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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对比研究的视角，从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兽的选择、人的地位、人与兽的结合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认为汉族的人兽婚神话是经过伦理和历史包装改造了的，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仍最大程度地保留着其原始性。
关键词：人兽婚；神话；对比；
人兽婚作为一个长盛不衰的母题，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如汉族大禹与涂山氏为代表的人狐婚、土家族《虎儿娃》中的人虎婚等。尽管汉族神话在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压制和改造后，完本的原生神话不多，但至今流传的《白蛇传》等人与动物婚配的传说故事均可看做人兽婚这一神话母题在民间的遗存。这直接导致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的差异，因此，对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人兽婚神话进行对比研究，既是对各民族相同母题神话进行的深层次解析，也能追溯出各民族文化特点的差异。
兽的选择
选为婚配对象的兽，大多是族群的图腾物。汉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兽”，往往是女性，即女“兽”与男“人”构成了汉族中的人兽婚姻；少数民族神话中兽的性别并不单一，男性和女性均有。
汉族人兽婚神话中较为常见的是，兽承担着女性的角色，而男性则承担着“人”的角色，即以兽女男人型为主。《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1]详述了九尾白狐造访大禹的故事。脍炙人口的《白蛇传》[2]则讲述了白蛇与人间男子许仙的婚恋故事。大禹之妻涂山氏，是一头九尾狐狸；白娘子本是林间修炼的白蛇，爱上了人间的少年郎，主动嫁与许仙为妻。汉族人兽婚神话将女性的角色身份赋予了动物，而男性是作为人兽婚恋关系中“人”出现的，汉族这种以兽女人男为主的人兽婚神话，具有单一性。
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动物的性别并不单一，既有人女兽男型，也有兽女人男型。兽的种类也多种多样，既有汉族人兽婚神话中常见的狐、蛇，也有其他诸如熊、犬、猴、狼、虎等，少数民族的人兽婚，无论是人兽婚配的类型，还是兽的种类选择，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鄂温克族神话说，猎人的三女儿嫁狼，狼变少年，繁衍鄂温克族[3]。土家族的《虎儿娃》说，虎与人结合后，生下呈半人半虎形象的“虎儿娃”，成了后来的土家人[4]。这些少数民族流传的人兽婚神话中，既有作为人的女性婚配兽类，也有作为兽类的女性嫁与男“人”，兽的种类既有熊、狼、还有虎，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
人的地位
对人类和兽类编排婚姻关系，能够使原始人类在心理上找到依靠和支撑。然而，各民族原始初民在人兽婚配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并不相同。汉族人兽婚神话中，人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汉族初民对动物的贬斥心理及作为人的优越感；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兽在初民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理论上婚姻关系的双方——人和兽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但汉族人兽婚神话中表现出实际与理论的偏差：汉族人兽婚神话处处体现着民众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和推崇，强调人的存在感，而将动物作为人类的附庸，对动物的贬低不言而喻。《太平广记》之《李黄》[5]载：书生李黄偶遇一白衣女子，为其所惑 ，回家即卧床不起，家人往寻得知其园中常见一巨白蛇出入。另《李琯》[6]讲李王官遇两美丽女子，他受惑随往，最后“脑裂而卒”。家人前去，见数百条小白蛇。这两篇典型的“美女蛇”故事，是人兽婚神话母题故事化的具体体现，笔者仍将之视为“广义的人兽婚神话”来解读。将蛇这一动物妖魔化，塑造成恐怖、害人的反面形象，不得不说是民间文化对动物轻视、贬低心理的体现。
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兽类占据着绝对的优崇地位，人兽婚中的“兽”，大多数成为了该族群的始祖或崇拜物。瑶族神话讲犬一名盘瓠，立战功后娶公主，公主分娩出七块肉，七块肉变成人后分出七个姓[7]。畲族神话说，某皇帝得足疾，一只狗为主舐好，皇帝就将女儿嫁之，婚后生五子，皇帝赐姓雷、蓝、钟、鼓、盘五姓[8]。瑶族和畲族的犬都是作为该族的图腾存在，在族人心中是神圣的，享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人”反而在故事中沦为配角，帮衬着主角“兽”施放光芒。
