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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美關係已經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說得重一點，中美關係現在什麼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場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衝突，如果出現這樣的惡性事件，美國國會就有可能通過對中國的戰爭授權，對華進行一場戰爭，儘管美國內部仍然存在著分裂和各種問題，然而，戰爭恰恰會被美國政客用來轉移國內矛盾，來形成內部的團結。
我是一個歷史學者，主要關注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進程，近年來，我也主要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視角，來關注中美關係問題的。之前我寫的《中美關係的新思考》一文引發了不少關注，本文再進一步闡發一下我的觀點。
一、
我們先回顧一下中美關係的40年。首先從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係談起。
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中國面臨著來自蘇聯方面的軍事威脅，美國意識到中蘇關係的變化，從其自身利益出發，開始嘗試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
與此同時，毛澤東以政治家的想像力，邁出出乎當時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與“世敵”美國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毛澤東年譜》中記錄了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的談話，毛澤東問過基辛格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中國人總是那麼排外？你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毛澤東使用了中國意識形態中很少使用的排外這一用語，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樣十分有分寸，他回答說“也許是因為中國人近代以來與外國人打交道吃虧太多了。”這個回答使毛澤東很滿意，雙方都用常識來對話，通過這兩位充滿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雙方都意識到，對方已經超越了過去的意識形態，在共同應對蘇聯挑戰這一點上，求同存異，從此，雙方建立了越來越密切的關係。
在那個時代，中美關係有這樣一塊巨大的壓艙石，那就是雙方都要面對同一個強大對手——蘇聯。到了鄧小平時代，這個壓艙石仍然存在，鄧小平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點，進一步改善中美關係。1978年年底，雙方宣佈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時代。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就不復存在了。為什麼中美關係仍然可以保持著越來越密切關係？
首先，鄧小平意識到，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從美國回國的飛行途中，曾經對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後來都富起來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與美國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當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訪問中國的時候，鄧小平就勸他不要再搞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那種消滅市場經濟、消滅企業家的做法，中國多年的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當時津巴布韦穆加貝受左的意識形態影響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鄧小平的善意的建議。鄧小平也知道與他根本講不通，在與穆加貝結束會晤之後，鄧小平對身邊的翻譯感歎地說，“這個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撞南牆不回頭。”
1978年11月，鄧小平應邀出訪新加坡。回國前，為了消除新加坡等國家對中國的疑慮，他撤銷了長期設置在中國內地的東南亞某國遊擊組織的電臺的對外廣播。
通過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樣一種務實的態度，此後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隨著中美關係的日益發展，從1980年代到本世紀的前十年，美國的政治首腦人物來訪中國，幾乎毫無例外地都不會忘記說這樣一句話：我們美國願意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自己的貢獻。雙方都認為，美國人說這樣一句話，再自然不過了。
