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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一座物阜民丰的江南名城，“宫”，一座凝聚天下菁华的皇室居所，两者都是明清时期无可争议的中心。从永乐年间苏州制作的金砖被铺于修筑的大殿上，到乾隆皇帝盛赞苏州专诸巷玉雕“益出妙手”，这五百年间，紫禁城中的造办上演了无数的苏作惊艳，而姑苏古城也得到了历代帝王垂青，传统工艺登峰造极，盛名至今不衰。
8月13日，故宫博物院与苏州博物馆合作，携86套（101件）明清宫廷藏苏作珍品首次集结回乡展出，取名“蘇·宫——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全面展现了明清宫廷皇家御用的苏作工艺，让观众深入体会其中的艺术魅力。
本次展览分为“技冠天下”“内廷炫艺”“承旨而作”“特制进贡”四个单元，以明清时期苏作工艺与宫廷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主线，以玉器、竹木、牙角、砚台、漆器等各个工艺门类的技术发展为辅线，展现明清宫廷清新绚丽的苏州风，也与当下时代提倡的“工匠精神”契合呼应。
技艺荟萃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苏州在文化上空前繁荣，手工业制作水平高超，雕刻工艺尤为突出，吴地文风炽盛，文人的参与更推动了雕刻工艺的发展，遂有“良材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之说。其时，竹刻由嘉定兴起，在众多名家的努力下，从附属于实用工艺的范畴脱胎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雕刻艺术；玉雕精致典雅，玉雕名匠陆子冈和治犀名家鲍天成曾被誉为上下百年无敌手；而继承顾家祖传技艺的顾二娘砚雕工艺，亦堪称吴中绝技。
展览第一部分展出的竹刻、犀角雕刻、玉雕等珍品从各个方面反映出当时苏州雕刻工艺的精湛，具有浓厚的江南特色，刀工简练、造型精巧，流溢着文雅之风。
吴玉当风
苏州雕刻工艺的高超水平冠绝天下，也自然受到了天子的垂青，各路雕刻能手陆续被征入内廷，据文献记载，苏州雕刻工匠至迟在康熙时期已进入宫廷应差。雍正时期，宫廷造办处汇集了苏州竹木牙角匠、玉匠、砚匠等多种雕刻匠人，他们在其自身所擅长的领域担当起主要的设计和制作任务，居主要甚至是垄断地位。乾隆时期，随着宫廷活计的大量增加，进入宫廷造办处的苏州雕刻工匠数量达到空前。其门类也发生了变化，较为明显的是，竹木牙角匠因不合乾隆帝的喜好而逐渐被广东工匠所取代，而玉匠则大量增加，人数渐臻顶峰。
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宫廷活计的大量增加，进入宫廷造办处的苏州雕刻工匠数量达到空前，其时，苏州承接了宫廷造办处多数的玉器雕刻、大多数的雕漆制作和大多数的澄泥砚制作任务，也有少量的竹木牙角活计。由于苏州承接活计量大，造办处档案特设立“苏州”专项。这些活计一般先由乾隆皇帝下旨，命造办处画样或做样呈览准许后，再发往苏州，由苏州织造内匠人或外雇匠人依样制作，然后呈进宫廷。这种活计必须严格按皇帝的旨意制作，要求符合宫廷的“内廷恭造式样”。
自乾隆帝平定新疆后，和田玉料大量贡入宫廷，原料的充足使得宫廷玉器活计大量增加，玉匠的需求也自然要增加。在这一点上，乾隆帝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玉匠。据郭福祥先生在《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里的苏州玉工传略》一文中统计：“见于记载的（苏州玉工）在乾隆一朝共有18批次近40人，而实际征调的批次和人数肯定比这还要多，是相当可观的。其中能够考见姓名者多达27人。”比雍正时期翻了几倍，基本垄断了乾隆朝内廷玉器的制作。
从乾隆二年开始，苏州织造几乎每年都会接到数量不等的玉器活计，涵盖了典章、宗教、佩饰、陈设、文玩、日用、仿古等几乎所有类别，总量应有数千件之多，我们也很容易在造办处活计档中看到发交苏州成做玉器的记录。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玉器3万余件，有相当数量属于清代乾隆时期的，因此其中肯定有许多发交苏州织造制作的玉器。
