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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天之下城隍庙修造得太多，它几乎与土地庙一样，遍布在神州大地的市镇和乡村，享受着广大民众的四时祭祀。远在唐代，天下郡县就有祭祀城隍的记载。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朝廷还封赠城隍为王。到两宋时期，祭祀城隍的活动已成为一种广泛的民间习俗。特别是在明代，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天下各府州县修建城隍庙，并四时祭祀，对城隍还加以等级的封赏，如府级的城隍为公爵，州级的为侯爵，县级城隍为伯爵。它们虽然等级有差异，但责任都是治境安民，守护一方乡土。到洪武二十年（1387年），朝廷还明文规定，城隍庙的修造要依照各级衙门的规模建制。城隍在先民的心目中，真正成了一位神通广大，保国护邦的神祇。祭祀城隍菩萨成了国人的一种风俗习惯。
晚清和民国时期，四川各府州县祭祀城隍的活动十分兴盛。成都作为首善之区，祭祀活动尤其盛行和热闹。在市区，每年有三次“出驾巡游”大型祭祀，即农历的三月“清明节”祭祀祖先，城隍要“出驾”。七月十五“中元节”祭祀孤魂野鬼也要“出驾”。农历十月初一也要“出驾”，俗称“赏寒衣”。清人吴好山有一首竹枝词道：“驾出三神万众观，北门门外赏孤酸。年年到得寒衣会，穷鬼齐添一段欢。”（《成都竹枝词》）城隍好似州县官吏，年终岁末要深入民间，体察百姓之温饱。
成都的“出驾巡游”更是十分讲究：在“出驾”前一天，执事、会首等随驾人员要到庙内“站班”“跪腊”“进香”，把面具、刀仗、旗牌伞帐，吹打鼓乐等一应用品准备停当，一直要忙到深夜。出驾当日，北门外金华街成都县城隍菩萨和东校场华阳县城隍菩萨首先被抬到东大街去叩见成都府的府城隍菩萨，好似尘世之间两位县官到知府大人衙门参拜一样。而后汇合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东大街西向出巡。出巡的队伍也十分壮观：仪仗队高举彩旗，走在队伍前面，各色幡伞迎风招展，威仪牌上书写“肃静”“回避”和“城隍神”号。装扮成衙役皂隶的人在鸣锣开道，其中二人手执长鞭沿途甩打，称“净鞭”。还有人装扮成“开路神”，手执铜锤走在轿前。城隍菩萨的坐轿用大红彩绸绑扎装饰，往往坐轿后还有一彩轿为城隍娘娘的坐轿，两轿前后同行。“城隍菩萨后，有人扮成地狱中牛头马面，无常鸡神，每种二三十人。又有阴五猖、阳五猖，每起必五人，皆扎纸钱于头，朱绿涂面，状殊阴惨！”“更有饰罪犯者，前一人作鬼役形，以铁链系罪犯而曳之，罪犯则或刳刃于身，或贯叉于腹，然当是伪作。唯挂灯者，则以银皮作小灯盏，中置菜油，燃灯于盏，灯后作曲柄，锐其锋，挂于肉里。其人裸上身，两手握以红漆小杖，头束青纱，自额以迄脚踝，两肘，背际，共挂灯十余盏”；“又有富贵人家，饰数岁孩童，作神仙英雄等状，乘骏马，锦鞍玉辔，两豪仆左右扶持之”，“每神轿前，必有一大汉，饰着判官状，背负大算盘，长五六尺”（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巡游的队伍真正是光怪离奇，热闹非凡。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闹哄哄绕行全城主要街道后才分道“回驾”各归本庙。凡城隍巡游所经之街道，两傍商家店铺和公馆皆要张灯结彩，或摆设香案以示迎神送神。“所经之处，士女罗拜，焚香帛无数，如人世间官府之散帐也”（同上）。
又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城隍菩萨的生日，这天庙内更要举办祭祀庆典，延请戏班唱戏一整天。城隍菩萨与民同乐的祭祀活动在民国时期的成都，真正是倾城而动、万人空巷的“群众运动”。
