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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认为茅于轼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除了本书并不符合经济学著作的深度与理论圆满外，更因为他的所言，无不指向实际的政治评估。论断社会、论断群氓、论断国家，这是茅于轼的观点范围，只不过表面上看是用了经济学的“帽子”而已。
以“中国”或“中国人”这个集体名词做主语的，前有《中国人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夸大民族自信心，认为可以搞定世界。等到《中国谁在不高兴》出来，专门与前两本书唱反调。如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问世，茅于轼搞了个“望闻问切”。
中国或中国人，因为具有超级代表性，在不被代表、也不做代表的今天，特别容易让人产生阅读抗拒。尽管茅于轼属于著名人物，其主要立场多与民主、市场经济等一致，可也让人敬畏。等到看完全书的内容，便觉得书名确实太宏大了。
不纠缠于书名的修辞，单说内容。这是茅于轼这些年来文章或讲话的选集。像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早期文章，一度引起过很大争议，也收录进来，对了解茅于轼的思想走向，很有帮助。最大的亮点，是本书收录了他对人权的诸多论述，收录本身耐人寻味。
对茅于轼，国内一致存在着很极端的相反评价。即使是赞成他人道立场与躬身公益的，暗地里也有对他的经济学水准表达过微词的，只是因为为尊者讳而少有直接阐释的。即便如此，茅于轼对市场经济的捍卫，以及由此积攒的道德标高，仍旧叫人折服。
这本书总体的主旨，并不是要提供“焦虑何来”的答案。在绝大多数的篇目中，茅于轼都使用了他对效率与公平的理解，来阐发观点。包括赞成廉租房不设单独的厕所、认为经适房有碍效率公平等。他还始终对城乡剪刀差怀有不平，认为要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
在粗浅的印象里，这些都是老式左派的经典角度。从他使用“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等称谓也能看得出来这一点。他对效率与平等的强烈认同，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如果这能作为一条纯粹的特征，好像在香港还保存一些正统，内地反而少见。
富人穷人的辩证法
在很多问题展开论证时，茅于轼都使用了“富人”与“穷人”这一对概念。这就像是他的经济学模型，区别只是他在阐发他对这两者的意见时，与其说是经济学人不带感情的立场，不如说是政治家的冷静与实感。当然，茅于轼对政治家的评价偏向于负面。
之所以认为茅于轼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除了本书并不符合经济学著作的深度与理论圆满外，更因为他的所言，无不指向实际的政治评估。论断社会、论断群氓、论断国家，这是茅于轼的观点范围，只不过表面上看是用了经济学的“帽子”而已。
要是用关键词来总结书目大纲，少不了以下这些词汇：一类是富人、穷人、政治家、政府、廉租房、城乡，另一类则是效率、公平、人权、产权、民主、宪政、市场等等。在茅于轼看来，这两类要么相辅相成，要么背道而驰，他确实是在讲两面的道理。
就像他“为富人说话”曾掀动的大辩论，茅于轼在上述任何一方面的叙述上，都能轻易地激起读者的辩论冲动。他的逻辑链都很短，而且似乎不在乎逻辑链的完整。例如，他说经适房推高商品房价格，慈善不是交易，对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等等。
有必要思考的是，如果只是限于观点之争，何以茅于轼所说的尽管是正直与坦率之言，却又总让人不辩论不足以心意平呢？冒昧地揣测，也许是这个原因：他的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法，乃至于他坚持的市场经济，没有切实地正视市场失灵或政府独大的实情。
茅于轼对政府当然是有诸多批评的，但他在论述扶贫、共富、福利、人权等问题时，假设了政府正常的前提。然而在实际中，政府垄断与专制，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空间，并在事实上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力量。说得严重点，这让他的市场至上论缺乏批判力度。
政治家与经济学人标签
如果茅于轼倒向政府批判学说，那一定不是他的所长，更不符合他一贯养成的理论素养。问题是，如果想要把市场化作为一个论述的理论前提，又不可能装作政府无涉。若是为了照顾此种经济市场化的纯洁性，到后来，并行或超越政府都是难为，难免尴尬了一些。
政府的越界，具体表现在经济的变质，权力主导。在这样的国情下，如何直接针对这个命题立论，而不是说“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为了鼓励财富的生产，没有这点不平等，大家都想搭便车，社会将越来越穷”。实质上，社会变穷与国进民退难道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吗？
茅于轼对市场、民主等概念的阐释，都带着中立的口吻，唯独在面对“政治家”一词时，带着普遍的贬抑。统观全书，茅于轼至少在他熟悉的城乡结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廉租房与房地产市场、人权与主权之辨等领域，具有一名正常政治家所应具有的常识与见识。
