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野史之笔触,有笔记之体例,有章回体之演绎;历史、故事互相牵挂,人物、史料相互烘托;细节之处显功力,不经意之处见真知。桑农先生的《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恰是这样的一本书。
　　
　　囊括晚明、晚清及民国著名女子诸多传奇的著作,自然厚重且具历史的纵深感。有野史之笔触,有笔记之体例,有章回体之演绎:历史、故事互相牵挂,人物、史料相互烘托:细节之处显功力,不经意之处见真知。桑农先生的《花开花落:历史边缘的知识女性》,恰是这样的一本书。
　　历史重证据,史料的真伪鉴别需花很多时间来求证,每一个细节都疏忽不得,尤其晚明、晚清和民国三个动荡时期,对于女性个人事迹的记载并不太多,像前两个时期主要得从男人的书信、诗之唱和、日记、行状以及文集里去搜罗,仅时间的线索都要花太多的精力。待到厘清其中的人物关系,又得费尽心机,在前人的不足之处落笔,或在前人不及之处延展,甚至颠覆前人结论,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等到资料做足,事件清晰,心底有数,前面顿时豁然开朗,这是读书人的境界。桑农先生做到了。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龚自珍与顾太清之间是否有情感纠葛的考辨,还有冰心与林徽因两人之间的“误会”。前者从龚自珍的交谊记载入手,对其诗文进行考证,并将具体的时间及行踪与顾氏的“对证”,发现其中的“错位”;又从顾氏的家庭情况和婚姻背景拓开,让人信服他们两人并无“交集”,后人以讹传讹,真的是轻薄前人、厚诬古人。这种手法简洁明了,史、诗互证,颇显功夫。后者则是从林徽因的一封信入手,详加剖析,从林称谓冰心为“1cv Heart”一句来说明两个福建同乡之间的“心怨”,对她们的相识相交到个人路径不一、境况完全不同的整个过程进行梳理,充分证明“lcy Heart”绝非平易之词,换句话说,在某种情境之下的此“冰心”并非文学史留下来的彼冰心。
　　近代开埠以来,平权主义高涨,报纸的兴起,使得女性特别是名媛的事迹得以公布。民国之后,更是张扬。因而,这方面的资料很多,如何在其中去伪存真并从中找到“见证”,确实伤透脑筋。这些大户人家的闺女基于家族的优势,很早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坚实的文字功底,见识惊人,还受西学知识的洗礼,可谓开风气之先的同代人。而且她们之中不少人有机缘飘洋过海,直接与西洋、东洋接触,开眼界、长见识。像早期的钱单士厘,后来的吕碧城等。
　　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性作家蔚然成风,名家辈出,这是那个时代的标签。本书写到的凌叔华、陆小曼、林徽因、冰心、方令孺、赵清阁、萧红、毛彦文等,都不是普通人家的子弟。她们的故事,大家都比较熟悉,但如何在其中挖掘更深的材料?桑农先生把现有的资料收集齐整,在别人不经意处下手,细心地把握,重新解读,别开生面。另一方面,则是从常人见惯的材料入手,补充不少第一手资料,比如对徐志摩遗落的日记的“追寻”,令人拍案惊奇。再如对萧红、毛彦文两位的重新解读,我以为是目前最逼近事件“真相”的好文童之一。
　　述而不作、述而不论,是对“本事”最起码的尊重,这是治史的基本功。某些时候,我们过于强调“历史之同情”,反而忽略了事迹真相的追寻与探求,或者仅从前人的述说中去找答案,只是换一种写法而已,这是要不得的。要让史料自己来“说话”,要让传主的事迹——呈现,而不是我们猜测或妄加评论。再就是评论要留有余地,既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利用所谓“历史之同情”来滥情。不客气地说,每个人的研究都不可能完全呈现当时的情形和现场的感受,永远只能是一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撰文时更应该保持敬畏与谦卑,达致齐备、熟络,不偏不倚。看得出来,桑农先生每一篇都在努力这样做,张若名一篇更是如此。
　　既然是“故事”,我们就该还原故事的“本义”,而不是后人自以为是的事件,更不是胡说八道的猎奇。既然是“故事”,我们就不能把它写成“小说”或“演义”,而得是“人物志”。同时,还得有“说书人”的本领,把“故事”原原本本说出来,且说得精彩,平易之中不乏波澜,起伏之内暗藏点评,合情合理,不露痕迹。这样的著作才可读、耐读。
　　这本著作的很多篇什,我敢说自己是最早的读者,因为它们大多都是经我手编发的。记得发第一篇时,就写邮件与桑农先生建议他继续写下去。现在,这本厚实的著作终于出版了,真的很惊喜。在这个读书无用论再次沉渣泛起、少有好书的时代,能有《花开花落》这样有趣目好读的书读读,是我们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