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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交往与传播中，民间人士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非官方身份，使得他们可以不必拘泥于一些官方规矩，因而能够更加自如和放松，从而取得对外交往与传播的更好效果。
而学者在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中更是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学者通常是作为普通人参加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活动的，所以他们在同交往与传播对象的接触中就不会像一些官员那样显得拘谨、刻板，因而也就更容易获得交往与传播对象的认可。
其次，学者的意见更容易赢得交往与传播对象的认同。学者通常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不但在其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而且他们往往都被视为社会的精英和社会名流，其拥有的话语权较大，所发表的意见也较容易赢得交往与传播对象的认同。
第三，学者的广泛社会联系更加有助于扩大对外交往与传播的范围。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除了同自己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专家同行有着密切联系外，其作为社会精英和社会名流的身份也使得他们更有机会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和外交界的上层人士，甚至也包括像宗教界、民族界这样一些一般人很难接触到的人士。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助于扩大对外交往与传播的范围，取得其他对外交往与传播渠道和手段难以起到的作用。
总之，学者的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具有其他对外交往与传播人员所不具有的、而且是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发挥好学者在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中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的对外交往与传播体系，促进我国对外交往与传播的工作意义重大。
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学术领域的对外交往与传播工作，无论是在规模和数量上，还是在内容和质量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不少学者还缺乏承担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使命的自觉意识，因而使得此项工作依然处在一种随意的、松散的、不自觉的状态，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大批学者活跃在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的国际舞台上，却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其在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中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
笔者所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科研任务，每年都有不少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活动，需要同国外同行学者交流与合作，同国外各界人士沟通与交往。近些年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学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完全可以承担起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使命，完全可以为促进我国的对外交往与传播事业多尽一些责任，多发挥一些作用。
笔者亲身经历过的几桩民间学术交流促进国际友好交流合作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2004年5月，我同几位国内同行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6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去申办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
“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是一个国际性的传媒经济学术团体，该组织此前几届会议都是在欧美国家举行，我们希望第7届会议能够到中国召开。
会前，我们已同会议组织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美国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皮卡特教授进行了沟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为稳妥起见，我们又同其秘书、中国留学博士生杭敏取得联系，请她从中做些工作。同时，我们还分别同一些香港、台湾学者，以及来自欧美国家的华裔学者联络、沟通、交流，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申办活动。
进入申办阶段，我们陈述了会议到中国举办的意义，强调这将是该组织首次在亚洲、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举行的会议，它必将会载入史册。同时，我们还通过一部精心制作的电视片向与会学者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北京奥运会，介绍中国的传媒业。另外，我们也做出承诺，一定竭尽全力，把这次会议办成让全体与会者满意的会议。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陈述完毕后，原先准备申办的国家当场表示自动退出，我们不战而胜，一举成功，顺利取得了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主力、权。
现在回想起来，这应当是一场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胜利!靠着我们的诚意，靠着我们细致的公关与传播工作，当然也靠着自身所拥有的实力，我们获得了成功。
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2006年5月，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几十位来自五大洲的国外一流的传媒经济学专家，共同就所关心的世界和中国传媒经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学术交流。会议之余，代表们愉快地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享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会议结束时，皮卡特教授说这是该组织办得最好的一次会议。
2010年和2011年底，我作为中国气候传播项目组负责人，先后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举办地墨西哥的坎昆和南非的德班，主持了两场国际气候传播边会。这是我作为中国高校研究机构负责人，在国外主持的有关气候传播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中国科研机构在国际舞台上启动气候传播议题研究，可以说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属于一种纯粹的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活动。
由于没有官方背景，我们举办的边会主要靠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帮助。这其中，作为项目合作方的乐施会(香港)联系了墨西哥和南非当地的乐施会人员，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会议举办中的具体问题，当地的一些大学生也主动担当志愿者，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们相互之间坦诚地交流，介绍各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畅叙友谊，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这些经历使我不断体会到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内涵及意义，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在国外独立举办学术会议，可以充分利用民间交往与传播手段，来争取民间组织和国外民众的支持与帮助。而一旦与他们形成良性互动，就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我的对外学术交往中，还有一件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和感到欣慰的事情，那就是同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往，特别是同该系年已8旬的老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的私人交情。
2004年秋，我在人民大学接待了来访的扎苏尔斯基教授，我向他介绍了上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与人大新闻系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并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友谊，加强双方在科研领域的合作。扎苏尔斯基教授积极回应，表示愿意推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
不久，我就接到了扎苏尔斯基教授发来的邀请函，邀我参加2005年春在莫斯科大学举办的“21世纪俄中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
2005年4月，我和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等一行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这是近几十年来中俄新闻院系首度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扎苏尔斯基教授提议建立两国(俄、中)三校(莫斯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间的长期合作机制，隔年分别在俄罗斯和中国举办研讨会。当时我们就议定2006年第二届会议在北京举行。
访问俄罗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期待与兴奋，因为我们从小经历了中苏两国之间从亲密友好到反目成仇的过程，这期间的情感起伏太大了!在我的心灵深处，既存留着对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中苏两国的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优美旋律的怀念，也存留着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黑龙江珍宝岛上的中苏两军激烈交火引发边界争端的回忆。现在中俄两国重归于好，开创了全方位合作的大好局面，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我想，中俄两国的友谊之花，需要两国人民共同来培育和浇灌，作为一个学者，有责任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为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做些积极的工作。
到去年为止，中俄研讨会已经举办了7届，分别在两国召开。这期间，扎苏尔斯基教授不顾高龄，先后三次来中国参加我们举办的研讨会。每次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聊天，成了知心朋友。
2008年北京会议期间，我请他到梅兰芳大剧院观赏传统京剧《锁麟囊》，虽然听不懂，但他却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被中国的戏剧艺术迷住了!