你可以辩解说，经济学家其实可以不管这些。但是，这样的立论，其实更接近政治家的实操。茅于轼老先生一直避免从政治家的角度说出看法，可以效果观之，反倒落入了后者的情境中。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契合，这本书给出的思考很有意思。
在涉足社会领域的时候，比如慈善。茅于轼用慈善统领了富人的命运、安全感、非交易等观点。可以现实的眼光看，中国不乏富人借慈善捐款谋取安全感的交易行为。当然，也可以说这恰恰是因为不安全所致，也可以说不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交易”，可到底是发生了。
现在的大陆富人，可以自己讲话的很多，微博上很常见的企业家大V，粉丝众多，就是实证。茅于轼坚持他几年前的立场，但等到论述税收制度的调整时，却又产生了摇摆，与“为富人说话”有所抵牾。不同议题下的富人穷人，其论述的差异，也许说明这对概念存有粗糙之处。
至于说到贪污分子，茅于轼用边际效用递减来论证“他们最倒霉”。“物质享受没得到，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这些直接引语显得可爱，贪官很傻很天真。但在面对裸官这个群体时，这样的说法明显失去解释力。
宽容的政治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特别要推荐读者的是本书中对政治思想的看法。关于人权的部分，占用了很多比例，虽然观点上都不算新意思，但对政治常识的坚持，却也是令人佩服。坚守常识，这就意味着要对现实做出甄别与优劣排序，这是当下特别需要的，建议读者不要放过。
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人，对茅于轼而言，都是一种标签，乃至于是一种简单化的评判思路。可要是能严肃地对待他从效率与公平角度所做的论述，没有迂阔之词，尽是短平快的结论。让人不由得想象：如果以这种茅派立场做政治的活计，会怎样？
关于宽容，茅于轼将其推到了一个极致，“我觉得主张宪政还不够，宽容才是最后的精神”，“在政治问题上，宽容是必需的”。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受害者正义当有边界，“对受害一方来讲，万事有其限度，即使追求正义也得有限度，过了头就会造成新问题”。
就此而言，情愿相信这样的取态仍然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结果，政治上保守的一面，或许源自理性、中立、客观的经济理论。这也是茅于轼两种气质的融通，“追究过去是为了将来，否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分寸感，无论由来是何，是否也不能轻率否定？
说了这么多，其实绝不是否定此书。相反，这本书简洁的立场，对于快速地接收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精髓极有教益，是一本适用于一般大众进行自我启蒙的常识类读物。这也是茅于轼先生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更繁复的思辨，恐怕更为称手。
对于要求更高的读者而言，请注意茅于轼论述模型的假设，注意这些假设在市场失灵、政府失德的双重挤压下，那些论述主题可以产生的变异。这又是一个从经济模型的破产到确立现实存在感的一种阅读方法，需要多扭转一个角度，或许值得一试。
以“中国”或“中国人”这个集体名词做主语的，前有《中国人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夸大民族自信心，认为可以搞定世界。等到《中国谁在不高兴》出来，专门与前两本书唱反调。如今，《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问世，茅于轼搞了个“望闻问切”。
中国或中国人，因为具有超级代表性，在不被代表、也不做代表的今天，特别容易让人产生阅读抗拒。尽管茅于轼属于著名人物，其主要立场多与民主、市场经济等一致，可也让人敬畏。等到看完全书的内容，便觉得书名确实太宏大了。
不纠缠于书名的修辞，单说内容。这是茅于轼这些年来文章或讲话的选集。像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等早期文章，一度引起过很大争议，也收录进来，对了解茅于轼的思想走向，很有帮助。最大的亮点，是本书收录了他对人权的诸多论述，收录本身耐人寻味。
对茅于轼，国内一致存在着很极端的相反评价。即使是赞成他人道立场与躬身公益的，暗地里也有对他的经济学水准表达过微词的，只是因为为尊者讳而少有直接阐释的。即便如此，茅于轼对市场经济的捍卫，以及由此积攒的道德标高，仍旧叫人折服。
这本书总体的主旨，并不是要提供“焦虑何来”的答案。在绝大多数的篇目中，茅于轼都使用了他对效率与公平的理解，来阐发观点。包括赞成廉租房不设单独的厕所、认为经适房有碍效率公平等。他还始终对城乡剪刀差怀有不平，认为要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
在粗浅的印象里，这些都是老式左派的经典角度。从他使用“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等称谓也能看得出来这一点。他对效率与平等的强烈认同，具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如果这能作为一条纯粹的特征，好像在香港还保存一些正统，内地反而少见。
富人穷人的辩证法