人与兽的结合
人兽婚神话是“在人类对于男女交配或雌雄动物交配繁殖新生命现象有了朦胧的认识之后才产生的”[9]。人与兽的结合，体现出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汉族的人兽婚神话，多是兽化为人形，后与人类结合，而少数民族的人兽婚神话中讲述的，仍然是兽保留着原形与人类实现婚配。
流传于洞庭湖一带的民间小戏《刘海砍樵》[10]讲砍柴的少年刘海与狐狸精胡秀英成婚的故事。明人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中收入的《西湖三塔记》[11]说奚宣赞救了个迷途女孩白卯奴，白蛇所化的美貌妇人要杀奚生并取食其心时，被卯奴放走，后被奚真人用道法使其现形。无论是狐狸精胡秀英，还是蛇精白衣娘子，都是褪去原形，以人的外相与男子发生婚配关系的。这与故事产生的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既有动物变形后与人结合，也有以本来面目与人结合。傈僳族神话说，一个姑娘烫伤臀部，逃到森林里与猿猴成婚，后下红屁股的猿猴和人类[12]。黎族神话讲一位青年猎手与变成黎族姑娘的鹿相亲相爱，繁衍子孙，开创了海南[13]。这些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与人结合的兽，既有化为黎族姑娘的鹿，也有保留动物原形的猴。无论是变化为人的动物，还是保留原形孕育后嗣的动物，其始祖身份是鲜明的，在这些人兽婚神话的产生和流传地，此动物不仅仅被认为是本氏族的保护神，还是族群繁衍的起点。
四、差异之原因
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兽婚兽的形象、人的地位、人与兽的结合三个方面存在的差异之原因，都可以归结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一个民族的文化环境对神话的积淀有明显影响”[14]，汉族文明发展较快，儒、道、释三家学说占据了正统意识形态的主流，这无疑会造成神话的另一种结果：神话的历史化和伦理化；而少数民族少与外界交流，文明发展较为滞后，早期文化自然能够得到相对完整地保存。对此，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层阐释。 首先，父系文化对人兽婚神话的浸染。汉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动物，往往会幻化成美丽的女子。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由动物变形而来的女子，俱是美丽多情，大胆主动的。让这样的女子与人间男子发生婚恋故事，既体现了男性对美的幻想，又能够让男性在这样不切实际的故事中得到心理的宣泄和慰藉。二是故事结构为妖怪害人。这种结构中的动物，灌注着“红颜祸水”的传统思想，女性既为妖，又害人，对男性传递着一种训诫意义。汉族的人兽婚神话，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故事内涵，都是按照父系文化的要求构建的。男性对女性美有一种超乎实际的幻想，于是有了人兽婚中的动物变形美丽女子；父系文化历来贬低和压制女性，将故事中的女性塑造为妖，并处处体现出凶残可怕的一面，目的在于对男性起到训诫和警示作用。少数民族文明起步较晚，本身就不具备先进的意识形态对神话等原始文化形式进行改造和影响，族民仍按照原始的直观思维认识世界；另外，父系权制和母系权制的更替也较晚蔓延到该地区，两性还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甚至部分民族的女性仍然享有远古的尊荣，这集中体现在少数民族兽女人男的人兽婚配神话中。少数民族成长初期的父系文化并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对本族群的社会文明造成强有力的渗透，由此，少数民族中兽女和兽男的人兽婚神话均得以保存。
其次，儒、道、释三家文化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汉族人兽婚神话多见推崇人而贬低动物的现象，这与汉家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儒学历来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道教将人视为神与兽的中介，而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其中畜道用以惩罚恶性”[15]。民间故事中也常见“动物修炼最终化身为人”的情节。白蛇修行千年才变身成人，这既包含着作为动物的白蛇对化身为人的汲汲追求，也突显出人类对自身的肯定和关注。汉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动物不再是原始时代祥瑞、吉祥的象征，而是被妖魔化，表现出作为异类的妖性，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人与动物有意识地区分，其人兽婚神话也传递着“人优于动物”的思想。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险恶的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交融产生了阻碍作用，在接受汉族文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一个传播圈内，传播物的力度往往只在传播中心点上表现最甚，离中心点越远，其影响越小。少数民族远离汉族聚居地，传播到本地的汉文化所包含的内蕴已淡化，对本地的影响力也大大减弱。所以，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人与动物的地位差别并不明显，也是较少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缘故。
