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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官宦子弟杨安曾经目睹过战乱的年代，也在商海中打拼过，
最后，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终日呆在四合院里读书、写字、绘画的『闲人』。
杨安出生的那天，他父亲杨晓麓正好出狱。
入狱之前，杨晓麓是民国时期的衡阳市市长，因涉嫌“通匪”，被国民政府下令逮捕，白崇禧派遣了专机，将其押解囚禁于桂林陆军监狱。那是1949年，杨晓麓46岁。出狱亡命抵达解放了的贵阳的那一天，杨晓麓给家里拍了封电报，称“病愈出院”，祖父遂以双喜临门，父子平安，给新生儿取名为“安”。
53岁的时候，杨安在北京买下了一座四合院。两进的院落植樱桃、石榴、海棠、古藤，还有两株上百年的槐树，一株枣树，据说明代初年所栽，往年硕果累累，可惜去年发虫病，死了。
杨安坐在正房里，阳光从红花梨木窗格后透过来，西耳房看书，东耳房睡人，房里能听到风吹槐树，鸟啼昏晓，但身处闹市，车马不喧。虽然当下仍兼任香港万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一职，但若无要事，杨安一般不置啄，不插手。他每天凌晨四点睡觉，阅读和写作的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除了必须的会客和外出酬酢，他终日沉浸沉在民国的史料堆里，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去探寻研究父亲的前半生和他身后的民国时代。
在西厢房外，杨安挂了这样一副楹联：“明月满尊开上阁，古香半榻捡藏书”，那是清代颜书第一人钱丰（南园）的手泽，也是他多年来的生活写照。
重新发现民国
杨安第二天要去武汉，查史料。“原来我祖父在那边近40年，父亲也是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的厅级官员，武汉沦陷日军之前才率一大家子人回到久别的家乡湖南。”北京的阳光有似北平，从红花梨门窗外透过来，杨安坐在沙发上：“我现在的日常生活，主要是阅读民国。”
杨安的祖父杨京伯于民国元年主政宁远，是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千名开国县长之一，又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和治水大员，治荆江三十余年，曾在抢险中七日不下堤，导致双眼几近失明，双耳几近失聪。杨安的高祖杨健是嘉庆元年进士，累官至湖北巡抚，是清朝著名的封疆大吏；至于京伯之子、杨安之父杨晓麓，前半生以大学教授入仕，1946年当选衡阳民选的参议会议长，1949年6月当选衡阳市市长，是副省级的民国官员。
1948年，有见于杨氏父子对民国的贡献，京伯八十晋一寿诞之时，蒋介石特颁“仁心毅力”寿匾以资褒扬，当地报载“往贺者约三千以上”，可谓“子贵孙荣”、“德之所归”。
“但几个月之后，我父亲就在策划起义了─他那时候就已经跟中共地下党有了接触。”彼时杨安尚未出生，63年之后的今天，这成为他阅读和研究的最大命题：“蒋介石对他这么好，为什么我父亲会有这样一个转变？”追问的结果，便是重新发现父亲，也重新发现民国的过程。
这几年来，他奔波于衡阳、武汉、南京乃至日本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发现父亲的名字屡屡见诸报端和政府文牍。例如参选议长时，杨晓麓遭遇选举斗争和阴谋的当选感言；他在任内赴南京请建中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并获蒋介石批准；他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严重的“政客”习气，亲自撰写社论，抨击政客“搞”政治的弊端，并弹劾行政不力、有贪污嫌疑的某市长，致其请辞下台；他向代总统李宗仁面呈手折，请求迅即颁令抗战纪念城不设防，以免衡阳城再罹浩劫；他还在省报上振臂一呼，激发湖南大学的学生示威游行，粉碎了祸国殃民的20万湘南自卫军建军计划……
“这些史料都很有意思。”杨安拿起烟斗。“父亲有好几个版本的自传手稿存世”，而杨安的想法是，写一本衡阳抗战史，写一本《父亲的民国往事》。“就像写一个陌生的历史人物─我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研究。”