在很多问题展开论证时，茅于轼都使用了“富人”与“穷人”这一对概念。这就像是他的经济学模型，区别只是他在阐发他对这两者的意见时，与其说是经济学人不带感情的立场，不如说是政治家的冷静与实感。当然，茅于轼对政治家的评价偏向于负面。
之所以认为茅于轼是“政治家”，而不是“经济学家”，除了本书并不符合经济学著作的深度与理论圆满外，更因为他的所言，无不指向实际的政治评估。论断社会、论断群氓、论断国家，这是茅于轼的观点范围，只不过表面上看是用了经济学的“帽子”而已。
要是用关键词来总结书目大纲，少不了以下这些词汇：一类是富人、穷人、政治家、政府、廉租房、城乡，另一类则是效率、公平、人权、产权、民主、宪政、市场等等。在茅于轼看来，这两类要么相辅相成，要么背道而驰，他确实是在讲两面的道理。
就像他“为富人说话”曾掀动的大辩论，茅于轼在上述任何一方面的叙述上，都能轻易地激起读者的辩论冲动。他的逻辑链都很短，而且似乎不在乎逻辑链的完整。例如，他说经适房推高商品房价格，慈善不是交易，对增加福利要保持警惕，等等。
有必要思考的是，如果只是限于观点之争，何以茅于轼所说的尽管是正直与坦率之言，却又总让人不辩论不足以心意平呢？冒昧地揣测，也许是这个原因：他的效率与公平的辩证法，乃至于他坚持的市场经济，没有切实地正视市场失灵或政府独大的实情。
茅于轼对政府当然是有诸多批评的，但他在论述扶贫、共富、福利、人权等问题时，假设了政府正常的前提。然而在实际中，政府垄断与专制，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市场空间，并在事实上成为资源配置的最主要力量。说得严重点，这让他的市场至上论缺乏批判力度。
政治家与经济学人标签
如果茅于轼倒向政府批判学说，那一定不是他的所长，更不符合他一贯养成的理论素养。问题是，如果想要把市场化作为一个论述的理论前提，又不可能装作政府无涉。若是为了照顾此种经济市场化的纯洁性，到后来，并行或超越政府都是难为，难免尴尬了一些。
政府的越界，具体表现在经济的变质，权力主导。在这样的国情下，如何直接针对这个命题立论，而不是说“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为了鼓励财富的生产，没有这点不平等，大家都想搭便车，社会将越来越穷”。实质上，社会变穷与国进民退难道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吗？
茅于轼对市场、民主等概念的阐释，都带着中立的口吻，唯独在面对“政治家”一词时，带着普遍的贬抑。统观全书，茅于轼至少在他熟悉的城乡结构、农村土地产权流转、廉租房与房地产市场、人权与主权之辨等领域，具有一名正常政治家所应具有的常识与见识。
你可以辩解说，经济学家其实可以不管这些。但是，这样的立论，其实更接近政治家的实操。茅于轼老先生一直避免从政治家的角度说出看法，可以效果观之，反倒落入了后者的情境中。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可以在什么情况下契合，这本书给出的思考很有意思。
在涉足社会领域的时候，比如慈善。茅于轼用慈善统领了富人的命运、安全感、非交易等观点。可以现实的眼光看，中国不乏富人借慈善捐款谋取安全感的交易行为。当然，也可以说这恰恰是因为不安全所致，也可以说不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交易”，可到底是发生了。
现在的大陆富人，可以自己讲话的很多，微博上很常见的企业家大V，粉丝众多，就是实证。茅于轼坚持他几年前的立场，但等到论述税收制度的调整时，却又产生了摇摆，与“为富人说话”有所抵牾。不同议题下的富人穷人，其论述的差异，也许说明这对概念存有粗糙之处。
至于说到贪污分子，茅于轼用边际效用递减来论证“他们最倒霉”。“物质享受没得到，倒是精神负担非常重。两头没捞着，非常不合算。如果他们想通了，就不会贪污了”。这些直接引语显得可爱，贪官很傻很天真。但在面对裸官这个群体时，这样的说法明显失去解释力。
宽容的政治选择
正如前文所述，特别要推荐读者的是本书中对政治思想的看法。关于人权的部分，占用了很多比例，虽然观点上都不算新意思，但对政治常识的坚持，却也是令人佩服。坚守常识，这就意味着要对现实做出甄别与优劣排序，这是当下特别需要的，建议读者不要放过。
无论是政治学家，还是经济学人，对茅于轼而言，都是一种标签，乃至于是一种简单化的评判思路。可要是能严肃地对待他从效率与公平角度所做的论述，没有迂阔之词，尽是短平快的结论。让人不由得想象：如果以这种茅派立场做政治的活计，会怎样？
关于宽容，茅于轼将其推到了一个极致，“我觉得主张宪政还不够，宽容才是最后的精神”，“在政治问题上，宽容是必需的”。另一方面，他也认为受害者正义当有边界，“对受害一方来讲，万事有其限度，即使追求正义也得有限度，过了头就会造成新问题”。
就此而言，情愿相信这样的取态仍然是效率与公平的权衡结果，政治上保守的一面，或许源自理性、中立、客观的经济理论。这也是茅于轼两种气质的融通，“追究过去是为了将来，否则是没有意义的”。这种分寸感，无论由来是何，是否也不能轻率否定？
说了这么多，其实绝不是否定此书。相反，这本书简洁的立场，对于快速地接收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的精髓极有教益，是一本适用于一般大众进行自我启蒙的常识类读物。这也是茅于轼先生这本书的核心价值，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更繁复的思辨，恐怕更为称手。
对于要求更高的读者而言，请注意茅于轼论述模型的假设，注意这些假设在市场失灵、政府失德的双重挤压下，那些论述主题可以产生的变异。这又是一个从经济模型的破产到确立现实存在感的一种阅读方法，需要多扭转一个角度，或许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