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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不仅受到气质等自身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家长教养行为等外部因素的作用。本研究以139名幼儿为研究对象，考察小班时幼儿气质对中班时幼儿执行功能的影响，并探究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幼儿外倾性显著负向预测抑制控制，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母亲的自主支持可以缓解消极情绪对调节能力的消极作用，而母亲体罚行为可以抑制努力控制对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积极作用。母亲应尊重幼兒气质特点，采取自主支持行为，避免体罚，努力为幼儿执行功能的发展营造和谐、安全的家庭环境。
[关键词] 气质;执行功能;自主支持;体罚行为;教养行为
一、问题提出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EF）是指参与到组织目标导向行为中的一组高级认知能力，包含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转换（shifting）三个核心成分。[1]其中工作记忆指在大脑中维持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抑制控制指对干扰和注意分配的控制，以及对行为的控制能力;转换指在工作记忆中激活和维持某种新的模式，而抑制先前使用过的模式的能力。执行功能与儿童的计划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密切相关。学前期儿童执行功能发展迅速，并能预测个体后期的成就。[2]学前期的执行功能水平可以正向预测儿童的数学能力和词汇能力，而较差的执行功能则会导致多动倾向和外化问题，进而影响儿童的社会关系。[3][4]研究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特点和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儿童认知和心理的发展特点，为学前儿童的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来自生态系统中外部因素的作用。[5]就内部因素而言，气质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因素，是个体差异的基础，能够调节外环境与儿童发展的关系，[6]具有某些气质特征的儿童可能会对环境影响更为敏感。[7]对0～4岁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对环境具有高唤醒气质特点的儿童，处于有利环境时比处于不利环境时执行功能更高;而对环境具有低唤醒气质特点的儿童，执行功能发展较为稳定，受环境的影响较小。[8]说明气质就像一个对刺激的“过滤器”，影响儿童对刺激的感受性，进而影响儿童的执行功能。但气质中的哪些成分，如何“过滤”各种环境因素对执行功能的影响，以往研究中并没有给出回答。有关气质与环境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儿童执行功能，是执行功能研究中的缺失。[9]另外，以往对气质与执行功能的关系研究多以横断数据为主，很难进行因果推断，因此本研究拟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探究气质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就外部因素而言，父母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他人，父母的教养对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起重要作用。父母的积极教养行为中，父母自主支持行为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儿童的语言能力、母亲的敏感性、母亲的将心比心（Mind-mindedness）后，只有母亲的自主支持教养行为仍然能够预测儿童执行功能。[10]与母亲其他教养行为相比，母亲自主支持教养行为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独特作用更为稳定。[11]而消极的教养行为中，体罚行为属于典型的极端行为，表现为严厉要求儿童，并向儿童表达消极情绪。[12]这种教养行为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儿童与环境的互动，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例如，邢晓沛等的研究重点关注父母体罚行为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作用，结果发现，父母的体罚行为可以负向预测学前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能力。[13]因此，本研究拟从母亲积极的自主支持行为和消极的体罚行为两个方面探讨其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
以往有关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探讨教养方式类型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为主，而较少探究母亲具体的教养行为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此外，研究者将重点放在教养行为对整体执行功能的作用上，很少关注于执行功能的子成分的具体作用。[14]因此，在探讨教养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时，有必要考察母亲具体的教养行为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尤其是对执行功能不同成分的作用。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也不仅仅受制于儿童气质或者环境因素，也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压力—缓冲模型（stress-buffering model），当个人特质是发展的风险性因素时，积极的教养行为可以作为保护性因子，减弱这一特征的消极作用;当个人特征是发展的积极因素时，消极的教养行为也可能减弱这一特质的积极作用。[15]不同气质儿童中，高外倾性的儿童往往会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方式，但对于新的刺激往往是冲动的，不会执着于不感兴趣的事情;高消极情绪的儿童容易悲伤、恐惧、愤怒、沮丧、不安、不易安抚;高努力控制的儿童则表现为有责任心、高抑制性、高注意控制、低强度的愉悦感、高敏感性。外倾性和消极情绪可能是执行功能发展的风险因素，而努力控制可能是执行功能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外倾性和消极情绪负向预测执行功能，努力控制正向预测执行功能。根据以上对母亲教养行为的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2：母亲自主支持正向预测儿童执行功能，母亲体罚负向预测儿童执行功能。假设3：母亲自主支持可以缓解外倾性或消极情绪对执行功能的消极作用，母亲体罚行为可以抑制努力控制和对执行功能的积极作用。
