民诚信的重构，这是一个整个国家和全民族所面l临的体制和文化难题，存在于出版产业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即使是出版业脱胎换骨、革心洗面也无济于事。市场没有诚信，对盗版行为熟视无睹，将免费阅读视为天经地义，这是中国出版，特别是数字出版产业的最大问题。
作者与编者之间，是指图书的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出版社负责编书，是产品制造商；作者负责写书，是内容提供者。但古今中外，出版社自己编书，出自己编的书，拥有自我知识产权，也一直是优良的传统，在知识经济和内容产业时代，著作权日益成为出版社的生存发展的命脉，品牌为王甚至都不如内容为王，于是，所谓的作者与编者之间的话题、创新思维和资源控制讨论便应运而生。2009版《辞海》问世了，《辞海》阅读器接踵而至，它们的到来应该给业内带来一些什么启示?
最近一期的《新华文摘》“读书与传媒”栏目以《辞海》第六版的编纂与创新为标题转发了两篇评论，论者是当今政坛和学界的大佬，不过我们所关注的还是标题中的“创新”两字。但新版《辞海》都有哪些创新呢?细看文章所说的创新，大量的篇幅是介绍新收了多少词条，并一一例举。如新增了“三个代表”、“神州号宇宙飞船”等。但一般意义上的辞书的词条和释义的更新就如人每天要吃饭，要排泄，你不能说我们一日三餐都在创新，即便算是创新，那《辞海》创新速度也不能说让人十分满意。
第一版《辞海》自1936年出版以来，实际上到1979年才有了第二版，时隔43年。1965年《辞海》第二版修订，实际上出的是征求意见稿。并未正式出版，不能算是第二版。之后《辞海》在1989年和1999年两次修订重印，再就是这次为建国60周年而赶制的新版，中间都相隔10年。行业内有一说是大型百科类辞书10年一修符合国际惯例。这个惯例也许在百余年前算是规律，但现在是信息社会了，社会发展，信息传递，观念更新都今非昔比。10年，对于一日千里的当代中国，特别是对于经济发展和“大跃进”差不多的后30年，房价一年涨一倍的后10年，简直相当于一个世纪。像“三个代表”这样重要的词条都到了十年后才能收入，这能说是符合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吗?2009版的《辞海》收了“杭州湾跨海大桥”、“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等，幸亏是2009版的，如果是2008版，这些词条就该等到十年后才能收入新一版的《辞海》。
所以，我们建议《辞海》还应该加快“创新”速度。如果不作整体修订，也可以多发行一些增補本，网络公告等等。过去印书用纸型，新做一个纸型。或者在旧纸型上挖改，像《辞海》这样的出版规模，确实是工程浩大，但光电时代和纸型时代印制工艺和流程已经完全不同。再说，《辞海》不是有了数字阅读版了吗?数字时代的《辞海》再以10年为—个修订周期，肯定是太说不过去了。在数字时代，或者说阅读器时代，《辞海》的修订不但不能以10年为周期，甚至不能以年为周期。
自从永乐出了大典，康熙编了字典，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辞书作为典籍几乎与国家的法律一样重要，所以，《新华词典》、《汉语大词典》、《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几乎都有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亲自过问，出版在那个时代真可谓是光荣岁月。可是到了这几年，除了《中华大典》等个别工程，辞书界似乎沉寂下来，各级主要领导也更加关心修桥铺路、招商引资，上下堆砌GDP，或者去做农家书屋等能够在短短几年内做出几十万个数字的，类似于“大跃进”的文化运动。出版社的编辑为了每年的销售指标和利润奖金，日出而作，日落不息，一年到头地辛苦，出版社的领导则为实现“双百亿”而努力奋斗。多数出版人都在急功近利，缺少耐心坐十几年，几十年冷板凳做长线产品，像《辞海》这样的出版社自有品牌图书几乎绝迹，很多有点名气的工具书还是卖书号的民营产品。大型辞书出版进入低谷，与当前政府教育投资规划长期不能到位一样，是党和政府的部门比出版更急功近利。对此书业早有说法，称民营书业在做文化、做长线、做品牌，国有书业做短线、做包销、赚大钱，这种社会的异化怪象是因为国有和民营经营者的终级目标不一样。国有经营者的任期和考核是短暂的，而民营书业可以薪火代代相传。