此次展出的黄玉谷纹活心连环璧、乾隆款白玉双擎烛台、乾隆仿古款白玉双耳仙人杯、青玉栖霞全图山子等，均是藏于故宫的乾隆时期苏作玉雕精品。从风格上看，此时苏作玉器在保留原来的雕工细腻雅致的基础上，更多融合宫廷艺术的特点，刀工技巧更为精湛，风格愈加富丽堂皇。从青玉雕良苕叶纹烛台就可以很好地看出当时苏州工匠承接宫廷订制的具体情况。据《活计档》记载：
“乾隆三十八年行文二月二十四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二月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青白玉灯挺一件，传旨着交如意馆挑玉配做灯盘一件，再挑玉画样配做一对，钦此。于二月十五日挑得青白玉回残一块，画得灯挺一件，挑得二等白玉石子一块，重三十六斤，画得菊花式灯盘纸样一张，随原交来灯挺一件，共成一对，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着交苏州织造舒文处成做，钦此……于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将苏州送到玉灯挺一件，灯盘二件，随做样灯挺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交养心殿，钦此。”
烛台上面的挺部为青玉，下面的瓜棱柱形座及盘为白玉，盘为厚重的菊瓣形，下承六足，盘底中心镌刻“大清乾隆年制”隶书款。瓜棱柱形座上刻乾隆四十年（1775年）御制诗《咏和阗玉灯檠》：“肖是痕都式，琢仍玉陇埕。承油盘具，擎蜡干双撑。继照腾金焰，敷光灿玉英。咸宾无远迩，慎德缅王明。”末署“乾隆乙未孟春月上擀御题”及“比德”印。此诗收录于御制诗文集的四十二年。
此器上下部分入眼即可见颜色和风格差别明显，上部是明显的痕都斯坦玉雕风格，无论从造型还是莨苕叶纹，都有很强的异域特征，而下部的椭圆式菊瓣盘则是清代宫廷的风格。此物有相关档案记载，从此器看，灯挺为青白玉，灯盘为白玉，和档案一致；从时间上看，此器题诗时间为乾隆四十年正月上旬，档案中交回的灯挺和灯盘为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时间相差约一个月，也很接近，因此推测此器应是档案中提及的做样灯挺和新做白玉灯盘的组合。因此，此器的灯挺部分应为18世纪早期的痕都斯坦玉器，灯盘部分则为苏州制作。
另一方面，苏州工匠在承接宫廷活计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宫廷的喜好，在实践中揣摩上意，而得到宫廷赏识，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在诸多工匠的钻研下，苏作玉器在技术上有了许多的创新，丰富了宫廷工艺的面貌。
（编辑/雷焕昂）
8月13日，故宫博物院与苏州博物馆合作，携86套（101件）明清宫廷藏苏作珍品首次集结回乡展出，取名“蘇·宫——故宫博物院藏明清苏作文物展”，全面展现了明清宫廷皇家御用的苏作工艺，让观众深入体会其中的艺术魅力。
本次展览分为“技冠天下”“内廷炫艺”“承旨而作”“特制进贡”四个单元，以明清时期苏作工艺与宫廷文化之间的互动为主线，以玉器、竹木、牙角、砚台、漆器等各个工艺门类的技术发展为辅线，展现明清宫廷清新绚丽的苏州风，也与当下时代提倡的“工匠精神”契合呼应。
技艺荟萃
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苏州在文化上空前繁荣，手工业制作水平高超，雕刻工艺尤为突出，吴地文风炽盛，文人的参与更推动了雕刻工艺的发展，遂有“良材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之说。其时，竹刻由嘉定兴起，在众多名家的努力下，从附属于实用工艺的范畴脱胎而出，成为一门独立的雕刻艺术；玉雕精致典雅，玉雕名匠陆子冈和治犀名家鲍天成曾被誉为上下百年无敌手；而继承顾家祖传技艺的顾二娘砚雕工艺，亦堪称吴中绝技。
展览第一部分展出的竹刻、犀角雕刻、玉雕等珍品从各个方面反映出当时苏州雕刻工艺的精湛，具有浓厚的江南特色，刀工简练、造型精巧，流溢着文雅之风。
吴玉当风
