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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于5月中拉开帷幕。自1978年正式启动开始，以关注具有独特审美风格的小众电影和国际新影人作品的“一种关注”单元，就成为戛纳国际电影节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开幕影片更是备受各界瞩目。今年，“一种关注”单元的开幕影片是导演索菲娅·科波拉的新作《珠光宝气》。
《珠光宝气》投资800万美元，由索菲娅·科波拉导演、编剧并担任制作人，影片主角是一个专门盗窃好莱坞名人豪宅的犯罪团伙，故事是由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真实罪案改编：2008年10月至2009年8月，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盗窃团伙屡次成功潜入好莱坞贝弗利山庄多位明星的家中，先后盗取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贵重物品，遭遇洗劫的名人包括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琳赛·洛翰（Lindsay Lohan）、奥兰多·布鲁姆（Orlando Bloom）、梅根·福克斯（Megan Fox）等。索菲娅·科波拉用电影镜头再现了这帮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让他们对镜头吐露心声，使影片成为带有鲜明索菲娅·科波拉独特风格的青春奏鸣曲。
谁是索菲娅·科波拉
“索菲娅·科波拉”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她出身于声名显赫的电影世家“科波拉家族”：她的祖父卡迈恩·科波拉（Carmine Coppola）是美国著名音乐家、音乐导演，曾为《教父》（The Godfather）三部曲、《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等经典电影创作配乐，并于1975年以《教父Ⅱ》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则是拍出《教父》三部曲、《现代启示录》等经典影片的大师级导演，曾凭借《巴顿将军》（Patton）、《教父》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凭借《教父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和最佳剧本三项大奖，并于2009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她的堂兄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原名尼古拉斯·金·科波拉（Nicholas Kim Coppola），于1996年凭借《离开拉斯维加斯》（Leaving Las Vegas）获封奥斯卡影帝……这就是声名赫赫的“科波拉家族”，其家族成员前后总共获得奥斯卡9个大奖和24项提名，这个姓氏在电影界的分量绝不亚于政治界的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
她是时装设计师、LV品牌设计总监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的挚友兼潮流顾问；是当代时尚圈最炙手可热的大摄影师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的御用模特；是法国《时尚》杂志（Vogue）的客座编辑，为《时尚》《花花公子》《细节》等杂志拍摄照片；她拥有自己的时装品牌……
她的现任丈夫是法国摇滚乐队凤凰乐队（Phoenix）主唱托马斯·马尔斯（Thomas Mars）；前任丈夫是知名导演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前男友则是大名鼎鼎的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