按明、清旧制“一府辖二县”格局，能够查找到的文、图资料显示，截止在民国时期，成都城区范围内有五座城隍庙，一，即是前面提到的北门外金华街之城隍庙，民众称为成都县城隍庙。它建于明代，清咸丰年间又重建增修，故庙宇面积大至六十多亩。其殿堂更是建造装饰得巍峨、光彩。特别是在两廊的十殿塑像里，把四川人爱看的川戏中，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许多戏曲故事按舞台装扮造型，塑进了十殿中，是最受成都民众欢迎和称道的。中东大街与南糠市街交汇处还有一座城隍庙，大家称作“府城隍”，重建时间恐怕也在清代中晚期。其庙堂占地规模略小于北门成都县城隍庙，但庙内塑造之城隍神、牛头、马面、判官、小鬼像十分精细、生动。因庙门面临旧时成都的东边大道，交通便捷，这里的香火一直很兴盛。成都东校场傍边也有一座城隍庙，称华阳县城隍，庙宇所在的这条小街早年就称“城隍庙街”。东校场片区的民众四时祭拜不绝，故常年香火鼎盛。在成都的西门花牌坊街也有一座小庙，俗称“都城隍”。有资料显示它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城区地图上有准确的标注。另外，在成都市区中心城区文化宫背后有一条小街，叫大墙后街，街东口也有一座更小的城隍庙，民众也俗称之为“都城隍”。前四座庙均有资料可查证，唯独这座更小的“都城隍”庙，它的建庙时间和缘由很是让人费解。关于此庙，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由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出版刊印的《成都城坊古迹考》“街坊篇”第三节中有这样的记叙：“大墙后街，东起玉石街，西接古中寺街，长380米。以邻近提督衙门后墙而名……街南有城隍庙，庙甚小，传为川督丁宝桢所建，然历史无考”。丁宝桢者，贵州平远人，清咸丰年间进士，光绪二年（1876年）由山东巡抚任上调任四川总督。他是个“洋务派”，来川主政后积极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又力主加强藏区防务、打击英国的侵略势力，为四川民众办了许多好事，故深获民众好感。如果说这座小小的城隍庙是他修造，那么清光绪五年的成都城区地图上就应该有标注。光绪五年正是他治川执政第三年时间内，可是光绪五年地图未见标识。丁宝桢治川十年，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死于任所。因他为官清廉，刚正，不贪不占，平常俸禄多施舍于贫困人家，身后都是靠旧友僚属的资助，其灵柩才能够去山东归葬原配夫人墓。当时清廷闻此奏报，光绪皇帝大大动容，立即提笔批上谕：“遽闻溘逝，悼惜殊深！”并赐丁宝桢为“太子太保，谥文成”，并令山东、四川、贵州三省建祠祭祀。如果是因为朝廷的褒奖，清末的某任官员感念前任的治蜀之功，修造了这座“都城隍”庙，那么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当时名人傅崇榘所绘制的成都地图《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上也应该有所标注。当时的傅崇榘所居止的桂王桥法政学校与大墙后街相距不远，且傅崇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为了要绘制《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除了参考历史上遗留的《光五图》外，又作了大量的走访查正、收集资料的工作。但他所绘制的地图上，大墙后街东口根本无此“都城隍”庙。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深究。