苏州雕刻工艺的高超水平冠绝天下，也自然受到了天子的垂青，各路雕刻能手陆续被征入内廷，据文献记载，苏州雕刻工匠至迟在康熙时期已进入宫廷应差。雍正时期，宫廷造办处汇集了苏州竹木牙角匠、玉匠、砚匠等多种雕刻匠人，他们在其自身所擅长的领域担当起主要的设计和制作任务，居主要甚至是垄断地位。乾隆时期，随着宫廷活计的大量增加，进入宫廷造办处的苏州雕刻工匠数量达到空前。其门类也发生了变化，较为明显的是，竹木牙角匠因不合乾隆帝的喜好而逐渐被广东工匠所取代，而玉匠则大量增加，人数渐臻顶峰。
到了乾隆时期，随着宫廷活计的大量增加，进入宫廷造办处的苏州雕刻工匠数量达到空前，其时，苏州承接了宫廷造办处多数的玉器雕刻、大多数的雕漆制作和大多数的澄泥砚制作任务，也有少量的竹木牙角活计。由于苏州承接活计量大，造办处档案特设立“苏州”专项。这些活计一般先由乾隆皇帝下旨，命造办处画样或做样呈览准许后，再发往苏州，由苏州织造内匠人或外雇匠人依样制作，然后呈进宫廷。这种活计必须严格按皇帝的旨意制作，要求符合宫廷的“内廷恭造式样”。
自乾隆帝平定新疆后，和田玉料大量贡入宫廷，原料的充足使得宫廷玉器活计大量增加，玉匠的需求也自然要增加。在这一点上，乾隆帝首先想到的就是苏州玉匠。据郭福祥先生在《档案所见乾隆时期宫廷里的苏州玉工传略》一文中统计：“见于记载的（苏州玉工）在乾隆一朝共有18批次近40人，而实际征调的批次和人数肯定比这还要多，是相当可观的。其中能够考见姓名者多达27人。”比雍正时期翻了几倍，基本垄断了乾隆朝内廷玉器的制作。
从乾隆二年开始，苏州织造几乎每年都会接到数量不等的玉器活计，涵盖了典章、宗教、佩饰、陈设、文玩、日用、仿古等几乎所有类别，总量应有数千件之多，我们也很容易在造办处活计档中看到发交苏州成做玉器的记录。目前故宫博物院收藏玉器3万余件，有相当数量属于清代乾隆时期的，因此其中肯定有许多发交苏州织造制作的玉器。
此次展出的黄玉谷纹活心连环璧、乾隆款白玉双擎烛台、乾隆仿古款白玉双耳仙人杯、青玉栖霞全图山子等，均是藏于故宫的乾隆时期苏作玉雕精品。从风格上看，此时苏作玉器在保留原来的雕工细腻雅致的基础上，更多融合宫廷艺术的特点，刀工技巧更为精湛，风格愈加富丽堂皇。从青玉雕良苕叶纹烛台就可以很好地看出当时苏州工匠承接宫廷订制的具体情况。据《活计档》记载：
“乾隆三十八年行文二月二十四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二月十二日太监胡世杰交青白玉灯挺一件，传旨着交如意馆挑玉配做灯盘一件，再挑玉画样配做一对，钦此。于二月十五日挑得青白玉回残一块，画得灯挺一件，挑得二等白玉石子一块，重三十六斤，画得菊花式灯盘纸样一张，随原交来灯挺一件，共成一对，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俱照样准做，着交苏州织造舒文处成做，钦此……于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员外郎四德、库掌五德将苏州送到玉灯挺一件，灯盘二件，随做样灯挺一件，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交养心殿，钦此。”
烛台上面的挺部为青玉，下面的瓜棱柱形座及盘为白玉，盘为厚重的菊瓣形，下承六足，盘底中心镌刻“大清乾隆年制”隶书款。瓜棱柱形座上刻乾隆四十年（1775年）御制诗《咏和阗玉灯檠》：“肖是痕都式，琢仍玉陇埕。承油盘具，擎蜡干双撑。继照腾金焰，敷光灿玉英。咸宾无远迩，慎德缅王明。”末署“乾隆乙未孟春月上擀御题”及“比德”印。此诗收录于御制诗文集的四十二年。
此器上下部分入眼即可见颜色和风格差别明显，上部是明显的痕都斯坦玉雕风格，无论从造型还是莨苕叶纹，都有很强的异域特征，而下部的椭圆式菊瓣盘则是清代宫廷的风格。此物有相关档案记载，从此器看，灯挺为青白玉，灯盘为白玉，和档案一致；从时间上看，此器题诗时间为乾隆四十年正月上旬，档案中交回的灯挺和灯盘为三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时间相差约一个月，也很接近，因此推测此器应是档案中提及的做样灯挺和新做白玉灯盘的组合。因此，此器的灯挺部分应为18世纪早期的痕都斯坦玉器，灯盘部分则为苏州制作。
另一方面，苏州工匠在承接宫廷活计的同时也逐渐掌握了宫廷的喜好，在实践中揣摩上意，而得到宫廷赏识，便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在诸多工匠的钻研下，苏作玉器在技术上有了许多的创新，丰富了宫廷工艺的面貌。
（编辑/雷焕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