这就是索菲娅·科波拉，系出名门，集导演、编剧、演员、设计师、摄影师、模特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她曾因出演父亲的《教父Ⅲ》而饱受唾骂，又在沉寂多年之后以导演的身份再次惊艳世界影坛，仅用《处女之死》、《迷失东京》和《绝代艳后》三部作品就让无数不屑的眼神变成惊叹和赞赏。2011年3月，英国权威电影杂志《电影大全》评选史上百位伟大导演，索菲娅·科波拉成为惟一上榜的女性导演。《电影大全》给她的评语非常独特：“做演员她很垃圾，但作为导演却很有主见，她的作品能打破固有框框，展现出她勇敢、冷傲及爱幻想的一面”。
电影人生的沉与浮
当记者在距离索菲娅·科波拉纽约住所不远的小餐馆等她时，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一切把我的思绪拉得好远。就在这时，她静悄悄地走了进来，于是之前的迟疑不安也随之烟消云散。
眼前的索菲娅身材苗条，脸部很有轮廓感，鹰勾鼻、黑眼睛，笑起来嘴向上翘，露出洁白的牙齿。“我记得母亲说过：‘如果大家认定你是个凭借家族声望往上爬的势利小人，他们就会排斥你。’”索菲娅说：“所以我必须用行动向他们证明，我不是。”
索菲娅出生于1971年5月12日，当时，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正在拍摄《教父》。作为好莱坞名门之女，尚在襁褓的她就被带上了大银幕——影片结尾时，教父的小孙女的受洗仪式中，那名婴儿正是三个月大的索菲娅。一年后，她再次出现在《教父Ⅱ》中，饰演一个在汽轮上玩耍的小孩。自此，她总是随父亲奔波各地，频繁曝光于父亲的影片——1983年的《局外人》（The Outsiders）和《斗鱼》（Rumble Fish）、1984年的《棉花俱乐部》（The Cotton Club）以及1986年的《佩姬苏要出嫁》（Peggy Sue Got Married）。
1990年，索菲娅顶替薇诺娜·瑞德（Winona Ryder）在《教父Ⅲ》中饰演教父女儿玛丽·柯莱昂。但影片一上映，索菲娅便成为众矢之的——观众嘲笑她的鹰钩鼻，当她演的角色被杀时甚至齐声欢呼；影评人认为她的演技稚嫩甚至有点木讷，“这是一场令人发笑的表演，她毫无前途可言”。随后，她在《星球大战前传Ⅰ：魅影危机》（Star Wars： Episode 1：The Phantom Menace）里的表演也被嗤之以鼻。次年3月，金酸莓奖授予她最差女配角奖和最差新人奖。索菲娅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家族盛名之下的压力：“整个家族成员被曝光在大众的视野之中，无限放大，这件事太恐怖了。”她说，“我其实没有想过要当职业演员，偶然客串几回，却遭到了18岁这个年龄所不能承受的冷酷非议。但我并不后悔，因为这让我意识到表演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就这样，在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中，索菲娅自1992年之后便不再涉足表演。
她开始尝试做与电影无关的事，考入了加州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专业。尽管在大银幕上不受人待见，可她一直是时尚圈的宠儿。在艺术学院上学时，身材高挑的索菲娅就被著名时装大师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邀请担任香奈儿的代言人。索菲娅并不满足在T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她更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学习绘画、摄影、服装设计，为美国和日本的时尚杂志拍照片，并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独特的衣着品位，鲜明的设计风格，集多方才艺于一身的她在时尚圈大放异彩，被冠以“缪斯”之称，她所引领的潮流指标更被誉为“索菲娅效应”风靡一时。但直到此时，索菲娅对自己的真正事业还是很困惑。 “我只想尝试许多事情，所以我上艺术学校，对时装和摄影很有兴趣，当时我并不确定自己想做导演。”她回忆道。改变发生在1998年，那一年，她撰写剧本并导演了一部14分钟的电影短片Lick the Star，影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广获好评。于是注定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的索菲娅，在阔别大银幕近十年后，回归电影界。