正规的实力出版社不做长线产品，民营书商或力不从心却有雄心壮志者便不断地拾遗补缺，填补空白，图书市场于是鱼龙混杂，广大读者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前几年发生的“现汉”和“标汉”之争，以及商务与王同忆的辞书官司，就是因为商务没有筑高自己的辞书门槛，做强做大，形成规模和原创资源的控制力。比如“现汉”不重视修订和经营，《现代汉语大词典》迟迟不能出版等等，让市场留下很多需要填补的空间。但商务的那些官司又过去了WTK年，《现代汉语大词典》仍然不见动静。
大型辞书出版处于低谷，出版社投资大型辞书的热情有减。美国有五六套大型百科全书，而中国只有一套，《中国大百科全书》一花独放，孤掌难鸣，没有竞争，当然也没有进步。也有一些非专业出版社涉足百科全书产业，往往怀着投机心理，没有什么专业实力。原创辞书不多，现在连翻译国外的辞书也越来越少。浙江人民出版社10年前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翻译了《麦克米兰百科全书》，但初版后却再没重印，连修订版这点钱都不愿意再投入。
《辞海》的分类和定位也是一个问题。从严格意义上说《辞海》并不是百科全书，而更接近于《牛津英语大词典》，它的“出生成份”本来就属于语词性工具书，但现在《辞海》的规模又够不上《牛津英语大词典》。《牛津英语大辞典》最新版本为20卷本，收词超过50万条，引证例句250万条，而2009版的《辞海》只有12.7万条，2200万字，5卷本。虽然2009版增加了5000条现代汉语词汇，但它的现代汉语词汇仍然太少，收词规模根本比不上《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22卷，收词37.5万条。因为《辞海》开始定位本是古汉语词典，后又向百科词典靠近，因为中国没有第二套百科全书，面对巨大的百科全书市场，《辞海》于是就红杏出墙，两边伸手，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辞海》这几年拼命扩充百科辞条，增加图片，但又限于篇幅，施展不开，不能成为真正的百科全书；现在又感到收词不够，这次新版就赶紧增加了5000多条。现在，《辞海》既没有语词的学术权威和规模，又没有百科的详尽和容量，《辞海》似乎正处在发展和定位的十字路口。
2009版《辞海》的最大创新算是做了自己的阅读器。短短的一两年，世界范围内阅读器的市场竞争日益白热化，2010年全国做阅读器的恐怕不止汉王所预言的1130家，甚至会有几百家。阅读器其实和手机没有什么两样，是一个科 技含量并不高的移动终端，非常容易山寨和贴牌，由于汉王在2009年为阅读器市场所做的大量市场铺垫，山寨的、贴牌的阅读器在2010年一定会层出不穷。近期有关阅读器产品发布已经铺天盖地，其中包括中国出版集团、外研社、读者集团等，都是走《辞海》以内容带硬件的路子，技术层面大部分跟在汉王和亚马逊后面，即所谓的电子纸模式。苹果阅读器出来后，带来了阅读器技术和内容销售模式的革命，特别是硬件的技术，连Kindle都面临着被苹果终结的命运。《辞海》做阅读器，也就是近乎贴牌的产品，不可能自己去开发一款有众多新技术新专利的机子，价格也只有定价于礼品的层面，所以，《辞海》阅读器第一批只做了2000个。传统出版要跟上阅读器硬件的更新速度，和汉王甚至苹果拼技术，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辞海》做阅读器也不算是什么创新。不仅是《辞海》阅读器，业内对于传统书业涉足阅读器产业也并不怎么看好。为一部书买一部阅读器，这本来就很不经济。2009版《辞海》五卷本才一千元，网上七八百元就能买到，而现在的阅读器至少得2000元。《辞海》阅读器好像还附赠了一些世纪出版集团的本版数字工具书，但书不是食品，不喜欢的多少还可以吃一点充饥。没有用的书就是垃圾，特别是电子图书，连废纸也卖不成。当然，世纪出版集团的规划是“立足内容优势，将《辞海》阅读器打造成为国内最大的正版数字阅读全方位平台”，并成为“中国电纸书的领导者”。