鄧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聯繫，又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核心。鄧小平是懂得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應該如何在執政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改革與對外開放的，在這一方面，戈爾巴喬夫遠不夠成熟，鄧小平接待戈爾巴喬夫以後，翻譯在休息時間，問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鄧小平用四川話回答：“這個人看上去很聰明，其實很愚蠢。”雖然戈爾巴喬夫看上去儀表堂堂，但是他忘記了共產黨的領導是穩定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對於經濟發展所需的政治的穩定不利。
南方講話以後，他又讓黨內的保守派政治上邊緣化，從此以後，中國的以執政黨為中心的新權威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已經形成，從此以後，中國就擺脫了極左思潮與左的意識形態的干擾，在尊重常識，尊重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國可以解釋的政治話語，來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並在相互理解與合作共贏的過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江澤民時代也繼承了鄧小平時代的這些特點。更具體地說，江澤民時代提出了“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生產關係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這些新的話語實際上也體現出，中國拋棄了原來烏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國與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類的共同美好價值，這一系列新觀點和新觀念的提出，對保持良好中美關係，應該說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中國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新認識為基礎。
胡錦濤時期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發展觀”。提出中國要不斷地“有序擴大政治參與”，這些觀念在西方看來，中國在逐漸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幾年，中美關係開始走向緊張、衝突，甚至是惡性互動，究竟何以至此？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思路。
一種解釋是本質論。
概言之，就是認定對方的問題是對方本質的問題。並根據為一本質前提，推導演釋出結論來，例如當前有一種流傳廣泛的見解，認為美國的本質是霸權，害怕崛起的中國挑戰它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國打壓下去。美國打壓中國是霸權的本質所決定的。一般而言，中國民間很容易接受這樣的思維方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一看到某個角色出來，就會問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從所謂的好人與壞人看問題，就是本質論。中國自古從來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辯來看問題的，本質論的思維模式，簡單明瞭，表面上一語中的，一看就懂，無須進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結論，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種解釋可稱之為互動論。
所謂互動論，就是從歷史上對峙的雙方的關係是如何從歷史上發展演變過來的，彼此之間是如何理解對方的，如何在這一理解基礎上判斷對方，並作出自己反應的，這種反應又如何被對方理解，雙方是如何互動的，雙方關係是如何持續緊張、矛盾、衝突、危機，甚至爆發戰爭的。換言之，雙方的關係是一個持續的歷史互動過程。這種思維方式與解釋方式，比較符合歷史學的思維方式。通過互動論，可以更好地認識整個過程是如何逐漸被激化起來的。
互動論之所以比本質論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釋中美關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據，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關係還是相當友好的，為什麼近幾年雙方關係卻越來越差？2012年，美國兩黨的競選綱領中，對中美關係一直都很樂觀，共和黨比民主黨甚至更為樂觀，但到2016年，兩黨看法都改變了，本質論如何解釋2012年以前美國兩黨對華樂觀態度？按本質論的解釋，難道2012年美國人的態度就不是出於美國人的本質了？
從這個角度看，互動論更有解釋力。我在《中美關係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對中國主要有三個不滿：
第一方面，中國確實在逐漸強大，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一定的挑戰和壓力。
最近幾十年，中國得益於全球化，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甚至可以說，中國在全球化中獲益要比美國多，歐美大量製造業向中國轉移，因為中國的勞動力豐富，吃苦耐勞，資本為了追求利潤，自然會將產業轉移到中國。