在杨安的书房里，随处可见民国相关的史籍，例如全套的《中华民国史》、《衡阳历史文化丛书》、《衡阳解放》、《文史资料选辑》、《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喋血孤城：中日衡阳攻防战》、《衡阳保卫战》、《中国命运关键十年（1937-1947）》、《1949大撤退》……而父亲与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程潜、白崇禧、薛岳、赵恒惕等众多民国政要之间的函电、呈文，更是厚及盈箧。
民国政要及文化人的传记是杨安的必读书，蒋氏父子自不必说，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傅作义、何键等要人的传记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上，文化人胡适、梁漱溟、陈寅恪、沈从文、张中行等人也尽在阅读的范围之内。 杨安喜欢港台版的历史书，客厅茶几上放着好几本，以备翻阅，如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以及台版《传记文学》等。
书写父亲，等于是对民国的人和事的一次回眸，也是对民国风范的一次巡礼。写一本严肃的书，“你必须大量的阅读，经过爬梳剔抉，把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融进来，那个年代的得失成败，要客观地反映出来” 。
另外一种生活
1949年，在追随程潜、唐生智和谢晋等人和平起义的过程中，以杨晓麓为首在全省掀起一场反对并粉碎民国时期国防部次长黄杰、衡阳警备区中将司令蒋伏生的20万“湘南自卫军计划”运动，因而遭蒋伏生等联名举报涉嫌“通匪”，被国民政府行政院逮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并由族叔、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杨绩荪保释，才得以出狱。
1957年，杨晓麓被错划为右派，赋闲在家，读书写字，而耄耋之年的杨京伯也整天读线装古籍，写大楷，吟唱古诗，那成为杨安文史及书法学养上最早的熏陶。
“所谓书香世家，就是进了客厅就会闻到墨香书香”，时隔半个多世纪，杨安还记得祖父的激励之法：“背古诗词写毛笔字，背好了写好了，爷爷就给两分钱─那时候两分钱可以买一包青皮的炒豆。”
杨京伯平生过手公帑巨款无数，但廉洁自持，终生不置恒产，有“布衣京伯”之称。在这一点上，杨晓麓有若乃父。前几年杨安与父亲至交方先觉将军之子方略面晤，两人谈及当年两家官邸旧址，方略问：“当年我家住在衡阳黄茶岭，你们杨公馆在哪里？”杨安答：“我们家所谓没有公馆，从来都是租的房子，无恒产，无定所。”方略调侃地笑笑说：“你爸不会做官。”
京伯晓麓父子应该想不到，孙儿辈的杨安有一天会变成房地产商。1987年，杨安由湖南调往某经济特区，本拟安排为艺术学校的校长。当时学校尚未组建，无法解决住房问题，恰好有某房地产公司向当地人事局要人，阴差阳错地，杨安便入了行。 在房地产这一行，他是最早吃到螃蟹的人。但出人意料的是，2000年正当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杨安急流勇退，选择回归书斋。“我学西洋画出身，30多岁下海，做了12年左右，感觉赚的钱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赚，可能还可以赚很多钱，但我的兴趣是过另外一种生活─读书人的生活。”
2002年，他以当时1000万元的“天价”买下位于秦老胡同这套原属清代某施姓中堂的四合院，将之全盘改造。杨安请教专家，亲自为四合院画设计图。不过，虽然是重建，但规制一如从前，因此大门楼、影壁、月亮门、垂花门都保留，除正房耳房厢房外，院中尚有抄手游廊，假山临水，鱼潜于中，草木都是旧岁月的模样。正房净高6.8米，在北京四合院里堪称之最。最具匠心之处，是将红柱改漆黑漆，而红花梨门窗则采用本色，只经打蜡即可。十年过去，京城完好的四合院日渐陨没，而杨氏私宅则水涨船高─如今价值已经过亿，相较十年前，价格翻了10倍。
每逢节日，杨安便在四合院里摆起旧年间王府大院里唱起的堂会，中国京剧院的名角儿悉数登场，不少社会名流更是慕名而来。静下心来读书后，杨安也关心起了家国大事，贺卫方、雷颐等学者常是座上宾客。
尽管承认民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始终认为，民国政府是有勇气的，有明确的施政目标。“我这几年在民国史料里遨游的时候就像进入了民国。”杨安说，“为先人写点东西，留住珍贵的记忆，留存大时代的历史，黾勉以赴尽人子之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史料看多了，回头来看今天的现实，就会有些失望，总有步履蹒跚之叹。”