但建立一个综合性的阅读平台，把中国移动、北大方正、中文在线等众多已经名声在外的数字资源以及五百多家出版社统一起来，世纪出版集团有这个能力吗?现在已经发布或正在发布的阅读器没有一个不定位于全国性的数字出版销售平台，但数字图书的销售平台不像地面实体连锁店，还有一个地域的概念，西单有了，中关村还得有。未来数字出版销售平台如果还有专业之分，也绝不会有地域之别，数字的传输几乎是无成本、无距离，也不会有网络书店的配送问题。显而易见，未来大部分数字出版的平台的命运都将是被整合。如果建不成综合阅读平台，那《辞海》的电子版放在哪个平台上都可以，为何一定要配一个比下载电子版价格高几倍甚至几十倍的阅读器呢?阅读器毕竟比手机大得多，一个人不可能带两三个阅读器外出旅行。
目前除汉王外，对于做阅读器的传统出版业，真正的劲敌其实还是中国移动。中国移动去年在浙江打造手机阅读基地，投入的资金是5个亿，5个亿是中国最大出版集团一年的净利润。据中国移动宣称，仅今年3月前10天，纯手机阅读的话费收入就已达到1300万元。浙江移动的内容合作方、中文在线负责人称，手机阅读的前景肯定优于普通电子阅读器和网络在线阅读。目前，中文在线移动手机阅读的收入已经超过其互联网点击收入。今年6月，中国移动还将与汉王等电子阅读器制造商合作，大规模推出3G阅读器。在中国移动搭建的手机阅读产业链上，主体包括中国移动、卓望、华为、盛大以及中文在线。其中，卓望主要负责运营管理；华为是阅读基地项目的技术承接方；盛大是阅读基地的主要网络内容提供商；中文在线作为运营合作方，和卓望一起负责MCP(核心内容提供商)的导入、编审、策划、运营等业务。中国移动的目标是整合400个相关媒体及出版机构，进而使其运作的手机媒体平台成为无线出版的核心。据中国移动“互联网阅读市场状况调查”，2010年大陆的手机阅读商机规模将达到46亿元，2013年将可能冲破百亿元。
阅读器本来就是一个贸易的范畴，是一个载体，说白了就是一家卖货的商店，是一个货架。阅读器就像电视机，电视台去做电视机，本来就是很荒唐的事情。也許《辞海》阅读器真的能够借助《辞海》的影响一统江湖，或者至少成为少数几个阅读器山寨大王之一，这也是我们所期望的，我们希望奇迹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还是主张传统出版坚守自己的长处，坚持原创，做自己的内容。出版社要做内容提供商，不要成了卖频道的电视台。我就只管编书做书，日本小学馆，以前的商务，都是自己做辞书，商务过去的词典还以自己社长王云五命名。在未来的市场环境下，出版资源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谁有资源，谁就是大王。因此出版人要耐得住寂寞，舍得花几年十几年时间磨得一剑。越是原创，越是垄断的出版资源，就越需要更长的时间。所谓资源控制往往就是时间控制，有的大项目，你已经做了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别人就不敢轻易再碰，因此，时间的投入就是广告的投入，此所谓时间就是金钱。特别是工具书，出版社掌握原创知识产权至关重要。商务的问题，仍然是在工具书领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编撰机构，“现汉”的著作权至今仍然悬在空中，辞书数据库的建设也好像没有大的进展。商务从上世纪亚洲第一，到现在仍然是四五个亿的规模。根据《出版商务周报》提供的2009年全国出版集团销售排名，中国出版集团以41亿列第9位，更何况一家商务。商务凭这么一点点的实力如何去养活一个庞大的编撰机构，每年投几千万去做自己的大型工具书?出版多元化经营、文化地产、上市圈钱，似乎成千万上亿的钱都花在为“双百亿”之类急功近利的目的去做畅销书包装和炒作了，还有没有出版社再用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去整理《二十四史》，做《辞海》和《汉语大词典》，投资《中国大百科全书》?这些在计划经济年代，全国协作、政府出钱的跨世纪工程已经好梦不再。中国出版一个时代过去了，一个时代却并没有到来。在生活贫寒、物资短缺、收入平均的年代，出版人做书大半是为了事业，为了兴趣，为了追求，或者叫玩出版，如今在这个贫富悬殊、急功近利的年月，出版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和利益的载体，越来越耐不住寂寞。