這個過程造成兩個結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國企業出於成本考量向中國轉移，另一方面，美國則出現產業空洞化、出現大面積的“鐵銹地帶”，中國由此而快速實現經濟起飛，成為製造業大國，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則成為最大失利者，中國得利，美國失意，形成鮮明對比，所以美國對中國產生了負面印象。
與此同時，美國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動用國家力量來支持商業發展，即所謂的“重商主義”。中國利用強大高效的政府權威，在強大的舉國體制下，大量並購西方的高科技企業，讓這些高科技成果為我所用，大大提升發展速度。
舉國體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國模式備受側目，也使得美國人頗為妒忌。恰恰與此同時，而我們作為一個長期備受壓迫的民族，一旦強大起來之後，不少國人的心態也有所失衡，我們缺乏與世界相處的經驗，“富必驕，眾必囂，大必肆”的天下大國心理，在某些高調民族主義人群中極度膨脹，“厲害了我的國”。對方的誤解與疑慮也就越來越深，雙方的不滿交替上升。由此產生的越來越惡性的互動。
第二方面，美國覺得中國不但在崛起，還是以挑戰國際秩序的方式在強勢崛起。
在美國看來，中國不但是現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時又是現存秩序的挑戰者。美國自居為現存秩序的維護者，對中國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滿。
例如俄羅斯在吞併克裡米亞之後，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聯合國也要求俄羅斯退出克裡米亞，但遭到拒絕，因此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禁運。因為它們認為俄羅斯破壞了現存秩序，要對之進行懲罰。而中國希望在中東以外，開闢多管道的石油來源，也是一種民族利益的需要，於是與俄羅斯進行談判，並達成2700億美元的石油大訂單，一次性付款700億美元。這之於俄羅斯，實屬雪中送炭;之於美國，則被認定是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還有中國對津巴布韋的支持，對委內瑞拉的支持，這些國家都是美國要進行打壓的對手。美國認為，中國之所以和上述國家保持友好關係，是要重新組建“邪惡軸心”。此外中國為了伸張國家主權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包括香港問題、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美國也認為這些做法都是在挑戰現存國際秩序。
種種因素的疊加，讓美國將中國的強勢崛起，視作對現存秩序的破壞者。
第三方面，美國認為中國是以“紅色帝國”的姿態在強勢崛起。
我們為了國家的穩定，強調紅色基因;為了打擊腐敗，強調共產主義信仰;這是國內圍繞著社會穩定而採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這些做法讓美國啟動了對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警惕。美國認為強調“紅色基因”、“共產主義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歸極權主義的一元化集權，調度紅色的政治資源，則被理解為“紅色帝國化”。
另一方面，中國國內高調的民族主義，也使得美國覺得中國在咄咄逼人。
國內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國兩艘航空母艦，美國人就老實了。”“中國哪怕死10億人，中國還是世界老二。”“中國要趕快造成一千原子彈”，而這種高調的煽情宣傳，實際上也會影響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判斷，強化了他們對中國已經成為“紅色帝國”的刻板的錯誤印象，再進一步影響到美國的精英層和民間。去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評價已經到達歷史最低點。權威的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的最新統計顯示，美國對中國的惡感度已經達到73%，是近四十年來最高值。民主黨與共和黨政客為了競選的需要，為了討好選民，紛紛發表對中國不利的言論與宣示，可以看出，美國社會從民間到政府，對中國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誤解。
去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觀上造成很多問題。
新冠病毒的來源如何，目前並不清楚。而中國是最早發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很自然地讓一些人產生聯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國傳過去的。尤其是美國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較弱，中國的表現又特別好，這就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
中國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狀態，近乎於軍事化的動員體制，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獨特優勢。中國的政治結構從秦始皇時代開始的郡縣制，形成中央集權的體制，到了共產黨治理國家時期發揮到極致。共產黨的組織系統，能夠迅速將居委會、街道變成連排級的運營系統。而且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發生災害的情況下，最願意犧牲個人自由來實現集體目標。
