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者，一种历史上声名狼藉的幽灵，突然浮出水面，成了当下的新闻热点。《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这些披着“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关爱同学”的名义复活，蔚成校园文化的诡异风气。
　　与这种“天使心肠”相比，发生于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事件”，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该校两名女生将自己的“古代汉语”老师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课堂上“批评文化”和“批评政府”。课堂上的自由争论本来无可厚非，反驳老师的观点，也是教学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惊讶的却是告密者的心机——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图端掉老师的饭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局告密，要把老师送进监狱。有如此“双管齐下”的周密手法，难怪她们从网民那里荣获了“极品告密者”的称号。
　　早在中世纪的教会独裁时代，告密者就曾经把大批无辜者送进异端裁判所，令她们以女巫的名义被活活烧死。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此后，明朝历代皇帝又设东厂监视锦衣卫，再设西厂监视锦衣卫和东厂，复设内行厂监视锦衣卫和东西厂。这种复杂的四重监视体系，培训了庞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清代不仅承袭了这一传统，而且变本加厉。雍正四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遭小人告密为“雍正去头”，结果戮尸枭众，满门抄斩。毕生为御诗润色的沈德潜，因《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告密者捅给乾隆，惨遭死后剖棺戮尸之祸。杭州人卓长龄所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告密者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乾隆大怒，亲令开棺戮尸，连孙子都被斩首……
　　即便在我个人的生命记忆里，告密也曾是一种规模盛大的文化形态，朋友、同事、亲戚和亲人之间互相检举，罗织罪名，俨然一场经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欢，而他们的每一种指控，都会成为政治迫害的依据。曾几何时，有多少敢于批评的中国人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贱民，在严酷打击中死去活来。
　　教师是那种最先面对告密者的群体。在大规模灾难降临之际，他们率先遭到造反学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动学术权威”。据官方数据统计，仅1967年8～9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学生打死，其中绝大部分是教师。例如，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那些曾经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浪漫少女、面带红晕的“祖国花朵”、满脸稚气的“革命小将”，就曾以政治正确的名义，检举揭发女副校长卞仲耘的诸多“罪行”，继而将其打死。
　　“告密+迫害+吞噬”的复合型狂欢，书写着最黑暗的民族记忆。1977年以后，教师重新找回了人的尊严，但告密者的幽灵仍在徘徊，并于今日再现了这幕令人吃惊的丑闻。众所周知，批评是帮助政府改进工作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方式，也是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容忍和听取不同意见，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标尺，而在以和谐为目标的社会中营造斗争气氛，置教师于被告密的恐惧之中，这不仅是教育的耻辱，更是社会正义和民主进程的敌人。
　　在英语中，告密者常被称之为“RAT”，含有“讨厌鬼”、“可耻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语义，但我不想在此过多苛责这样的学生。她们不过是某种制度的牺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适度的引导和矫正，还有恢复心灵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却是我们要加以严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们今天不起身阻止这种闹剧，那么它就会发育成更可怕的灾祸，并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历史最容易重演的，往往是它最丑恶的部分。
　　（作者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