星移斗转，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民国年间，虽然帝制废除，国家共和，但军阀之间明争暗斗，社会局面仍不稳定。军阀混战时，成都还出现了“打巷战”的战争灾难。四川民众企盼一个太平盛世，成都人特别感念丁宝桢治蜀之功。大约在民国20年至40年间，成都民间的茶坊酒肆之中流传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把“都城隍”的修建者，更加准确地指向丁宝桢。故事说：前朝，有一位官员，携家带口来成都赴任。他乘船由水路逆岷江而上，朝行夜宿，眼看离成都越来越近了。一天黄昏时刻，他站立船头正欣赏岷江两岸山色，恍然发现下游有一大船，满张风帆，乘着江风的劲吹，很快赶上他所乘的官船。在两船临近时，他惊奇地发现来船上高竖一幡，上面一行大字“署调成都府正堂”。他心中暗暗吃惊，心里想，明明是我奉旨到成都赴任知府一职，这是哪家朝廷又另派他人呢？来船很是气派，不像是做假。借着风势，来船很快超过他的官船，消失在上游的江湾处。
官员纳闷不止，归仓即相告家属下人，反弄得全家都笼罩在一片惊诧之中。不久，他这艘官船也停靠在江畔一个小码头边，船家禀告“明日下午即可到成都”。上水行船显然很慢，一家大小多少有些不适，都希望尽快结束行程。官员还疑虑不止时，家人进仓禀告，船头岸边有人求见。他踱出前仓，果见岸边一人衣帽穿戴整洁光鲜，且正笑脸向他拱手致意。仓促之下，他只得拱手还礼。来客又突然发问道：“大人不想邀我上船问个究竟吗?”未待官员回应，立即登船入仓。来客落座后再次抱拳道：“我知大人疑虑，今特来释疑。我冥间事务与阳世毫无差异，大人贵为世间知府，我亦主管冥间一城事务。官阶相当，应属同僚，今实言相告，望无以异类而见弃。”这一番话倒把官员弄得十分被动，只好连声说“言重了，言重了！”此后的交谈中两人逐渐投缘。直到夜很深时，来客才告辞说：“我与大人有缘，今天暂别，定当后会有期。”言罢即起身下船，顷即不见，只留下这官员暗暗称奇不已。
第二天行船顺利，不及黄昏，已达合江亭码头。新官上任照例应酬很多，倒是暂时把江上奇遇淡忘了。一个多月后，某一个黄昏时节，新知府独坐书房，因为入蜀时旅途的劳顿，老夫人染背疾已卧床多日，致使他愁绪难展，恍惚之间，他又感觉到那位“奇人”正步入书房并拱手向他致意。他忙振作精神起身相迎。甫一落座，来客便问：“大人没有什么为难之事相告吗?”官员只得把老母生病之事相告。只见来客微微一笑说：“大人且随我至一去处看看，便知家母为何罹病。”未等知府表态，即携手相邀。两人出了府衙后门，一阵急行。只见前面黑魆魆一座城楼，一进城门，只觉得阴风惨惨。在一牢房内，有二鬼卒正鞭笞一老妇；待一细看，才知是其母正受背刑。知府吓得魂飞魄散，失声呼叫。来客立加制止，并申言：“不须如此，待我为大人排解。”说罢强携知府离开牢房回归书斋，分手时一再叮嘱：“延请高僧，做三天法事，以求禳解。”知府依言而行，三日后其母背疾果大有好转。知府对家小也不明言，只是心中十分感激冥友的暗助，很希望再次相见。数日之后，又是一个夜暮之时，知府屏退左右，在书房焚香于案，心中默默祷念。果然那位冥友即站在阶前。知府出书房躬身欲拜。来客忙说：“大人不须如此！我素仰大人的清廉公正，今天只是为大人暂解危难，还望你告诫家小勿再杀生。”知府当即承诺。
此后两人多有来往，友谊渐深。某一日二人对棋之时，冥友突然道：“你我既有此缘，何妨在你后园之外，为我修造一座小庙。我既可以享祭香火的供奉，又可与大人经常相聚。”知府听此言，当即认可，并表示立即动工……故事没有一个明白的结尾，后来二人怎样交往也未说清。因为是坊间口头流传，随着岁月流逝，记得这段传奇的老成都人也日渐稀少，语焉不详了。但大墙后街这座小小的城隍庙却的确存在，或是因为这段传奇故事，香火一时之间很是兴盛。前贤何韫若老师《锦城旧事竹枝词》里的一首竹枝词及注释更具体地描写到这座小小的都城隍庙。