动力系统理论认为，儿童执行功能是个体与环境因素动态影响的结果。但是目前大多数先行研究仍然停留在验证幼儿的气质和母亲教养行为各自的影响上，忽视幼儿的特点和母亲教养行为之间动态的关联性。另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纵向研究的运用，而以往研究多以横断研究为主。纵向研究相对横断研究更强调变量的观察顺序、作用时间等，也更接近因果关系。[16]在横断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必要在纵向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检验。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儿童气质对执行功能的动态作用，同时考察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教养行为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选取上海市区2所公立幼儿园共139名学前儿童（平均月龄为Mage=48.59，SD=3.93）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77人，占55.4%，女生62人，占44.6%。父母受教育程度按照“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分到4分。父母职业参考以往研究中的计算方法，[17]采用5级计分，分别为：临时工、失业、待业人员;体力劳动和个体经营人员、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事务性工作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助理专业人员;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专业主管人员。计算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总分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总分在1分到18分之间。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分为12.34，标准差为2.70，偏度为-0.28，峰度为-0.43，说明数据接近正态分布，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气质。
采用儿童行为问卷（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18]一共36题，7点计分，1到7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由儿童母亲完成，包含外倾性、消极情绪、努力控制三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维度越明显。该问卷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具有良好的信效，[19]本研究中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4、0.71、0.66。
2. 母亲教养行为。
采用教养方式问卷（the Parenting Styles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PSDQ），[20]修订后的版本适合于中国样本，[21]包含32个题目，可测量权威、专制和放任教养方式及每种方式内的具体教养行为，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由儿童母亲完成。本研究选取自主支持（共4题，题目如“我在叫孩子做一件事之前会考虑孩子的意愿”）和体罚（共5题，题目如“我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打他/她”）两种教养行为，其得分越高说明该教养行为特征越明显，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2和0.78。
3. 儿童执行功能问题。
采用儿童执行功能量表（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 Inventory， CHEXI），由儿童母亲完成。[22]该量表共24题，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包含工作记忆、调节能力、抑制能力3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相应成分的问题越多，能力越低。为了方便对数据的理解，对各个变量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反向处理之后得分越高，表示执行功能能力越高。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79、0.67。
（三）研究过程
经由上海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事先向幼儿母亲发放知情同意书，内容涉及研究目的、注意事项等，知情同意书回收率为97%。在教师协助下，分发问卷由幼儿母亲回家填写。其中，幼儿气质和母亲教养方式问卷在儿童小班下学期的四月份完成，儿童执行功能问卷在一年后儿童中班下学期的四月份完成（共140人，因为转学流失1人）。
（四）数据处理
由于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为母亲报告，变量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23]结果表明，旋转后得到31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1.68%，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5.0及其Process宏程序，参数估计采用Bootstrap方法，抽取样本量为1000，估计参数95%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不包含0代表参数显著。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各个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各个研究变量与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性别只与努力控制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个变量相关不显著，说明女孩的努力控制水平显著高于男孩。性别与执行功能各个维度正相关不显著，说明女孩执行功能高于男孩，但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只与工作记忆显著正相关，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工作记忆水平越高。就儿童气质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来看，儿童外倾性与抑制控制显著负相关;消极情绪与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显著负相关;努力控制与调节能力边缘显著正相关，与工作记忆显著正相关。就母亲教养行为与儿童执行功能的关系来看，母亲自主支持与工作记忆边缘显著正相关;母亲体罚行为与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显著负相关。
（二）儿童气质和母亲教养行为对执行功能的单独预测作用分析
分别以儿童气质各个维度、母亲自主支持行为和体罚行为作为自变量，分别以执行功能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变量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单独预测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结果显示，儿童气质中的外倾性显著负向预测抑制控制，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母亲教养行为中的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工作记忆，体罚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