中美關係由於這三大“不滿”：中國的崛起，中國強勢的崛起，以及中國作為被認為是以“紅色帝國”的方式崛起——啟動了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意識，這種敵對意識不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決策中，也讓普通民眾對中國表現出比較一致的負面看法，這個狀況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國國會以414：0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兩個涉台法案，這說明美國兩黨對中國問題的負面看法高度一致，這個投票率相當於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人對日本的看法，美國實際上已經把中國視作戰略敵人。
美國對於戰略敵人的判斷，牽涉到美國的戰略文化問題。美國的戰略文化有兩個特點：
其一，高度的實利主義的價值觀，你觸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敵人，這是第一個條件;
其二，對方被認為觸犯美國利益的同時，如果在意識形態上又被美國判斷為“邪惡者”，就符合第二個條件。
美國對戰略敵人的看法，屬於實利主義價值與理想主義價值的疊加。
如果一個國家在利益上和它有衝突，但還不是邪惡者，它並不將你視作敵人。
如果在價值觀上有很大衝突，而在利益上衝突並不大，它也不將你視作敵人。
當你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時候，體量以足夠大，它就會把你看作戰略對手，視作敵人。
二戰期間，美國也是如此對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國雖然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不滿，但是美國並沒有將日本視為戰略敵人，美日之間還在不斷做生意。日本什麼時候成為美國的敵人？源於日本做出的兩個行動，美國認為侵犯了美國的核心利益。
第一個行動，日本和德國、義大利建立聯盟，亦即“德意日聯盟”。
第二個行動，日本軍艦進入金蘭灣。日本此舉並非有意挑戰美國，主要是為了獲得印尼的石油資源，但美國認為日本的行動威脅到其在菲律賓的利益。
於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為美國的戰略敵人。美國一旦將對手視作戰略敵人，出手往往非常過分，缺少戰略對等的意識，這就是美國的特點。當時美國告訴日本，一旦拒絕美國的要求，就將截斷日本所有的石油進口管道，日本自然也不願意妥協，最後爆發了太平洋戰爭。
目前，中美之間現在已經陷入惡性互動的關係，美國已經把中國看作是戰略敵人，因此有可能對中國採取一些出手非常過分的行動，而當雙方的惡性互動達到一定程度，會使雙方都產生誤判，這些誤判的疊加，往往會讓局面失控，這才是最大的威脅。
有學者曾經提出假設：如果美國要求中國撤離在南海吹填造島的領土，撤走島礁上的軍事設備，中方必然拒絕，美國就可能將之炸毀。出現這種情況，應該怎麼應對？有些高調人士認為，如果美國這麼做，我方乾脆也將美國的關島基地炸毀。這樣的話，接下來美國國會很可能通過對中國的戰爭授權。之後雙方不斷地層層加碼，局面可能難以收拾。
當然，從目前的情況看，熱戰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戰的可能性確實很大，中美雙方都有必要改變這種惡性互動。如果冷戰激化，軍備競賽將會拖垮中國，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國在國際上擁有比中國更為強大的統籌能力，可以對中國周邊的國家進行拉攏，進而孤立中國，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這些年來，中國和周邊的不少國家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雖然目前它們絕大多數並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但在極端的情況下，事情是可能起變化的。
四、
中美對抗是一場雙輸的衝突，我們對中美現狀也需要有冷靜的分析：
第一，要意識到美強中弱是一個基本事實。
從美國的綜合國力、科技力，資源動員能力、文化力（話語力）、國際統籌力，軍事打擊力度等指標來看，確實要強於我國。目前的中美關係已經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說得重一點，中美關係現在什麼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場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衝突，如果出現這樣的惡性事件，美國國會就有可能通過對中國的戰爭授權，對華進行一場戰爭，儘管美國內部仍然存在著分裂和各種問題，然而，戰爭恰恰會被美國政客用來轉移國內矛盾，來形成內部的團結。
其次，我們要從大局上看，美國內部是多元化的。
這意味著在對華強硬派之外，還存在對華溫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從中獲利，他們希望中美之間保持友好關係，像美國的企業家、中產階級、高科技的供應商，和中國友好合作的願望是很強烈的。
基於這些基本認識，我們所應當採取的策略，可分為三點：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剛，以靜制動。