词曰：“街东庙傍‘都城隍’，泥塑神灵佑一方，刨花如雪车车（儿）转，小件玲珑糊口忙。”何韫若在词下注释道：“……此街东口北向，原有小庙一座，名曰‘都城隍’，相传系一方忠义之士，死而为神，民感其德，赐名城隍，并立庙以祀，然此城隍实为特殊所增，按迷信所传，冥府官制、城隍为地方官，亦有府州县等级之分，成都旧为府治，所辖有成都、华阳两县而治……此大墙后街又为城隍庙，非府非县，故加‘都’字以区别，其实则为编外城隍也。”
据以上这些文字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大墙后街这座“都城隍”庙，是民国年间成都民众或某个民间社团出于情感上的需要，编造“奇遇”故事，假托丁总督之名义修造的。因为在国人祭祀城隍菩萨的习俗中，往往在本地区的历史事件中，把那些捍卫乡梓，守城殉节者奉为神灵，如南京过去的城隍是文天祥，芜湖、镇江城隍为纪信，隆兴、江吉等地城隍是英布、范增、萧何等。丁宝桢生前为官公正廉洁，身后丧事凄凉萧条。这深深打动了成都民众，何况丁大人还获得过光绪皇帝的封赠褒奖呢！这座小庙的修造就是为了祭祀丁宝桢总督的英魂，只不过是托名“城隍”而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座“都城隍”背靠当时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临街也仅9米宽阔的庙门用小青砖砌成两道拱门供进出。庙内庭更加逼窄，仅一殿，正面供奉城隍塑像，头载冕冠，身著圆领阔袖朝服，腰围玉带，脚登厚厚的朝靴，手捧朝笏端坐中央，既肃穆又威严。两旁站立判官、小鬼、牛头、马面、无常、鸡脚神等，塑像造型精细，栩栩如生；又因为空间逼窄，长年的香烛，纸钱的熏烤，个个都显得狰狞恐怖。整个殿堂光线幽暗，阴气森森，祭祀活动也日渐稀少。当时，这座庙的建造结构和建造质材显得极为普通，与一般民居砖木结构无异。它既无筒瓦盖顶，也没有飞檐翘角，仅仅是房顶比周围略为高出二米左右，形成三间阁楼，有别于相邻的街房民舍。远远望去，它的小青瓦房顶混杂在大片街房之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大破“四旧”，都城隍庙内的神像菩萨被砸了个稀烂。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用砖封泥抹，把庙门也改成了一段墙。
20世纪80年代，原庙临街面改成几间店铺，专营手机类通讯产品，但庙宇的建筑框架依然存在。公元2000年后随着文化宫片区的改造，该庙终于彻底消失了。关于它的诸多记忆，也日渐淡去。
“都城隍”庙留给成都一个永远的谜。
作者：何 云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成都）教师
青 成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清和民国时期，四川各府州县祭祀城隍的活动十分兴盛。成都作为首善之区，祭祀活动尤其盛行和热闹。在市区，每年有三次“出驾巡游”大型祭祀，即农历的三月“清明节”祭祀祖先，城隍要“出驾”。七月十五“中元节”祭祀孤魂野鬼也要“出驾”。农历十月初一也要“出驾”，俗称“赏寒衣”。清人吴好山有一首竹枝词道：“驾出三神万众观，北门门外赏孤酸。年年到得寒衣会，穷鬼齐添一段欢。”（《成都竹枝词》）城隍好似州县官吏，年终岁末要深入民间，体察百姓之温饱。
成都的“出驾巡游”更是十分讲究：在“出驾”前一天，执事、会首等随驾人员要到庙内“站班”“跪腊”“进香”，把面具、刀仗、旗牌伞帐，吹打鼓乐等一应用品准备停当，一直要忙到深夜。出驾当日，北门外金华街成都县城隍菩萨和东校场华阳县城隍菩萨首先被抬到东大街去叩见成都府的府城隍菩萨，好似尘世之间两位县官到知府大人衙门参拜一样。而后汇合起来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东大街西向出巡。出巡的队伍也十分壮观：仪仗队高举彩旗，走在队伍前面，各色幡伞迎风招展，威仪牌上书写“肃静”“回避”和“城隍神”号。