（三）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在儿童气质与执行功能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对除性别外的各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以抑制控制、調节能力、工作记忆为因变量，儿童气质为自变量，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调节变量，采用SPSS Process插件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考虑到相关分析结果，人口学因素中，只有社会经济地位与工作记忆相关，因此，在以工作记忆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控制。由于模型数量较多，根据模型结果的显著性，只显示有调节作用的模型。最终形成如表3所示的回归模型。 表3中结果显示，对于调节能力，体罚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和体罚的交互项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对于工作记忆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作用显著，消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消极情绪和自主支持的交互项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体罚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和体罚的交互项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个交互项对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作用，采用取点法分别估计母亲教养行为在高水平（均值以上一个标准差）、中等水平（均值水平）、低水平（均值以下一个标准差）时，不同气质特质对执行功能的预测作用。结果如图1到图3所示。
图1中结果显示，在低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B=0.35，SE=0.11，t=3.11，P
[关键词] 气质;执行功能;自主支持;体罚行为;教养行为
一、问题提出
执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EF）是指参与到组织目标导向行为中的一组高级认知能力，包含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抑制控制（inhibitory control）、转换（shifting）三个核心成分。[1]其中工作记忆指在大脑中维持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抑制控制指对干扰和注意分配的控制，以及对行为的控制能力;转换指在工作记忆中激活和维持某种新的模式，而抑制先前使用过的模式的能力。执行功能与儿童的计划能力、自我调控能力密切相关。学前期儿童执行功能发展迅速，并能预测个体后期的成就。[2]学前期的执行功能水平可以正向预测儿童的数学能力和词汇能力，而较差的执行功能则会导致多动倾向和外化问题，进而影响儿童的社会关系。[3][4]研究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特点和影响机制，有利于了解儿童认知和心理的发展特点，为学前儿童的教育提供理论支撑。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个体的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来自生态系统中外部因素的作用。[5]就内部因素而言，气质作为一种稳定的个体因素，是个体差异的基础，能够调节外环境与儿童发展的关系，[6]具有某些气质特征的儿童可能会对环境影响更为敏感。[7]对0～4岁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对环境具有高唤醒气质特点的儿童，处于有利环境时比处于不利环境时执行功能更高;而对环境具有低唤醒气质特点的儿童，执行功能发展较为稳定，受环境的影响较小。[8]说明气质就像一个对刺激的“过滤器”，影响儿童对刺激的感受性，进而影响儿童的执行功能。但气质中的哪些成分，如何“过滤”各种环境因素对执行功能的影响，以往研究中并没有给出回答。有关气质与环境因素如何共同影响儿童执行功能，是执行功能研究中的缺失。[9]另外，以往对气质与执行功能的关系研究多以横断数据为主，很难进行因果推断，因此本研究拟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探究气质对执行功能的影响。
就外部因素而言，父母作为儿童发展的重要他人，父母的教养对儿童的执行功能发展起重要作用。父母的积极教养行为中，父母自主支持行为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儿童的语言能力、母亲的敏感性、母亲的将心比心（Mind-mindedness）后，只有母亲的自主支持教养行为仍然能够预测儿童执行功能。[10]与母亲其他教养行为相比，母亲自主支持教养行为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独特作用更为稳定。[11]而消极的教养行为中，体罚行为属于典型的极端行为，表现为严厉要求儿童，并向儿童表达消极情绪。[12]这种教养行为极大程度上限制了儿童与环境的互动，影响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例如，邢晓沛等的研究重点关注父母体罚行为对学前儿童执行功能的作用，结果发现，父母的体罚行为可以负向预测学前儿童的工作记忆和抑制控制能力。[13]因此，本研究拟从母亲积极的自主支持行为和消极的体罚行为两个方面探讨其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
以往有关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以探讨教养方式类型对儿童执行功能的研究为主，而较少探究母亲具体的教养行为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影响。此外，研究者将重点放在教养行为对整体执行功能的作用上，很少关注于执行功能的子成分的具体作用。[14]因此，在探讨教养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时，有必要考察母亲具体的教养行为对执行功能的影响，尤其是对执行功能不同成分的作用。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的发展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儿童执行功能的发展也不仅仅受制于儿童气质或者环境因素，也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根据压力—缓冲模型（stress-buffering model），当个人特质是发展的风险性因素时，积极的教养行为可以作为保护性因子，减弱这一特征的消极作用;当个人特征是发展的积极因素时，消极的教养行为也可能减弱这一特质的积极作用。[15]不同气质儿童中，高外倾性的儿童往往会努力寻求问题的解决方式，但对于新的刺激往往是冲动的，不会执着于不感兴趣的事情;高消极情绪的儿童容易悲伤、恐惧、愤怒、沮丧、不安、不易安抚;高努力控制的儿童则表现为有责任心、高抑制性、高注意控制、低强度的愉悦感、高敏感性。外倾性和消极情绪可能是执行功能发展的风险因素，而努力控制可能是执行功能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外倾性和消极情绪负向预测执行功能，努力控制正向预测执行功能。根据以上对母亲教养行为的论述，本研究提出假设2：母亲自主支持正向预测儿童执行功能，母亲体罚负向预测儿童执行功能。假设3：母亲自主支持可以缓解外倾性或消极情绪对执行功能的消极作用，母亲体罚行为可以抑制努力控制和对执行功能的积极作用。
动力系统理论认为，儿童执行功能是个体与环境因素动态影响的结果。但是目前大多数先行研究仍然停留在验证幼儿的气质和母亲教养行为各自的影响上，忽视幼儿的特点和母亲教养行为之间动态的关联性。另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强调纵向研究的运用，而以往研究多以横断研究为主。纵向研究相对横断研究更强调变量的观察顺序、作用时间等，也更接近因果关系。[16]在横断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有必要在纵向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检验。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儿童气质对执行功能的动态作用，同时考察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教养行为在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选取上海市区2所公立幼儿园共139名学前儿童（平均月龄为Mage=48.59，SD=3.93）为研究对象，其中男生77人，占55.4%，女生62人，占44.6%。父母受教育程度按照“高中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分到4分。父母职业参考以往研究中的计算方法，[17]采用5级计分，分别为：临时工、失业、待业人员;体力劳动和个体经营人员、技术工及同级工作者;一般管理人员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事务性工作人员;中层管理人员与中层专业技术人员、助理专业人员;职业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专业主管人员。计算父母受教育程度与职业总分表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总分在1分到18分之间。结果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平均分为12.34，标准差为2.70，偏度为-0.28，峰度为-0.43，说明数据接近正态分布，且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二）研究工具