开通微博后，他常对时事民生发表看法，嬉笑怒骂，俨然野狐禅一派的“公知”。当年经商时，“跟你说老实话，”杨安说，“我对时政不关心，连《新闻联播》也是不看的。”
“文革”及改革开放初期，杨安在衡阳市图书馆工作，在国人无书可读的年代，他“坐拥书城”，私享“读书无禁区”的待遇；如今他隐在闹市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书房是书房，卧室是书房，客厅也是书房，厅一侧有案，平日可写字画画。打开门，清风徐来，春秋交迭，时光便这样慢慢地过去。
16岁之前，杨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后者说大丈夫在世，须做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但又“希望孩子跟着潮流走，不要有杀身之祸”。战争的丧乱和离散、浊世里造就的英雄，都已成明日黄花，今日是和平的年代。而在杨安眼中，自己依旧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为了理想去献身我也愿意，但历史没有给我这种机会去献身，那就先且活着吧。”杨安笑道。
【对话杨安】
浸泡在史料里的人
记者：青年时代你是怎么读书的？
杨安：我以前做过12年的图书馆助理馆员、馆员。那时书库99%都是禁书，“文革”后的数年里也大多不开放，而我却有这个阅读便利。读的比较多的是哲学、美学、艺术论著、史学，还有西方美术诸流派的书籍，以及国内外的小说、散文、诗歌名著。可以说，三十多岁前我是同代人中最有条件读书，也是读书较多、涉猎较广的人之一。
记者：你也喜欢看哲学？
杨安：因为l980年代曾想报考美术史论专业，对西方哲学，尼采、萨特、叔本华、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有涉猎，对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的美学论著也都下过一番功夫。最近在读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因为意外地发现父亲在武昌就读外国语大学时创办了无政府主义期刊，包括重读巴金，他也曾是该政治哲学思潮的狂热信徒。
记者：历史方面的书呢？
杨安：近年主要读民国方面的，如陈立夫的《成败之鉴》，关中的《中国命运关键十年—美国与国共谈判真相》，台湾《传记文学》我也收藏不少。还要特别提到《蒋介石日记》，这是一个人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生命历程的记录，也是民国历史的一部原始记录，令人感动。这些对我目前的研究课题都极有帮助。
记者：古人的书你喜欢读哪些？
杨安：清朝的读得较多，如我的高祖湖北巡抚杨健的《杨中丞遗稿》用心读了几遍。曾国藩的家书，我读的是原文，不读白话翻译版本。中国社科院八十多岁的研究员、清史专家龙盛运世兄曾说过，清代文字很好懂，有点文言基础就可以读，有的简直接近于白话文。我想这个建议对大家都会有用。
记者：你对民国手札很有兴趣？
杨安：是的，我特别喜欢读民国时期的手札。这些手札大多是文言，一种半文半白的书面文体，文字简练精粹，要言不繁，又极重礼仪，是民国士人风范集大成者。这种文体着实令我入迷，但懂的人不多了，写的人更少了，很可惜。这几年我在民国史料里泡得多，加之幼承家教，文言阅读和写作也有较大的提高。检读父亲的往来函电，以及父亲呈蒋介石文，呈孙科文，呈李宗仁文，都是传世美文。父亲私函存世极少，倒是公文函电很多，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当然也是手札文体，都很注重文采。看看如今的大白话公文，遑论假话空话套话，就以文学性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传世价值。父亲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完成私塾到大学教育，他身上比较有这些东西，我将为他编纂出版一本文稿遗存。
记者：那现代的作者你喜欢谁？
杨安：龙应台、齐邦媛我都喜欢读。他们的白话文都有较好的文言垫底。张大春的《聆听父亲》等书我也有读。沈从文是个文字魔手，如《湘西漫记》等，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那些古怪精灵的隽永文字的。读沈从文还有几个原因，一是抗战时期我父亲是湖南省参议会的高官，沈是省参议员，他们之间有点故事；二是沈和父亲先后在“湘西王”陈渠珍幕下工作过，年少的沈是类似书童的文书，中年的父亲是高级贴身幕僚，沈对恩师的许多回忆文字令我感到亲近；三是沈写湘西风土人情以及写麻阳船、麻阳水手（父亲曾任过那个县的县长）的文字，对我撰写父亲的民国往事有参考价值。