最后，宗教、历史、道德等因素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一、宗教。宗教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对神话中心思想和情节构建的推波助澜上。《西湖三塔记》中奚宣赞被蛇精缠身后，其叔父奚真人用道法让妖怪显露原形。这则人兽婚神话中，制服妖物的是道教真人，道教不仅直接验证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思想，还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色的恐惧，从而对男性的教训作用能够更加深刻。《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也是受到观音的指点才前往人间报恩，佛教中的观音对《白蛇传》这则人兽婚神话情节的构建也起到了助推作用。而少数民族族民相信万物有灵，其原始信仰仍支撑着本民族人兽婚神话的构建。二、历史。汉族神话的历史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兽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的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这种看起来怪诞的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中，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这就解释了汉民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兽多是幻化为人形才与人婚配的原因。而少数民族用神话记录历史的习俗，使得原始神话能够较为完整地保留在历史中，其人兽婚神话中的兽以原形出现，也历史完整保护的结果。三、道德。随着人类道德观念的出现和不断强化，与人类进行婚配的动物往往要褪去原形，以人的身形出现，也就是说，人类对直接与兽结合产生了一种羞耻感，这既是道德观念的进步，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进步。伦理道德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还表现在汉族人兽婚神话中蕴含的教化意义上。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则是粗浅的道德观和原始崇拜观念糅杂的结果。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保留兽之原形的那一部分，是图腾信仰强势的产物，而初以兽的形象出现，后变成人形与人类婚配的那部分人兽婚神话，则是少数民族道德观初步发展的结果。
结语：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兽婚所表现出的区别，可以解析为二者在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汉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人兽婚神话的原始内涵不仅加以限制和禁锢，还直接深入神话本身，将其改造成为符合统治思想的叙事故事，这造成了汉族人兽婚神话的故事化、伦理化，是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对于神话中传载的原始思维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汉族人兽婚神话将人与兽分离开来，体现出人类对周身世界认识程度的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也得到了强化。这个层面上的传统文化对人兽婚神话是有着进步意义的。而少数民族最大程度地保留着人兽婚神话的原始形态，既是远古信仰观念的延续，也是本民族社会文明发展滞后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19
[2] 孙琦、陈建勤.《白娘子传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15
[3] 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M].中华书局.1962：163
[4] 王宪昭.《中国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90