索菲娅说，每次填写表格她都不知道在职业一栏里填什么：“做过那么多事情，虽然每个职业都曾认真去做，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电影的老路上。”她回忆道：“在选择以电影为事业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些阻碍。我们家的每个人都在干电影这行，我希望自己能有独创的东西。尝试过很多事情之后，我才最终决定干电影这行，可能最初的选择是对继承父业的一种无意识反抗，不愿被掩盖在父亲的光环之下，但终于还是明白了这也是自己真正想做的。”回想起当初的这个决定，索菲娅的眼睛熠熠放光：“也许正如父亲所说，所有的努力最后会变成某种力量，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
父亲弗朗西斯记得女儿曾经这样问：“她问我是否觉得她做什么都是半吊子，我回答她说：‘不，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最后你选择了什么，这些都会给你帮助。’当我看到她的处女作短片时，我就知道她准备好成为一个电影人了。”弗朗西斯说。在索菲娅只有3岁时，有一天他和妻子在车上大吵，正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索菲娅突然大喊一声：“Cut！”从那一刻起，他就认定这个小女儿将来一定会成为导演，因为她已经知道如何掌握失控的现场。“从她能握笔的那一刻起，她就在画画和编故事。”父亲弗朗西斯回忆，“她和小朋友一起演戏，总是充当创作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正如一个导演那样。”
母亲埃莉诺说：“她非常有想象力，每当她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时，她总是要求其他人按照她的故事设置角色。她会作示范，把每个人的兴致都调动起来，这点很像一个当导演的。其实她早就在用一种电影的眼光看世界。”索菲娅的母亲曾是一位布景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黑暗之心：一个制片人的生活启示录》（Hearts of Darkness： A Filmmaker's Apocalypse）便由她执导。这是一部关于科波拉拍摄《现代启示录》过程的纪录片，但角度独特，只集中在被热带雨林和无穷无尽的拍摄事故折磨得近乎发疯的导演身上。影片以片场实录和科波拉生活中的一些私人镜头为主，用身边最亲近之人的视角，不留情面地刻画出一个重压之下几近崩溃的真实科波拉。
就这样，在“科波拉家族”的光环照耀之下，在父母的影响熏陶之中，索菲娅·科波拉小心翼翼地沿着自己的轨迹走向了独特的电影人生。
1998年，索菲娅用29天、花费600万美元拍完了长片处女作《处女之死》。在这部影片中，索菲娅营造了一种哀怨细腻的怀旧格调，流露出青春期少女的深邃忧伤。影片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一上映便受到近乎狂热的好评，媒体盛赞该片是让人为之一振的导演处女作，可以拿金摄影机奖。凭借此片，索菲娅获得好莱坞最佳年轻导演奖和MTV电影制作最佳新人奖两项荣誉。
“看到《处女之死》这部小说，我就突然明白怎样去拍一个电影了。在拍片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天生的导演，这令我自己也很惊奇。”索菲娅回忆，她在看小说时几乎立刻被文字中流露出的哀婉氛围和黑色寓言风格吸引。后来，她花了4年时间把书改编成剧本，这个剧本好得令电影公司不惜弃用原稿，并请她亲自执导。
2003年，索菲娅用27天、400万美元拍完的《迷失东京》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电影之一，先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受欢迎影片奖、金球奖最佳电影剧本奖，并囊括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和最佳男主角奖，获得第76届奥斯卡金像奖4项提名并最终拿下最佳原创剧本奖，索菲娅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美国女导演。
《迷失东京》的灵感来自索菲娅20多岁时的东京旅行，东京的形象一直徘徊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迷人而又怪异。”她说：“东京是如此令人迷惘，让人失去方向感，身在其中会感到异常的寂寞和孤立，这种感觉会一直折磨着你。”这个地方让她产生一个想法：把中年危机和20岁青年的无所适从一起演绎出来。“创作《迷失东京》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萦绕长达8年之久。”