所謂以柔克剛，我們不要主動去刺激美國，使美國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國家資源，來威脅我們的國家利益，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謂以靜制動，我們不必對美國所有行動都採取對等性報復，美國實際目的是和中國脫鉤，它撤一個領事館，你也撤掉一個，如此你來我往，更加速了脫鉤的進程。美國要脫鉤，我們要做是事，應該正好相反。不能從面子出發，認為必須要對著幹才有面子，應該避免“面子思維”。
其次，中國應該就事論事，用常識說話，在商言商，淡化意識形態思維，不要將衝突上升為意識形態鬥爭。意識形態衝突的特點就是沒有妥協性，當雙方都以意識形態的方式互相解讀，問題就會陷入不可解的狀態，形成有你無我的敵對關係。
不要再提國際階級鬥爭這一套理論，一旦進入國際階級鬥爭的語境，就意味著要在國內尋找“國際階級敵人”的“國內代理人”，大量的留學生、華僑都會成為清理對象，這會將大量在中美之間有著密切聯繫的人推到對立面。
第三，關於體制的闡釋，要用發展型的闡釋替代意識形態的闡釋。
要化解國際上對於“中國是紅色帝國”的誤解，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發展型的體制，目標是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在闡釋上要去意識形態化，在國際上呈現一個開明的國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種做法，我們應對還需要柔中有剛。
不能以為實力有差距，就要處處退讓，這樣反而不利於保護國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剛和柔中有剛之間實現一種平衡，這確實需要智慧。
總而言之，我想表達的是，我們不能簡單化地用硬拼的鬥爭思維來應對中美關係。不能簡單認為，當年毛主席對帝國主義那麼強硬，帝國主義也拿我們沒辦法，中國還是強大起來了，所以現在也應該這麼做。時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劍。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做任何事情都與世界關係不大，而現在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深深地紮根於全球化之中，中國經濟的幾乎所有毛細血管，在無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滲透，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已經與世界聯結在一起，牽一髮而動全身，簡單地把大門關上，就會兩敗具傷，中國和世界已經緊密聯繫在一起，與封閉時代完全不同了。中國離不開世界，當然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我們必須要保持中國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困難，使局勢逐漸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們能夠有更為豐富的政治想像力，渡過難關，讓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
我是一個歷史學者，主要關注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化進程，近年來，我也主要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視角，來關注中美關係問題的。之前我寫的《中美關係的新思考》一文引發了不少關注，本文再進一步闡發一下我的觀點。
一、
我們先回顧一下中美關係的40年。首先從毛澤東時代的中美關係談起。
1969年珍寶島事件之後，中國面臨著來自蘇聯方面的軍事威脅，美國意識到中蘇關係的變化，從其自身利益出發，開始嘗試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
與此同時，毛澤東以政治家的想像力，邁出出乎當時一般人意料的第一步，那就是與“世敵”美國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毛澤東年譜》中記錄了毛澤東接見基辛格時的談話，毛澤東問過基辛格一個問題：“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中國人總是那麼排外？你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對這個問題怎麼看？”毛澤東使用了中國意識形態中很少使用的排外這一用語，而基辛格的回答同樣十分有分寸，他回答說“也許是因為中國人近代以來與外國人打交道吃虧太多了。”這個回答使毛澤東很滿意，雙方都用常識來對話，通過這兩位充滿政治智慧的大人物的坦率交流，雙方都意識到，對方已經超越了過去的意識形態，在共同應對蘇聯挑戰這一點上，求同存異，從此，雙方建立了越來越密切的關係。
在那個時代，中美關係有這樣一塊巨大的壓艙石，那就是雙方都要面對同一個強大對手——蘇聯。到了鄧小平時代，這個壓艙石仍然存在，鄧小平不失時機地利用了這一點，進一步改善中美關係。1978年年底，雙方宣佈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中美關係進入一個更加密切合作的新的時代。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中美關係的壓艙石就不復存在了。為什麼中美關係仍然可以保持著越來越密切關係？
首先，鄧小平意識到，和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對中國的改革開放是非常有利的。他在從美國回國的飛行途中，曾經對自己助手指出，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後來都富起來了。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必須與美國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作。