1. 儿童气质。
采用儿童行为问卷（Child Behavior Questionnaire），[18]一共36题，7点计分，1到7表示从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由儿童母亲完成，包含外倾性、消极情绪、努力控制三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维度越明显。该问卷在中国文化背景中具有良好的信效，[19]本研究中各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64、0.71、0.66。
2. 母亲教养行为。
采用教养方式问卷（the Parenting Styles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PSDQ），[20]修订后的版本适合于中国样本，[21]包含32个题目，可测量权威、专制和放任教养方式及每种方式内的具体教养行为，采用5点计分（1=“从不”，5=“总是”），由儿童母亲完成。本研究选取自主支持（共4题，题目如“我在叫孩子做一件事之前会考虑孩子的意愿”）和体罚（共5题，题目如“我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会打他/她”）两种教养行为，其得分越高说明该教养行为特征越明显，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2和0.78。
3. 儿童执行功能问题。
采用儿童执行功能量表（Childhood Executive Function Inventory， CHEXI），由儿童母亲完成。[22]该量表共24题，采用5点计分（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包含工作记忆、调节能力、抑制能力3个维度，得分越高，说明相应成分的问题越多，能力越低。为了方便对数据的理解，对各个变量进行反向计分处理，反向处理之后得分越高，表示执行功能能力越高。各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9、0.79、0.67。
（三）研究过程
经由上海师范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事先向幼儿母亲发放知情同意书，内容涉及研究目的、注意事项等，知情同意书回收率为97%。在教师协助下，分发问卷由幼儿母亲回家填写。其中，幼儿气质和母亲教养方式问卷在儿童小班下学期的四月份完成，儿童执行功能问卷在一年后儿童中班下学期的四月份完成（共140人，因为转学流失1人）。
（四）数据处理
由于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为母亲报告，变量间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根据周浩和龙立荣的建议，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分析。[23]结果表明，旋转后得到31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1.68%，远小于40%的临界值，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数据处理采用SPSS 25.0及其Process宏程序，参数估计采用Bootstrap方法，抽取样本量为1000，估计参数95%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不包含0代表参数显著。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各个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
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各个研究变量与性别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性别只与努力控制显著正相关，与其他各个变量相关不显著，说明女孩的努力控制水平显著高于男孩。性别与执行功能各个维度正相关不显著，说明女孩执行功能高于男孩，但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只与工作记忆显著正相关，说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工作记忆水平越高。就儿童气质与执行功能的关系来看，儿童外倾性与抑制控制显著负相关;消极情绪与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显著负相关;努力控制与调节能力边缘显著正相关，与工作记忆显著正相关。就母亲教养行为与儿童执行功能的关系来看，母亲自主支持与工作记忆边缘显著正相关;母亲体罚行为与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显著负相关。
（二）儿童气质和母亲教养行为对执行功能的单独预测作用分析
分别以儿童气质各个维度、母亲自主支持行为和体罚行为作为自变量，分别以执行功能各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各个变量对儿童执行功能的单独预测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
表2中结果显示，儿童气质中的外倾性显著负向预测抑制控制，消极情绪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母亲教养行为中的自主支持显著正向预测工作记忆，体罚显著负向预测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
（三）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在儿童气质与执行功能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对除性别外的各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分别以抑制控制、調节能力、工作记忆为因变量，儿童气质为自变量，母亲自主支持和体罚行为调节变量，采用SPSS Process插件进行调节效应分析。考虑到相关分析结果，人口学因素中，只有社会经济地位与工作记忆相关，因此，在以工作记忆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控制。由于模型数量较多，根据模型结果的显著性，只显示有调节作用的模型。最终形成如表3所示的回归模型。 表3中结果显示，对于调节能力，体罚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和体罚的交互项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对于工作记忆来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作用显著，消极情绪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消极情绪和自主支持的交互项正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的正向预测作用显著，体罚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努力控制和体罚的交互项负向预测作用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察各个交互项对调节能力和工作记忆的作用，采用取点法分别估计母亲教养行为在高水平（均值以上一个标准差）、中等水平（均值水平）、低水平（均值以下一个标准差）时，不同气质特质对执行功能的预测作用。结果如图1到图3所示。
图1中结果显示，在低水平母亲体罚行为时，努力控制显著正向预测调节能力（B=0.35，SE=0.11，t=3.11，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