装扮成衙役皂隶的人在鸣锣开道，其中二人手执长鞭沿途甩打，称“净鞭”。还有人装扮成“开路神”，手执铜锤走在轿前。城隍菩萨的坐轿用大红彩绸绑扎装饰，往往坐轿后还有一彩轿为城隍娘娘的坐轿，两轿前后同行。“城隍菩萨后，有人扮成地狱中牛头马面，无常鸡神，每种二三十人。又有阴五猖、阳五猖，每起必五人，皆扎纸钱于头，朱绿涂面，状殊阴惨！”“更有饰罪犯者，前一人作鬼役形，以铁链系罪犯而曳之，罪犯则或刳刃于身，或贯叉于腹，然当是伪作。唯挂灯者，则以银皮作小灯盏，中置菜油，燃灯于盏，灯后作曲柄，锐其锋，挂于肉里。其人裸上身，两手握以红漆小杖，头束青纱，自额以迄脚踝，两肘，背际，共挂灯十余盏”；“又有富贵人家，饰数岁孩童，作神仙英雄等状，乘骏马，锦鞍玉辔，两豪仆左右扶持之”，“每神轿前，必有一大汉，饰着判官状，背负大算盘，长五六尺”（周询：《芙蓉话旧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巡游的队伍真正是光怪离奇，热闹非凡。一府两县的城隍菩萨闹哄哄绕行全城主要街道后才分道“回驾”各归本庙。凡城隍巡游所经之街道，两傍商家店铺和公馆皆要张灯结彩，或摆设香案以示迎神送神。“所经之处，士女罗拜，焚香帛无数，如人世间官府之散帐也”（同上）。
又传说，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城隍菩萨的生日，这天庙内更要举办祭祀庆典，延请戏班唱戏一整天。城隍菩萨与民同乐的祭祀活动在民国时期的成都，真正是倾城而动、万人空巷的“群众运动”。
按明、清旧制“一府辖二县”格局，能够查找到的文、图资料显示，截止在民国时期，成都城区范围内有五座城隍庙，一，即是前面提到的北门外金华街之城隍庙，民众称为成都县城隍庙。它建于明代，清咸丰年间又重建增修，故庙宇面积大至六十多亩。其殿堂更是建造装饰得巍峨、光彩。特别是在两廊的十殿塑像里，把四川人爱看的川戏中，宣扬因果报应，惩恶扬善的许多戏曲故事按舞台装扮造型，塑进了十殿中，是最受成都民众欢迎和称道的。中东大街与南糠市街交汇处还有一座城隍庙，大家称作“府城隍”，重建时间恐怕也在清代中晚期。其庙堂占地规模略小于北门成都县城隍庙，但庙内塑造之城隍神、牛头、马面、判官、小鬼像十分精细、生动。因庙门面临旧时成都的东边大道，交通便捷，这里的香火一直很兴盛。成都东校场傍边也有一座城隍庙，称华阳县城隍，庙宇所在的这条小街早年就称“城隍庙街”。东校场片区的民众四时祭拜不绝，故常年香火鼎盛。在成都的西门花牌坊街也有一座小庙，俗称“都城隍”。有资料显示它建于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清光绪五年（1879年）城区地图上有准确的标注。另外，在成都市区中心城区文化宫背后有一条小街，叫大墙后街，街东口也有一座更小的城隍庙，民众也俗称之为“都城隍”。前四座庙均有资料可查证，唯独这座更小的“都城隍”庙，它的建庙时间和缘由很是让人费解。关于此庙，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由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出版刊印的《成都城坊古迹考》“街坊篇”第三节中有这样的记叙：“大墙后街，东起玉石街，西接古中寺街，长380米。以邻近提督衙门后墙而名……街南有城隍庙，庙甚小，传为川督丁宝桢所建，然历史无考”。丁宝桢者，贵州平远人，清咸丰年间进士，光绪二年（1876年）由山东巡抚任上调任四川总督。他是个“洋务派”，来川主政后积极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又力主加强藏区防务、打击英国的侵略势力，为四川民众办了许多好事，故深获民众好感。如果说这座小小的城隍庙是他修造，那么清光绪五年的成都城区地图上就应该有标注。