2006年，索菲娅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拍成她的第三部电影《绝代艳后》。投资达到4000万美元、拍摄时间长达六个月的《绝代艳后》虽然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但毁誉参半。一部分影评人和观众对影片表示惊艳，大为赞叹，另一部分则是嘘声一片，显然他们并不喜欢影片对这位法国王后的描述方式。
“《绝代艳后》拍完之后，我几乎不想再拍电影了。”索菲娅感觉旷日持久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让她筋疲力尽：“然后我遇到了电影摄影师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他让我对拍电影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一些我通常注意不到的细节上无比投入，尽可能抱着单纯的心态去做电影。这让我对拍电影再次燃起了渴望。”
2010年，索菲娅自编自导的第四部电影《在某处》（Somewhere）摘得第6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索菲娅自己一直都想拍“一个发生在当代洛杉矶的个人故事”，为什么是洛杉矶？“洛杉矶在很多影片中并不是一座具体的城市，而是一个关于好莱坞、权利、名气和金钱的符号。我对这座城市的感觉还是来自一些经典的影片，比如说《洗发水》（Shampoo）和《美国舞男》（American Gigolo）。这些电影抓到了洛杉矶的内在的感觉和情绪，而最近的影片则没有这种捕捉城市情绪的能力。所以，即使我没有生活在洛杉矶，但我依然明白那是一个浑浑噩噩、每天上演着令人啼笑皆非故事的地方。抓住了这点，就等于抓住了洛杉矶的特质。”她解释。该片男主角斯蒂芬·多尔夫（Stephen Dorff）说：“《在某处》非常别致，有一种诗化的的感觉，有一种宛如细长触角一般观察和触碰现实世界的方法，这绝对是索菲娅的风格。” 对于《在某处》，索菲娅还说：“我一直很想拍摄一部与众不同的家庭片，去展示那种存在于父女之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维系。我自己就曾经体会过这种若即若离、但又不可分割的父女情感。”上阵父女兵，索菲娅的父亲弗朗西斯和哥哥罗曼·科波拉（Roman Coppola）也担任了这部电影的制片人。
你所不知道的索菲娅·科波拉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索菲娅很传统守旧，她没有推特账号，没有Facebook主页，几乎从来不看真人秀节目，现实中的她与传说中的她很不相符。坐在记者面前的索菲娅甜美而敏锐，有些害羞腼腆，眼神中总带着一丝忧伤。这真的是那个当比尔·默瑞（Bill Murray）犹豫着要不要接演《迷失东京》时不容拒绝的强势导演吗？电影导演给人的印象总是激情四射，然而这个特质在索菲娅身上都找不到，至少很不明显。或许，她喜欢颠覆别人的期望，这是她的一个狡猾的伎俩：“被低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优势，因为人们会对结果大吃一惊。”她曾这样说。
索菲娅现在有时住在洛杉矶，有时住在纽约，也会时不时在巴黎逗留。当她不拍电影，没陪女儿，也没有陪着丈夫巡回演出时，索菲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作室。灵感迸发的时候就写作，没有文思的时候就回回日常邮件。她承认创作“很难”，尽管她所拍摄的电影全部由她亲自撰写剧本。她很少看电视，尤其不看真人秀，但喜欢《我为喜剧狂》（30 Rock）和《广告狂人》（Mad Men）。
她还喜欢收藏摄影作品。在她家的白墙上，挂着很多著名摄影师的作品，其中包括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李·弗瑞德兰德（Lee Friedlander）和蒂娜·邦妮（Tina Barney），其中最珍贵的当属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为英国著名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Charlotte Rampling）拍摄的照片。
索菲娅与双亲的关系一直很亲密。采访当天她就会飞去新奥尔良参加父母结婚50周年纪念典礼。“其实我的行为举止更像母亲。”她说，“她比较低调沉静。但我也有和父亲一样坚定的主张，并有一种把这些主张像烙印一样烙在电影中的欲望。”她承认自己很喜欢“控制”：“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做到事事尽在掌控之中。”