[5] （宋）李日方，等.《太平广记》（第十册）[M].中华书局，1961：37
[6] （宋）李日方，等.《太平广记》（第十册）[M].中华书局，1961：50
[7] （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
[8] 钟敬文.槃瓠神话的考察，《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9] 向柏松.中国原生态创世神话类型分析[J].文化遗产.2013（1）
[10] 商都网·文化频道：http：//cul.shangdu.com/chinacul/20121228/278_5749310.shtml
[11] （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0
[12] 杨毓骧.云南少数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J].民族学报.1981：1
[13] 杨俊峰.《图腾崇拜文化》[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68
[15] 王宪昭.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6
[16] 刘红.“四大传说”与民众对人自身的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
关键词：人兽婚；神话；对比；
人兽婚作为一个长盛不衰的母题，在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化中均占有一席之地。如汉族大禹与涂山氏为代表的人狐婚、土家族《虎儿娃》中的人虎婚等。尽管汉族神话在受到儒家正统思想压制和改造后，完本的原生神话不多，但至今流传的《白蛇传》等人与动物婚配的传说故事均可看做人兽婚这一神话母题在民间的遗存。这直接导致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的差异，因此，对各民族普遍存在的人兽婚神话进行对比研究，既是对各民族相同母题神话进行的深层次解析，也能追溯出各民族文化特点的差异。
兽的选择
选为婚配对象的兽，大多是族群的图腾物。汉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兽”，往往是女性，即女“兽”与男“人”构成了汉族中的人兽婚姻；少数民族神话中兽的性别并不单一，男性和女性均有。
汉族人兽婚神话中较为常见的是，兽承担着女性的角色，而男性则承担着“人”的角色，即以兽女男人型为主。《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1]详述了九尾白狐造访大禹的故事。脍炙人口的《白蛇传》[2]则讲述了白蛇与人间男子许仙的婚恋故事。大禹之妻涂山氏，是一头九尾狐狸；白娘子本是林间修炼的白蛇，爱上了人间的少年郎，主动嫁与许仙为妻。汉族人兽婚神话将女性的角色身份赋予了动物，而男性是作为人兽婚恋关系中“人”出现的，汉族这种以兽女人男为主的人兽婚神话，具有单一性。
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动物的性别并不单一，既有人女兽男型，也有兽女人男型。兽的种类也多种多样，既有汉族人兽婚神话中常见的狐、蛇，也有其他诸如熊、犬、猴、狼、虎等，少数民族的人兽婚，无论是人兽婚配的类型，还是兽的种类选择，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鄂温克族神话说，猎人的三女儿嫁狼，狼变少年，繁衍鄂温克族[3]。土家族的《虎儿娃》说，虎与人结合后，生下呈半人半虎形象的“虎儿娃”，成了后来的土家人[4]。这些少数民族流传的人兽婚神话中，既有作为人的女性婚配兽类，也有作为兽类的女性嫁与男“人”，兽的种类既有熊、狼、还有虎，表现出多姿多彩的特征。
人的地位
对人类和兽类编排婚姻关系，能够使原始人类在心理上找到依靠和支撑。然而，各民族原始初民在人兽婚配关系中所占的地位并不相同。汉族人兽婚神话中，人占据主导地位，反映出汉族初民对动物的贬斥心理及作为人的优越感；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兽在初民心中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
理论上婚姻关系的双方——人和兽应当是平等的关系，但汉族人兽婚神话中表现出实际与理论的偏差：汉族人兽婚神话处处体现着民众对人类自身的一种肯定和推崇，强调人的存在感，而将动物作为人类的附庸，对动物的贬低不言而喻。《太平广记》之《李黄》[5]载：书生李黄偶遇一白衣女子，为其所惑 ，回家即卧床不起，家人往寻得知其园中常见一巨白蛇出入。另《李琯》[6]讲李王官遇两美丽女子，他受惑随往，最后“脑裂而卒”。家人前去，见数百条小白蛇。这两篇典型的“美女蛇”故事，是人兽婚神话母题故事化的具体体现，笔者仍将之视为“广义的人兽婚神话”来解读。将蛇这一动物妖魔化，塑造成恐怖、害人的反面形象，不得不说是民间文化对动物轻视、贬低心理的体现。
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兽类占据着绝对的优崇地位，人兽婚中的“兽”，大多数成为了该族群的始祖或崇拜物。瑶族神话讲犬一名盘瓠，立战功后娶公主，公主分娩出七块肉，七块肉变成人后分出七个姓[7]。畲族神话说，某皇帝得足疾，一只狗为主舐好，皇帝就将女儿嫁之，婚后生五子，皇帝赐姓雷、蓝、钟、鼓、盘五姓[8]。瑶族和畲族的犬都是作为该族的图腾存在，在族人心中是神圣的，享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人”反而在故事中沦为配角，帮衬着主角“兽”施放光芒。