扎苏尔斯基教授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当主任，在俄罗斯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另外，他经历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全过程，他今天对中国的友好，他同我个人的友谊，实际上说明了他对当代中国的认同。我在同他的交往中，也领悟到了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真谛，即尊重对方，真诚交往，推心置腹，友好合作，这是获得对方认同，取得对外学术交往成功的关键。
2009年，扎苏尔斯基教授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2010年6月，他依然前来北京参加第六届会议，并且带来了几位年轻学者，他希望通过他们来延续我们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我相信，有源远流长的中俄两国传统友谊，有扎苏尔斯基教授这样真诚维护两国友谊的老专家，有愿意保持和发展这种友谊的年轻一代，我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友好合作就一定会延续和传承下去。
责编：吴奇志
而学者在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中更是有其独特的优势。首先，学者通常是作为普通人参加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活动的，所以他们在同交往与传播对象的接触中就不会像一些官员那样显得拘谨、刻板，因而也就更容易获得交往与传播对象的认可。
其次，学者的意见更容易赢得交往与传播对象的认同。学者通常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不但在其所研究的学科领域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权威性，而且他们往往都被视为社会的精英和社会名流，其拥有的话语权较大，所发表的意见也较容易赢得交往与传播对象的认同。
第三，学者的广泛社会联系更加有助于扩大对外交往与传播的范围。学者通常都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除了同自己所从事研究领域的专家同行有着密切联系外，其作为社会精英和社会名流的身份也使得他们更有机会接触各界人士，包括政界、文化界、经济界和外交界的上层人士，甚至也包括像宗教界、民族界这样一些一般人很难接触到的人士。这种广泛的社会联系，有助于扩大对外交往与传播的范围，取得其他对外交往与传播渠道和手段难以起到的作用。
总之，学者的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具有其他对外交往与传播人员所不具有的、而且是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发挥好学者在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中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的对外交往与传播体系，促进我国对外交往与传播的工作意义重大。
然而近些年来，我国学术领域的对外交往与传播工作，无论是在规模和数量上，还是在内容和质量上都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不少学者还缺乏承担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使命的自觉意识，因而使得此项工作依然处在一种随意的、松散的、不自觉的状态，尚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另外，大批学者活跃在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的国际舞台上，却没有能够充分发挥其在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中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资源上的浪费。
笔者所任职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承担着许多重要的科研任务，每年都有不少对外学术交往与传播活动，需要同国外同行学者交流与合作，同国外各界人士沟通与交往。近些年来的实践使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学者，在国际学术活动中，完全可以承担起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使命，完全可以为促进我国的对外交往与传播事业多尽一些责任，多发挥一些作用。
笔者亲身经历过的几桩民间学术交流促进国际友好交流合作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
2004年5月，我同几位国内同行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第6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去申办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
“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是一个国际性的传媒经济学术团体，该组织此前几届会议都是在欧美国家举行，我们希望第7届会议能够到中国召开。
会前，我们已同会议组织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美国著名传媒经济学家皮卡特教授进行了沟通，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为稳妥起见，我们又同其秘书、中国留学博士生杭敏取得联系，请她从中做些工作。同时，我们还分别同一些香港、台湾学者，以及来自欧美国家的华裔学者联络、沟通、交流，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的申办活动。
进入申办阶段，我们陈述了会议到中国举办的意义，强调这将是该组织首次在亚洲、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即将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举行的会议，它必将会载入史册。同时，我们还通过一部精心制作的电视片向与会学者介绍中国，介绍北京，介绍北京奥运会，介绍中国的传媒业。另外，我们也做出承诺，一定竭尽全力，把这次会议办成让全体与会者满意的会议。