如今，她的个人生活安定下来，她在电影方面的天赋和才能也得到了认可。“索菲娅已经完全具备我们在酿酒行业所说的‘风土’。”她的父亲弗朗西斯说，“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只要看过其中的几个片段，就可以判断出这部电影出自她之手。”
索菲娅很重视家庭，有时甚至不惜以放弃工作为代价，她不能写作到深夜，因为她必须把自己的时间和家人的作息同步起来；她也不能连续数月只埋头拍摄工作， 除非她把孩子带在身边，就像她父亲在拍《现代启示录》时把她带在片场那样。这一切让她意识到，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面对的现实。
“成为一个成年人真不可思议，我正在习惯这种生活。”跟她的电影一样独特的灿烂笑容，在清瘦的脸庞上绽放开来。
《珠光宝气》投资800万美元，由索菲娅·科波拉导演、编剧并担任制作人，影片主角是一个专门盗窃好莱坞名人豪宅的犯罪团伙，故事是由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真实罪案改编：2008年10月至2009年8月，一个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盗窃团伙屡次成功潜入好莱坞贝弗利山庄多位明星的家中，先后盗取了价值300多万美元的贵重物品，遭遇洗劫的名人包括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琳赛·洛翰（Lindsay Lohan）、奥兰多·布鲁姆（Orlando Bloom）、梅根·福克斯（Megan Fox）等。索菲娅·科波拉用电影镜头再现了这帮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让他们对镜头吐露心声，使影片成为带有鲜明索菲娅·科波拉独特风格的青春奏鸣曲。
谁是索菲娅·科波拉
“索菲娅·科波拉”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她出身于声名显赫的电影世家“科波拉家族”：她的祖父卡迈恩·科波拉（Carmine Coppola）是美国著名音乐家、音乐导演，曾为《教父》（The Godfather）三部曲、《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等经典电影创作配乐，并于1975年以《教父Ⅱ》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则是拍出《教父》三部曲、《现代启示录》等经典影片的大师级导演，曾凭借《巴顿将军》（Patton）、《教父》两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剧本奖，凭借《教父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和最佳剧本三项大奖，并于2009年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她的堂兄尼古拉斯·凯奇（Nicolas Cage），原名尼古拉斯·金·科波拉（Nicholas Kim Coppola），于1996年凭借《离开拉斯维加斯》（Leaving Las Vegas）获封奥斯卡影帝……这就是声名赫赫的“科波拉家族”，其家族成员前后总共获得奥斯卡9个大奖和24项提名，这个姓氏在电影界的分量绝不亚于政治界的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
她是时装设计师、LV品牌设计总监马克·雅可布（Marc Jacobs）的挚友兼潮流顾问；是当代时尚圈最炙手可热的大摄影师马里奥·特斯蒂诺（Mario Testin）的御用模特；是法国《时尚》杂志（Vogue）的客座编辑，为《时尚》《花花公子》《细节》等杂志拍摄照片；她拥有自己的时装品牌……
她的现任丈夫是法国摇滚乐队凤凰乐队（Phoenix）主唱托马斯·马尔斯（Thomas Mars）；前任丈夫是知名导演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前男友则是大名鼎鼎的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