光绪五年正是他治川执政第三年时间内，可是光绪五年地图未见标识。丁宝桢治川十年，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死于任所。因他为官清廉，刚正，不贪不占，平常俸禄多施舍于贫困人家，身后都是靠旧友僚属的资助，其灵柩才能够去山东归葬原配夫人墓。当时清廷闻此奏报，光绪皇帝大大动容，立即提笔批上谕：“遽闻溘逝，悼惜殊深！”并赐丁宝桢为“太子太保，谥文成”，并令山东、四川、贵州三省建祠祭祀。如果是因为朝廷的褒奖，清末的某任官员感念前任的治蜀之功，修造了这座“都城隍”庙，那么在清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当时名人傅崇榘所绘制的成都地图《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上也应该有所标注。当时的傅崇榘所居止的桂王桥法政学校与大墙后街相距不远，且傅崇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为了要绘制《新订成都街道二十七区图》，除了参考历史上遗留的《光五图》外，又作了大量的走访查正、收集资料的工作。但他所绘制的地图上，大墙后街东口根本无此“都城隍”庙。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著的《成都城坊古迹考》也只能点到为止，无法深究。
星移斗转，时光飞逝，转眼到了民国年间，虽然帝制废除，国家共和，但军阀之间明争暗斗，社会局面仍不稳定。军阀混战时，成都还出现了“打巷战”的战争灾难。四川民众企盼一个太平盛世，成都人特别感念丁宝桢治蜀之功。大约在民国20年至40年间，成都民间的茶坊酒肆之中流传一个更加离奇的故事，把“都城隍”的修建者，更加准确地指向丁宝桢。故事说：前朝，有一位官员，携家带口来成都赴任。他乘船由水路逆岷江而上，朝行夜宿，眼看离成都越来越近了。一天黄昏时刻，他站立船头正欣赏岷江两岸山色，恍然发现下游有一大船，满张风帆，乘着江风的劲吹，很快赶上他所乘的官船。在两船临近时，他惊奇地发现来船上高竖一幡，上面一行大字“署调成都府正堂”。他心中暗暗吃惊，心里想，明明是我奉旨到成都赴任知府一职，这是哪家朝廷又另派他人呢？来船很是气派，不像是做假。借着风势，来船很快超过他的官船，消失在上游的江湾处。
官员纳闷不止，归仓即相告家属下人，反弄得全家都笼罩在一片惊诧之中。不久，他这艘官船也停靠在江畔一个小码头边，船家禀告“明日下午即可到成都”。上水行船显然很慢，一家大小多少有些不适，都希望尽快结束行程。官员还疑虑不止时，家人进仓禀告，船头岸边有人求见。他踱出前仓，果见岸边一人衣帽穿戴整洁光鲜，且正笑脸向他拱手致意。仓促之下，他只得拱手还礼。来客又突然发问道：“大人不想邀我上船问个究竟吗?”未待官员回应，立即登船入仓。来客落座后再次抱拳道：“我知大人疑虑，今特来释疑。我冥间事务与阳世毫无差异，大人贵为世间知府，我亦主管冥间一城事务。官阶相当，应属同僚，今实言相告，望无以异类而见弃。”这一番话倒把官员弄得十分被动，只好连声说“言重了，言重了！”此后的交谈中两人逐渐投缘。直到夜很深时，来客才告辞说：“我与大人有缘，今天暂别，定当后会有期。”言罢即起身下船，顷即不见，只留下这官员暗暗称奇不已。
第二天行船顺利，不及黄昏，已达合江亭码头。新官上任照例应酬很多，倒是暂时把江上奇遇淡忘了。一个多月后，某一个黄昏时节，新知府独坐书房，因为入蜀时旅途的劳顿，老夫人染背疾已卧床多日，致使他愁绪难展，恍惚之间，他又感觉到那位“奇人”正步入书房并拱手向他致意。他忙振作精神起身相迎。甫一落座，来客便问：“大人没有什么为难之事相告吗?”官员只得把老母生病之事相告。只见来客微微一笑说：“大人且随我至一去处看看，便知家母为何罹病。”未等知府表态，即携手相邀。两人出了府衙后门，一阵急行。只见前面黑魆魆一座城楼，一进城门，只觉得阴风惨惨。在一牢房内，有二鬼卒正鞭笞一老妇；待一细看，才知是其母正受背刑。