记者：有什么书是重复读的？
杨安：台湾四公子之一沈君山仿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所写的《浮生后记》、《浮生再记》、《浮生三记》，还有一个朋友送的几本民国手札—《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这些都是短篇，作为休闲，我会重复读一读。
最后，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终日呆在四合院里读书、写字、绘画的『闲人』。
杨安出生的那天，他父亲杨晓麓正好出狱。
入狱之前，杨晓麓是民国时期的衡阳市市长，因涉嫌“通匪”，被国民政府下令逮捕，白崇禧派遣了专机，将其押解囚禁于桂林陆军监狱。那是1949年，杨晓麓46岁。出狱亡命抵达解放了的贵阳的那一天，杨晓麓给家里拍了封电报，称“病愈出院”，祖父遂以双喜临门，父子平安，给新生儿取名为“安”。
53岁的时候，杨安在北京买下了一座四合院。两进的院落植樱桃、石榴、海棠、古藤，还有两株上百年的槐树，一株枣树，据说明代初年所栽，往年硕果累累，可惜去年发虫病，死了。
杨安坐在正房里，阳光从红花梨木窗格后透过来，西耳房看书，东耳房睡人，房里能听到风吹槐树，鸟啼昏晓，但身处闹市，车马不喧。虽然当下仍兼任香港万亚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一职，但若无要事，杨安一般不置啄，不插手。他每天凌晨四点睡觉，阅读和写作的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除了必须的会客和外出酬酢，他终日沉浸沉在民国的史料堆里，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去探寻研究父亲的前半生和他身后的民国时代。
在西厢房外，杨安挂了这样一副楹联：“明月满尊开上阁，古香半榻捡藏书”，那是清代颜书第一人钱丰（南园）的手泽，也是他多年来的生活写照。
重新发现民国
杨安第二天要去武汉，查史料。“原来我祖父在那边近40年，父亲也是民国时期湖北省政府的厅级官员，武汉沦陷日军之前才率一大家子人回到久别的家乡湖南。”北京的阳光有似北平，从红花梨门窗外透过来，杨安坐在沙发上：“我现在的日常生活，主要是阅读民国。”
杨安的祖父杨京伯于民国元年主政宁远，是孙中山亲自委任的千名开国县长之一，又是著名的水利专家和治水大员，治荆江三十余年，曾在抢险中七日不下堤，导致双眼几近失明，双耳几近失聪。杨安的高祖杨健是嘉庆元年进士，累官至湖北巡抚，是清朝著名的封疆大吏；至于京伯之子、杨安之父杨晓麓，前半生以大学教授入仕，1946年当选衡阳民选的参议会议长，1949年6月当选衡阳市市长，是副省级的民国官员。
1948年，有见于杨氏父子对民国的贡献，京伯八十晋一寿诞之时，蒋介石特颁“仁心毅力”寿匾以资褒扬，当地报载“往贺者约三千以上”，可谓“子贵孙荣”、“德之所归”。
“但几个月之后，我父亲就在策划起义了─他那时候就已经跟中共地下党有了接触。”彼时杨安尚未出生，63年之后的今天，这成为他阅读和研究的最大命题：“蒋介石对他这么好，为什么我父亲会有这样一个转变？”追问的结果，便是重新发现父亲，也重新发现民国的过程。
这几年来，他奔波于衡阳、武汉、南京乃至日本等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发现父亲的名字屡屡见诸报端和政府文牍。例如参选议长时，杨晓麓遭遇选举斗争和阴谋的当选感言；他在任内赴南京请建中国唯一的抗战纪念城并获蒋介石批准；他针对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严重的“政客”习气，亲自撰写社论，抨击政客“搞”政治的弊端，并弹劾行政不力、有贪污嫌疑的某市长，致其请辞下台；他向代总统李宗仁面呈手折，请求迅即颁令抗战纪念城不设防，以免衡阳城再罹浩劫；他还在省报上振臂一呼，激发湖南大学的学生示威游行，粉碎了祸国殃民的20万湘南自卫军建军计划……
“这些史料都很有意思。”杨安拿起烟斗。“父亲有好几个版本的自传手稿存世”，而杨安的想法是，写一本衡阳抗战史，写一本《父亲的民国往事》。“就像写一个陌生的历史人物─我抱着这样一种心态去研究。”