电视台出卖频道，杂志社出卖版面，出版社出卖书号，这是我国新闻出版业从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最显著特征。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策划能力和编辑含量，这也叫做自主知识产权。中央电视台的竞争力就是几套节目，如“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新闻会客厅”、“对话”等等，从这一点上说，电视台比起出版社，自主知识产权要比出版社多得多。我们庆幸《辞海》的著作权在出版社手里，否则很难说又会弄出《辞海》和标准《辞海》的官司。我们希望《辞海》不要把很多钱花在做阅读器，做什么别的与内容无关的事情上，而是要好好研究一下《辞海》内容的发展定位和发展规划，强化《辞海》内容的唯一性、极致性、创造性。让同行们无法模仿和超越。而更多的出版界同行们也更要考虑如何拥有像《辞海》那样有自主版权的作品，做几本自己编的工具书。前店后厂，并不一定是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
知识产权会越来越成为现代传媒产业的一个热词，当然也是关键词。据报道，一位多年使用电子阅读器的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峰表示，在国内使用电子阅读器最大的困扰是正版中文电子图书数量太少。在市场和秩序均不明朗的现在，中文原创作者大多倾向于将电子版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诸多数字出版平台和阅读器制造商中，真正拿到有价值的作品授权很少。由于网上的数字图书缺少货真价实的品种，形不成品牌和市场，已经授权的名家作品在网上的数字版也销售平平。作家麦家就抱怨他的作品在盛大文学的平台上没有获得预期利益。为此汉王今年新增1000多人来做内容资源的工作，甚至已经“保证2010年后新发行的图书绝大部分可能在汉王书城上下载，并覆盖百家出版社、全国性报纸期刊和主流地方报纸50多份”。
盛大文学号称有500亿字和300万部作品，但是网络文学在提供一个全民创作平台的同时，也在制造着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字垃圾，开放的网络使搜索引擎成为IT的第一大产业，而搜索引擎本身并不是作品的生产者，而是作品物流的成本。专家认为，不但中文原创作品电子版权是稀缺资源，国外引进版图书的电子版权也基本上不在国内出版商手中，国外出版商对中国市场的规范程度多持保留态度，目前阅读器上几乎不能读到国外图书中文电子版。专家还认为，目前的电子阅读市场还非常低级，基本上是低消费能力的人群在点击免费或者低价电子图书，而能承受电子阅读器价格的消费者没有几个会对盛大文学的文字产品感兴趣。在美国，电子图书的售价是纸质图书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在中国，电子阅读基本上还是免费的午餐，数字图书的销售主要针对团体客户的半送半卖的廉价批售，这也就是为什么Kindle去年底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发布全球版的时候，唯独没有中国，他们早知道电子阅读器和亚马逊的收费电子阅读模式在中国没戏。在中国，数字出版也好，电子阅读器也好，目前遇到的最大的发展问题可能还不是硬件价格的下降、阅读习惯的培养、商业模式的建立，而是市场秩序建立和全民诚信的重构，这是一个整个国家和全民族所面l临的体制和文化难题，存在于出版产业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即使是出版业脱胎换骨、革心洗面也无济于事。市场没有诚信，对盗版行为熟视无睹，将免费阅读视为天经地义，这是中国出版，特别是数字出版产业的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