这就是索菲娅·科波拉，系出名门，集导演、编剧、演员、设计师、摄影师、模特等多重角色于一身；她曾因出演父亲的《教父Ⅲ》而饱受唾骂，又在沉寂多年之后以导演的身份再次惊艳世界影坛，仅用《处女之死》、《迷失东京》和《绝代艳后》三部作品就让无数不屑的眼神变成惊叹和赞赏。2011年3月，英国权威电影杂志《电影大全》评选史上百位伟大导演，索菲娅·科波拉成为惟一上榜的女性导演。《电影大全》给她的评语非常独特：“做演员她很垃圾，但作为导演却很有主见，她的作品能打破固有框框，展现出她勇敢、冷傲及爱幻想的一面”。
电影人生的沉与浮
当记者在距离索菲娅·科波拉纽约住所不远的小餐馆等她时，关于这位传奇女性的一切把我的思绪拉得好远。就在这时，她静悄悄地走了进来，于是之前的迟疑不安也随之烟消云散。
眼前的索菲娅身材苗条，脸部很有轮廓感，鹰勾鼻、黑眼睛，笑起来嘴向上翘，露出洁白的牙齿。“我记得母亲说过：‘如果大家认定你是个凭借家族声望往上爬的势利小人，他们就会排斥你。’”索菲娅说：“所以我必须用行动向他们证明，我不是。”
索菲娅出生于1971年5月12日，当时，她的父亲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正在拍摄《教父》。作为好莱坞名门之女，尚在襁褓的她就被带上了大银幕——影片结尾时，教父的小孙女的受洗仪式中，那名婴儿正是三个月大的索菲娅。一年后，她再次出现在《教父Ⅱ》中，饰演一个在汽轮上玩耍的小孩。自此，她总是随父亲奔波各地，频繁曝光于父亲的影片——1983年的《局外人》（The Outsiders）和《斗鱼》（Rumble Fish）、1984年的《棉花俱乐部》（The Cotton Club）以及1986年的《佩姬苏要出嫁》（Peggy Sue Got Married）。
1990年，索菲娅顶替薇诺娜·瑞德（Winona Ryder）在《教父Ⅲ》中饰演教父女儿玛丽·柯莱昂。但影片一上映，索菲娅便成为众矢之的——观众嘲笑她的鹰钩鼻，当她演的角色被杀时甚至齐声欢呼；影评人认为她的演技稚嫩甚至有点木讷，“这是一场令人发笑的表演，她毫无前途可言”。随后，她在《星球大战前传Ⅰ：魅影危机》（Star Wars： Episode 1：The Phantom Menace）里的表演也被嗤之以鼻。次年3月，金酸莓奖授予她最差女配角奖和最差新人奖。索菲娅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家族盛名之下的压力：“整个家族成员被曝光在大众的视野之中，无限放大，这件事太恐怖了。”她说，“我其实没有想过要当职业演员，偶然客串几回，却遭到了18岁这个年龄所不能承受的冷酷非议。但我并不后悔，因为这让我意识到表演并不是我要做的事情。”就这样，在铺天盖地的批评声中，索菲娅自1992年之后便不再涉足表演。
她开始尝试做与电影无关的事，考入了加州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美术专业。尽管在大银幕上不受人待见，可她一直是时尚圈的宠儿。在艺术学院上学时，身材高挑的索菲娅就被著名时装大师卡尔·拉格斐（Karl Lagerfeld）邀请担任香奈儿的代言人。索菲娅并不满足在T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她更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她学习绘画、摄影、服装设计，为美国和日本的时尚杂志拍照片，并创立自己的时装品牌。独特的衣着品位，鲜明的设计风格，集多方才艺于一身的她在时尚圈大放异彩，被冠以“缪斯”之称，她所引领的潮流指标更被誉为“索菲娅效应”风靡一时。但直到此时，索菲娅对自己的真正事业还是很困惑。 “我只想尝试许多事情，所以我上艺术学校，对时装和摄影很有兴趣，当时我并不确定自己想做导演。”她回忆道。改变发生在1998年，那一年，她撰写剧本并导演了一部14分钟的电影短片Lick the Star，影片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广获好评。于是注定与电影有着不解之缘的索菲娅，在阔别大银幕近十年后，回归电影界。
索菲娅说，每次填写表格她都不知道在职业一栏里填什么：“做过那么多事情，虽然每个职业都曾认真去做，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电影的老路上。”她回忆道：“在选择以电影为事业的过程中，我遇到过一些阻碍。我们家的每个人都在干电影这行，我希望自己能有独创的东西。尝试过很多事情之后，我才最终决定干电影这行，可能最初的选择是对继承父业的一种无意识反抗，不愿被掩盖在父亲的光环之下，但终于还是明白了这也是自己真正想做的。”回想起当初的这个决定，索菲娅的眼睛熠熠放光：“也许正如父亲所说，所有的努力最后会变成某种力量，出现在自己的作品里。”