在杨安的书房里，随处可见民国相关的史籍，例如全套的《中华民国史》、《衡阳历史文化丛书》、《衡阳解放》、《文史资料选辑》、《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喋血孤城：中日衡阳攻防战》、《衡阳保卫战》、《中国命运关键十年（1937-1947）》、《1949大撤退》……而父亲与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程潜、白崇禧、薛岳、赵恒惕等众多民国政要之间的函电、呈文，更是厚及盈箧。
民国政要及文化人的传记是杨安的必读书，蒋氏父子自不必说，李宗仁、白崇禧、程潜、傅作义、何键等要人的传记整整齐齐摆在书架上，文化人胡适、梁漱溟、陈寅恪、沈从文、张中行等人也尽在阅读的范围之内。 杨安喜欢港台版的历史书，客厅茶几上放着好几本，以备翻阅，如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齐邦媛的《巨流河》、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以及台版《传记文学》等。
书写父亲，等于是对民国的人和事的一次回眸，也是对民国风范的一次巡礼。写一本严肃的书，“你必须大量的阅读，经过爬梳剔抉，把波澜壮阔的历史大背景融进来，那个年代的得失成败，要客观地反映出来” 。
另外一种生活
1949年，在追随程潜、唐生智和谢晋等人和平起义的过程中，以杨晓麓为首在全省掀起一场反对并粉碎民国时期国防部次长黄杰、衡阳警备区中将司令蒋伏生的20万“湘南自卫军计划”运动，因而遭蒋伏生等联名举报涉嫌“通匪”，被国民政府行政院逮捕入狱，后经多方营救，并由族叔、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杨绩荪保释，才得以出狱。
1957年，杨晓麓被错划为右派，赋闲在家，读书写字，而耄耋之年的杨京伯也整天读线装古籍，写大楷，吟唱古诗，那成为杨安文史及书法学养上最早的熏陶。
“所谓书香世家，就是进了客厅就会闻到墨香书香”，时隔半个多世纪，杨安还记得祖父的激励之法：“背古诗词写毛笔字，背好了写好了，爷爷就给两分钱─那时候两分钱可以买一包青皮的炒豆。”
杨京伯平生过手公帑巨款无数，但廉洁自持，终生不置恒产，有“布衣京伯”之称。在这一点上，杨晓麓有若乃父。前几年杨安与父亲至交方先觉将军之子方略面晤，两人谈及当年两家官邸旧址，方略问：“当年我家住在衡阳黄茶岭，你们杨公馆在哪里？”杨安答：“我们家所谓没有公馆，从来都是租的房子，无恒产，无定所。”方略调侃地笑笑说：“你爸不会做官。”
京伯晓麓父子应该想不到，孙儿辈的杨安有一天会变成房地产商。1987年，杨安由湖南调往某经济特区，本拟安排为艺术学校的校长。当时学校尚未组建，无法解决住房问题，恰好有某房地产公司向当地人事局要人，阴差阳错地，杨安便入了行。 在房地产这一行，他是最早吃到螃蟹的人。但出人意料的是，2000年正当生意如日中天的时候，杨安急流勇退，选择回归书斋。“我学西洋画出身，30多岁下海，做了12年左右，感觉赚的钱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赚，可能还可以赚很多钱，但我的兴趣是过另外一种生活─读书人的生活。”
2002年，他以当时1000万元的“天价”买下位于秦老胡同这套原属清代某施姓中堂的四合院，将之全盘改造。杨安请教专家，亲自为四合院画设计图。不过，虽然是重建，但规制一如从前，因此大门楼、影壁、月亮门、垂花门都保留，除正房耳房厢房外，院中尚有抄手游廊，假山临水，鱼潜于中，草木都是旧岁月的模样。正房净高6.8米，在北京四合院里堪称之最。最具匠心之处，是将红柱改漆黑漆，而红花梨门窗则采用本色，只经打蜡即可。十年过去，京城完好的四合院日渐陨没，而杨氏私宅则水涨船高─如今价值已经过亿，相较十年前，价格翻了10倍。
每逢节日，杨安便在四合院里摆起旧年间王府大院里唱起的堂会，中国京剧院的名角儿悉数登场，不少社会名流更是慕名而来。静下心来读书后，杨安也关心起了家国大事，贺卫方、雷颐等学者常是座上宾客。
尽管承认民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始终认为，民国政府是有勇气的，有明确的施政目标。“我这几年在民国史料里遨游的时候就像进入了民国。”杨安说，“为先人写点东西，留住珍贵的记忆，留存大时代的历史，黾勉以赴尽人子之心，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史料看多了，回头来看今天的现实，就会有些失望，总有步履蹒跚之叹。”
开通微博后，他常对时事民生发表看法，嬉笑怒骂，俨然野狐禅一派的“公知”。当年经商时，“跟你说老实话，”杨安说，“我对时政不关心，连《新闻联播》也是不看的。”