出乎意料的是，在我们陈述完毕后，原先准备申办的国家当场表示自动退出，我们不战而胜，一举成功，顺利取得了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的主力、权。
现在回想起来，这应当是一场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胜利!靠着我们的诚意，靠着我们细致的公关与传播工作，当然也靠着自身所拥有的实力，我们获得了成功。
经过两年时间的筹备，2006年5月，第7届世界传媒经济学术会议如期在北京召开。几十位来自五大洲的国外一流的传媒经济学专家，共同就所关心的世界和中国传媒经济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学术交流。会议之余，代表们愉快地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享受中国的传统文化。
会议结束时，皮卡特教授说这是该组织办得最好的一次会议。
2010年和2011年底，我作为中国气候传播项目组负责人，先后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举办地墨西哥的坎昆和南非的德班，主持了两场国际气候传播边会。这是我作为中国高校研究机构负责人，在国外主持的有关气候传播的国际学术会议，也是中国科研机构在国际舞台上启动气候传播议题研究，可以说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属于一种纯粹的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活动。
由于没有官方背景，我们举办的边会主要靠民间组织和志愿者的帮助。这其中，作为项目合作方的乐施会(香港)联系了墨西哥和南非当地的乐施会人员，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会议举办中的具体问题，当地的一些大学生也主动担当志愿者，为我们提供服务。我们相互之间坦诚地交流，介绍各自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畅叙友谊，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
这些经历使我不断体会到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内涵及意义，同时也使我认识到，在国外独立举办学术会议，可以充分利用民间交往与传播手段，来争取民间组织和国外民众的支持与帮助。而一旦与他们形成良性互动，就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
在我的对外学术交往中，还有一件让我一直难以忘怀和感到欣慰的事情，那就是同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往，特别是同该系年已8旬的老系主任扎苏尔斯基教授的私人交情。
2004年秋，我在人民大学接待了来访的扎苏尔斯基教授，我向他介绍了上世纪50年代莫斯科大学新闻系与人大新闻系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并希望能够延续这种友谊，加强双方在科研领域的合作。扎苏尔斯基教授积极回应，表示愿意推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
不久，我就接到了扎苏尔斯基教授发来的邀请函，邀我参加2005年春在莫斯科大学举办的“21世纪俄中大众传媒发展研讨会”。
2005年4月，我和中国传媒大学雷跃捷教授等一行前往莫斯科参加会议，这是近几十年来中俄新闻院系首度合作举办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扎苏尔斯基教授提议建立两国(俄、中)三校(莫斯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间的长期合作机制，隔年分别在俄罗斯和中国举办研讨会。当时我们就议定2006年第二届会议在北京举行。
访问俄罗斯，对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期待与兴奋，因为我们从小经历了中苏两国之间从亲密友好到反目成仇的过程，这期间的情感起伏太大了!在我的心灵深处，既存留着对上世纪50年代风靡中苏两国的俄罗斯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优美旋律的怀念，也存留着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黑龙江珍宝岛上的中苏两军激烈交火引发边界争端的回忆。现在中俄两国重归于好，开创了全方位合作的大好局面，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我想，中俄两国的友谊之花，需要两国人民共同来培育和浇灌，作为一个学者，有责任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为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做些积极的工作。
到去年为止，中俄研讨会已经举办了7届，分别在两国召开。这期间，扎苏尔斯基教授不顾高龄，先后三次来中国参加我们举办的研讨会。每次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聊天，成了知心朋友。
2008年北京会议期间，我请他到梅兰芳大剧院观赏传统京剧《锁麟囊》，虽然听不懂，但他却看得津津有味。看得出来，他被中国的戏剧艺术迷住了!
扎苏尔斯基教授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当主任，在俄罗斯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另外，他经历了中苏关系变化的全过程，他今天对中国的友好，他同我个人的友谊，实际上说明了他对当代中国的认同。我在同他的交往中，也领悟到了民间对外交往与传播的真谛，即尊重对方，真诚交往，推心置腹，友好合作，这是获得对方认同，取得对外学术交往成功的关键。
2009年，扎苏尔斯基教授辞去了系主任职务，但2010年6月，他依然前来北京参加第六届会议，并且带来了几位年轻学者，他希望通过他们来延续我们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我相信，有源远流长的中俄两国传统友谊，有扎苏尔斯基教授这样真诚维护两国友谊的老专家，有愿意保持和发展这种友谊的年轻一代，我们之间的真诚友谊与友好合作就一定会延续和传承下去。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