知府吓得魂飞魄散，失声呼叫。来客立加制止，并申言：“不须如此，待我为大人排解。”说罢强携知府离开牢房回归书斋，分手时一再叮嘱：“延请高僧，做三天法事，以求禳解。”知府依言而行，三日后其母背疾果大有好转。知府对家小也不明言，只是心中十分感激冥友的暗助，很希望再次相见。数日之后，又是一个夜暮之时，知府屏退左右，在书房焚香于案，心中默默祷念。果然那位冥友即站在阶前。知府出书房躬身欲拜。来客忙说：“大人不须如此！我素仰大人的清廉公正，今天只是为大人暂解危难，还望你告诫家小勿再杀生。”知府当即承诺。
此后两人多有来往，友谊渐深。某一日二人对棋之时，冥友突然道：“你我既有此缘，何妨在你后园之外，为我修造一座小庙。我既可以享祭香火的供奉，又可与大人经常相聚。”知府听此言，当即认可，并表示立即动工……故事没有一个明白的结尾，后来二人怎样交往也未说清。因为是坊间口头流传，随着岁月流逝，记得这段传奇的老成都人也日渐稀少，语焉不详了。但大墙后街这座小小的城隍庙却的确存在，或是因为这段传奇故事，香火一时之间很是兴盛。前贤何韫若老师《锦城旧事竹枝词》里的一首竹枝词及注释更具体地描写到这座小小的都城隍庙。
词曰：“街东庙傍‘都城隍’，泥塑神灵佑一方，刨花如雪车车（儿）转，小件玲珑糊口忙。”何韫若在词下注释道：“……此街东口北向，原有小庙一座，名曰‘都城隍’，相传系一方忠义之士，死而为神，民感其德，赐名城隍，并立庙以祀，然此城隍实为特殊所增，按迷信所传，冥府官制、城隍为地方官，亦有府州县等级之分，成都旧为府治，所辖有成都、华阳两县而治……此大墙后街又为城隍庙，非府非县，故加‘都’字以区别，其实则为编外城隍也。”
据以上这些文字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大墙后街这座“都城隍”庙，是民国年间成都民众或某个民间社团出于情感上的需要，编造“奇遇”故事，假托丁总督之名义修造的。因为在国人祭祀城隍菩萨的习俗中，往往在本地区的历史事件中，把那些捍卫乡梓，守城殉节者奉为神灵，如南京过去的城隍是文天祥，芜湖、镇江城隍为纪信，隆兴、江吉等地城隍是英布、范增、萧何等。丁宝桢生前为官公正廉洁，身后丧事凄凉萧条。这深深打动了成都民众，何况丁大人还获得过光绪皇帝的封赠褒奖呢！这座小庙的修造就是为了祭祀丁宝桢总督的英魂，只不过是托名“城隍”而已。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座“都城隍”背靠当时的劳动人民文化宫，临街也仅9米宽阔的庙门用小青砖砌成两道拱门供进出。庙内庭更加逼窄，仅一殿，正面供奉城隍塑像，头载冕冠，身著圆领阔袖朝服，腰围玉带，脚登厚厚的朝靴，手捧朝笏端坐中央，既肃穆又威严。两旁站立判官、小鬼、牛头、马面、无常、鸡脚神等，塑像造型精细，栩栩如生；又因为空间逼窄，长年的香烛，纸钱的熏烤，个个都显得狰狞恐怖。整个殿堂光线幽暗，阴气森森，祭祀活动也日渐稀少。当时，这座庙的建造结构和建造质材显得极为普通，与一般民居砖木结构无异。它既无筒瓦盖顶，也没有飞檐翘角，仅仅是房顶比周围略为高出二米左右，形成三间阁楼，有别于相邻的街房民舍。远远望去，它的小青瓦房顶混杂在大片街房之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大破“四旧”，都城隍庙内的神像菩萨被砸了个稀烂。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用砖封泥抹，把庙门也改成了一段墙。
20世纪80年代，原庙临街面改成几间店铺，专营手机类通讯产品，但庙宇的建筑框架依然存在。公元2000年后随着文化宫片区的改造，该庙终于彻底消失了。关于它的诸多记忆，也日渐淡去。
“都城隍”庙留给成都一个永远的谜。
作者：何 云 西南民族大学艺术学院（成都）教师
青 成 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