當津巴布韋總統穆加貝訪問中國的時候，鄧小平就勸他不要再搞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那種消滅市場經濟、消滅企業家的做法，中國多年的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當時津巴布韦穆加貝受左的意識形態影響很深，他根本不理解鄧小平的善意的建議。鄧小平也知道與他根本講不通，在與穆加貝結束會晤之後，鄧小平對身邊的翻譯感歎地說，“這個人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撞南牆不回頭。”
1978年11月，鄧小平應邀出訪新加坡。回國前，為了消除新加坡等國家對中國的疑慮，他撤銷了長期設置在中國內地的東南亞某國遊擊組織的電臺的對外廣播。
通過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來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這樣一種務實的態度，此後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隨著中美關係的日益發展，從1980年代到本世紀的前十年，美國的政治首腦人物來訪中國，幾乎毫無例外地都不會忘記說這樣一句話：我們美國願意為中國的現代化做出自己的貢獻。雙方都認為，美國人說這樣一句話，再自然不過了。
鄧小平既保持和西方的密切聯繫，又保持中國共產黨領導這個核心。鄧小平是懂得一個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是應該如何在執政黨的領導下，有序地進行改革與對外開放的，在這一方面，戈爾巴喬夫遠不夠成熟，鄧小平接待戈爾巴喬夫以後，翻譯在休息時間，問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的看法，鄧小平用四川話回答：“這個人看上去很聰明，其實很愚蠢。”雖然戈爾巴喬夫看上去儀表堂堂，但是他忘記了共產黨的領導是穩定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實際上對於經濟發展所需的政治的穩定不利。
南方講話以後，他又讓黨內的保守派政治上邊緣化，從此以後，中國的以執政黨為中心的新權威主義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已經形成，從此以後，中國就擺脫了極左思潮與左的意識形態的干擾，在尊重常識，尊重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多樣性，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超越左右，用世界各國可以解釋的政治話語，來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並在相互理解與合作共贏的過程中，融入世界文明大家庭，摸索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江澤民時代也繼承了鄧小平時代的這些特點。更具體地說，江澤民時代提出了“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先進生產關係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這些新的話語實際上也體現出，中國拋棄了原來烏托邦式的世界革命道路。宣示中國與世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追求人類的共同美好價值，這一系列新觀點和新觀念的提出，對保持良好中美關係，應該說有非常重要的促進作用。中國能加入WTO，正是世界各國對中國的新認識為基礎。
胡錦濤時期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發展觀”。提出中國要不斷地“有序擴大政治參與”，這些觀念在西方看來，中國在逐漸地融入世界。
二、
最近幾年，中美關係開始走向緊張、衝突，甚至是惡性互動，究竟何以至此？有兩種不同的解釋思路。
一種解釋是本質論。
概言之，就是認定對方的問題是對方本質的問題。並根據為一本質前提，推導演釋出結論來，例如當前有一種流傳廣泛的見解，認為美國的本質是霸權，害怕崛起的中國挑戰它的霸權地位，所以一定要把中國打壓下去。美國打壓中國是霸權的本質所決定的。一般而言，中國民間很容易接受這樣的思維方式，我們小時候看電影，一看到某個角色出來，就會問這個人是好人還是壞人。從所謂的好人與壞人看問題，就是本質論。中國自古從來就是以“君子小人”之辯來看問題的，本質論的思維模式，簡單明瞭，表面上一語中的，一看就懂，無須進一步思考，就可以得出結論，所以很能吸引人。 另外一種解釋可稱之為互動論。
所謂互動論，就是從歷史上對峙的雙方的關係是如何從歷史上發展演變過來的，彼此之間是如何理解對方的，如何在這一理解基礎上判斷對方，並作出自己反應的，這種反應又如何被對方理解，雙方是如何互動的，雙方關係是如何持續緊張、矛盾、衝突、危機，甚至爆發戰爭的。換言之，雙方的關係是一個持續的歷史互動過程。這種思維方式與解釋方式，比較符合歷史學的思維方式。通過互動論，可以更好地認識整個過程是如何逐漸被激化起來的。
互動論之所以比本質論更能合理、全面地解釋中美關係，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論據，那就是，之前多年中美關係還是相當友好的，為什麼近幾年雙方關係卻越來越差？2012年，美國兩黨的競選綱領中，對中美關係一直都很樂觀，共和黨比民主黨甚至更為樂觀，但到2016年，兩黨看法都改變了，本質論如何解釋2012年以前美國兩黨對華樂觀態度？按本質論的解釋，難道2012年美國人的態度就不是出於美國人的本質了？
從這個角度看，互動論更有解釋力。我在《中美關係的新思考》一文中也指出，西方對中國主要有三個不滿：
第一方面，中國確實在逐漸強大，對美國的霸權地位構成一定的挑戰和壓力。