父亲弗朗西斯记得女儿曾经这样问：“她问我是否觉得她做什么都是半吊子，我回答她说：‘不，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无论最后你选择了什么，这些都会给你帮助。’当我看到她的处女作短片时，我就知道她准备好成为一个电影人了。”弗朗西斯说。在索菲娅只有3岁时，有一天他和妻子在车上大吵，正吵得不可开交之际，索菲娅突然大喊一声：“Cut！”从那一刻起，他就认定这个小女儿将来一定会成为导演，因为她已经知道如何掌握失控的现场。“从她能握笔的那一刻起，她就在画画和编故事。”父亲弗朗西斯回忆，“她和小朋友一起演戏，总是充当创作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正如一个导演那样。”
母亲埃莉诺说：“她非常有想象力，每当她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时，她总是要求其他人按照她的故事设置角色。她会作示范，把每个人的兴致都调动起来，这点很像一个当导演的。其实她早就在用一种电影的眼光看世界。”索菲娅的母亲曾是一位布景师，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黑暗之心：一个制片人的生活启示录》（Hearts of Darkness： A Filmmaker's Apocalypse）便由她执导。这是一部关于科波拉拍摄《现代启示录》过程的纪录片，但角度独特，只集中在被热带雨林和无穷无尽的拍摄事故折磨得近乎发疯的导演身上。影片以片场实录和科波拉生活中的一些私人镜头为主，用身边最亲近之人的视角，不留情面地刻画出一个重压之下几近崩溃的真实科波拉。
就这样，在“科波拉家族”的光环照耀之下，在父母的影响熏陶之中，索菲娅·科波拉小心翼翼地沿着自己的轨迹走向了独特的电影人生。
1998年，索菲娅用29天、花费600万美元拍完了长片处女作《处女之死》。在这部影片中，索菲娅营造了一种哀怨细腻的怀旧格调，流露出青春期少女的深邃忧伤。影片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一上映便受到近乎狂热的好评，媒体盛赞该片是让人为之一振的导演处女作，可以拿金摄影机奖。凭借此片，索菲娅获得好莱坞最佳年轻导演奖和MTV电影制作最佳新人奖两项荣誉。
“看到《处女之死》这部小说，我就突然明白怎样去拍一个电影了。在拍片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天生的导演，这令我自己也很惊奇。”索菲娅回忆，她在看小说时几乎立刻被文字中流露出的哀婉氛围和黑色寓言风格吸引。后来，她花了4年时间把书改编成剧本，这个剧本好得令电影公司不惜弃用原稿，并请她亲自执导。
2003年，索菲娅用27天、400万美元拍完的《迷失东京》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电影之一，先后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受欢迎影片奖、金球奖最佳电影剧本奖，并囊括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电影剧本和最佳男主角奖，获得第76届奥斯卡金像奖4项提名并最终拿下最佳原创剧本奖，索菲娅也因此成为第一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的美国女导演。
《迷失东京》的灵感来自索菲娅20多岁时的东京旅行，东京的形象一直徘徊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迷人而又怪异。”她说：“东京是如此令人迷惘，让人失去方向感，身在其中会感到异常的寂寞和孤立，这种感觉会一直折磨着你。”这个地方让她产生一个想法：把中年危机和20岁青年的无所适从一起演绎出来。“创作《迷失东京》的想法在我的脑海中萦绕长达8年之久。”
2006年，索菲娅把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的故事搬上了大银幕，拍成她的第三部电影《绝代艳后》。投资达到4000万美元、拍摄时间长达六个月的《绝代艳后》虽然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获得第79届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但毁誉参半。一部分影评人和观众对影片表示惊艳，大为赞叹，另一部分则是嘘声一片，显然他们并不喜欢影片对这位法国王后的描述方式。