“文革”及改革开放初期，杨安在衡阳市图书馆工作，在国人无书可读的年代，他“坐拥书城”，私享“读书无禁区”的待遇；如今他隐在闹市中，“躲进小楼成一统”，书房是书房，卧室是书房，客厅也是书房，厅一侧有案，平日可写字画画。打开门，清风徐来，春秋交迭，时光便这样慢慢地过去。
16岁之前，杨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后者说大丈夫在世，须做一点轰轰烈烈的事，但又“希望孩子跟着潮流走，不要有杀身之祸”。战争的丧乱和离散、浊世里造就的英雄，都已成明日黄花，今日是和平的年代。而在杨安眼中，自己依旧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即使为了理想去献身我也愿意，但历史没有给我这种机会去献身，那就先且活着吧。”杨安笑道。
【对话杨安】
浸泡在史料里的人
记者：青年时代你是怎么读书的？
杨安：我以前做过12年的图书馆助理馆员、馆员。那时书库99%都是禁书，“文革”后的数年里也大多不开放，而我却有这个阅读便利。读的比较多的是哲学、美学、艺术论著、史学，还有西方美术诸流派的书籍，以及国内外的小说、散文、诗歌名著。可以说，三十多岁前我是同代人中最有条件读书，也是读书较多、涉猎较广的人之一。
记者：你也喜欢看哲学？
杨安：因为l980年代曾想报考美术史论专业，对西方哲学，尼采、萨特、叔本华、弗洛依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有涉猎，对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的美学论著也都下过一番功夫。最近在读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因为意外地发现父亲在武昌就读外国语大学时创办了无政府主义期刊，包括重读巴金，他也曾是该政治哲学思潮的狂热信徒。
记者：历史方面的书呢？
杨安：近年主要读民国方面的，如陈立夫的《成败之鉴》，关中的《中国命运关键十年—美国与国共谈判真相》，台湾《传记文学》我也收藏不少。还要特别提到《蒋介石日记》，这是一个人从二十多岁到八十多岁生命历程的记录，也是民国历史的一部原始记录，令人感动。这些对我目前的研究课题都极有帮助。
记者：古人的书你喜欢读哪些？
杨安：清朝的读得较多，如我的高祖湖北巡抚杨健的《杨中丞遗稿》用心读了几遍。曾国藩的家书，我读的是原文，不读白话翻译版本。中国社科院八十多岁的研究员、清史专家龙盛运世兄曾说过，清代文字很好懂，有点文言基础就可以读，有的简直接近于白话文。我想这个建议对大家都会有用。
记者：你对民国手札很有兴趣？
杨安：是的，我特别喜欢读民国时期的手札。这些手札大多是文言，一种半文半白的书面文体，文字简练精粹，要言不繁，又极重礼仪，是民国士人风范集大成者。这种文体着实令我入迷，但懂的人不多了，写的人更少了，很可惜。这几年我在民国史料里泡得多，加之幼承家教，文言阅读和写作也有较大的提高。检读父亲的往来函电，以及父亲呈蒋介石文，呈孙科文，呈李宗仁文，都是传世美文。父亲私函存世极少，倒是公文函电很多，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当然也是手札文体，都很注重文采。看看如今的大白话公文，遑论假话空话套话，就以文学性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传世价值。父亲在晚清和民国初期完成私塾到大学教育，他身上比较有这些东西，我将为他编纂出版一本文稿遗存。
记者：那现代的作者你喜欢谁？
杨安：龙应台、齐邦媛我都喜欢读。他们的白话文都有较好的文言垫底。张大春的《聆听父亲》等书我也有读。沈从文是个文字魔手，如《湘西漫记》等，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写出来那些古怪精灵的隽永文字的。读沈从文还有几个原因，一是抗战时期我父亲是湖南省参议会的高官，沈是省参议员，他们之间有点故事；二是沈和父亲先后在“湘西王”陈渠珍幕下工作过，年少的沈是类似书童的文书，中年的父亲是高级贴身幕僚，沈对恩师的许多回忆文字令我感到亲近；三是沈写湘西风土人情以及写麻阳船、麻阳水手（父亲曾任过那个县的县长）的文字，对我撰写父亲的民国往事有参考价值。
记者：有什么书是重复读的？
杨安：台湾四公子之一沈君山仿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所写的《浮生后记》、《浮生再记》、《浮生三记》，还有一个朋友送的几本民国手札—《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这些都是短篇，作为休闲，我会重复读一读。