最近幾十年，中國得益於全球化，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甚至可以說，中國在全球化中獲益要比美國多，歐美大量製造業向中國轉移，因為中國的勞動力豐富，吃苦耐勞，資本為了追求利潤，自然會將產業轉移到中國。
這個過程造成兩個結果，一方面是大量美國企業出於成本考量向中國轉移，另一方面，美國則出現產業空洞化、出現大面積的“鐵銹地帶”，中國由此而快速實現經濟起飛，成為製造業大國，在美國人看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美國則成為最大失利者，中國得利，美國失意，形成鮮明對比，所以美國對中國產生了負面印象。
與此同時，美國認為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動用國家力量來支持商業發展，即所謂的“重商主義”。中國利用強大高效的政府權威，在強大的舉國體制下，大量並購西方的高科技企業，讓這些高科技成果為我所用，大大提升發展速度。
舉國體制再加上全球化，中國模式備受側目，也使得美國人頗為妒忌。恰恰與此同時，而我們作為一個長期備受壓迫的民族，一旦強大起來之後，不少國人的心態也有所失衡，我們缺乏與世界相處的經驗，“富必驕，眾必囂，大必肆”的天下大國心理，在某些高調民族主義人群中極度膨脹，“厲害了我的國”。對方的誤解與疑慮也就越來越深，雙方的不滿交替上升。由此產生的越來越惡性的互動。
第二方面，美國覺得中國不但在崛起，還是以挑戰國際秩序的方式在強勢崛起。
在美國看來，中國不但是現存秩序的受益者，同時又是現存秩序的挑戰者。美國自居為現存秩序的維護者，對中國的做法自然有所不滿。
例如俄羅斯在吞併克裡米亞之後，受到世界各國的譴責，聯合國也要求俄羅斯退出克裡米亞，但遭到拒絕，因此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禁運。因為它們認為俄羅斯破壞了現存秩序，要對之進行懲罰。而中國希望在中東以外，開闢多管道的石油來源，也是一種民族利益的需要，於是與俄羅斯進行談判，並達成2700億美元的石油大訂單，一次性付款700億美元。這之於俄羅斯，實屬雪中送炭;之於美國，則被認定是挑戰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
還有中國對津巴布韋的支持，對委內瑞拉的支持，這些國家都是美國要進行打壓的對手。美國認為，中國之所以和上述國家保持友好關係，是要重新組建“邪惡軸心”。此外中國為了伸張國家主權而採取的一系列行動，包括香港問題、臺灣問題、南海問題，美國也認為這些做法都是在挑戰現存國際秩序。
種種因素的疊加，讓美國將中國的強勢崛起，視作對現存秩序的破壞者。
第三方面，美國認為中國是以“紅色帝國”的姿態在強勢崛起。
我們為了國家的穩定，強調紅色基因;為了打擊腐敗，強調共產主義信仰;這是國內圍繞著社會穩定而採取的一些政治上的做法。這些做法讓美國啟動了對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警惕。美國認為強調“紅色基因”、“共產主義信仰”、“不忘初心”等做法，是回歸極權主義的一元化集權，調度紅色的政治資源，則被理解為“紅色帝國化”。
另一方面，中國國內高調的民族主義，也使得美國覺得中國在咄咄逼人。
國內一些名嘴提出，“炸沉美國兩艘航空母艦，美國人就老實了。”“中國哪怕死10億人，中國還是世界老二。”“中國要趕快造成一千原子彈”，而這種高調的煽情宣傳，實際上也會影響到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中國的判斷，強化了他們對中國已經成為“紅色帝國”的刻板的錯誤印象，再進一步影響到美國的精英層和民間。去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評價已經到達歷史最低點。權威的民意調查機構皮尤的最新統計顯示，美國對中國的惡感度已經達到73%，是近四十年來最高值。民主黨與共和黨政客為了競選的需要，為了討好選民，紛紛發表對中國不利的言論與宣示，可以看出，美國社會從民間到政府，對中國已經形成了巨大的誤解。
去年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也在客觀上造成很多問題。
新冠病毒的來源如何，目前並不清楚。而中國是最早發生新冠肺炎疫情的國家，很自然地讓一些人產生聯想，即新冠病毒是中國傳過去的。尤其是美國的疫情防控能力比較弱，中國的表現又特別好，這就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反差。
中國本次疫情防控的高效狀態，近乎於軍事化的動員體制，發揮了前所未有的獨特優勢。中國的政治結構從秦始皇時代開始的郡縣制，形成中央集權的體制，到了共產黨治理國家時期發揮到極致。共產黨的組織系統，能夠迅速將居委會、街道變成連排級的運營系統。而且中國老百姓對政府的配合程度很高，尤其是在發生災害的情況下，最願意犧牲個人自由來實現集體目標。
中美關係由於這三大“不滿”：中國的崛起，中國強勢的崛起，以及中國作為被認為是以“紅色帝國”的方式崛起——啟動了美國對中國的敵對意識，這種敵對意識不僅存在于政治精英的決策中，也讓普通民眾對中國表現出比較一致的負面看法，這個狀況值得警惕。 三、
2019年5月，美國國會以414：0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兩個涉台法案，這說明美國兩黨對中國問題的負面看法高度一致，這個投票率相當於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人對日本的看法，美國實際上已經把中國視作戰略敵人。
美國對於戰略敵人的判斷，牽涉到美國的戰略文化問題。美國的戰略文化有兩個特點：
其一，高度的實利主義的價值觀，你觸犯我的根本利益，你就是我的敵人，這是第一個條件;
其二，對方被認為觸犯美國利益的同時，如果在意識形態上又被美國判斷為“邪惡者”，就符合第二個條件。
美國對戰略敵人的看法，屬於實利主義價值與理想主義價值的疊加。
如果一個國家在利益上和它有衝突，但還不是邪惡者，它並不將你視作敵人。
如果在價值觀上有很大衝突，而在利益上衝突並不大，它也不將你視作敵人。