人与兽的结合
人兽婚神话是“在人类对于男女交配或雌雄动物交配繁殖新生命现象有了朦胧的认识之后才产生的”[9]。人与兽的结合，体现出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汉族的人兽婚神话，多是兽化为人形，后与人类结合，而少数民族的人兽婚神话中讲述的，仍然是兽保留着原形与人类实现婚配。
流传于洞庭湖一带的民间小戏《刘海砍樵》[10]讲砍柴的少年刘海与狐狸精胡秀英成婚的故事。明人洪楩所编《清平山堂话本》中收入的《西湖三塔记》[11]说奚宣赞救了个迷途女孩白卯奴，白蛇所化的美貌妇人要杀奚生并取食其心时，被卯奴放走，后被奚真人用道法使其现形。无论是狐狸精胡秀英，还是蛇精白衣娘子，都是褪去原形，以人的外相与男子发生婚配关系的。这与故事产生的文化背景不无关系。
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既有动物变形后与人结合，也有以本来面目与人结合。傈僳族神话说，一个姑娘烫伤臀部，逃到森林里与猿猴成婚，后下红屁股的猿猴和人类[12]。黎族神话讲一位青年猎手与变成黎族姑娘的鹿相亲相爱，繁衍子孙，开创了海南[13]。这些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与人结合的兽，既有化为黎族姑娘的鹿，也有保留动物原形的猴。无论是变化为人的动物，还是保留原形孕育后嗣的动物，其始祖身份是鲜明的，在这些人兽婚神话的产生和流传地，此动物不仅仅被认为是本氏族的保护神，还是族群繁衍的起点。
四、差异之原因
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兽婚兽的形象、人的地位、人与兽的结合三个方面存在的差异之原因，都可以归结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差异。“一个民族的文化环境对神话的积淀有明显影响”[14]，汉族文明发展较快，儒、道、释三家学说占据了正统意识形态的主流，这无疑会造成神话的另一种结果：神话的历史化和伦理化；而少数民族少与外界交流，文明发展较为滞后，早期文化自然能够得到相对完整地保存。对此，笔者将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层阐释。 首先，父系文化对人兽婚神话的浸染。汉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动物，往往会幻化成美丽的女子。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由动物变形而来的女子，俱是美丽多情，大胆主动的。让这样的女子与人间男子发生婚恋故事，既体现了男性对美的幻想，又能够让男性在这样不切实际的故事中得到心理的宣泄和慰藉。二是故事结构为妖怪害人。这种结构中的动物，灌注着“红颜祸水”的传统思想，女性既为妖，又害人，对男性传递着一种训诫意义。汉族的人兽婚神话，无论是故事结构还是故事内涵，都是按照父系文化的要求构建的。男性对女性美有一种超乎实际的幻想，于是有了人兽婚中的动物变形美丽女子；父系文化历来贬低和压制女性，将故事中的女性塑造为妖，并处处体现出凶残可怕的一面，目的在于对男性起到训诫和警示作用。少数民族文明起步较晚，本身就不具备先进的意识形态对神话等原始文化形式进行改造和影响，族民仍按照原始的直观思维认识世界；另外，父系权制和母系权制的更替也较晚蔓延到该地区，两性还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甚至部分民族的女性仍然享有远古的尊荣，这集中体现在少数民族兽女人男的人兽婚配神话中。少数民族成长初期的父系文化并没有足够的威慑力对本族群的社会文明造成强有力的渗透，由此，少数民族中兽女和兽男的人兽婚神话均得以保存。
其次，儒、道、释三家文化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汉族人兽婚神话多见推崇人而贬低动物的现象，这与汉家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儒学历来强调人在宇宙中的崇高地位，道教将人视为神与兽的中介，而佛教有‘六道轮回’之说，其中畜道用以惩罚恶性”[15]。民间故事中也常见“动物修炼最终化身为人”的情节。白蛇修行千年才变身成人，这既包含着作为动物的白蛇对化身为人的汲汲追求，也突显出人类对自身的肯定和关注。汉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动物不再是原始时代祥瑞、吉祥的象征，而是被妖魔化，表现出作为异类的妖性，这是汉族传统文化对人与动物有意识地区分，其人兽婚神话也传递着“人优于动物”的思想。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险恶的地理环境对文化的交融产生了阻碍作用，在接受汉族文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一个传播圈内，传播物的力度往往只在传播中心点上表现最甚，离中心点越远，其影响越小。少数民族远离汉族聚居地，传播到本地的汉文化所包含的内蕴已淡化，对本地的影响力也大大减弱。所以，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中人与动物的地位差别并不明显，也是较少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缘故。