“《绝代艳后》拍完之后，我几乎不想再拍电影了。”索菲娅感觉旷日持久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让她筋疲力尽：“然后我遇到了电影摄影师哈里斯·萨维德斯（Harris Savides），他让我对拍电影有了新的认识。他在一些我通常注意不到的细节上无比投入，尽可能抱着单纯的心态去做电影。这让我对拍电影再次燃起了渴望。”
2010年，索菲娅自编自导的第四部电影《在某处》（Somewhere）摘得第6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
索菲娅自己一直都想拍“一个发生在当代洛杉矶的个人故事”，为什么是洛杉矶？“洛杉矶在很多影片中并不是一座具体的城市，而是一个关于好莱坞、权利、名气和金钱的符号。我对这座城市的感觉还是来自一些经典的影片，比如说《洗发水》（Shampoo）和《美国舞男》（American Gigolo）。这些电影抓到了洛杉矶的内在的感觉和情绪，而最近的影片则没有这种捕捉城市情绪的能力。所以，即使我没有生活在洛杉矶，但我依然明白那是一个浑浑噩噩、每天上演着令人啼笑皆非故事的地方。抓住了这点，就等于抓住了洛杉矶的特质。”她解释。该片男主角斯蒂芬·多尔夫（Stephen Dorff）说：“《在某处》非常别致，有一种诗化的的感觉，有一种宛如细长触角一般观察和触碰现实世界的方法，这绝对是索菲娅的风格。” 对于《在某处》，索菲娅还说：“我一直很想拍摄一部与众不同的家庭片，去展示那种存在于父女之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维系。我自己就曾经体会过这种若即若离、但又不可分割的父女情感。”上阵父女兵，索菲娅的父亲弗朗西斯和哥哥罗曼·科波拉（Roman Coppola）也担任了这部电影的制片人。
你所不知道的索菲娅·科波拉
让很多人意外的是，索菲娅很传统守旧，她没有推特账号，没有Facebook主页，几乎从来不看真人秀节目，现实中的她与传说中的她很不相符。坐在记者面前的索菲娅甜美而敏锐，有些害羞腼腆，眼神中总带着一丝忧伤。这真的是那个当比尔·默瑞（Bill Murray）犹豫着要不要接演《迷失东京》时不容拒绝的强势导演吗？电影导演给人的印象总是激情四射，然而这个特质在索菲娅身上都找不到，至少很不明显。或许，她喜欢颠覆别人的期望，这是她的一个狡猾的伎俩：“被低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优势，因为人们会对结果大吃一惊。”她曾这样说。
索菲娅现在有时住在洛杉矶，有时住在纽约，也会时不时在巴黎逗留。当她不拍电影，没陪女儿，也没有陪着丈夫巡回演出时，索菲娅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作室。灵感迸发的时候就写作，没有文思的时候就回回日常邮件。她承认创作“很难”，尽管她所拍摄的电影全部由她亲自撰写剧本。她很少看电视，尤其不看真人秀，但喜欢《我为喜剧狂》（30 Rock）和《广告狂人》（Mad Men）。
她还喜欢收藏摄影作品。在她家的白墙上，挂着很多著名摄影师的作品，其中包括威廉·埃格尔斯顿（William Eggleston）、李·弗瑞德兰德（Lee Friedlander）和蒂娜·邦妮（Tina Barney），其中最珍贵的当属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为英国著名女演员夏洛特·兰普林（Charlotte Rampling）拍摄的照片。
索菲娅与双亲的关系一直很亲密。采访当天她就会飞去新奥尔良参加父母结婚50周年纪念典礼。“其实我的行为举止更像母亲。”她说，“她比较低调沉静。但我也有和父亲一样坚定的主张，并有一种把这些主张像烙印一样烙在电影中的欲望。”她承认自己很喜欢“控制”：“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你不可能做到事事尽在掌控之中。”
如今，她的个人生活安定下来，她在电影方面的天赋和才能也得到了认可。“索菲娅已经完全具备我们在酿酒行业所说的‘风土’。”她的父亲弗朗西斯说，“也就是说，一部电影只要看过其中的几个片段，就可以判断出这部电影出自她之手。”
索菲娅很重视家庭，有时甚至不惜以放弃工作为代价，她不能写作到深夜，因为她必须把自己的时间和家人的作息同步起来；她也不能连续数月只埋头拍摄工作， 除非她把孩子带在身边，就像她父亲在拍《现代启示录》时把她带在片场那样。这一切让她意识到，这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面对的现实。
“成为一个成年人真不可思议，我正在习惯这种生活。”跟她的电影一样独特的灿烂笑容，在清瘦的脸庞上绽放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