當你同時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時候，體量以足夠大，它就會把你看作戰略對手，視作敵人。
二戰期間，美國也是如此對待日本的。1937年到1941年以前，美國雖然對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不滿，但是美國並沒有將日本視為戰略敵人，美日之間還在不斷做生意。日本什麼時候成為美國的敵人？源於日本做出的兩個行動，美國認為侵犯了美國的核心利益。
第一個行動，日本和德國、義大利建立聯盟，亦即“德意日聯盟”。
第二個行動，日本軍艦進入金蘭灣。日本此舉並非有意挑戰美國，主要是為了獲得印尼的石油資源，但美國認為日本的行動威脅到其在菲律賓的利益。
於是在1941年6月，日本真正成為美國的戰略敵人。美國一旦將對手視作戰略敵人，出手往往非常過分，缺少戰略對等的意識，這就是美國的特點。當時美國告訴日本，一旦拒絕美國的要求，就將截斷日本所有的石油進口管道，日本自然也不願意妥協，最後爆發了太平洋戰爭。
目前，中美之間現在已經陷入惡性互動的關係，美國已經把中國看作是戰略敵人，因此有可能對中國採取一些出手非常過分的行動，而當雙方的惡性互動達到一定程度，會使雙方都產生誤判，這些誤判的疊加，往往會讓局面失控，這才是最大的威脅。
有學者曾經提出假設：如果美國要求中國撤離在南海吹填造島的領土，撤走島礁上的軍事設備，中方必然拒絕，美國就可能將之炸毀。出現這種情況，應該怎麼應對？有些高調人士認為，如果美國這麼做，我方乾脆也將美國的關島基地炸毀。這樣的話，接下來美國國會很可能通過對中國的戰爭授權。之後雙方不斷地層層加碼，局面可能難以收拾。
當然，從目前的情況看，熱戰的可能性不大，但冷戰的可能性確實很大，中美雙方都有必要改變這種惡性互動。如果冷戰激化，軍備競賽將會拖垮中國，對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非常不利，而且美國在國際上擁有比中國更為強大的統籌能力，可以對中國周邊的國家進行拉攏，進而孤立中國，這種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這些年來，中國和周邊的不少國家都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雖然目前它們絕大多數並不願意在中美之間選邊站，但在極端的情況下，事情是可能起變化的。
四、
中美對抗是一場雙輸的衝突，我們對中美現狀也需要有冷靜的分析：
第一，要意識到美強中弱是一個基本事實。
從美國的綜合國力、科技力，資源動員能力、文化力（話語力）、國際統籌力，軍事打擊力度等指標來看，確實要強於我國。目前的中美關係已經到了十分嚴峻的地步，說得重一點，中美關係現在什麼都不缺，缺的就是一場流血事件，珍珠港式的重大衝突，如果出現這樣的惡性事件，美國國會就有可能通過對中國的戰爭授權，對華進行一場戰爭，儘管美國內部仍然存在著分裂和各種問題，然而，戰爭恰恰會被美國政客用來轉移國內矛盾，來形成內部的團結。
其次，我們要從大局上看，美國內部是多元化的。
這意味著在對華強硬派之外，還存在對華溫和派。中美40年的友好合作，有相當一部分美國人從中獲利，他們希望中美之間保持友好關係，像美國的企業家、中產階級、高科技的供應商，和中國友好合作的願望是很強烈的。
基於這些基本認識，我們所應當採取的策略，可分為三點：
首先，是利用水的智慧，以柔克剛，以靜制動。
所謂以柔克剛，我們不要主動去刺激美國，使美國有理由利用自身的國家資源，來威脅我們的國家利益，這一點非常重要。
所謂以靜制動，我們不必對美國所有行動都採取對等性報復，美國實際目的是和中國脫鉤，它撤一個領事館，你也撤掉一個，如此你來我往，更加速了脫鉤的進程。美國要脫鉤，我們要做是事，應該正好相反。不能從面子出發，認為必須要對著幹才有面子，應該避免“面子思維”。
其次，中國應該就事論事，用常識說話，在商言商，淡化意識形態思維，不要將衝突上升為意識形態鬥爭。意識形態衝突的特點就是沒有妥協性，當雙方都以意識形態的方式互相解讀，問題就會陷入不可解的狀態，形成有你無我的敵對關係。
不要再提國際階級鬥爭這一套理論，一旦進入國際階級鬥爭的語境，就意味著要在國內尋找“國際階級敵人”的“國內代理人”，大量的留學生、華僑都會成為清理對象，這會將大量在中美之間有著密切聯繫的人推到對立面。
第三，關於體制的闡釋，要用發展型的闡釋替代意識形態的闡釋。
要化解國際上對於“中國是紅色帝國”的誤解，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個發展型的體制，目標是發展經濟、提高國民生活水準，在闡釋上要去意識形態化，在國際上呈現一個開明的國家形象。
除了上述三種做法，我們應對還需要柔中有剛。
不能以為實力有差距，就要處處退讓，這樣反而不利於保護國家利益。如何在以柔克剛和柔中有剛之間實現一種平衡，這確實需要智慧。
總而言之，我想表達的是，我們不能簡單化地用硬拼的鬥爭思維來應對中美關係。不能簡單認為，當年毛主席對帝國主義那麼強硬，帝國主義也拿我們沒辦法，中國還是強大起來了，所以現在也應該這麼做。時代不同了，不能刻舟求劍。
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做任何事情都與世界關係不大，而現在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深深地紮根於全球化之中，中國經濟的幾乎所有毛細血管，在無所不在地在世界相互滲透，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已經與世界聯結在一起，牽一髮而動全身，簡單地把大門關上，就會兩敗具傷，中國和世界已經緊密聯繫在一起，與封閉時代完全不同了。中國離不開世界，當然世界也離不開中國。
我們必須要保持中國人的理性和智慧，去克服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困難，使局勢逐漸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希望我們能夠有更為豐富的政治想像力，渡過難關，讓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