最后，宗教、历史、道德等因素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一、宗教。宗教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宗教对神话中心思想和情节构建的推波助澜上。《西湖三塔记》中奚宣赞被蛇精缠身后，其叔父奚真人用道法让妖怪显露原形。这则人兽婚神话中，制服妖物的是道教真人，道教不仅直接验证了“女人是祸水”的传统思想，还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色的恐惧，从而对男性的教训作用能够更加深刻。《白蛇传》中的白娘子也是受到观音的指点才前往人间报恩，佛教中的观音对《白蛇传》这则人兽婚神话情节的构建也起到了助推作用。而少数民族族民相信万物有灵，其原始信仰仍支撑着本民族人兽婚神话的构建。二、历史。汉族神话的历史化早已是不争的事实。古代神话形象经历了从兽形、半人半兽形到人形的发展过程，在正统的史家或儒家的典籍中，半人半兽形的神性形象被抹杀殆尽了，这种看起来怪诞的形象很难被纳入历史谱系中，也违背了理性化的原则。这就解释了汉民族人兽婚神话中的兽多是幻化为人形才与人婚配的原因。而少数民族用神话记录历史的习俗，使得原始神话能够较为完整地保留在历史中，其人兽婚神话中的兽以原形出现，也历史完整保护的结果。三、道德。随着人类道德观念的出现和不断强化，与人类进行婚配的动物往往要褪去原形，以人的身形出现，也就是说，人类对直接与兽结合产生了一种羞耻感，这既是道德观念的进步，也是人类自我认识的进步。伦理道德对人兽婚神话的影响还表现在汉族人兽婚神话中蕴含的教化意义上。而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则是粗浅的道德观和原始崇拜观念糅杂的结果。少数民族人兽婚神话，保留兽之原形的那一部分，是图腾信仰强势的产物，而初以兽的形象出现，后变成人形与人类婚配的那部分人兽婚神话，则是少数民族道德观初步发展的结果。
结语：汉族和少数民族人兽婚所表现出的区别，可以解析为二者在文化精神、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深刻差异。这种差异需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汉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对人兽婚神话的原始内涵不仅加以限制和禁锢，还直接深入神话本身，将其改造成为符合统治思想的叙事故事，这造成了汉族人兽婚神话的故事化、伦理化，是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相对于神话中传载的原始思维来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先进的意识形态，汉族人兽婚神话将人与兽分离开来，体现出人类对周身世界认识程度的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也得到了强化。这个层面上的传统文化对人兽婚神话是有着进步意义的。而少数民族最大程度地保留着人兽婚神话的原始形态，既是远古信仰观念的延续，也是本民族社会文明发展滞后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袁珂.《中国神话大词典》[M].四川辞书出版社.1998：19
[2] 孙琦、陈建勤.《白娘子传说》[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15
[3] 秋浦.《鄂温克人的原始社会形态》[M].中华书局.1962：163
[4] 王宪昭.《中国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90
[5] （宋）李日方，等.《太平广记》（第十册）[M].中华书局，1961：37
[6] （宋）李日方，等.《太平广记》（第十册）[M].中华书局，1961：50
[7] （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
[8] 钟敬文.槃瓠神话的考察，《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9] 向柏松.中国原生态创世神话类型分析[J].文化遗产.2013（1）
[10] 商都网·文化频道：http：//cul.shangdu.com/chinacul/20121228/278_5749310.shtml
[11] （明）洪楩.《清平山堂话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70
[12] 杨毓骧.云南少数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J].民族学报.1981：1
[13] 杨俊峰.《图腾崇拜文化》[M].大众文艺出版社.2000：168
[15] 王宪昭.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6
[16] 刘红.“四大传说”与民众对人自身的思考[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